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轉型中需要寬恕
 
正義轉型中需要寬恕
作者: 余 杰

書評

更新於︰2012-06-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劉曉波引起巨大爭議的「沒有敵人」之陳述,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去理解,他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劉曉波是從毛時代廢墟走出來,認同西方文明價值觀,尋求國家前途和自我完善的一位百折不回的知識分子。2010年,他成為中國第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劉曉波引起巨大爭議的「沒有敵人」之陳述,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去理解,他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是,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在劉曉波的最後陳述之中,他對執行上級任務的警察、檢察官和法官都不含惡意、不加貶斥,他寫道:「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裡,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他甚至還點名表揚一名看守所的管教人員:「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這段話是最後陳述中引發較大爭議的部分。廣義地看,警察、檢察官、法官和獄卒,都是極權制度的一部分,都是加害者。那麼,為什麼要使用美好的語言讚美共產黨的專政工具——助紂為虐的警察、法官、檢察官和獄卒呢?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如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所說的「以規範原則取代道德責任感」、「壓抑內心良知的抵抗」的希特勒的支持者嗎?這些人難道不都是如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所說的「懂得克服自己的憐憫心」的「平庸之惡」的代表嗎?

若要進一步理解劉曉波在「沒有敵人」之陳述中的真實思想,需要從歷史敘事、法律責任和宗教情懷三個層面切入。

中國司法有局部性技術性進步

首先,以歷史敘事而論,劉曉波筆下涉及的是與他親身接觸過的少數幾名司法人員,這是他的「個人史」的一部分,這只是一面巨大的牆壁上的一小塊馬賽克。劉曉波的案子是中共政治局親自過問的「御案」,故而一般不會出現肉體折磨和刑訊逼供的情況。從抓捕他的警察到監管他的獄卒,從起訴他的檢察官到審判他的法官,每一個都經過上級的精心挑選和安排。普通的囚犯當然不可能如此幸運,在當代中國冤獄冤案的畫卷中,還有諸多不一樣的馬賽克,充滿著污穢與血跡。中共的司法系統當中,雖然存在少數劉曉波筆下的人性尚存的人員,但為數更眾多的是那些蓋世太保式的虐待狂。劉曉波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揭露中共警察和司法部門的黑幕,也點名批評過從「政法委」頭目周永康到某些基層警察、獄卒的枉法行徑。劉曉波並沒有「以偏概全」地否認中國暴力機器的殘暴本質。

另一方面,劉曉波論及的中國司法系統局部性、技術性的進步,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毛澤東時代視「法治」為「法制」、實際上「無法無天」的情形相比,與鄧小平時代「從重從快」的「嚴打」運動相比,與「六四」鎮壓之後的肅殺氣氛相比,近年來,總體而言,在國際輿論的批評和國內民眾的壓力之下,中國的司法機構有了一些緩慢的改進,案件審理的過程和監獄的管理方式確實在走向「正規化」。個別的人權案件可能同樣黑幕重重,但一般案件的處理大都趨向於更加符合程式。說今天比毛時代還黑暗,並不符合實情。作為一名「四進宮」的囚徒,劉曉波的感受大致符合這一歷史軌跡。

沒有取消對加害者應有的追究

其次,以法律責任而論,劉曉波對部分警察、檢察官、法官、獄卒的某些正面評價,不是否定他們參與一個系統性的罪惡的事實;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並不意味著在法律層面取消對加害者的追究。

劉曉波本人不將濫權者當作「敵人」看待,並不意味著在未來民主的中國,濫權者們不必為其踐踏法治與普世人權價值的惡行受到正義的審判。受害者當然有權利原諒和寬恕那些加害者,但加害者一方仍然需要在法律上付出相應的代價。比如,在諸多經歷政治轉型的國家,都有相應的法律作出嚴格規定:凡是在原專制制度下參與過迫害工作的司法人員,都會被禁止繼續在司法、行政、傳媒、教育等重要部門任職。即便是那些得到劉曉波某種程度上的「正面評價」的司法人員,同樣將面臨這樣的命運。即便以後他們拿著作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劉曉波對他們的好評,也不等於就有了法律意義上的赦免書,他們必須像所有專制政權下的司法人員那樣,經過一個嚴格而公正的甄別過程。如果他們貪贓枉法,如果他們參與制造過人權案件,便應當被清除出司法隊伍。

再次,以宗教情懷而論,「我沒有敵人」是一種自我的釋放,也是一種對人性的信心:即便是被罪惡所捆綁和支配的個人,那些專制體系中的「螺絲釘」,身上也殘存著一定的人性的良善。用「妖魔化」的觀點來看待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也許有用,但不能將所有納粹黨員、共產黨員都看作是魔鬼。這種偏執的觀點無助於作為受害者一方完成心理贖救,更無助於社會未來的和平轉型。中國社會的轉型,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更替,更是宗教信仰的復興。在這一進程中,劉曉波宣導的「我沒有敵人」的宗教情懷,能夠避免暴力,帶來和平。

林昭沒有放棄對人性的樂觀期待

劉曉波與在「文革」中被殺害的基督徒、「聖女」林昭一樣,即便遭遇到最不公正的對待,也不放棄對人性的樂觀期待。林昭在生命的最後日子,用血書寫道:「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力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這種對人性的溫暖的期待,與對人性中的「幽暗意識」的體察,是互相平衡的。僅有前者,是無原則的好好先生;僅有後者,則容易成為憤世嫉俗的絕望者。

在「我沒有敵人」的宣告的背後,還有一個重大的宗教與倫理難題,這也是劉曉波長期思索的一個問題,即「寬恕與正義如何獲得平衡」。

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劉曉波就在大連勞教院中寫下一篇關於西蒙.威森塔爾的著作《寬恕?!》的書評。西蒙.威森塔爾是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有八十九個親屬死於希特勒的種族滅絕,他本人也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寶貴的青春歲月。他卻提出一個讓受害者難以承受的問題:是否應該寬恕那些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應該,誰有資格給予饒恕?這本書讓劉曉波受到極大震撼:「也許是因為身在高牆之內,讀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心靈被某種說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種慢性的折磨所煎熬。」

西蒙.威森塔爾的問題自然讓劉曉波想到「六四」,他也試著提出相似的問題:八九運動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無辜者的血必將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道義資源。但是,當八九運動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如何處理他們才能保持寬恕與正義的平衡?

清算和轉型正義不可能徹底實現

在寬恕這一維度上,劉曉波所追求的,不是事不關己的旁觀者式的寬恕,而是當事人從內心深處自然生發出來的一種精神信念。對於受害者而言,寬恕是自我解放的途徑,若不寬恕,就只有成為仇恨的人質。研究寬恕與和解問題的學者安德魯‧瑞格認為,作惡者無權要求從他們虐待的人身上得到寬恕。寬恕是犧牲者或倖存者的特權,如果行使這種權利,他們就可能擺脫過去,使自己成為更完善的人。

「從那些被我們憎恨和蔑視的人身上,我們還可能發現人性的存在,並以此來評定罪孽和罪責的程度。……在這樣一個困難過程中,其核心問題是分清罪人和罪行之間的區別,這反過來要求人們能夠承認這些作惡者人性的一面。無論這樣做有多麼困難,我們都應該這樣去做,因為,這是對普遍人性的認同。」

在正義這一維度上,劉曉波認為,寬恕必須與正義之間取得某個平衡點。沒有正義為價值支撐的寬恕,必然流於無是非、無善惡、無原則的虛無主義。另一方面,為達成寬恕,有時不得不犧牲部分正義。這是由人性的局限以及人所締造的制度的缺陷決定的。即便在一種運作極為良好的民主和法治體系之下,也不可能有全盤、徹底的罪惡清算和轉型正義,更不可能有讓所有人特別是受害者群體感到完全滿意的「百分之百的正義」。作為理想主義者,可以去追求這種「百分之百的正義」;但作為制度轉型的現實路徑的設計者,就必須考慮實踐上的可行性。

二○○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由獨立的民間組織「中國和解智庫」召集,以「衝突與和解」為主題的學術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劉曉波在這次會議上發言說:「清算,從道義上講百分之百的正確,殺人者犯罪者打壓者必須受到懲罰,受害者必須從道義上和經濟上兩方面都要得到補償。不過,像蘇東這些國家,大都是拿出來一個象徵性的人物處理一下就算完了,而那些從原來體制內的人出來主導的轉型國家,連這個都沒有做到。前蘇聯有嗎?台灣有嗎?台灣直到民進黨上台後才給了政治受難者以經濟補償,最高達到六百萬新台幣。政治是非常現實的過程,道義正確在現實政治過程中,百分之百的道義訴求能實現百分之五六十那就很好了。」這表明,劉曉波既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也有現實主義的一面;既追求崇高的精神價值,也考慮現實政治層面的可操作性。

門楚和曼德拉寬恕敵人的先例

在一個國家和社會轉型過程中,寬恕與正義都是必須的。那些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視為軟弱、投降和背叛的人士,應當仔細檢視「諾貝爾和平獎家族」成員們的言行。在這個「巨人的家族」中,「我沒有敵人」的言論比比皆是,星星與星星在一起閃耀,高貴的言行也是如此。

一九九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危地馬拉印第安裔人權活動家戈貝爾塔.門楚.圖姆,就是實踐「我沒有敵人」理念的典範。在危地馬拉這個西半球人權紀錄最惡劣的國家,軍政權殘酷殺戮反抗民眾。門楚一家幾乎遭遇滅門慘禍:她的弟弟在經受十六天酷刑之後,當著整個部族人的面被活活割皮、火烤;她的父親逃入西班牙使館,仍被士兵扔的手榴彈炸死;她的母親被綁架,在遭受幾個星期連續不斷的強姦和酷刑後,被扔在一座山邊,屍體被野獸吞食。如果按照中國「殺人償命」的古訓,門楚要殺死多少兇手才能為親人報仇呢?

門楚在自傳中寫道,在奧斯陸會見軍政權的頭目羅德里戈上校時,「我們互相問候寒暄了幾句。殺害我母親的人祝賀我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並稱之為國家的榮譽。我意識到,說到底我們都是同屬人類。我很平靜地同他講話,就像是同一個久已疏遠的老熟人一樣。」門楚並沒有把軍政權頭目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也不追求「血債血還」、「以命抵命」的結果。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塞熱斯泰德讚揚說:「門楚的目標是和解與和平。她比大多數人更清楚,未來和解的基礎在於以何種方式從事鬥爭。即使在最殘暴的環境中,也必須確信我們所有人仍有那麼一點人的情感。」

曼德拉在自傳中描述了一個類似的細節:在最初入獄的那些歲月裡,監獄長巴登霍斯特對他和難友們尤其苛刻,經常變著法子折磨他們。就在巴登霍斯特即將調離羅本島的時候,突然對曼德拉說:「我只能祝你們好運了。」這句看似尋常的話,讓曼德拉大吃一驚:「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否看上去被驚呆了,但是,我非常高興。他說了人話,顯示了我們以前從來沒見過的他的另一個側面。」

中國需要「沒有敵人」的理念

此細節讓曼德拉陷入深思之中:「後來,好長時間我都在思考這一個時刻。巴登霍斯特可能是我們在羅本島上碰到的最無情、最野蠻的一個監獄長。但是,那天坐在辦公室,他暴露了他的本性中還有另一個側面,這個側面雖然不怎麼明顯,但它確實存在。這對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好的啟示,即使是似乎最無情的動物,有時也會有一顆寬容的心。如果觸動到他們的心弦,他們也能有所改變。歸根結底,巴登霍斯特並不邪惡,他的野蠻是由於野蠻的社會制度造成的。」正是此細節開啟了曼德拉對未來重建南非、實現民族和解的長遠思考。在其當選總統後的就職典禮上,他邀請的兩個觀禮嘉賓就是昔日監獄的看守。

在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南非,既需要公義,更需要寬恕。不是徹底消滅所有像巴登霍斯特那樣的曾經作惡的人,而是嘗試如何與他們以及他們的後裔生活在一起。這也是圖圖大主教反覆強調的一個觀念:「我們所有人都是一個社會中的成員,如果我們創建這樣一種機制,使那些有罪之人回到這個社會,這有助於他們召回曾經失去的人性,並通過重建社會的和諧與統一來豐富我們大家。」

這些經驗對中國來說無比重要。對於劉曉波二十年來的精神蛻變,學者蘇曉康說:「從『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這既是從文化到政治的距離,從尼采到甘地的距離,也是從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謙卑、甘下地獄的距離。」是的,惟有「我沒有敵人」之理念,才能讓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得以實現。在全球範圍內,這一價值已獲得越來越廣泛的接受和認同。而在中國,它還是空谷回音。不過,隨著劉曉波的倡導,它將如春雨一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本文是作者新著《劉曉波傳》中的一個片段,該書即將在香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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