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俠小說聞名天下的金庸（查良鏞1924-）是當代中國一位傳奇文人，毛時代他是香港新聞界的反共英雄，毛後迄今又蛻變成親共名師，主張新聞工作要學解放軍聽黨的指揮又不違良心。本文梳理金庸平生，饒有雅趣。

金庸：香港大俠、報人，終於前進為中國的大師、院長。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金庸先生分別被原杭州大學和浙江大學聘為名譽教授。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間被分拆了四十多年的大學──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完成合併，這就是新的浙江大學，由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出任黨委書記。

一九五二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進行所謂「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把全國的綜合性大學分拆出許多工科院校，取消人文社會學科。共產黨不需要人文社會學科，它要的是全國人民都聽黨的話，按黨的指示辦事，做黨的馴服工具。

董橋形容金庸前進得很妙不可言　

一九九九年五月，張浚生書記邀請金庸先生出任新浙大人文學院首任院長。據說張書記和金先生是好朋友。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吧。

當年，名筆董橋先生在簡單介紹了貴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的金庸即查良鏞先生在浙江大學舉行的全國性的《新聞機制改革與經營管理》研討會上的講話之後評說：「查先生的言論前進得很。」我個人認為，這「前進」二字的形容，實在妙到毫巔，教你一想起來就感到十分有趣和諷刺！

在這個研討會上，查先生的講題是《兩種社會中的新聞工作》。他說：「解放軍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我們要跟隨黨的政策，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而是盡一個愛國公民的職責，保衛國家，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

這就是董才子所說查先生「言論前進」的妙處了：既要「聽黨與政府的指揮」，「跟隨黨的政策」，又要「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我不知查先生過去辦《明報》時是否一直都這樣做？！

查先生一九二四年三月出生於浙江海寧書香門第的查家，一九四八年畢業於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修的是國際法課程。一九四六年秋他已考進上海《大公報》任國際電訊翻譯，畢業後便被調到香港分社來。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他還以林歡筆名為長城電影公司寫劇本，並為《長城畫報》寫影評，是我當年喜歡看的。說真的，查先生確實多才多藝。

據說在《長城》的時候，他戀上當紅的頭號影星夏夢，為她寫了好幾個劇本，十分賣力。其中我看了《不要離開我》，影片中的插曲《門邊一樹碧桃花》十分生動，富民歌風味，署名林歡詞，于曲：

「門邊一樹碧桃花，桃花一枝頭上插，村前村後少年郎，有事沒事他來到我家。東家的郎君長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氣大，還有後山的那個人兒，嘿！他天不怕來地不怕。瞧著這個好來那個也不差，這可真正急壞了我的媽媽。她細細來問咱細細問咱，好教人說來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喲，老實說吧，心兒裡可另有一個他。」

明報乘六二年逃亡潮崛起

可是心上人結婚得早，且是個極為傳統的女人，只能感歎「恨不相逢未嫁時」了。一九六七年香港亂糟糟的時候，夏夢與夫婿林葆誠全家移民加拿大，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

一九六三年左右我曾在香港小住，那時就開始看《明報》，也在「自由談」上投稿，當時對查先生真佩服得五體投地。一九五九年查先生離開左派陣營與沈寶新先生合資創辦《明報》，每天只出一張紙，有「自由談」的那一天就多出半張。我主要不是看金庸的武俠小說（到現在為止我還未正兒八經地看過一部完整的金庸武俠小說或電影、電視劇），主要是看「社評」和徐慧之的「明窗小札」，還有周青（鄭玉祥）的「北望神州」專題。曾任職於《明報》的張圭陽先生寫了一本叫《金庸與〈明報〉》的書（湖北人民出版社），他說：《明報》的許多編輯方針和政策，如果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佈，往往就借用徐慧之（主要由金庸執筆）的名義，在「明窗小札」上透露出來。

據說《明報》初辦時並不出色，數量只在千份之間起伏，第一年還嚴重虧蝕。倪匡曾經說過：「《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中共人禍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年的三年大饑荒，香港一九六二年出現了衝邊境的「難民潮」。單單一九六二年五月上半月，就有三十萬人逃離中國抵達香港這個自由的堡壘（當時香港政府採取抵壘政策）。

「難民潮」為金庸提供了出人頭地的大好機會。由於《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左派報紙都對「難民潮」裝聾作啞，《明報》便大聲疾呼，從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起，幾乎每天都以頭版作全版報道。看《明報》的人越來越多，一九六二年七月銷量便達到三萬份以上。到一九六三年，《明報》平均日銷量五萬份，已完全擺脫了財政窘境。可以斷言，這個時期的《明報》是最好看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的移民潮剛剛結束，六月十七日《明報》便推出了「自由談」副刊，申明「自由談」三字雖然沿襲自當年上海《申報》副刊的「自由談」，但大家可以暢所欲言，自由地談論國家大事，不必限於風花雪月。　

在《金庸與〈明報〉》的「第三十一節：第七章『自由談』的成功（三）」裡，我驚喜地發現作者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我當年投的一篇稿《何去何從》的開頭：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庸人在『自由談』上這樣說：『和許多青年學生一樣，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依依不捨地離開了親愛的祖國，來到這號稱東方之珠，但卻是個十分沉悶的地方！也和許多從大陸出來的人一樣，我愛上了《明報》的「自由談」。看了幾篇文章，手癢難禁，也想發洩一下心中的苦悶，吐出哽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庸人」就是敝人當年所用的一個筆名。

金庸和曹聚仁打筆戰令人敬佩

當年查先生曾經很「革命」。「新中國」剛成立不久，一九五○年，他就前往北京外交部要求參加工作。他以為自己讀的是「國際法」，熟悉國際事務，又認識當時任周恩來外交秘書的喬冠華，一定可以為「新」政權作出貢獻，實現從小就希望做一個出色外交家的美夢。可是老友歸老友，共產黨是講階級出身的，儘管外交部需要人才，喬秘書也絕對不敢介紹一個受過國民黨軍政學校教育、又是地主後代的非黨人士進入外交部的。查先生不被接納，只好又回到香港來。接踵而來的一九五一年，他的大地主父親查樞卿便在「土改」和「鎮反」運動中被共產黨槍決了。

令我對查先生十分佩服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他在文章裡說過：當時中國初「解放」，香港的「進步」知識份子十分興奮，所以他和幾位朋友便約了當時中共在香港的領導人在太平山上「茶敘」，提出在香港辦一本雜誌，向海外宣傳「新中國」。該領導人認為意見很好，答應向北京反映請示。結果是沒有下文。查先生因此體會到：共產黨最忌人有棱角，誰有棱角，就非給你磨平不可。在共產黨手下做事，只能服服貼貼地按指示去做，不要提意見，不要多事。誰想要脫穎而出，誰就倒楣。

第二件事是查先生在「自由談」上與曹聚仁的筆戰。曹聚仁是三十年代文筆甚佳的浙江籍作家，與魯迅關係密切，大概因一九四一年曾接受蔣經國正式邀請擔任其專員公署機關報《新贛南報》的總編輯、總經理、總主筆及專員公署參議，所以中國一「解放」就溜到香港來，逃過一劫。但曹先生被統戰後向左邊靠，「忽然愛國」，連續回大陸「進步」，備受「禮遇」，於是「自由談」上便有了他寫的「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等。當年毛澤東搞「大躍進」、「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不但搞垮了本就疲弱的經濟，還餓死了幾千萬人，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是一清二楚的。但曹聚仁卻以一連串的「數字」幫忙吹噓中共所謂的「建設成就」，從而出賣了他作為作家應有的良知，為正義的人所不齒。

當時查先生宣稱他原來相信過馬克思主義，後來不了，轉而信奉英國哲學家羅素的「理性主義」。記得查先生寫道：曹先生從不信到相信馬克思主義，他則是從信到不信，他們兩人向著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個甚麼地方有過交叉點（大意如此）。

曾被左派列入暗殺六人黑名單

六十年代初還發生了《大公報》編輯周榆瑞（即寫《侍衛宮雜記》的宋喬）出走英國的事件，周在英國用英文出版了《彷徨與抉擇》一書，說他的出走是為了讓他的孩子未來能過自由的生活。金庸對他舊同事的出走不以為然，認為留在香港抗爭會更有意義。我於是覺得金庸很勇敢。

一九六七年中共向香港輸出「文革」，掀起「六七暴動」和「反英抗暴鬥爭」。左派暴徒用汽油活活燒死了商業電臺的播音員林彬，因為他在節目中批評他們的暴行。左派到處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彈、「詐彈」，導致無辜小孩被「土製菠蘿」炸死，香港一時大亂。我記得當時有一位許行先生在一本雜誌上寫文章譴責香港土共的惡行，還有四百多個團體聯名發表聲明，抗議他們搞亂香港。由於金庸也支持港府反對騷亂的政策，他便被戴上一頂頂莫須有的帽子：「走狗」、「漢奸」、「豺狼鏞」……還被列入左派份子要暗殺的六人黑名單。

這六人是：金庸、李福樹、簡悅強（兩人均為立法局議員）、徐家祥（署理華民政務司）、彭家富（鄉議局主席）和陸海安（真報社長）。我那時已不在香港，但也為查先生的安全擔憂，因為我清楚知道，毛澤東之流是不會講甚麼道德和良知的。為了安全，金庸帶著家人到新加坡暫避。

這個時候，金庸無疑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

空頭院長可當 務實博導難為

真是風雲變幻不可預測，「九七」香港回歸前夕，查先生卻當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並夥同另一位查先生（濟民）拋出了一個「雙查方案」。我感到查先生開始向「組織」靠攏了。查先生說他們的這個方案是根據中共所能接受的底線設計的，勸人們不要要求太高。這大概是查先生的「理性」決定吧！但是我們知道，歷來要向獨裁的統治者爭取權益，靠的是人民團結的力量，而不是去打探或猜想他們最多能答應些甚麼，然後再投其所好提出要求。

查先生因為受到統治者的特殊「禮遇」，貴為人文學院院長，因而便要新聞工作者學習「解放軍」，「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可能查先生覺得這樣說過於赤裸裸，所以再加上一個附註：「不是甘心作黨的工具，受它利用，喪失作一個誠實的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立場」。我不明白，既然要聽黨與政府的指揮，那麼自己又有甚麼立場可言？這種矛盾有可能調和嗎？作為軍人，好像是必須絕對服從指揮的，但新聞工作者怎麼能和軍人看齊？

查先生又說「必須服從黨的領導，因為黨在領導國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決策。」這話好像很對，中國人民六十多年來就在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也在做根本的大決策。但我們真應該問一問，領導得好不好，決策做得對不對？但要服從便只有不問好壞對錯了。查先生也知道這樣說有點太那個，所以要補充說「這中間也有個尺度與分寸的問題。」既然非服從不可，遑論甚麼尺度和分寸。

查先生當然不會滿足於當空頭的人文學院院長，他還帶研究生，當古代史專業的「博導」。我認為這方面查先生是「力有所不逮」的。查先生的專長原來是國際法，後來是寫既娛樂大眾又大賺其錢的武俠小說，他做「如何寫武俠小說」或「華山論劍」之類的「博導」還差不多。一個人不可能萬能，要像林瑞麟司長所說的那樣：「知所進退」！沒有自知之明，便要撞板。這不，終於在二○○四年底辭職了！但查先生說：「我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收了幾個博士生，不夠好，我現在也不教了，還把院長的官辭了。」而他的博士生朱曉征女士卻發表聲明說：「查先生辭去博士導師職務，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有關係的，我希望與查先生和解。」說到底，不但是教學方式，應該連學術水平也有問題，這不，露餡了！

那時剛退休的浙大歷史系教授何忠禮乾脆批評說：「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讓他帶博士完全是誤導學生。」

磨平棱角金學武俠比美紅樓夢

按理說，查先生已經名成利就，應可雲遊四海，遍歷名山大川，逍遙自在，令精神進入另一個新境界，何苦去蹚那趟渾水！但他卻鍾情於張浚生的「淡合」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文友齊聚首，共賦淡合詞。」），終應張之邀走馬上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從歷史上看，這是中共的一次「破格錄取」。

既然查先生這樣瞭解中共，他應知在中共的秘密檔案上，他的歷史是「不清白」的，甚至是「反動」的。他難道不知道中共向來有兩本帳，一本對外公開，一本是他們內部自己用的，兩本完全不同。自毛澤東以降，中共對知識份子就只有「限制、改造、利用」的政策，至今仍是如此。他表面上對你好，只不過是你還有利用價值，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內部帳裡對你是怎麼個「說法」。

查先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很能把握時機。幸得當年中共不要查先生，他才有日後相當輝煌的成就；如果當年查先生被留京使用，恐怕早已灰飛煙滅了吧！你看那當年號稱「南喬」的喬冠華，雖然後來也做到外交部長，但最終因站錯了隊而隨「四人幫」一起完蛋！

但是查先生終於能夠自覺把棱角磨平，看起來是亮麗和圓滑了，這樣使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他的武俠小說也終於能風靡大陸，被有心人捧入殿堂，抬高到「金學」的地位，大加研究。作為消閒之用的「胡編亂造」的武俠小說居然可以和《紅樓夢》等量齊觀，平起平坐，查先生可以無憾了，但大陸某些文學教授實在也無聊得可以！

錯殺乃父，宣告無罪、感激涕零

一九九三年，杭州市政府在西湖附近的植物園劃了一塊地送給查先生蓋房子。查先生耗資二千萬，一九九六年建成了「雲松書舍」，最後將其送給杭州政府作為「藏書寫作和文人雅集之用」。新近披露的消息是，二○○八年書舍重新裝修後，改成了豪華會所。書舍主樓「松風明月樓」的樓上樓下，每天中午和晚上各設兩席，每人消費最低五百元，加上酒水，每桌每餐動輒要上萬元。據記者調查，到那裡消費的以單位為主。杭州的貪官和大款們又多了一個觥籌交錯、吃喝玩樂的好去處了！

為了安撫查先生，海寧當局於八十年代初撤銷了海寧縣人民法院原判，宣告查樞卿無罪。判決書是這樣寫的：

「原判認定查樞卿在解放後抗糧不交，窩藏士匪，圖謀殺害幹部以及造謠破壞等罪行，均失實。至於藏匿槍支一節，情節上與原判的認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認為，原判認定查樞卿不法地主罪的事實不能成立，判處查樞卿死刑屬錯殺。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判決如下：撤銷海寧縣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一百三十四號刑事判決，宣告查樞卿無罪。」

我們看到了，罪名原來是可以捏造的。

對此，查先生專門給海寧縣委領導去信說：「大時代中變亂激烈，情況複雜，多承各位善意，審查三十餘年舊案，判決家父無罪，存歿俱感，謹此奉書，著重致謝。」好個「大時代」，好個「存歿俱感」，樞卿先生泉下有知，也要涕泗橫流，感謝黨的大恩大德！就此一笑泯恩仇，是不是可以再寫一本？

「土改」、「鎮反」時殺了多少「惡霸」、「地主」，三十多年後獲宣告無罪的能有幾人？若不是查先生極具統戰價值，他能獲此「浩蕩皇恩」麼？！此又印證了董才子的說法：查先生是「前進」的，他站對了隊。

二○○○年四月十日完成初稿

二○一○年六月十日補充修訂於香港東西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