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熙來案中，作者是一位國際知名的見證者。本文回憶他遭到薄的迫害出獄後和老同學們的一次聚會，感慨命運的無情和對未來的信心。

我從監獄獲釋後不久的一天，乘坐韓文東駕駛的豪華房車，由大連前往遼寧本溪參加同學會，一路上心裡充滿了喜悅和嫉妒，喜悅的是將要與闊別已久的老同學重逢，嫉妒的是韓文東擁有如此昂貴的汽車。當然，更大的失落感還在後面：楊曉光當了錦州市的組織部長、白景石當了丹東東港市的紀委書記、李成義榮升大連水面艦艇學院的副政委、鐘成了名利雙收的大老闆等等，只有我最慘，成了薄熙來製造的文字獄的受害者，成了一名勞改釋放分子，不僅必得自謀職業，而且我寫的文章還不能公開發表。

時間在我們之間築起一堵牆

不過，同學們一點也沒嫌棄我，雖然那時薄熙來還在台上，他的騙局還忽悠了一大批人，大家還有所顧忌，很少問到監獄的事。但總體上說，每個人都對我充滿著同情和關愛，沒有人相信我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行。這基於同學們對我的深刻瞭解：我是對政治沒有興趣和野心的人，沒有誰比遼寧大學歷史系七八一班的同學們更瞭解我。

因此這次三十年後召開的同學會，成了一個分界線。以前我大部份時間還在體制內混飯吃，而此後我被體制徹底地拋棄了。我預感到即將離開中國，離開我的同學，也許我將永遠地不再回來。如果說以前朝夕相處，他們對我瞭如指掌，此後他們與我之間，將被一堵牆所遮擋，這無形的牆看不見，摸不著，我的精明的同學們知道他的名字，但誰也不便點破。

令我震驚的是本溪的巨變，這個籠罩在粉塵和煙霧中的城市，已經崛起了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道路把我引向深遠的往昔，卻找不到以前記憶的留痕。我以前來過這裡多次，也熟知當地國畫大師馮大中和詩人孫承的名字。但生活不是畫，也不是詩，是實實在在的每一天，每一個細節，每一個難忘的感受，顯然以前沒有任何一次的感受像今天這麼強烈。

同學們在一家酒店的大堂擺放了一個指示牌：遼大七八一班同學會，我真的驚獃了，小小的同學會竟籌劃得如此充分、完美，它不僅有服務小組，而且有專車接送，不僅有歌舞晚會，戶外遠足旅遊，還有座談和討論，尤其是觀賞本溪水洞和山景紅葉印象深刻，總之，美在細枝末節，無可挑剔。本溪的幾位同學精心安排，傾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讓小小的指示牌和妙趣橫生的一系列活動，一下子吸引了分布全國各地的同學。是愛，是情，是回憶，是嚮往，它凝聚了幾十個同學的心靈。

回憶的痛苦和辛酸

大家的回憶也許是幸福的，但對於我卻是痛苦的，我看到鐘和韓文東的轎車，心裡有一種難言的感覺，記得八十年代初的第一次同學會，是在大連的海邊舉行，所有的同學裡，我是最富有的，香港《文匯報》給我配置了一輛價值三十三萬的奧迪房車，我把他開到同學們的住地，接送了他們許多次，我還竭盡所能幫助了那次聚會，從此我成了愛車族，換過幾次車，越換越好，但二○○○年底的一天，我被拘捕了，永遠失去了那輛古銅色的房車，後來專案組歸還了我，但它已破爛不堪，一錢不值。那輛車曾陪伴我幾乎走遍了整個遼寧省大大小小的城市，包括本溪，而今如果沒有韓文東我就只能擠巴士了。所以我的心怎能不被失落感所猛烈地撞擊。

我看到了同學們的笑臉，也感受到了地位的巨變。八十年代初，李成義和劉永路還是大連水面艦艇學院的宣傳幹事，而今已皆是海軍的大校。尤其是李成義已是水面艦艇學院的副政委，也就是說，是海軍司令吳勝利的助手。劉永路成了著名的軍旅作家，出版過《張學思傳》。而楊曉光由遼寧省的一個基層小城的縣長，高升為錦州市委組織部長。我們的班長白景石當了東港市紀委書記。我們當年男生都敬重的許平大姐，已成了堂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等等，也就說我們形成了巨大的落差。 

如果按照文革式思維定勢的劃分，我與他們已是敵我矛盾。他們有的是政府高官，我是國家的敵人，彼此之間的確有一點戒備，但沒有敵意和歧視。我和白景石多年前的一次會面，是我去採訪丹東的一位副市長，那時不是我有求於副市長，而是相反，東北哪座小城的父母官不希望香港的記者吹捧呢？問題是，不捧而批怎麼辦？我和同學們沒有討論這些嚴峻的問題。我們都心照不宣。

李成義同學講薄熙來的風水

我們召開了動情的同學會，每個人都在回憶校園裡的故事，有些已是記憶的碎片，被頭髮花白的老人們彎腰撿起，還要戴上老花鏡，才能勉強把它復原。張世江還在傻乎乎地講述生鏽的故事，把蒙塵的日記讀了一遍又一遍，他原本就紅亮的大臉因為酒精中毒而發紫，像本溪的山棗；趙東阜還是神情專注地盯著我，像是在回顧代我體育達標的奔波，我總是以學業忙而逃避體育課，而他是委屈求全的班級體委，如今他讓我在一個筆記本上簽字，很認真的樣子，好像真的有一天我死了，就能變成章瘋子，每個字都能抵一棟樓。

最有趣的是，在參觀本溪山上的紅葉時，我們在一個道口停下來，李成義站在我的身邊。而三十多年前，他和我住一個寢室，我們是雙層的架子床，有點類似監獄，他在下，我在上，我時常伸長了脖子，把腦袋扭成麻花，和他爭論歷史問題，經常臉紅脖子粗。而現在他平和地給我講了一個段子：

有一次，來了一批海軍幹部，他帶他們去參觀旅順蘇軍紀念塔，他告訴大家我的遭遇，說這文物原本在大連人民廣場，因為薄熙來被一個風水大師忽悠了，他相信只有把蘇聯軍人的銅像遷走，自己才能升官，於是具有四十七年歷史的大連唯一的文物被破壞了，我的同學坐了牢，薄熙來高升了省長。他說，聽了這個故事，軍人們都笑了……

中國不會是死路一條

他把一隻手放在我的肩上，說別在意啊，維平，薄熙來算什麼，軍隊沒人支持他。我想笑卻又想哭，想起那些荒唐的往事，真的感慨萬千。我說，你要繼續升官，像吳勝利那樣，我就可以平反了，但李成義卻搖了搖頭說，我這本事，你不可能不知道，當這個職務，也就到頂了……我聽了有點悲涼。?是的，不論是我的同學，還是他人，不論是三十年前大學剛畢業，還是事過境遷的今天，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把中國的進步變化的希望，寄托在某一個領導人身上。我們都希望伴隨著溫飽富足而找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東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言論自由的權利、幸福地生活而免於恐懼的權利等等。真正有了這些東西，我們才能不說謊，不當兩面派，不必在與老同學會面時卸下假面具，不必在講出真話時叮嚀一句，千萬這事別發表啊。

現在，有了一個新詞：社會管理制度創新，我相信同學們都知道它的含義，還是記住溫家寶的話吧：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無疑地，我要告訴我的同學，中國不會死，我想活著回到我的故鄉。

二○一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於多倫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