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引起巨大爭議的「沒有敵人」之陳述，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去理解，他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劉曉波是從毛時代廢墟走出來，認同西方文明價值觀，尋求國家前途和自我完善的一位百折不回的知識分子。2010年，他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引起巨大爭議的「沒有敵人」之陳述，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去理解，他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在劉曉波的最後陳述之中，他對執行上級任務的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不含惡意、不加貶斥，他寫道：「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他甚至還點名表揚一名看守所的管教人員：「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這段話是最後陳述中引發較大爭議的部分。廣義地看，警察、檢察官、法官和獄卒，都是極權制度的一部分，都是加害者。那麼，為什麼要使用美好的語言讚美共產黨的專政工具——助紂為虐的警察、法官、檢察官和獄卒呢？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如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所說的「以規範原則取代道德責任感」、「壓抑內心良知的抵抗」的希特勒的支持者嗎？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如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憐憫心」的「平庸之惡」的代表嗎？

若要進一步理解劉曉波在「沒有敵人」之陳述中的真實思想，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切入。

中國司法有局部性技術性進步

首先，以歷史敘事而論，劉曉波筆下涉及的是與他親身接觸過的少數幾名司法人員，這是他的「個人史」的一部分，這只是一面巨大的牆壁上的一小塊馬賽克。劉曉波的案子是中共政治局親自過問的「御案」，故而一般不會出現肉體折磨和刑訊逼供的情況。從抓捕他的警察到監管他的獄卒，從起訴他的檢察官到審判他的法官，每一個都經過上級的精心挑選和安排。普通的囚犯當然不可能如此幸運，在當代中國冤獄冤案的畫卷中，還有諸多不一樣的馬賽克，充滿著污穢與血跡。中共的司法系統當中，雖然存在少數劉曉波筆下的人性尚存的人員，但為數更眾多的是那些蓋世太保式的虐待狂。劉曉波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揭露中共警察和司法部門的黑幕，也點名批評過從「政法委」頭目周永康到某些基層警察、獄卒的枉法行徑。劉曉波並沒有「以偏概全」地否認中國暴力機器的殘暴本質。

另一方面，劉曉波論及的中國司法系統局部性、技術性的進步，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毛澤東時代視「法治」為「法制」、實際上「無法無天」的情形相比，與鄧小平時代「從重從快」的「嚴打」運動相比，與「六四」鎮壓之後的肅殺氣氛相比，近年來，總體而言，在國際輿論的批評和國內民眾的壓力之下，中國的司法機構有了一些緩慢的改進，案件審理的過程和監獄的管理方式確實在走向「正規化」。個別的人權案件可能同樣黑幕重重，但一般案件的處理大都趨向於更加符合程式。說今天比毛時代還黑暗，並不符合實情。作為一名「四進宮」的囚徒，劉曉波的感受大致符合這一歷史軌跡。

沒有取消對加害者應有的追究

其次，以法律責任而論，劉曉波對部分警察、檢察官、法官、獄卒的某些正面評價，不是否定他們參與一個系統性的罪惡的事實；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並不意味著在法律層面取消對加害者的追究。

劉曉波本人不將濫權者當作「敵人」看待，並不意味著在未來民主的中國，濫權者們不必為其踐踏法治與普世人權價值的惡行受到正義的審判。受害者當然有權利原諒和寬恕那些加害者，但加害者一方仍然需要在法律上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在諸多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都有相應的法律作出嚴格規定：凡是在原專制制度下參與過迫害工作的司法人員，都會被禁止繼續在司法、行政、傳媒、教育等重要部門任職。即便是那些得到劉曉波某種程度上的「正面評價」的司法人員，同樣將面臨這樣的命運。即便以後他們拿著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對他們的好評，也不等於就有了法律意義上的赦免書，他們必須像所有專制政權下的司法人員那樣，經過一個嚴格而公正的甄別過程。如果他們貪贓枉法，如果他們參與制造過人權案件，便應當被清除出司法隊伍。

再次，以宗教情懷而論，「我沒有敵人」是一種自我的釋放，也是一種對人性的信心：即便是被罪惡所捆綁和支配的個人，那些專制體系中的「螺絲釘」，身上也殘存著一定的人性的良善。用「妖魔化」的觀點來看待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也許有用，但不能將所有納粹黨員、共產黨員都看作是魔鬼。這種偏執的觀點無助於作為受害者一方完成心理贖救，更無助於社會未來的和平轉型。中國社會的轉型，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更替，更是宗教信仰的復興。在這一進程中，劉曉波宣導的「我沒有敵人」的宗教情懷，能夠避免暴力，帶來和平。

林昭沒有放棄對人性的樂觀期待

劉曉波與在「文革」中被殺害的基督徒、「聖女」林昭一樣，即便遭遇到最不公正的對待，也不放棄對人性的樂觀期待。林昭在生命的最後日子，用血書寫道：「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力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這種對人性的溫暖的期待，與對人性中的「幽暗意識」的體察，是互相平衡的。僅有前者，是無原則的好好先生；僅有後者，則容易成為憤世嫉俗的絕望者。

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的背後，還有一個重大的宗教與倫理難題，這也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劉曉波就在大連勞教院中寫下一篇關於西蒙．威森塔爾的著作《寬恕？！》的書評。西蒙．威森塔爾是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有八十九個親屬死於希特勒的種族滅絕，他本人也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寶貴的青春歲月。他卻提出一個讓受害者難以承受的問題：是否應該寬恕那些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應該，誰有資格給予饒恕？這本書讓劉曉波受到極大震撼：「也許是因為身在高牆之內，讀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心靈被某種說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種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西蒙．威森塔爾的問題自然讓劉曉波想到「六四」，他也試著提出相似的問題：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無辜者的血必將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道義資源。但是，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如何處理他們才能保持寬恕與正義的平衡？

清算和轉型正義不可能徹底實現

在寬恕這一維度上，劉曉波所追求的，不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式的寬恕，而是當事人從內心深處自然生發出來的一種精神信念。對於受害者而言，寬恕是自我解放的途徑，若不寬恕，就只有成為仇恨的人質。研究寬恕與和解問題的學者安德魯‧瑞格認為，作惡者無權要求從他們虐待的人身上得到寬恕。寬恕是犧牲者或倖存者的特權，如果行使這種權利，他們就可能擺脫過去，使自己成為更完善的人。

「從那些被我們憎恨和蔑視的人身上，我們還可能發現人性的存在，並以此來評定罪孽和罪責的程度。……在這樣一個困難過程中，其核心問題是分清罪人和罪行之間的區別，這反過來要求人們能夠承認這些作惡者人性的一面。無論這樣做有多麼困難，我們都應該這樣去做，因為，這是對普遍人性的認同。」

在正義這一維度上，劉曉波認為，寬恕必須與正義之間取得某個平衡點。沒有正義為價值支撐的寬恕，必然流於無是非、無善惡、無原則的虛無主義。另一方面，為達成寬恕，有時不得不犧牲部分正義。這是由人性的局限以及人所締造的制度的缺陷決定的。即便在一種運作極為良好的民主和法治體系之下，也不可能有全盤、徹底的罪惡清算和轉型正義，更不可能有讓所有人特別是受害者群體感到完全滿意的「百分之百的正義」。作為理想主義者，可以去追求這種「百分之百的正義」；但作為制度轉型的現實路徑的設計者，就必須考慮實踐上的可行性。

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由獨立的民間組織「中國和解智庫」召集，以「衝突與和解」為主題的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劉曉波在這次會議上發言說：「清算，從道義上講百分之百的正確，殺人者犯罪者打壓者必須受到懲罰，受害者必須從道義上和經濟上兩方面都要得到補償。不過，像蘇東這些國家，大都是拿出來一個象徵性的人物處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從原來體制內的人出來主導的轉型國家，連這個都沒有做到。前蘇聯有嗎？台灣有嗎？台灣直到民進黨上台後才給了政治受難者以經濟補償，最高達到六百萬新台幣。政治是非常現實的過程，道義正確在現實政治過程中，百分之百的道義訴求能實現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這表明，劉曉波既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也有現實主義的一面；既追求崇高的精神價值，也考慮現實政治層面的可操作性。

門楚和曼德拉寬恕敵人的先例

在一個國家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寬恕與正義都是必須的。那些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視為軟弱、投降和背叛的人士，應當仔細檢視「諾貝爾和平獎家族」成員們的言行。在這個「巨人的家族」中，「我沒有敵人」的言論比比皆是，星星與星星在一起閃耀，高貴的言行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危地馬拉印第安裔人權活動家戈貝爾塔．門楚．圖姆，就是實踐「我沒有敵人」理念的典範。在危地馬拉這個西半球人權紀錄最惡劣的國家，軍政權殘酷殺戮反抗民眾。門楚一家幾乎遭遇滅門慘禍：她的弟弟在經受十六天酷刑之後，當著整個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親逃入西班牙使館，仍被士兵扔的手榴彈炸死；她的母親被綁架，在遭受幾個星期連續不斷的強姦和酷刑後，被扔在一座山邊，屍體被野獸吞食。如果按照中國「殺人償命」的古訓，門楚要殺死多少兇手才能為親人報仇呢？

門楚在自傳中寫道，在奧斯陸會見軍政權的頭目羅德里戈上校時，「我們互相問候寒暄了幾句。殺害我母親的人祝賀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並稱之為國家的榮譽。我意識到，說到底我們都是同屬人類。我很平靜地同他講話，就像是同一個久已疏遠的老熟人一樣。」門楚並沒有把軍政權頭目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也不追求「血債血還」、「以命抵命」的結果。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塞熱斯泰德讚揚說：「門楚的目標是和解與和平。她比大多數人更清楚，未來和解的基礎在於以何種方式從事鬥爭。即使在最殘暴的環境中，也必須確信我們所有人仍有那麼一點人的情感。」

曼德拉在自傳中描述了一個類似的細節：在最初入獄的那些歲月裡，監獄長巴登霍斯特對他和難友們尤其苛刻，經常變著法子折磨他們。就在巴登霍斯特即將調離羅本島的時候，突然對曼德拉說：「我只能祝你們好運了。」這句看似尋常的話，讓曼德拉大吃一驚：「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否看上去被驚呆了，但是，我非常高興。他說了人話，顯示了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他的另一個側面。」

中國需要「沒有敵人」的理念

此細節讓曼德拉陷入深思之中：「後來，好長時間我都在思考這一個時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們在羅本島上碰到的最無情、最野蠻的一個監獄長。但是，那天坐在辦公室，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還有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雖然不怎麼明顯，但它確實存在。這對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好的啟示，即使是似乎最無情的動物，有時也會有一顆寬容的心。如果觸動到他們的心弦，他們也能有所改變。歸根結底，巴登霍斯特並不邪惡，他的野蠻是由於野蠻的社會制度造成的。」正是此細節開啟了曼德拉對未來重建南非、實現民族和解的長遠思考。在其當選總統後的就職典禮上，他邀請的兩個觀禮嘉賓就是昔日監獄的看守。

在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既需要公義，更需要寬恕。不是徹底消滅所有像巴登霍斯特那樣的曾經作惡的人，而是嘗試如何與他們以及他們的後裔生活在一起。這也是圖圖大主教反覆強調的一個觀念：「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社會中的成員，如果我們創建這樣一種機制，使那些有罪之人回到這個社會，這有助於他們召回曾經失去的人性，並通過重建社會的和諧與統一來豐富我們大家。」

這些經驗對中國來說無比重要。對於劉曉波二十年來的精神蛻變，學者蘇曉康說：「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是的，惟有「我沒有敵人」之理念，才能讓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得以實現。在全球範圍內，這一價值已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接受和認同。而在中國，它還是空谷回音。不過，隨著劉曉波的倡導，它將如春雨一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本文是作者新著《劉曉波傳》中的一個片段，該書即將在香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