[共識網導讀] 古稀之年的董橋先生精神正好,沒有一點退隱江湖的意味,反而多了一份知天命後的瀟灑自在,那些在他的現實打拼之餘,在深夜或黎明寫就的情致美文,都是來自于一段無限美好的舊時光。
《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麽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綫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臺灣讀書,爲什麽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臺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臺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臺灣去。
到了臺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爲那時候已 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臺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 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臺北這麽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臺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踪,有這麽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麽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麽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麽的,還是比臺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爲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麽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况之下,你說你怎麽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臺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 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 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爲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臺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幸考上,然後才可 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大師》:董先生,我看過您寫的一些文章,回憶南洋時代父親 的書房,你小時候泡在父親書房,是一種自發的性情嗎?
董橋:自發的,都是自發的,有很多書我都看完了,我父親都忘了他有什麽書了,我就躲在裏面看,那時候看好多書,都是綫裝的老書,那些明清筆記一大堆。
《大師》:後來您去臺灣讀書,爲什麽選擇當時以工科見長的成功大學?
董橋:那個時候沒得選擇。當時印尼排華,學校都關門了,學生沒有書念,有一大批回到中國大陸,還有另外一大批回到臺灣去。我父親是國民黨,所以我當然回臺灣了,我有很多同學到大陸,我們幾個同學就一起到臺灣去。
到了臺灣之後要從頭考,考完之後再分發你到哪個學校去,考得不好的就要去念先修班,幸虧我考到了,就分配直接到大學去,當然不能去台大,因爲那時候已 經過了開學時間,我們的船是9月中旬才到臺灣,到考完試都10月了,學校都開學了,就分發就到台南去,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候是個理工科很有名的學校,文學很 小,就是中文系、英文系,台南是一個非常樸實的鄉下地方,沒有臺北這麽繁華,我在那邊讀了四年,是我很開心的一段日子。
《大師》:有個傳說,五十年代在臺灣的大學裏面看禁書的學生會神秘失踪,有這麽緊張的氣氛嗎?
董橋:有,肯定有。那時候到處都是標語,“匪諜自首,既往不咎”,你要舉報匪諜,你就有功勞了,學校裏面很嚴,有教官。有的學生亂講話,我們親眼看到的就有一兩個學長不見了,被抓去了,那個時候已經1960年了,還是那麽嚴。
《大師》:您曾經在《憶往》裏面寫,美滿的婚姻是把兩個不同情節的故事編進一部小說了,融化成一個結局。您太太是您的大學同學?
董橋:在台南成大的同班同學。文章你也相信(笑),怎麽寫都可以。婚姻還是要碰運氣吧,有的婚姻不能成功,有的婚姻大家遷就一點就成功了。
《大師》:當年成功大學畢業都不好找工作嗎?
董橋:也不見得,我們那時候畢業之後也糊裏糊塗,一下子就結婚,去新加坡住了一陣子,就跑來香港了,香港還是蠻好的,生活、找工作什麽的,還是比臺灣好一點點,機會多一點吧。
《大師》:好像剛到香港的時候你也比較辛苦?
董橋:對啊,因爲找不到一個固定的職業,那就做翻譯、教家教之類的,我什麽都做過了。即使找到要坐班的工作,晚上也要兼很多事情做。
《大師》:小時候您家裏條件好像還不錯,那個時候就完全要靠自己了?
董橋:我不太喜歡靠家裏,而且那個時候要寄錢回大陸去,是南洋那邊寄來給我,我再轉到大陸給一些親人。六十年代的香港苦得要命,那時候真是一個黑白電影的世界,大家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在種情况之下,你說你怎麽樣靠家裏養活,也不太好,反正自己就做很多工作。
《大師》:五六十年代在臺灣和香港,您一直和大陸的親戚有聯繫,那時候對五六十年代的大陸瞭解嗎?
董橋:那時候他們苦得要命,也沒得吃,我們這裏要寄很多東西去,香港有一些商行專門替你匯錢和東西回去。所謂東西就是糖、奶粉這一些,一箱箱弄好,你 給他錢,他幫你寄過去。那時候也有很多人偷渡來香港,游水過來,很苦很苦。我有很多中學同學不是去大陸念書的嘛,後來有偷渡跑出來的,有倆兄弟半路上游水 過來,結果弟弟就死了,很多這種故事,很慘的。
《大師》:您七十年代初去英國留學是很偶然的一個機會?
董橋:對啊,因爲那個時候要自己去留學的話,我已經結了婚有了孩子,去的話很貴的。剛好英國廣播電臺在香港招聘,我就去考,一考就僥幸考上,然後才可以帶全家人去,那是個機會。然後到了英國就是就半工半讀,一邊上班一邊到學生裏面去報名讀書。
《大師》:你很重視在英國八年的時間?
董橋:其實我很重視每一個地方,住過的地方,或者是去過的地方。因爲我覺得寫文章的人,越是可以到各種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對寫作我看是會有很大的幫 助。比如說南洋好幾個地方我都住過,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年輕時候我去了很多地方,就看到很多不同的生活。我覺得要寫東西的人應該有機會爭取到各種不同的 地方去看看,能住一段日子最好,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大師》:也是七十年代初的時候您對中國近代史、近代史人物傳記這塊感興趣,爲什麽您在倫敦的時候,反而會對中國近代史這塊感興趣呢?
董橋:我看人總是這樣子,你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外國的東西好,你到了外國呢,又覺得中國的月亮大,每個人都會這樣想,到了英國之後就很想知道更多一些中 國的東西。那個時候英國倫敦大學有個亞非學院,劍橋、牛津圖書館,太好的中文書都有,比臺灣大學裏面的書都要多和齊,早年抗戰之前的,清末的,那些全部 有,這很難得,我很奇怪怎麽會收這麽多書,那個時候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書。
《大師》:那段時間你不光是系統地學英文,其實反過來也對中文下工夫。
董橋:學英文,我想是占最多的時間。因爲你在中國大學裏面,所謂的外文系學到的還是很有限。你要把英文弄好,要生活在他們的地方,跟他們的人交往,然後整個進入他們的狀態裏面去,那你就慢慢可以摸到那個語言真正的一些深邃。
那個時候我很用功,比如說所有18世紀、19世紀經典的書,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看,看不懂也要看,看不懂就看到懂爲止,那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對于 我來說也是一個反省機會,整個是另外一種文化的洗禮,那種振蕩很大,你真正進到他們的世界裏面去,進到他們的文化裏面去,你就知道英文是什麽,然後你就會 回過頭來看看你的中文是什麽,因爲語言這種東西其實互相都會有一點關係在裏面。看英文、寫英文,你起初總是有中國人的味道,總是不像他們,慢慢你就會學到 跟他們很像,你會跟他們的想法一樣了,整個邏輯也跟他們差不多,那你就慢慢懂了他們整個構思、整個思路是怎麽來的,然後你再回到中文世界裏面去,看這樣寫 跟那樣寫有什麽分別,你那種感受不一樣,你的要求也不一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比較珍貴的一個經驗。
《大師》:那時候您那麽積極地融入西方文化,有想法說要留在那邊,還是知道遲早要回來?
董橋:沒有,我沒有想到要留那邊,我主要是對那個文化有興趣,我就一直在尋找一些東西,不會說想到有太長的計劃,都沒有,走一步算一步。
《大師》:當時也在給這邊的媒體寫一些文章?
董橋:對啊,你要生活要多一點錢呢,開專欄、做翻譯,那時候時間好像都不够用。
《大師》:後來是怎麽樣回到香港來做《明報月刊》的?
董橋:因爲小孩慢慢長大,整個跟英國人一樣的了,想來想去覺得這是個問題,你不讓他回來一下,整個就會變成洋人了,就决定回來,還是回到美國新聞處, 我去之前也在香港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完全是一個統戰的機關,英國廣播電臺也是,它屬于外交部的,所以美帝、英帝我很清楚(笑)。這種經驗我看不是 很多人有,我們那代人才會有的。
到《明報月刊》跟查先生(金庸先生)做了很久,大概有十幾年,當然學到很多東西,因爲查先生是非常聰明、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可以跟在他身邊,對于 我來說是一種榮幸,有機會跟他學做人,學做文章,都是很好的。他也不會教你什麽,總之是潜移默化,你天天跟他來往,天天看他上班、下班,跟他一起,你慢慢 就知道查先生這個人怎麽會寫出那麽多書,武俠小說、社評會寫那麽好啊,慢慢你就會摸到一些東西。
《大師》:八十年代商業化媒體還沒起來,當時《明報》應該是文人辦報市場獨大的那種?
董橋:對,當然。《明報》是查先生一手創辦的文人報紙,是很正統的一個知識分子報紙,可以說我是搭最後一班車,在我之後就沒有像我那麽大的運氣,會跟查先生這樣的人,跟他學,跟他做,這個是比較難得的經驗。
《大師》:其實很多人驚訝,爲什麽你在文人辦報的傳統裏面呆了那麽久,後來會去到風格完全不一樣的《蘋果日報》?
董橋:你要寫文章、要出書、要寫書的話,我看你沒有商業頭腦不行,很難成功。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那麽成功,就是因爲他有商業頭腦,查先生是一個非常精 明的商人,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文人,這種結合,我看跟他的成功有很大關係,如果他一味地做文人要做的事情,或者看文人要看的東西,只限制在一個文人的小 圈子裏面,他就不會變成現在的金庸了,對不對?社評該怎麽寫才會有人看,小說該怎麽寫人家才會追,這些我看他都想得很周到,因爲市場那麽大,你說你關門自 我陶醉也沒有用啊,你還是要讓你的作品進到更多人的地方去才好,不是說要寫東西要賺大錢,而是說你的東西要有人看才行,沒人看的話孤芳自賞沒用啊,所以商 業的頭腦還是要有的。
我那個時候在《明報》,我們做得很辛苦,銷路也就是很固定的水平,《蘋果日報》一出來馬上可以市場占有率那麽大,總是有它的原因,我就很想知道是怎麽 做才會使得報紙變成一個大衆化的東西。這對一個媒體人來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蠻重要的,應該要懂這些東西,懂得整個的趨勢你才會掌握到一些比較新的看法 跟做法。媒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運作,你必須要慢慢去摸,慢慢去調整,慢慢去把它拉到一個平衡,既賺錢又可以建立地位的那種水平上面去。我看這個很不容易, 到現在爲止我做的一些報紙也好,雜志也好,有時候會成功,有時候幷不成功,你總是要不斷地調整。寫文章也是,你要怎麽樣變,才使人家看你的東西每一篇都有 所得才可以,這很難的,我現在還在摸索。
《大師》:能談談“報人”和“作家”這兩個身份的互相影響嗎?
董橋:很好,對我寫東西有很大的幫助,因爲在報館裏面工作,光是世界各地的電訊就看得太多了,每天接觸世界各地的大事小事,什麽都有,你就會覺得這個 世界有太多東西是要學的。你暴露在那麽强大的一股媒體威力面前,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報館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比在大學裏面讀書、工作 都要好,都要有趣,因爲你跟整個時代的脉搏可以接上去。
《大師》:作爲社長的董先生,管理風格上是怎樣的?
董橋:我做社長的話必須要投入,要參與,要介入,不然這個報紙就很難做好。當然記者、編輯他們的運作我必須要非常清楚才行,我未必會直接地提出我的看 法,可是我靜靜地旁觀,對他們、對我個人,甚至對這個報紙、這個出版物,就會有一種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裏頭。慢慢地他們知道,或者說我們大家知道將來的路要 怎麽走才行,這個要不斷地調整,不斷地弄,所以介入還是很重要的,領導還是很重要的,你要給他們有一種啓發的作用才行,給不出一點啓示的話,你的存在就沒 有什麽意義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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