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甚麼接受外媒採訪?
 
我為甚麼接受外媒採訪?
作者: 王 康

專題

更新於︰2012-05-03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從「民間思想家」
重慶知名作家王康,在薄王案中成為大陸極為罕見的公開實名的爆料者。密集地接受西方傳媒多次採訪。這篇夫子自道訴說原委。本刊特予摘要刊出。


2009年5月王康(左三)來香港中文大學參加唐君毅銅像奠立儀式。王康是唐君毅的外甥。左四中大校長劉遵義,左五台灣中研院院士勞思光。

從四月十六日在重慶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到十七日、十八日赴四川宜賓參加「唐君毅研究會成立大會」,再乘火車到北京五、六天中,我連續接受美聯社、紐約時報、洛杉磯日報、CNN、BBC、美國之音、華盛頓郵報、英國每日電訊、泰晤士報、金融時報等西方媒體採訪,感觸良多。

作為土生土長的重慶人,我天然地關切這座城市的命運。重慶曾是中國戰時陪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東方戰場中國戰區的指揮中樞,曾作為與華盛頓、倫敦和莫斯科並列齊名的二戰名都而享譽世界,我深為這座城市驕傲。

薄熙來重慶言行早令我反感

我曾說過,重慶是中國救亡圖存年代最後的耶路撒冷,如果沒有重慶,中國將再次亡都以至亡國,亞洲和世界的前途將是另外一番面貌。一九四五年的「重慶談判」舉世矚目,中國沒有走上民主建國,歷史教訓非常慘烈而沉重——重慶的使命未盡。

重慶不是井岡山、延安,重慶是中華民族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挽救民族危亡的偉大堡壘。紅歌不代表重慶精神,不能植根這方神奇山水的歷史土壤。七十年前,馬思聰、鄭自聲、劉雪庵、黃自等音樂家曾在重慶指揮萬人大合唱,抗戰歌曲曾響徹長江、嘉陵江上空,義薄雲天,是中國人二十世紀真正的救亡之聲和英雄交響曲。

薄熙來在重慶的所言所行一開始就讓我失望。他以一己一派私欲私利,將「紅歌」這種源自仇恨、暴力、偏執和血腥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強加於重慶,全然違逆歷史傳統和民族大義,必為時代不容。

在「唱紅」甚囂塵上、重慶四處懸掛赤旗被戲稱「西紅柿」、「紅都」的時候,我即接受《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之音》、《悉尼晨報》等外媒采訪,指出薄在重慶大唱《紅歌》,是在精神上對重慶的侮辱,完全不合時宜。我不忍眼見這名對重慶並無感情,只把重慶作為實現個人工具的山西人在這裡為所欲為,引用詩聖杜甫的名句為薄熙來預作寫照:爾曹名與身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四月十六日接受路透社採訪,我即意識到一個特殊的歷史拐點正在出現。

略知海伍德命案導致薄王失和內幕

我因偶然原因,略知海伍德命案導致王立軍與薄熙來關係急速惡化的情形,與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布的文件內容基本吻合。我的分析是,谷開來在海伍德命案上責任重大,王立軍不願銷毀或交出有關罪證,於是導致與薄熙來對其采取非常措施。我還獲悉,王立軍父親曾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右派和「內人黨」。我相信這樣的家庭背景,對王、薄最終分道揚鑣具有特殊的作用。令我意外的是,就是這麼一些支離破碎點滴「情況」,讓西方媒體大感興趣。儘管我再三聲明,我所瞭解者非常有限,我提供的情況,竟讓我成了一個「爆料者」。我對這個稱呼陌生不已,無可如何。

據友人電告,網上有評論說我有為薄熙來和王立軍辯解之嫌。對前者,我認為他格局偏狹,私念太重,為其政治野心所囿;對後者,我認為他在「打黑」中嚴重破壞法紀,侵犯人權,他為薄熙來充任打手的劣跡令人厭惡,但他在最後一刻「投奔自由」,客觀上促使「重慶模式」破產,導致薄熙來政治生命完結,乃是為這個危機四伏又死水一潭的局面打開一絲門縫,其影響不可低估。

我特意提請記者們注意事件中所凸顯的人性。谷開來肯定難免司法懲處,那是因為她參與了致人死命的重大罪惡,這一罪惡原自她內心的仇恨,仇恨又因為孤獨,孤獨則與其丈夫掌握巨大權力又野心勃勃以至天良泯滅、道德淪喪有關。我在宜賓會上也公開指出,重慶幾人日益暴露的罪錯,權慾熏心,草菅人命,是人性的喪失和道德虛無主義的結果。我認為,多年來國人太過關注「大人物」命運裡的權謀爭鬥,卻大大忽略了他們的人格結構和精神價值取向。而歷史的惡無不潛藏於人性中。

美國記者建議與好萊塢合作拍片

我同時提請記者注意,重慶事件極富戲劇性,猶如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洛杉磯時報記者曾建議並問我:是否願意與好萊塢合作拍成電影。我對此建議甚表欣賞,寫劇本是我所願。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也是戲劇史。世界本來就是一個舞台,薄熙來、王立軍、谷開來三人在重慶上演的就是一幕歷史悲喜劇。

我談及薄熙來在重慶的「實驗」,確實是「另行一套」。在中央大一統極權統治已逾兩千年的中國,這是政治大忌。孔子曾指控魯國季孫氏「八侑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薄熙來及其「重慶模式」挑戰現實中共大政方針,是冒天之大不韙。我並不贊成中國專制主義的「大一統」政治綱常,在重慶事件中,我所反對的是薄熙來「重慶模式」的毛氏個人獨裁和災難性的意識形態復辟,而把中國引向新型極權主義的危險傾向。

我強烈地預感到,中國再次處於歷史關頭。薄熙來毛氏紅色政治復辟的實驗突然破產,為中國轉向基本政局變革,實行意識形態轉軌,啟動政治制度變革,良性、正面化解內外危機的歷史破局,帶來了一次彌足珍貴的契機。我有責任把這一真正有利於人民和國家的可能性,傳達給國人,這是我接受外媒採訪的最大動機。

記者職業精神與國人的世故冷漠

在接受采訪過程中,我強烈地感受到西方媒體對重慶事件的關注,也看到:先後專程飛抵重慶的西方記者,扛著攝像器材,風塵僕僕,卻四出碰壁。偌大重慶,即使薄大勢已去,其劣績敗行漸次浮出水面,新主政者貴為國務院副總理,而且言明清除薄的影響,卻幾乎沒有人願意、敢於和能夠公開接受採訪——人們仍然心有餘悸,仍然陷於竊竊私語和各種言傳、「版本」之間。明哲保身、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仍然有效地控制著重慶,那些在薄熙來時代的局內人和知情者,全都三緘其口,看客做派和小市民心態再次君臨這座吸引了全世界眼光的城池。

西方記者的「職業精神」與我的同胞們的世故,冷漠形成了令人心酸的對比。我當然能體察籠罩在重慶上空的某種歷史恐懼感,有太多類似「禍從口出」、「搶打出頭鳥」一類的古訓,更有太多不堪回首的慘痛教訓,「沉默是金」、「難得糊塗」已成為一代人的人生座右銘。薄熙來、王立軍兩位外地人「敢做敢為、敢說敢言」,至今震懾重慶,所稱「老百姓」者,甚至懷念感戴他們,兩相比較,世態人心,寧不哀哉!

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小心成了重慶事件的民間發言人。好幾位西方記者問我,你沒有顧慮,不怕嗎?我苦笑,人非草木,豈能無怕。我還有那麼多文字待寫,電視片《孔子》及約稿如債,我好幾次欲拒采訪。知道這種採訪意味著甚麼。「裡通外國」、「泄露國家機密」、「造謠惑眾」的罪名隨時可加,眾多隱藏在暗處的「毛粉」、「愛國賊」以及薄熙來的同黨們,隨時會以難以逆料的方式加害於我。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話題如此重要,命運安排,我就只能遵照內心的指令履行這一新角色。

絕無任何機構與個人的授意

各種議論紛至沓來。有人指責我與中共「保持一致」,甚至指斥我為薄熙來「辯護」。昨天(二十一日)有人告知,王康如此密集地接受外媒採訪,逍遙法外,多半是受高層指派,並得到特別保護云云。

連外媒也發出類似提問,我再三聲明,我是民間學人,稱為「民間思想家」我當仁不讓,絕無任何機構和個人授意。我對十數家西方媒體的采訪答問,純然出自獨立知識人的良知、責任感,出自我對中國歷史的洞察和對現實局勢的思考。我的作品可以證明,我是重慶忠貞不二的代言人,為重慶洗刷污垢,為重慶招魂,是上天垂降的恩典,我責無旁貸。

重慶曾兩次改繪中國歷史版圖。現在,重慶再次引起強烈矚目,二○一二年春季的事件,再次叩開中國歷史門扉,猶如「命運交響曲」那一串不朽的樂音.這是天意,不能違抗,其餘種種,已不足為慮了。

我告訴記者,可以把溫家寶與薄熙來兩位共產黨高官做比較。他們之間在諸多重大事件上的分歧和對立,實質是中國不同選擇和前途的較量。我希望,薄熙來在政治上的失勢和「重慶模式」破產,會使中國向著溫家寶所代表的有利於人民的方向轉變。我們應該總結教訓,珍惜時機,鞏固和擴大這一轉變。

還沒有臨到正式總結重慶模式的時候,然而,必須指出,如果不進行溫家寶先生再三呼籲的政治改革,不徹底鏟除「封建餘孽和文革殘餘」,「薄熙來現象」將隨時可能發生,以更具災難性的方式發生,甚至可能危害中國。

西人謙恭嚴謹,對中國真摯關愛

重慶事件特別令人扼腕的是,人民依然是看客。「均貧富」「明君聖主」的東方專制土壤仍然深厚,對毛澤東的迷戀和崇拜仍然是中國人獲得精神自由和政治解放的最大障礙。

在短短幾天內接受世界不同國度、膚色和價值觀的記者採訪。恐怕沒有第二個中國人享有這種厚遇。在二十餘個小時采訪中,幾個現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個是,西方記者都很謙恭、嚴謹、大都學過中國歷史,懂中文,雖然還是洋腔洋調,他們對中國的興趣、好感、疑惑和憂慮,每每引發我感慨系之我與他們之間,完全不存在任何障礙和不平等。

然而,他們也有令我哭笑不得的時候。有個記者稱我為「商人」,我告訴他,在中國,最不配被稱作商人的人們中間,有一個就是我。另外,這些西方記者對中國城市街道的熟悉,令我佩服。一次電話,准時到達地點。再者,西方記者對中國的瞭解和感情,甚至超過了我的同胞。他們流露的人類之愛,對中國的關切、同情和理解,常常令我感動。最後,每家媒體都有華裔青年男女參與,他們幾乎與我的孫子輩一樣年輕,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和美國本土。他們是未來的希望所在。這也是我不倦於接受採訪的一個美好原因。

接受採訪,我的親人朋友都為我捏把汗,我也接到某官方機構的告誡。我願引《詩經》的文字在此作結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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