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經濟手段解決歷史麻煩，大把鈔票一泯恩仇，「花錢買穩定」，荷包充實的中國政府覺得很合算。但這樣私了，是違反中國法律的。

貴陽民眾5 月28 日在市區人民廣場紀念六四，持續約兩個小時，未有受到官方阻擾。但事後發起人被國保警告。（互聯網）

人的一生太短，但這二十三年卻太長。在禁止吟唱挽歌的中國，長久的沉默，似乎堆積起一座時間的墳墓。又是春夏之交的時刻了，二十三年來苟活於世的我們，再次聆聽凄凄荒草掩蓋下的亡靈。

也許是阿拉伯革命讓中共當局悟出了一點甚麼，他們開始與某些六四難屬接觸，談及經濟賠償的問題。當局出於甚麼目的提議經濟賠償？這一提議是否具有可行性？為甚麼我們必須對六四屠殺永誌不忘？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一一釐清的。

從「強迫忘卻」到「無害化處理」

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發生後，中共專制政權按照他們的本性所採取的做法是：禁止受害者發出聲音，讓人們忘記那一段血腥的歷史。這種處理模式屬於「強迫忘卻」。

「強迫忘卻」的模式在一定條件下造成沉默無聲的效果。尤其在一切向錢看的當今中國，只顧追求富裕的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那一場巨大的災難。然而，墨寫的謊言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世界沒有遺忘，凡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沒有遺忘，「六四」o兩個字，仍然是令製造罪惡的劊子手們所恐懼和忌諱的。

為了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展開了抗爭。這種人民抗爭的燎原之火讓中國人看到變革的希望，也讓中國統治者產生了嚴重的危機感。二十三年前的不死冤魂，隨時可以成為導火線，燃起人民被壓抑已久的怒火。為了消弭這種危機，中共當局開始嘗試用經濟手段對六四難屬進行安撫。

去年六四紀念日前夕，中國安全部門首次表示，願意向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受害者家屬提供經濟補償。「天安門母親」在公開信中提到，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三次造訪一個受害者家庭，希望能同他們協商賠償金額的問題。中共當局借此發出試探性信號：

「不談政治問題，即不公布真相，不追究責任人，只給予賠償。」

看起來，這是一種處理六四問題的新創舉。借用環境科學的學術用語來形容，這屬於「無害化處理」。本來，六四屠殺是國家機器的嚴重犯罪，犯罪人身上背負累累血債，只要處理六四問題，追究犯罪責任就應是首當其衝的一項工作。然而，這種「無害化處理」卻能使犯罪人輕輕鬆鬆逍遙法外。

這樣，劊子手不需付出其他代價，只要成為慷慨的賠償者，他們與受害者之間就不再有法律追究的問題。黑暗而悲慘的罪惡記憶，在這種「無害化處理」後，似乎就展現了社會和解的「光明」。用經濟手段來解決歷史麻煩，大把鈔票一泯恩仇，「花錢買穩定」，荷包充實的中國政府覺得很合算。

編造理由的賠償屬於經濟「詐騙」

但是，經濟賠償是否真能成為中國政府放下六四歷史包袱的一種方式？我們暫且不提刑事追究的問題，只單純地根據現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來考察這個方式是否行得通。

在中國《國家賠償法》裡的賠償條款裡，分別有「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其「賠償範圍」都涉及到「侵犯人身權」和「侵犯財產權」。這些條款規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職權時有侵犯人身權和財產權的事實，受害人就有取得賠償的權利。

這就叫做「歸責原則」，是判斷國家是否要承擔賠償責任的一個原則。那麼，國家承擔責任的標準是甚麼？即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以是否有法律的依據，行為本身是否違法。這涉及到「違法原則」，如果沒有國家違法的事實就沒有賠償，因此在賠償之前，必須先認定國家是否違法、是如何違法的。

癥結就在這裡：即使是單純的經濟賠償，也需要有關方面將國家違法的事實調查清楚，並予以證實，否則就沒有給予賠償的理由。國家違法的事實，就是天安門母親要求的「真相」。顯然，中國政府是很不願意給人民真相的。那個前去找六四難屬的安全部門工作人員說：「真相不好辦，這麼多年了，當年很亂，追究也不好辦……。」

如果不交代真相，用來賠償六四難屬的錢又來自國庫，那麼麻煩就大了——執行賠償任務的國家機構將涉嫌違法：政府賠償的錢是公款，公務員使用公款，除了要經過預算程序，還要說明其使用用途。如果不調查出六四受害者的事實真相，有關方面隨便編個理由就從國庫挪出錢來，這就等於是非法侵佔公款。

中國刑法所定義的「詐騙罪」的概念如下：「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由此可見，沒有真相、不追究責任，只是私下賠償六四難屬，這樣的做法涉嫌經濟詐騙，違反中國現行法律。

不對稱傷害的歷史應永誌不忘

但是有人說：「中共官方主動接觸六四死難者家屬洽談賠償事宜，是值得稱道的做法。」說這話的人大概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國國庫的錢如同土地，都是中共一家所有。那些白紙黑字制訂的財務法律，不值他們一哂。這樣，為了掩耳盜鈴地掩蓋六四真相，當局寧可再一次違反自己的法律。

有的暴力案件是可以「私了」的。例如私人之間的「誤殺」，當事人事先沒有殺害的企圖，事後又表示懺悔，拿出私人錢財來賠償。法律對於這種「過失致人死亡」的案件懲罰較輕。但是至今為止，參與六四屠殺的中共軍隊官兵，沒有一個出面作證承認是私人過失的「誤殺」，也沒有任何人拿出私人的錢財來賠償。我們因此仍然認定，六四案件系執行公務殺人，必須依照當今中國的法律來處理。

還有一種處理歷史暴力事件的模式是：雙方曾互相傷害，此後不再追究歷史責任，共同面對未來。這個模式的典型例子是西班牙的「緘默協議」。西班牙左派在七十年代簽訂這一和解協議時，同意對佛朗哥獨裁統治的罪行既往不咎，是因為左派共和黨人在內戰時期使用了同樣殘酷的暴力手段。

曾有半個西班牙死在另外半個西班牙手裡，那是一種勢均力敵的相互傷害，其傷害程度不相上下。四十年後，為了避免社會動蕩，為了啟動政治改革，西班牙人一度自願地患上「集體健忘症」，決議把這筆糊塗帳留給未來去清理了。

但在中國的六四事件中，一方是全副武裝的正規軍隊，另一方是手無寸鐵、毫無抵抗能力的平民。這屬於「不對稱的傷害」。這種針對平民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是人類歷史上刻骨銘心的一頁，我們只能永誌不忘。如果不能如此記憶，人類便會留在黑暗的叢林規則裡，不能進化生存。犧牲真相和正義，並不能換來真正的和解。如果中國要告別專制，要成為具有人性的法治國家，人們就必須通過銘記歷史，使專制暴力無法捲土重來。

世界上所有「不對稱傷害事件」的賠償，都是以真相為前提的。例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先是國民黨總統認錯道歉，後才有一九九五年公佈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並請受難者及其家屬代表參與調查處理。又如南非的轉型正義，首先是南非總統科拉克就種族隔離政策向受害者道歉，然後任命圖圖主教領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真相，最後才是政府給予受害者經濟賠償。

當然，個別有經濟困難的六四難屬，願意先接受經濟賠償，是可以理解的。但先接受賠償不等於放棄追究真相與責任的權利。有人說，如果你們一定要真相、要問責，事情就難辦了。其實，真正感到難辦的是中共當局。「世界歷史即是世界法庭」。血腥鎮壓平民的中共當局，如果不能合理合法地解決六四問題，他們將永遠被恥辱地置於世界精神法的被告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