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江豐（1910-1982）是延安派的老一輩版畫家。曾任中國美術界領導人，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七九年復出。力挺寫實主義批判抽象派。本文作者父母是江豐的至交。現全文照登。星星畫會1989年曾在香港展出，本刊有過報導。

 1981年攝於浙江美院（現中國美院）校門外。左起朱金樓、江豐、丁正獻、黎冰鴻、作者父親金冶、王流秋、張啓。（作者提供）        

  憶念中國美術界一位值得敬重的前輩

1980年春，「潘天壽畫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正式開展期間，我被浙江美院（現為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廠攝影組的領導指定前往，配合畫展助以綿力。

在去北京前，便已聽說了「星星畫會」的事。很清楚當時就因為沒處找合適的場地，進不了那些由官方掌控安排的場所，以使第一次「星星美展」辦得很是吃力，也顯得很沒面子，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聽人說到畫展期間具體發生的一些事後，我心裡便想，於所有美術作品來說，既然覺得有必要公諸於世，中國美術館應該是最理想最合適的地方，不知為什麼這些總是在爭取民主權，並滿心以為自己的畫作足以面世的作者，竟不盡心合力地向有關部門爭取一次問世權，以便使自己的作品能堂而皇之地走進那座在當時被排於全國第一位的國立美術館？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召開了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使文藝界有了復興蹟象。江豐先生的右派冤案一平反，便於次年（1979年11月）很快就任了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等要職。在當時，對中國美術館的展品內容及展期安排，已有一定的「話事權」。

我因想到「金山農民畫」，這種有史以來僅只活動於部分範圍內的民間藝術，初時便是因為受到了江豐先生等一些專家的扶植、推介，才日漸得以肯定，逐漸贏得國際聲譽的。並知道早在華北聯合大學時期，江先生便很器重父親的才幹，常找父親翻譯資料，探討有關於藝術理論方面的問題，和父親算得上是有一定的交情。加上江先生早在年輕時期，也曾組織過「春地畫會」、「鐵馬版畫會」等藝術團體，並早在1931年便舉辦了「一八藝社習作展覽會」。從個人經歷來說，實屬藝術界思想相當開明的一位革命前驅，於是便考慮不妨先找江先生去瞭解一下情況。

一天，當李永存，這位第一屆「星星畫展」的成員來潘天壽畫展展廳找我時，我主動和他談起了最近的想法和計劃。並向他打聽，想知道目前要是江豐先生能表態同意的話，是不是就意味著真正解決了第二屆「星星畫展」能否進入中國美術館舉辦的問題？同時也意味著已被官方認可，已有望為「星星畫會」正式爭取到一定的「名分」等一系列的問題？

他的回答很肯定，認為江豐先生的態度至關重要，是決定這些非官方藝術作品是否能進入中國美術館展出的絕對因素。在美術界，只要有人能說服江先生這樣的領導表態支持，進中國美術館舉辦畫展的事便將迎刃而解。

瞭解了這些情況，我表示準備這幾天就會抽空去找這位美術界的父輩人物。有關於第二屆「星星畫展」有沒有可能，以及如何能使其盡快於中國美術館舉辦的事就由我先登門交涉，等一旦有了明確的信息，再由他接著進行。

雖然我不是畫畫的，這一次畫展能否在中國美術館舉辦與我根本沒有任何實際性的關係，只是覺得這些同樣都是國內一批愛好藝術的年輕人的事，便視以為機會，很希望能出面說服這位在美術界說話有可能算數的領導，希望民眾藝術能改變其向有的弱勢狀態，能真正為這一自由聯合成的「星星畫會」具體爭取到一些最基本的權益。

幾天後，我和我妹妹兩人特地找上江豐先生家去，和父親的這位好友正式商談時，講的也是諸如任何藝術作品都理應有合法的問世權，在目前的情況下，若純粹依靠自力，堅持搞藝術創作是多麼不易，希望身為藝術界的領導能有同感，能對非官方的民眾藝術，以及那些兼職的藝術青年予以支持等一類的問題。

在客廳面對面坐下後，當天，除了簡單地談了些家常，我們再而三地解釋了這次登門的意圖。

江伯伯是黨內少有的正直人，說話辦事都很有原則，很值得信任。雖言語不多，卻樸實真懇，有一種性質非常純正的長輩作風。那一天，是在他明確表示會具體考慮安排這件事後，我們才向他介紹了李永存（薄雲），並解釋說，因「潘天壽畫展」閉幕在即，我們已快回南方，以後那些具體的事便都將由李永存直接找他聯繫。

這便是「星星畫會」所以能於1980年夏，向中國美術家協會正式註冊，第二屆「星星畫展」能於同年8月20日，在我剛回杭州不久，便於中國美術館正式開幕的第一成因及原始基礎。亦正是達至「成功舉辦」之目的所具的決定性因素，所邁出的至為關鍵的一步。

不論是「星星畫會」的成員，或是曾有幸參加過「星星畫展」的那些藝術工作者，至今都不可能有誰會忘了把自身的這段經歷加入簡歷。只是不知究竟是出於什麼原因，於我來說，直到現在，都從未聽人提起過，更不曾在任何地方具體見到過，有關於記載這段確實歷史的文字。

這雖與我本就不願往熱鬧處擠，一向就不善於找機會站到一排擴音機前去自吹自擂，不能不說沒有一定的關係，但也還是無法明白，為什麼這段本不屬於任何「隱私」的有關於第二屆「星星畫展」的最初起因，這第一程式及前奏，竟會被盡力遮掩，竟會被無聲無息地徹底刪除？以至在過去了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竟仍是一面之詞，仍要在重憶舊事時由我獨自提起？

不少人常有找別人的碴兒，尤其是執政黨犯下的那些錯誤的習慣。為此，一旦等輪到自己有權譜寫歷史，處置某些史實時，我想便不應比那一常遭自己唾駡的執政黨更黑，更為過分地不顧事實，不近情理。

黨是一種「連體」，一貫講求的亦是那種清一色的「共性」。

第二屆「星星畫展」在中國美術館順利開幕、閉幕後，聽說江豐先生因此而連續遭受了美術界僵硬頑固的保守勢力的猛烈攻擊。相隔幾個月後，江豐先生在來浙江美術學院所做的一次有關於全國教學形勢的報告會上，便率先對這次畫展做了嚴厲的批評，特意表明了自己與執政組織完全一致的政治立場。

在那次會議上，江先生已不再像不久前他曾特意為「迎春油畫展」（1979年2月，由「春潮畫會」的37位北京油畫家自發組辦）所寫的前言中提到的那樣，繼續堅持「自由結社是在憲法上明文規定賦予人民的合法權利，而且畫會是一種有利於藝術發展的組織形式」等一類的觀點。轉而強調的已是「藝術必須為大眾服務這個大框框絕對不能拋棄，是否為大眾服務是美術工作者的立場問題。」等等，諸如此類的有關於藝術的傾向及政治定位，用的也已是一種非常憤怒，無異於訓斥式的語氣。

當天，浙江美院在院的全體師生員工基本上全都參加了這次大會。不過，在所有在座人員中，我想也許只有我一人最清楚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江豐先生在這次會議中特地加了這麼重要的一部分內容，具體針對的究竟是誰。同時也不可能不回想，在這麼一種並沒有任何外在因素的基礎上，在霜凍未解，春仍未至，尚屬兩季交替的寒冷氣候，竟能逆勢力爭，於國內一些非官方的藝術團體來說，最終總算是促成了一件盛事，使一直屬於政體之外的「星星畫展」，能名正言順地進入國內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是最受國人矚目的美術館，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父親當時正在浙江美院編辦《新美術》、《美術譯叢》等學術雜誌，正身為整天只知悶頭做事，而從不具名的學報主編。在那段時間裡，有一次去北京遇上江豐先生時，曾見江先生有意避開了身邊圍著的那些人，特地走過來湊近自己的耳朵，像是帶著一份手足情似地叮囑著說：「金冶，我已認真做了調查，據瞭解，不久前剛結束了中央美院研究生課程，現已被分配在中央工藝美院的李永存已是一位有了家室的人。」

回到杭州後，父親通過母親鄭重其事地向我轉告了原話，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並覺得特別可笑。因之前我怎麼也沒想到黨組織對我居然還如此體貼關懷，居然還有如此親切可愛的一面。

從這份姍姍來遲，並不擔心有可能重複，有可能顯得特別多餘的訊息中透露出的那份無微不至的關愛，除了令人驚歎外，直至今日，都仍使我無法徹底忘懷。

隨後，江豐先生之子（並非親生），當時在銀行任職的江文偕同新婚不久的媳婦出於對杭州各處風景的沉迷，在我們家一連住了很久，以及江伯母之外甥女，任職醫界的馬女士遠居加拿大後，曾於2000年與由巴黎赴加國遊玩的我的父母及家人有過來往，於我來說，因不曾參與，已只屬由母親轉述的消息。

1982年9月，根據遺囑，父親受江先生遺屬之邀，特地赴上海主持了江豐先生的骨灰撒江儀式，母親也隨同參加了江豐先生這次隆重的「歸鄉」儀式。

那天，黃浦江邊聚滿了民眾，美術界有不少人都從全國的各個城市專程趕到了上海，以示哀悼，以做最後一程的送別。

聽母親回來後形容說，那天在撒放骨灰的過程中起了風，因風向不定，突然一轉，只見陣陣灰白色的粉末直撲站在最前排的父親和江文，落了他們一身。使人不能不覺得像是逝者在歸於大江前，對親友一行表示出的無限依戀。

江豐先生於1910年2月出生於上海，1938年初到達延安，自此一直隨工作所需輾轉於北方各地。解放後，直至去世，三十多年來一直居住北京。但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論在北方生活了多久，江先生都仍改變不了南方人的生活習慣。一次，在得知父親將去北京前，曾特地寫信託父親替他捎上一些冬筍。從他很想再見到，再嚐到只有南方才有的冬筍這件小事上，不能不說滲透出了一份詩意，流露出了他對故鄉江南一直深隱於內心的思念之情。

因為宣傳所起的作用，不少國人都曾聽說過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雖然「無後」，為了堅持一夫一妻制，為了能替共產黨另塑形象，便始終以身作則，不曾另娶的感人事蹟。同時，卻少有人知道江豐先生本就是獨子，在身兼須為家族傳宗接代之重任，婚後又多年不見有骨肉出世的情況下，亦同樣不曾有過與身邊那位不育的伴侶分手的想法，不能不說是因為有著真君子的本性，是一種因為從不考慮自身而甘願做出的一份犧牲。

江豐先生辭世後已過去了二十九年。整理父親舊日的書信，從江先生的一些來函中能看出，自「右派平冤」，從形式上恢復名譽後，江先生仍一直在等待著中央能接著表態，具體擬定政策，能對所有在反右運動中遭受迫害的知識份子做出交代，使每人都能得到最實際的經濟上的賠償。並很有信心地告訴父親，這些即將具體下達的文件已指日可待。

好在在寫出這些信件後，這位前鋒右派已沒可能再繼續等待下去。不然，時至今日，這始終未見蹤影的「下文」，這遙遙無期的企盼，便定會使這位在反右時蒙受重冤的藝術前輩，另外再多添一份本不應有的悵恨與愁煩。

（作者寄自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