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誤讀中國
 
傅高義誤讀中國
作者: 陳破空

專題

更新於︰2012-07-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鄧雖死,無論江還是胡,都無法擺脫鄧的陰影,仍仿如鄧的傀儡。今日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並沒有甚麼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


●●左起: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攝於中共11大後,華是軍委主席,葉鄧是副主席。到1981 年,鄧就輕而易舉地取代華任軍委主席,直到1989 年六四之後,整個八十年代鄧以軍凌駕於黨政之上,成為中國權勢最大的人物。

近期,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中心主任、精通中日文的美國教授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出版了他歷十年時間寫成的新書:《鄧小平與中國的轉變》(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Transformation)。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譯本,則將書名譯為 《鄧小平時代》。

該書的價值與欠缺

該書涉及:鄧小平個人成長及其家庭生活;與毛澤東的微妙關係;在改革時期扮演的角色。後一方面,是全書重點所在。該書總的基調,對鄧小平充滿讚譽:一個務實的改革者,為中國找到了富強之路,讓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脫離貧困。

然而,正如該書中譯者馮克利所說:本書最有價值的,「應當是和鄧小平的外事活動有關的內容……在中國的內政方面,由於受到材料來源的限制,使傅高義難以將故事講得像外交活動那樣細緻生動……」前香港總督彭定康則認為:「儘管很有事技巧和高超學術水準……但傅高義的論述值得商榷,例如,他對英國和香港政治的瞭解就頗為欠缺。」

限於禮節,上述兩人極盡客氣,沒有把話說透。實際上,作為一名外國的「中國通」,儘管名氣很大,傅高義對中國內政的把握,非但不精確,而且充滿誤讀。

傅高義誤讀「六四」與中國人性

誤讀之一:傅高義筆下的鄧小平,不論對與錯,出發點似乎都是黨和國家;傅高義忽視了,鄧基於個人利害的出發點。比如「六四」,傅高義承認:鄧確實沒有處理好「六四事件」,但卻替鄧辯護說:誰也不知道,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甚麼事;著眼中國的統一與中共統治基礎,當時已經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現在看來,鄧小平當初下的判斷也許是對的。」

其實,一九八九年,年屆八十五歲的鄧小平,考慮得更多的是他自己,安度晚年,不能忍受政治上再被打倒。設若當時的抗議學生,沒有把矛頭指向鄧小平,鄧或有不同選項。鄧利用手中軍權,調兵鎮壓的同時,也預備了全家逃難巴基斯坦的方案,這證明鄧孤注一擲,主要出於他個人和家族利益的權衡,不是為那個國,也不見得是為那個黨。至於傅高義提到「中國的統一」,更與民主運動風馬牛不相及。

誤讀之二:傅高義忽視了人性的差異,他就像寫美國人一樣,去寫中國人。殊不知,在中美迥異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下,兩國人性表現具有顯著的差異。在美國,人性普遍向善;在中國,人性普遍向惡。部分的原因,美國擁有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懷,更兼民主與法治的恆久,博愛精神廣布於社會;中國擁有漫長的封建厚黑政治傳統,盛行專制與腐敗,到了迷信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共產黨時代,更形登峰造極,惡之花遍地盛開。

不了解鄧小平「無毒不丈夫」

傅高義無從瞭解或無法領會「無毒不丈夫」這個中國成語,因而也就無法深入鄧小平的中國式個性、行為心理及整個內心世界。中共建政之初,鄧小平主政西南,執行毛澤東的血腥土改路線,濫殺地主富農,不遺餘力;五十年代末,毛策動「反右」,鄧是前線執行人,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遭到整肅,到了毛死後的「大平反」年代,出於自我保全,鄧竟拒絕為 「反右」認錯、反對給「右派」平反,僅用「摘帽」、「改正」的名義,予以搪塞。

鄧小平在文革中落馬,卻受到毛澤東另類優待,既沒有被關入牛棚,更沒有被迫害致死,連一根毫毛都沒有被動到。其中大有文章,如果僅僅因為 歷史上,鄧曾緊跟毛,是毛的鐵杆、心腹、親信,並不足以使他在文革惡浪中幸免於難,同樣曾為毛鐵杆、心腹、親信的林彪、陶鑄等人,其下場就足以為 證。

況且,發動文革,毛要清算的,就是他深惡痛絕的「劉鄧路線」,鄧正是毛要打倒的第二號人物,如何又得以安然苟全?只有一種可能:在個人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鄧小平出賣了劉少奇。至於他如何出賣、如何檢舉揭發、如何一舉打中了劉的要害而令毛放過他一馬,此一絕密,應該仍在中共檔案中。外界已能知道的是,鄧是中共黨內最善於寫檢討書的人,其中的一封檢討書,甚至起到了文革末期讓毛准他復出任職的作用。

毛死後,華國鋒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毛夫人江青、毛侄子毛遠新等,根本扭轉了中國歷史方向。原本靠邊站的鄧小平,通過幕後活動,得以讓華國鋒准他復出任職。但幾年後,鄧恩將仇報,冷酷而無情地將華排擠出領導層,自己大權獨攬。

鄧並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傅高義的書,重點在改革時期,但即便根據傅高義陳述的事實,也可以發現,鄧小平並不是各項改革的倡導者。對外開放、建立經濟特區,由華國鋒和谷牧首倡;農村聯產承包,由萬里和趙紫陽提出並試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由胡耀邦提出和主導;其他諸如發展個體經濟、價格雙軌制、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兩頭在外」的國際大循環、試行農村基層選舉等,大多由趙紫陽提出並實施。

正如中譯者馮克利所言:「有朋友曾對我說,鄧小平並不像官方宣傳的那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不過是改革的『總批准師』,我覺得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其實,早在前些年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中,趙就強烈暗示:鄧並非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至多是贊同經濟改革的政治強人。

客觀而言,大權獨攬的鄧小平,以他個人的強勢,為中共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為鄧的強勢和獨斷,迫使中國的改革,僅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而無法擴大到政治和社會領域。

強人政治之惡:毛鄧殊途同歸

傅高義認為 ,鄧小平扭轉了毛澤東路線,進而挽救了中國。事實上,鄧小平拋棄的,是毛澤東的政治路線,但依然沿用了毛澤東的組織路線,即,繼續借助於共產黨這個龐大的黨機器,統治和禁錮十幾億生靈。

毛澤東的統治,以破壞為主,不斷人為發起不應該發起的政治運動(階級鬥爭);鄧小平的統治,表面上,以建設為主,但卻不斷人為壓制不應該壓制的政治訴求(民主運動)。毛讓中共幹部吃盡苦頭(批鬥),鄧讓中共官員嘗盡甜頭(腐敗),手段不同,卻都以維持一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為最高目的,殊途同歸。主觀、人為和強求,毛鄧二人,從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國。這是強人政治之惡,當代中國之難。

毛澤東死後,設若沒有鄧小平,設若就是華國鋒,一個相對的弱主,更願意傾聽、讓步、妥協、甚至適時退位,在國際民主潮的衝擊下,中國民主化,或早已實現,不見得落伍於東歐和蘇聯,更不至於落後於北非、中東、乃至緬甸。

今日中國,仍處鄧小平時代

江澤民是鄧小平選定的接班人,胡錦濤是鄧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江血腥鎮壓法輪功、胡鐵腕鉗制西藏和新疆,表現他們對鄧鎮壓路線的延續和效忠。「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穩定」,鄧的這一心願,得以實現,甚至被「超額完成」。在選定接班人方面,雖都歷經反復,但鄧勝過毛。

鄧雖死,無論江還是胡,都無法擺脫鄧的陰影,仍仿如鄧的傀儡,從這一視角,也可見江胡等輩與鄧智力與魄力的懸殊。借用薄熙來的一句話:江、胡等人,不過是「替紅二代看守江山的家奴」。說到底,今日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並沒有甚麼「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

鑒於鄧小平政治上的保守,雖在經濟領域超越毛,政治上卻無所翻新。因此,今日中國,是鄧小平時代的延續,也是毛澤東時代的延續,經濟上是鄧的遺產,政治上是毛的遺產。

最終否定毛鄧的必是中國人

文革後,西方人吃驚地發現,最憎惡文革的,竟然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本身;東歐解放和蘇聯解體後,西方人又吃驚地發現,最憎惡共產主義的,竟然是經歷過共產主義的東歐人和蘇聯人本身。據此推論,否定鄧小平的,最終,將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國人。迄今,毛澤東和鄧小平仍然被中共官方高舉著,艱難地高舉著,一旦這種高舉被放下來,不論毛還是鄧,都將被中國人棄若敝屣,都將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傅高義讚譽鄧小平的這本書,在中國卻遭遇出版困難,僅僅因為書中寫到了「六四」。中方要求刪節後才能出版,傅高義表示,如果刪節太多,就不考慮在中國出版。這一爭執,準確反映中國政治現狀,或曰,中國政治弔詭:關於「六四」,任何涉及,不論從負面還是正面,都令共產黨當局尷尬萬狀而無所容忍;它要求完全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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