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學雷鋒，是一場為毛造神的運動，為血腥文革造就了千百萬青少年暴徒。今天學雷鋒只是掩飾精神危機的包裝而已，必定免不了破產。

中共希望用「雷鋒精神」來挽救民眾的信仰危機。但這種洗腦早已無效。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個名叫雷鋒的二十二歲的士兵闖進了中國人的生活。在最高層的推動下，「學雷鋒」成了一個全民運動。 「學雷鋒運動」開始的時機頗有深意。細察雷鋒的一生，從高小畢業走出家鄉是一九五六年，因公殉職是一九六二年。也就是說，雷鋒從「普通一兵」到「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楷模之路」，只有六年多。

雷鋒之路正是向各民族宣戰的六年

雷鋒「楷模之路」的人造之光，掩蓋著一連串不為人知的重大事件。恰恰就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六年中，雷鋒的戰友們在中國的甘川青滇和西藏自治區內，展開了一場長達六年多、針對藏、蒙、回、彝等數十個少數民族的戰爭。這場戰爭動用了蘭州、昆明、新疆、內蒙古、西藏、成都軍區所轄部隊，先後參戰的部隊共十個師，累計兵力達二十三萬多人。這場戰爭中，還包含一個 「宗教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對外稱為「四反運動」，即「反叛亂、反違法、反特權、反剝削」運動，或「反封建運動」，有些地區也叫「民改補課」。中共建政以來發動過許多次運動，但這場運動卻鮮為人知。二○○三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日史》（一九五八年）中， 對這場運動隻字未提。

這場運動的「務虛」部分始於中央統戰部於一九五八年五月底、六月初在青島召開的「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統戰部長李維漢在會上發言，對中共宗教政策作出了理論上的闡述：「宗教是一個歷史範疇，它有著發生、發展和消滅的必然規律。……我們的社會發展要求我們不要只是看到宗教是長期的，要保護信教自由，同時也要看到它是會逐步削弱以至消滅的，並且要從各方面加以促進， 使它削弱得快一些。」（ 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這個講話是「宗教制度改革」的不祥的政治動員令。

「青島會議」召開時，中共在甘孜、阿壩已經進行了兩波軍事鎮壓，民間武器基本收繳，土改大致完成；青海、甘孜、雲南的軍事行動正在進行當中。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極其懸殊，中共內部沒有人懷疑鎮壓的效果。這時開始進行「宗教制度改革」，藏人已經不再有反抗能力。

青藏地區寺廟被大規模拆毀

一九五八年七月下旬，青海召開牧區州、縣委書記會議，根據「青島會議」精神，討論並通過了該省「關於改革宗教制度的決議」。八月，「宗教制度改革」運動在甘青兩省藏、回地區率先開始。運動開展一個多月後，青海統戰部向省委提交《關於宗教工作情況和今後意見的報告》說：「據統計，牧業區已經解體的寺院有二百二十三個，占寺院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一點九八，還俗的宗教人員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五人，占宗教人員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五六。其中黃南寺院解體百分之九十七點五，宗教人員還俗百分之五十五點一，再加捕辦集訓的約占宗教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海南寺院解體了百分之九十一點八，宗教人員還俗百分之八十七點九；海北、海西寺院解體百分之八十以上，宗教人員還俗百分之七十以上。這些新氣象的出現，說明了宗教已經處於全面崩潰的前夕。」（《民族宗教工作文件彙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下）

剩下的那些在今後的幾年內也都關閉或拆毀了。甘肅的甘南州當時有二百四十二座佛教寺院和清真寺，只留下六座，其餘全部關閉或拆毀。這個州的碌曲縣，一天之內就把全縣十一座寺院拆掉了十座。西藏自治區境內的二千多座寺院保留了七十多座。

正如內地土改比邊疆地區早幾年，內地摧毀宗教也比邊疆早幾年。內地摧毀宗教也是在土改過程中進行的，對外叫做「破除迷信，移風易俗」運動。在此過程中，寺院、道觀、祠堂、教堂等宗教場所除了少數被當成古跡保留下來，絕大多數被挪用或拆毀。

借雷鋒偶像開始一場造神運動

到一九六二年，槍桿子下的「民主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大饑荒基本結束。這時候，整個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所剩無幾，隨之陷入危機的是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體系。就在這片廢墟上，毛澤東借助雷鋒這個偶然早逝的士兵，開始了一場造神運動。

毛澤東題詞只有七個字：「向雷鋒同志學習」，卻再也不多說一個字。周恩來和林彪對毛澤東的意圖揣摩得最深最準，他們的題詞才是這場學雷鋒運動的指路標：

周恩來：「向雷鋒同志學習：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

林彪：「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樹立雷鋒這個新偶像，是要樹立一種「愛憎分明」的無產階級價值觀，雷鋒日記裡那段膾炙人口的「春夏秋冬」就是這種價值觀的簡明版（編按：據說是雷鋒寫的四句話：「對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人主義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被周恩來手書過，也被薄熙來讚揚為有哲理、有內涵，有文采。）雷鋒不過是個象徵，他被用來將雲端的「共產主義精神」具象化。「學雷鋒」的根本目的，在於通過「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而將自己改造成「毛主席的好戰士」。從這個角度來看，「學雷鋒運動」的意義無異於建立一個新宗教。

可是，在一九六二年之後，「階級敵人」早已被「殺關管」，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無那麼多的階級鬥爭可供天天鬥、人人鬥；加上一系列政治運動和大饑荒造成的恐懼和緊張需要一定程度的緩解，於是這個新宗教在民眾生活中就日常化為「做好事」、「學毛著」、「立足本職」一類形式化規範化的動作。通過這類動作，借雷鋒之口將黨的領袖神化，強化人民對黨和領袖的絕對服從。與此同時，這個領袖所領導的黨和軍隊也被神化，其綱領和目標皆被神化，成為不可反對，不可質疑的絕對真理。在文革期間，這個「新宗教運動」發展到了頂峰。

學雷鋒做好事只是精神危機的包裝

可見，樹立雷鋒這樣的一個人工偶像，是中國的各宗教遭到毀滅性打擊，人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觀念被釜底抽薪以後的置換品。雷鋒精神的核心是周恩來題詞中所指出的「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它為此後的文革暴力做好了價值標準和行為規範方面的準備。不知底細的民眾，多年來把雷鋒當成「好人好事」的代名詞，其實是一個誤會。「好人好事」不過是用來遮蔽「雷鋒精神」之可怖面目的包裝而已。

此後，每到中共意識形態發生危機時，「雷鋒精神」就會被用來挽救民眾對中共的信仰危機。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共意識形態破產。於是一九九○年又出現轟轟烈烈的「學雷鋒運動」，江澤民、楊尚昆、李鵬、喬石等人紛紛為雷鋒題詞。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學雷鋒到底學甚麼呢？「對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如今聽上去似乎很不靠譜，甚麼樣的人算是同志，不是同志又會怎樣？而「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則更是與「和諧社會」不相和諧。於是，雷鋒精神當年刻意塑造的「階級立場」、「革命精神」都已經不可挽回無可救藥地「空洞化」，剩下來的就只有「做好人好事」這個包裝了。九十年代初的學雷鋒，終於無疾而終。二十年後的今年二月，又被中共中央抬出來，不顧許多人揭發雷鋒根本是一個假樣板、假英雄的事實，可見，今日北京當局已是黔驢技窮的一群腐朽官僚。

靠一個「好人好事」的包裝，是救不了當今中國人精神危機的。其實，「行善」做好事，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提倡的價值，也是中國民間歷經千年的固有傳統。中國共產黨人在半個世紀前用血的暴力摧毀宗教，如今全民信仰危機造成險象環生，提出甚麼理論都沒人信的時候，不是報應能是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