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資料顯示，大多數中青年學子的「階級立場」已根本逆變，雖然還在「繞著說」，但可看出明確的價值傾向，已拋棄延安邏輯，走在告別毛氏講話的大道上。

上期報導後，近閱該會資料，感覺有「續貂」之必要。因為還有許多資料顯示新一代大陸學人不僅全無延安赤色熱情，而且一個個在撬挖延安邏輯。毛氏《講話》金光褪盡、神聖不再，那些耳熟能詳的《講話》名言均遭商榷。

王培元感觸「政治要為文藝服務」

與會者各贈一冊《延安文藝論叢》、《論文集》（兩厚冊）。《論文集》扉頁「編輯說明」：「文責自負，觀點屬於作者本人，並不代表會議主辦方立場。」僅此一行「說明」，便觸知潛納寶藏。此類會議，幾十年大多開成老幹部的「俱樂部」，發言多為政治表態。這回延安文藝研究圈首次大聚會，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者聚集。青壯新人眾多出席，「代際差異」，左激之力，雄風不再矣！

人民文學出版社王培元記述去年在台灣開的世界華文研討會，馬英九致詞，提出口號「政治要為文藝服務」。王培元寫道：「把過去和眼下的情形對比一下，是很有意思的。實在讓人感慨萬千。」眾所周知——「文藝要為政治服務」，這是「延安文藝」的核心地基。捨此，整個「延安文藝」大廈必將傾覆，一文不值。王培元還寫道：「我那本研究延安魯藝的小書，一九九六年寫的時候，還是有些戰戰兢兢的，怕觸「紅線」，在探討有些問題時，不敢越雷池一步，還擔心書裡寫到的人看了，不滿意、不高興，通不過。這樣的心態，這麼多條條框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怎麼能研究好呢？」這些大實話，反映普遍的心態。

高浦棠（1958-2008），《延大學報》主編、市政協常委，○八年在香港出版《延安搶救運動始末》。他披露了幾位延安文化名人鮮為人知的細節。

吳奚如（1906-1985），湖北京山人，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不同意毛部分觀點，認為抗戰期間應盡可能團結作家，僅提無產階級立場，會將重慶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嚇跑，遭朱德喝斥，彭真、胡喬木批評。毛接吳詳談，要調至身邊工作，吳未同意。審幹初期吳即被誣特務，指其皖南事變返延這段經歷缺乏證明人，疑被國民黨派來，是一個「隱藏很深」的特務。吳無法理解所受「待遇」，要求退黨，從此再未參加組織生活。四九年後，任武漢作協理事、市政協委員、省政協常委等閒職。

吳伯簫（1906-1982），以散文〈一輛紡車〉名世，出身山東萊蕪富農，北師大英語系畢業，三八年赴延，先入抗大，後任邊區文協秘書長、教育廳教育科長，四一年入黨；四三年「搶救審幹」，吳為教育廳第一個被審出的「特務」，指與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敬有染，吳很快成為「坦白典型」，在魯藝、延大及其他機關作過無數次「坦白示範」。

中青年學者告別毛延安講話

翻閱三厚本資料，發現大多數中青年學子的「階級立場」已根本逆變，。

華南師大中年女教授吳敏：

延安時期形成了一種很不好的風氣：文人文章由政治家決定價值，價值高低最終又取決於政治家權位的高低。誰的「權位」更高，誰的「評說」就更有權威性，更可以當做「定論」。政治家不是文學的「讀者種類之一」，不是文學評論的「一種聲音」，而是文學的「特殊讀者」，是文學評論的「決斷聲音」。文人成了政治家手中的風箏，文學價值需要仰人鼻息。

延安大學何滿倉教授：

知識份子意識被政黨意識所取代，知識份子觀念形態的延安文藝被黨的文藝所取代，文藝被徹底工具化，失去了其獨立性和本體性，被納入一個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之內。知識份子的地位也隨之發生倒置，由啟蒙者變成了被啟蒙者。

陝西師大中年教授田剛：

秉承了魯迅衣缽的魯迅弟子如丁玲、蕭軍、吳奚如等人，明顯地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基本精神處於某種衝突或不和諧的狀態。而魯迅在毛澤東的《講話》中被重寫和改造的命運，雖然從表面看來消弭了上述的衝突或不和諧，而在實質上則預示了魯迅所代表的五四啟蒙主義精神在新時代驟然沉落的命運。從此以後，魯迅的旗幟雖然仍在獵獵飄揚，但其色彩已被染成了毛澤東的顏色。

一位中年教授私下說：

如果都是衛道、護祖、歌德、拔高，那還叫研究？又何必研究？當今，一切好像已經在變，一切又實際上未變。守住一個偏執的預設方向，對歷史、現實和學理做些生猛時尚的簡化和標籤化處理，最省力也最易討巧，但也最廢物，幾十年間這路貨出得還少嗎？

驚訝左聯五烈士乃是捏造

山東大學賀立華教授的論文驚訝「左聯五烈士」原來是捏做出來的：

左聯五位作家本來是由中共黨內宗派矛盾鬥爭的牽涉而去開會的，和當時的左聯無關，當作家死後，左聯對五位烈士的紀念和宣傳，使這一事件由一個黨內宗派鬥爭導致的政治事件轉化為一個左翼文藝運動反抗國民黨文化圍剿的文藝事件。左聯五烈士的歷史定位也由黨內宗派鬥爭的受害者轉化為革命文藝運動的前驅和烈士了（編按：左聯五烈士指一九三一年二月被國民黨政府處決的左聯作家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求實）。

至於有違人性的「階級立場」、價值倒置的「文藝為政治服務」，中青年學人已不好意思再「接著說」。《講話》這柄革命的槍，無有接槍人矣！儘管還有相當強烈的「主流」左聲，但真正的「主流」已悄悄發生逆轉，從「唱紅」轉至「質紅」。一位中年學者會下吐實：研究延安文藝，苦中作樂，只能戴著鐐銬起舞，很敏感也很刺激，也潛藏著危險。他們既希望正常生存，又想幹點正事，為歷史說幾句公道話，為未來提供一些借鑒。

《講話》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政治動員壓倒藝術審美、黨性壓倒人性、黨權高於人權、只能寫工農兵、對中共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實在是中宣部今天都無法堅守的紅色關隘。不過，中宣部很清楚：「守住」延安、守住《講話》，就是守住政權合法性。延安不神聖了，《講話》被廢棄了，中共咋辦？紅色革命的歷史合理性在哪裡？

大陸學人咸知：中共對《講話》的濃淡之態，乃「思想解放」的速度表。《講話》雖因官家力挺懸繫城頭，但缺乏士林的價值認同，無力運行，已為失魂之幟，空自飄甩。而失去紅色邏輯的支挺，紅色意識形態還能堅持多久？

一九八二年，胡喬木向蕭軍深表歉疚——多次傷害蕭而蕭不予計較。有關延安文藝座談會大是大非的「路線問題」，已經塵埃落定。如果《講話》光芒萬丈，起草人胡喬木又何必向異議者懷疚認錯？如果《講話》真正造福吾華，何以失去承傳人？筆者四十年前就在心裡與《講話》商榷了，紅色恐怖使我憋到今天才敢吐出！

赤說縛國，至少七十年矣，《講話》只是縛繩之一。毛澤東竟要全體國人只讀他一人之書，所有其他學說都是「糟粕」，實在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無法做到的「勳業」。一個國家對歷史錯誤的辨識速率，決定這個國家發展的轉速，也決定其人民的幸福提高度。

二○一二年六月五日至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