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宇宙觀鼓吹民主人權
方勵之的一生是為科學與民主而戰鬥的一生，他的影響應當以世紀來計算。他不必帶著被遺忘的遺憾去見上帝和愛因斯坦！

聽說方勵之正準備去學校給學生講課，離家前咳嗽一聲就倒在書房的椅子上駕鶴而去。方勵之咳嗽一聲，中國就感冒，連微博都呼吸道感染，他的名字成為敏感詞，網民們為他改名「立之」，又改為「Lizhi」改為「荔枝」……

方勵之是誰？從一九八九年方勵之躲藏到美國大使館後，僅僅二十多年，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他是何人也。曠日持久的洗腦屏蔽政策令中國民眾集體失憶，專制政治制造了遺忘斷層，虛假歷史製造了代際斷層。今天，作為流亡的中國科學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勵之完全被中國大陸的義和拳者和《環球時報》讀者、記者和妓者、權貴者和無產者、綠卡演員和學校輔導員、二奶和三奶遺忘了。

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他的祖國

二十二年前，方勵之被迫離開祖國，正如但丁離開意大利、彌爾頓離開英吉利、雨果離開法蘭西、索爾尼琴離開俄羅斯、愛因斯坦離開德國。流亡使方勵之免遭牢獄之災，繼續他的天體物理學研究，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他的祖國。

方勵之兩次被開除黨籍，最後成為通緝犯，所有的苦難源於他的知識份子精神。他不會服侍自己不再相信的東西，不管那是自己的皇帝、自己的「親愛的媽媽」、自己的家、自己的祖國；他要盡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科學的模式來表達自我；他的自由、內省精神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質的體現，他排除本能和環境束縛，從而使自己智慧、剛強而高貴；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質疑與獨立的品質，正是這一種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質，使他能夠聽從自己的內心訴求而勇敢地採取行動。

方勵之本來不是一個政治家，本來也無意捲入政治，是他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迫使自己無法和專制教條妥協，是這種思想上的不妥協推動自己走上了政治鬥爭的道路。方勵之的勇敢體現在猛烈地批判了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宇宙論教條，從終極意義上推翻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統治意識形態在知識論上的合法性。作為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崇拜自己的祖師爺愛因斯坦，但愛因斯坦的宇宙學理論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想）相矛盾的。

挑戰中共根源馬克思主義宇宙觀

馬克思主義與別的意識形態相比，最本質的區別在於它的政治和社會分析並不是建立在對人和社會組織的行為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宇宙觀」之上。所以，物質無限可分和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對立面的統一和鬥爭等教條成為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哲學」根據，他要不斷尋找對立面，不斷發起運動和鬥爭，他要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

宇宙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物質是不是無限可分和一分為二的？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學……方勵之從一九七二年開始深入研究這些問題，並且不迴避某些極為敏感的概念，這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不能容忍的。在由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辯證法》雜誌刊登了一系列的批判宇宙學的文章，而所有這些文章的批判對象都是以方勵之為代表的科大天體物理小組。但方勵之並沒有妥協，這場科學概念與正統思想的衝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直到一九八六年，胡喬木還專門寫信給上海的《自然》雜誌，對雜誌發表方勵之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宇宙無限」的文章興師問罪。

強調民主不是賜予要爭取得來

方勵之對中國的貢獻不僅體現在打破了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論教條，而且體現在讓一代人明白了「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關係。方勵之認為，「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得把西方科學精神引進中國。中國文化層次雖深但理絡不明，為要發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中國要建設民主社會，在學術上要有獨立性，我研究的是學問，你（統治者）採取與否是另一回事。有學術上的獨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獨立精神。科學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義。」「從學術角度講，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民主環境，學術界是無法發展的。」

方勵之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導師，留下了寶貴的指導思想。他強調，「民主絕對不是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給予你的民主是會收回去的。」「在中國，人們對民主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我們得教育人們去瞭解民主，我們得明白民主不是統治者能賜予我們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說明控制鬆懈了，並不成其為民主。民主的獲得要通過艱苦而不可避免的鬥爭。」方勵之的這些思想，如今與溫家寶的思想合上了拍，溫在今年兩會答記者問時說：「我深知改革的難度，主要是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遺憾的是，幾乎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上面的「內鬥」，盼望著能鬥出一個體制內的改革派，盼望著能再出現一個「人民的好總理」，

方勵之是中國自六十年代以來第一個公開談論人權問題的知識分子。他這樣向自己的同胞解釋甚麼是人權：「人權不是上面給我們的權力，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我認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權概念，民主與人權不是一回事，但與人權密切相關，就是說，一個社會裡的人應當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新聞自由權和旅行自由權。」「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但人權不是這樣。所有的人權公約，每一條的第一句話甚至第一個詞，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權問題上，必須落實到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個人的問題上不符合人權標準，那就是違背。」

他的影響應當以世紀來計算

方勵之的一生是為科學與民主而戰鬥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聖心寺和「暴民恐懼」》，依舊是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方勵之在流亡中和彌留之際是怎樣一種心情，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北大教授李寧在他的著作《孔子喪家犬》所描述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喪家狗的祖國一定是一個「統一思想」與文化專制的祖國。希特勒一九三三年當政以後，抓住了德國人一戰失敗後渴望復興的民族情緒，立即展開文化清洗運動，大肆迫害猶太人，驅逐「非雅利安學者」，把有自由思想的科學家盡數逐出校園，趕出體制內和國門，製造了駭人聽聞的「知識難民潮」。當年被德奧帝國驅逐的愛因斯坦等一萬二千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三被美國接收，其中約一千四百名科學家中，至少百分之七十七為美國接收。也正是他們，在美國成了幾乎所有新科學傳統的奠基人。

在方勵之的戰友、難友劉賓雁逝世五周年時，中國民間著名思想家王康在《懷念恩師劉賓雁先生》一文中寫道：真正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應當以世紀來計算。我想這句話也可以放在方勵之的身上，他不必帶著被遺忘的遺憾去見上帝和愛因斯坦！

（作者：中國多家媒體任記者、編輯，廣東新絲灣傳播公司創意總監，現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