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後來相會
 
三十年後來相會
作者: 姜維平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2-08-0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在薄熙來案中,作者是一位國際知名的見證者。本文回憶他遭到薄的迫害出獄後和老同學們的一次聚會,感慨命運的無情和對未來的信心。

我從監獄獲釋後不久的一天,乘坐韓文東駕駛的豪華房車,由大連前往遼寧本溪參加同學會,一路上心裡充滿了喜悅和嫉妒,喜悅的是將要與闊別已久的老同學重逢,嫉妒的是韓文東擁有如此昂貴的汽車。當然,更大的失落感還在後面:楊曉光當了錦州市的組織部長、白景石當了丹東東港市的紀委書記、李成義榮升大連水面艦艇學院的副政委、鐘成了名利雙收的大老闆等等,只有我最慘,成了薄熙來製造的文字獄的受害者,成了一名勞改釋放分子,不僅必得自謀職業,而且我寫的文章還不能公開發表。

時間在我們之間築起一堵牆

不過,同學們一點也沒嫌棄我,雖然那時薄熙來還在台上,他的騙局還忽悠了一大批人,大家還有所顧忌,很少問到監獄的事。但總體上說,每個人都對我充滿著同情和關愛,沒有人相信我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這基於同學們對我的深刻瞭解:我是對政治沒有興趣和野心的人,沒有誰比遼寧大學歷史系七八一班的同學們更瞭解我。

因此這次三十年後召開的同學會,成了一個分界線。以前我大部份時間還在體制內混飯吃,而此後我被體制徹底地拋棄了。我預感到即將離開中國,離開我的同學,也許我將永遠地不再回來。如果說以前朝夕相處,他們對我瞭如指掌,此後他們與我之間,將被一堵牆所遮擋,這無形的牆看不見,摸不著,我的精明的同學們知道他的名字,但誰也不便點破。

令我震驚的是本溪的巨變,這個籠罩在粉塵和煙霧中的城市,已經崛起了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道路把我引向深遠的往昔,卻找不到以前記憶的留痕。我以前來過這裡多次,也熟知當地國畫大師馮大中和詩人孫承的名字。但生活不是畫,也不是詩,是實實在在的每一天,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難忘的感受,顯然以前沒有任何一次的感受像今天這麼強烈。

同學們在一家酒店的大堂擺放了一個指示牌:遼大七八一班同學會,我真的驚獃了,小小的同學會竟籌劃得如此充分、完美,它不僅有服務小組,而且有專車接送,不僅有歌舞晚會,戶外遠足旅遊,還有座談和討論,尤其是觀賞本溪水洞和山景紅葉印象深刻,總之,美在細枝末節,無可挑剔。本溪的幾位同學精心安排,傾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讓小小的指示牌和妙趣橫生的一系列活動,一下子吸引了分布全國各地的同學。是愛,是情,是回憶,是嚮往,它凝聚了幾十個同學的心靈。

回憶的痛苦和辛酸

大家的回憶也許是幸福的,但對於我卻是痛苦的,我看到鐘和韓文東的轎車,心裡有一種難言的感覺,記得八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學會,是在大連的海邊舉行,所有的同學裡,我是最富有的,香港《文匯報》給我配置了一輛價值三十三萬的奧迪房車,我把他開到同學們的住地,接送了他們許多次,我還竭盡所能幫助了那次聚會,從此我成了愛車族,換過幾次車,越換越好,但二○○○年底的一天,我被拘捕了,永遠失去了那輛古銅色的房車,後來專案組歸還了我,但它已破爛不堪,一錢不值。那輛車曾陪伴我幾乎走遍了整個遼寧省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本溪,而今如果沒有韓文東我就只能擠巴士了。所以我的心怎能不被失落感所猛烈地撞擊。

我看到了同學們的笑臉,也感受到了地位的巨變。八十年代初,李成義和劉永路還是大連水面艦艇學院的宣傳幹事,而今已皆是海軍的大校。尤其是李成義已是水面艦艇學院的副政委,也就是說,是海軍司令吳勝利的助手。劉永路成了著名的軍旅作家,出版過《張學思傳》。而楊曉光由遼寧省的一個基層小城的縣長,高升為錦州市委組織部長。我們的班長白景石當了東港市紀委書記。我們當年男生都敬重的許平大姐,已成了堂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等等,也就說我們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如果按照文革式思維定勢的劃分,我與他們已是敵我矛盾。他們有的是政府高官,我是國家的敵人,彼此之間的確有一點戒備,但沒有敵意和歧視。我和白景石多年前的一次會面,是我去採訪丹東的一位副市長,那時不是我有求於副市長,而是相反,東北哪座小城的父母官不希望香港的記者吹捧呢?問題是,不捧而批怎麼辦?我和同學們沒有討論這些嚴峻的問題。我們都心照不宣。

李成義同學講薄熙來的風水

我們召開了動情的同學會,每個人都在回憶校園裡的故事,有些已是記憶的碎片,被頭髮花白的老人們彎腰撿起,還要戴上老花鏡,才能勉強把它復原。張世江還在傻乎乎地講述生鏽的故事,把蒙塵的日記讀了一遍又一遍,他原本就紅亮的大臉因為酒精中毒而發紫,像本溪的山棗;趙東阜還是神情專注地盯著我,像是在回顧代我體育達標的奔波,我總是以學業忙而逃避體育課,而他是委屈求全的班級體委,如今他讓我在一個筆記本上簽字,很認真的樣子,好像真的有一天我死了,就能變成章瘋子,每個字都能抵一棟樓。

最有趣的是,在參觀本溪山上的紅葉時,我們在一個道口停下來,李成義站在我的身邊。而三十多年前,他和我住一個寢室,我們是雙層的架子床,有點類似監獄,他在下,我在上,我時常伸長了脖子,把腦袋扭成麻花,和他爭論歷史問題,經常臉紅脖子粗。而現在他平和地給我講了一個段子:

有一次,來了一批海軍幹部,他帶他們去參觀旅順蘇軍紀念塔,他告訴大家我的遭遇,說這文物原本在大連人民廣場,因為薄熙來被一個風水大師忽悠了,他相信只有把蘇聯軍人的銅像遷走,自己才能升官,於是具有四十七年歷史的大連唯一的文物被破壞了,我的同學坐了牢,薄熙來高升了省長。他說,聽了這個故事,軍人們都笑了……

中國不會是死路一條

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說別在意啊,維平,薄熙來算什麼,軍隊沒人支持他。我想笑卻又想哭,想起那些荒唐的往事,真的感慨萬千。我說,你要繼續升官,像吳勝利那樣,我就可以平反了,但李成義卻搖了搖頭說,我這本事,你不可能不知道,當這個職務,也就到頂了……我聽了有點悲涼。?是的,不論是我的同學,還是他人,不論是三十年前大學剛畢業,還是事過境遷的今天,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把中國的進步變化的希望,寄托在某一個領導人身上。我們都希望伴隨著溫飽富足而找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自由的權利、幸福地生活而免於恐懼的權利等等。真正有了這些東西,我們才能不說謊,不當兩面派,不必在與老同學會面時卸下假面具,不必在講出真話時叮嚀一句,千萬這事別發表啊。

現在,有了一個新詞:社會管理制度創新,我相信同學們都知道它的含義,還是記住溫家寶的話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無疑地,我要告訴我的同學,中國不會死,我想活著回到我的故鄉。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於多倫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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