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逝世七十周年祭
陳獨秀從五四時代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旗手，到中年領導中共與托派十四年，晚年大徹大悟，痛斥共產專政，主張推翻蘇共，是中國左派覺悟最早、影響最大的領袖人物。

在肅反時期的斯大林（畫像）。陳獨秀（右）的民主思想來自對斯大林獨裁專制的深刻觀察。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陳獨秀（1879—1942）在貧病交加中逝世於四川江津的一座農舍中。今年是他逝世的七十周年。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一位偉大的革命領袖，陳獨秀清楚地看到年長於他十三歲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1866—1925）創建的中華民國，所以混亂不寧，共和制的政治制度所以岌岌可危，根本的是在於社會思想文化根基沒有徹底清理。於是，他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呼嘯前進，繼續戰鬥。

不論陳獨秀一生有多少和多大的缺點與錯誤，也不管現在和將來人們如何評價他，破專制、立民主，作為一條基本的紅線，貫穿著他一生，卻是鐵的事實，無可爭辯。陳獨秀是中國民主的一面光輝旗幟，這是他作為一代偉人的基本面。

終生為民主鬥爭經歷萬難而不屈

陳獨秀破專制、立民主的偉大鬥爭，受到了黑暗勢力的激烈反抗，他喪失自由，終生被特務監視，個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其中，僅逮捕入獄，就有五次之多。最後一次，更被反動派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只是由於各界人士營救之聲不斷，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在關押五年之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才得以減刑出獄。   

早期的陳獨秀受時代的局限，曾在中國大力鼓吹並力行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中國的兩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簡稱「托派」）都是由他組建並擔任領導人的。以破專制、立民主為己任，又特立獨行、「只注重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的陳獨秀，不但終生受到敵對勢力的猛烈攻擊，而且經常遭遇自己同志的激烈反對，背腹受敵。中共和托派都開除了他的黨籍。中共甚至一再造謠，說陳獨秀是什麼「每月向日本偵探機關領取三百元津貼的漢奸」，「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一直到死，陳獨秀都戴著中共強加給他的這頂「漢奸」帽子。

面臨內外交攻的困難局面，勇敢、堅定的陳獨秀絕不氣餒。他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一為「德莫克拉西」即民主，一為「賽因斯」即科學。——引者），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晚年的陳獨秀疾病纏身，《致西流》（即濮清泉，陳的表弟，時在雲南教書，筆名西流）的一封討論民主問題的信，竟斷斷續續寫了二十多天才寫完。他多次對友人說：「弟所欲言甚多，惟病體不能多寫作」，「弟精神仍不佳，無力為長文，未能詳細發揮。」讀書至此，我們既為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所感動，又為群小惡攻、英雄末路而倍感悲哀。

陳獨秀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曾屈服。晚年，他的生活幾陷絕境。在偏僻的四川江津山村，借住兩屋，一為臥室，一為書房。二房上無天花板，下是潮濕的泥地；如遇大雨，滿屋漏水。他沒有正常的經濟來源，除了微不足道、極不固定的稿費外，主要靠親友接濟。有時，接濟不上，只有典當度日。儘管如此，他也不食「嗟來之食」。羅家倫、傅斯年親自送錢來，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尷尬。臨走，陳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朱家驊贈他五千元支票一張，他拒之；朱又托張國燾轉致，亦被拒絕；張再托鄭學稼寄贈，仍然不收。陳獨秀主持中共時期，黨的著名活動家任卓宣被捕，別人槍決時陪綁，嚇掉魂魄而叛變，匯給陳二百元，陳如數退回，直到窮死。他真正做到了孟子所鼓吹的「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從斯大林專政的殘暴中覺醒

陳獨秀批判專制的言論，在今天，最有價值、最出色的部分，是他對「無產階級獨裁」本質的揭露。陳獨秀所說的「無產階級獨裁」，即「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這個名聲極壞的 「無產階級獨裁」。

在中國，是陳獨秀，第一個把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引入，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風暴，幾十年而不息。在這群獻身無產階級革命的優秀兒女中，又是他第一個看出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對人類的嚴重危害，而堅強予以摒棄。晚年，他的公式是：科學、民主──社會主義；科學、民主──共產主義。在其中，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一併沒有了位置。

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發展史的基本旋律，是以中國的「六四事件」為轉折點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由世紀初的勃興到世紀末的潰敗。千萬優秀人士曾經懷著崇高的理想，投入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大變革中，拋頭顱，灑熱血，捨身奮鬥，活著的，最後才弄清楚：這竟然完全是一場虛幻的無謂犧牲；人們從「烏托邦」夢想中，終於清醒了過來。陳獨秀是覺悟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兩頭真」，是「兩頭真」在中國的最突出的、也是最典型的代表。他的一生，濃縮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思潮的變遷。

曾經的共產主義者陳獨秀，在其六十三年的生涯中，約有十四年時間（1920-1933）是「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忠實信徒。他在多篇著作中，鼓吹這個學說，身體力行。直到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在為駁斥法院對他的判決與迫害而發表的《上訴狀》中，仍然為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辯護。

但是，現實卻無情地粉碎了陳獨秀的善良預計。在第一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並取得成功的國家——蘇聯，美妙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人人自由的人間天堂「共產主義社會」， 並沒有出現；與人們的期待相反，所謂的「新社會」竟是活生生的一座地獄，充滿了血腥與苦難。

二千萬蘇聯公民成為專政的犧牲品

最受苦的是底層民眾，喪失了自由，喪失了尊嚴，個個成為被管制的奴隸，任人宰割。蘇聯政府為了積累資金，不顧農民的死活，橫徵暴斂，農民大批餓死。集體化的一九三○年代初，在哈薩克斯坦，人口縮減了百分之三十一，在伏爾加河流域，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三，在烏克蘭，減員百分之二十，在北高加索，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一九三三年，運往國外的穀物，減達到一千八百萬公擔，如果這些糧食留在國內，七百萬人的性命就可以存活下來，但是斯大林拒絕這樣做。他認為，政權與民眾的關係不是「政權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權」。為了國家的強大，必須要以一代人的犧牲為代價。

「無產階級專政」草菅人命，不僅農民死了八百五十到九百萬之多，任何階層的民眾都逃不過它的摧殘、迫害。據統計，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五三年，除農民外，總共還有一千九百五十萬到二千二百萬蘇聯公民成為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其中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

在「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打擊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迫害下。蘇聯境內的諸多少數族裔曾被集體遷移和流放，其中包括：波蘭人、伏爾加德意志人、摩爾多瓦人、猶太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人、朝鮮人等等，在強迫遷徙的過程中，少數民族也曾經大量死亡。

在摧殘民眾的同時，斯大林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對手，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發動肅反，共逮捕了一百二十萬蘇共黨員，占當時黨員總數的一半。黨、政、軍、中央、地方幹部全面清洗，波及的人數至少在七十萬人以上。蘇聯紅軍五名元帥中有三人被處決，四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三人均被處決。

大規模地殘酷鎮壓，血淋淋的法西斯暴行，驚醒了陳獨秀。他說：「專政到人民，甚至專政到黨內」，「這樣不民主，還算甚麼工人國家？」他比喻：斯大林就像古代傳說中之大癘疫鬼伯強，「高踞萬民上，萬民齊屏營」，「食人及其類，勛舊一朝烹。」

蘇聯克格勃和派生的德意法西斯

嚴酷的現實，逼迫陳獨秀重新研究了民主問題。雖然生活條件和寫作條件都十分困難，他還是寫出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文稿。他一九四零年以後論述民主問題的著作，曾由他的朋友編輯為《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書出版。胡適讀後，深感重要，改書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和書信）》，推薦給廣州自由中國社，於1949年6月再次出版。胡適並為此書撰寫了一篇精彩的《序言》。

可貴的是：陳獨秀不為自己原來信仰的「主義」所局限，也不為自己所建立的「黨派」偏見所束縛，承認了這個出他意想之外的人類歷史上空前殘暴的犯罪事實，以極其銳利的目光，看清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動本質。一九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給西流等的信裡，寫道：「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的宗教法庭。」

陳獨秀所謂的「格柏烏政治」，指的就是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格柏烏」即蘇聯「政治保衛局」又稱克格勃KGB），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象徵與符號，其性質，同希特勒的納粹組織一樣。蔣介石的特務組織「復興社」也是其仿照品。「格柏烏」依靠秘密警察對整個社會實行恐怖統治，顛倒黑白，捏造罪名，把「異議分子」、甚至只是獨裁者所不喜歡的人，置於死地。就像布哈林在《遺囑》裡說的：「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黨員變為叛徒、恐怖分子、暗殺分子、間諜。如果斯大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麼這些機構也會立即找出證據來。」在「格柏烏」統治下，全社會沒有一個人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任誰隨時都會被誣陷為「裡通外國」，而丟掉腦袋。他們是這樣陰險毒辣，卻又高舉「革命」旗幟，以保衛人民利益為幌子，遍身塗抹著鮮艷的紅色！

陳獨秀還指出蘇聯是「首倡獨裁制本土」，「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在蘇聯極權制建立八年後的一九二五年，墨索里尼學它的樣子，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主義獨裁的統治；此後八年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蘇聯「格柏烏」是二十世紀法西斯產生的基地和溫床。

從蘇德意反動堡壘到毛高倡獨裁

陳獨秀尖銳地看到了以蘇聯「格柏烏」為首的、現代獨裁制度對世界的嚴重危害，把打倒俄、德、意的法西斯制，視為解救世界的首要的鬥爭任務。一九四零年四月二十四日，在《給西流等的信》中，他說：「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柏烏政治。因此，一切鬥爭（反帝鬥爭也包含在內）比起這個鬥爭都屬於次要又次要地位。」

同年九月，陳獨秀又說：「第一個是莫斯科，第二個是柏林，第三個是羅馬，這三個反動堡壘，把現代變成了新的中世紀，他們企圖把有思想的人類變成無思想的機器牛馬，隨著獨裁者的鞭子轉動。人類若無力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只有變成機器牛馬的命運。所有目前全世界的一切鬥爭，必須與推翻這三大反動堡壘連繫起來，才有意義。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如『無產階級革命』，『民族革命』，都會無意的在客觀上幫助這三大反動堡壘鞏固及擴大勢力。」

陳獨秀的這些信件是一九四零年寫的。九年以後的一九四九年，言猶在耳，中共領袖毛澤東還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大叫：「『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此後六十多年來，「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的滋味，「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滋味，我們中國人民實在是充分地「享受」到了。所幸，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大反動堡壘中的兩個——德國納粹和意大利法西斯被徹底消滅，第三個——蘇聯的獨裁制，也在二十多年前被英雄的蘇聯人民埋葬。

中國產生文革的土壤依然存在

但是，歷史好像開了一個玩笑：作為德國「納粹」母體的蘇聯「格柏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沒有垮臺，反而由於參與「反法西斯同盟」、對消滅納粹德國作出了重大貢獻，在戰後第一波「民主浪潮」中，成為「漏網之魚」，又以「和平」、「民主」的形象，招搖撞騙了幾十年，就像中國一樣：「人民民主專政」在以「社會主義陣營」的垮臺為標誌的、又一波世界民主洪流中，變色「走資」而混，在蘇東崩潰之後，成為世界極權制度僅存的碩果，經濟得到「蓬勃發展」，又成為世界老二，以致許多國家不得不看其臉色行事。

舉世皆知，我們中國現在的政制是以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為榜樣而建立的。從蘇聯的「格柏烏」，到德國的「納粹」，到意大利「法西斯」，再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一脈相承的一個系列。只是為了好聽，叫蘇聯為 「蘇維埃政權」，把自己叫「人民政權」。雖然毛澤東氣壯如牛：「我們就是要獨裁」，畢竟「獨裁」難聽，在他這樣講了之後，「獨裁」一直沒見人再敢用過。今天整個大陸批判毛體制者，也只用「專權」一類詞代替對毛空前獨裁的指責。

我國當前社會問題成堆，關鍵就在於政治制度。我們作過一些改進，今天的狀況與文革、極權統治登峰造極時期，已有所不同，但政治壟斷、經濟壟斷、思想壟斷問題依然存在，文革賴以產生的政治制度的土壤並未得到實質的改造。解決之道，只有一條，就是：以民主取代專制，以民權取代黨權。捨此無它途。

在紀念陳獨秀這位偉大的革命先驅逝世七十周年之際，我們應當沿著他所開闢的道路，繼續他的事業，為改造專制獨裁制度、最終實現中國的民主化而努力。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