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以為薄熙來倒台之後，政局會變得寬鬆、寬容一些，啟動政改。但是，現在不是鬆而是緊，不是容而是嚴。真令人費解？！

辛子陵先生（前左一）與朋友2010年在北京攝於張志新雕塑前。

我們原以為毛左代表人物薄熙來倒台後，中國政局會變得寬鬆、寬容、寬厚一些，甚至會啟動久而不決的「政治體制改革」。誰知這一美好的期望與企盼全誤判了，現在不是鬆而是緊，不是容而是嚴，不是厚而是薄。真令人費解？！

在北京地區離退休老人中，我和辛子陵同志似乎是重中之重的「維穩對象」。他從去年四月中旬起，當局就明令告知：「不能外出參加聚會，不能寫文章和接受採訪，不能出大院自由活動」，而現在是根本不准出大院了。他是黨員，又是黨的中層幹部，腦袋上有「緊箍咒」，遵守得十分好。我是草根，沒有資格住部隊大院或機關宿舍，是自個掏錢購買的居民小區，故無門崗衛兵，但有關部門出於對我的「安全」考慮，或是出於「尊老愛幼」的思謀，長期有人「保駕護航」，近月又派出「專車」相隨。每天來去七十公里尾隨我去城裡俱樂部鍛練身體，休息日還相伴訪親拜友。

派人陪同遊泰山體貼如兒孫

五月九日我和太太去山東登泰山覽勝，也有兩人相跟左右。儘管心裡不爽，出於國家形象考慮，沒絲毫抵觸情緒，相互竟成了「朋友」。他們對我夫婦不錯，一臉是笑沒句重話，溫柔得很，服務體貼近似兒孫，閑時也坐在一起交流溝通，有時還幫點小忙。他們覺得我們善良和達，有知識有文化，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者，總勸我們安度晚年，玩好、吃好、活好，何必去過問政治，管國家大事。

我呢總是孜孜不倦地向他們講歷史事情，毛澤東執政二十七個年頭，中國人民如何受苦受累受壓受打擊，一九五七年一個「反右運動」，使得上百萬的愛國知識分子家破人亡淪為共和國的「賤民」；一九五八年「升虛火，發高燒」的「大躍進」，活活餓死三千七百多萬老百姓；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竟有一億人挨整，二千萬人死於非命。我說，我們話著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血淋淋悲慘事情告訴後來者，促使中共必須重新評價毛澤東。

歷史不能美容，不能說假話謊話，要一代代的承續下去，好就是好，壞就是壞，不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成就，不能用來掩蓋毛澤東的罪惡。

不知是職業關係還是知識的原因，他們對歷史一片空白，只能用一句老掉牙的話做回答：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面對缺失歷史起碼知識的公安人員，我能說甚麼呢？我理解他們、同情他們，他們要穿衣吃飯，養兒育女，幹著良心上並不想幹的監控、跟蹤、盯梢的勾當，這就是而今現在的中國「維穩大業」。十年的「維穩」，徹底破壞了中國的法治，使有過的光明社會願景又重新回到毛澤東「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的暴戾專橫時代。

2008 年鐵流（右）和林希翎合影。

花在我身上的維穩費上百萬元

據《財經》雜誌刊登《公共安全賬單》文章，披露了中國式維穩的一些經費現狀：據財政預算，二○一一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預算數為六千二百四十四點二一億元，略高於國防支出預算的六千零一十一點五六億元。這是中國的公共安全預算連續多年超過國防預算。二○一二年「公共安全」預算是七千零一十七點六三億元，比二○一一年執行數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五。而排在上一位的「國防」預算數是六千七百零二點七四億元。

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可冤假錯案卻越來越多。官員對民眾的訴求有法不依，法律給權和錢讓路，導致各地群體事件不斷，上訪隊伍像滾雪球一樣。製造社會問題的政法委非但沒受懲罰，卻獲得越來越大的維穩費用。當前上訪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利益鏈，各地不斷製造訪民上訪，申請維穩經費才越來越多。因有龐大的訪民上訪，北京才養活了一批酒店、警察、黑社會性質的打手。各地訪民越多，政法系統得到的維穩費越多。為了多拿到維穩經費，一些部門把我們這些離退休有異議的老人也增加進去。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一年用在我身上的維穩計劃費用不會少於百萬元，不然何有此優厚的「待遇」？

我們一切言行都在憲法範圍之內

辛子陵和我一不反對現政權，二不推翻共產黨領導，還處處維護共產黨的臉面。我們認為共產黨不能凌駕於憲法之上，應接受人民的監督，各級黨政官員應廉潔奉公為人民服好務，權貴利益集團不能壟斷國家資產，司法應該公平公正。我們先後倡議發起了「兌現憲法三十五條的全國簽名活動」；為反腐倡廉，禁絕新的文字獄，推倒了震驚國內外的「渭南書案」；為了司法的公平公正，我們發起組織了「吳英案真相民間調查團」；為了打倒復辟毛澤東「文革」的薄熙來，重建中央權威，我們兩人以對話形式提出了「建立以胡錦濤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的構想。一切言行都在憲法的框架內，何曾有逾矩行為？

可利益權貴集團根本聽不進去任何意見，「維穩」成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實際是越維國家越亂，越亂就越維。維到「維穩」的王捕頭逃到成都美領館「尋求保護」，被「維穩」的盲人陳光誠跑到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如果再如此維下去，不知還有什麼怪異的事情發生？

按理說，一個現代國家的基本制度已充分具備了維穩功能。即現代媒體制度保證了媒體信息發布的公信力、現代司法制度保證了司法最高和最後仲裁的地位、人代制度則保證了民意的規範表達和民意對權力的有序監督，等等。只要這些機關、機構、部門和各級官僚，保證這些渠道的正常、民主、公正、公平、公開和科學的運行，那麼，所有的社會問題，都不難分散納入各自的體制路徑，皆能以最小的成本得到正常化的解決，不至於發展到以高額的財政支出來維穩，非得要整個社會都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