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俄羅斯不歸路

 

　問：您首途俄羅斯到今天，已十九年，為甚麼作這樣的選擇？

　孫越：因為我大學學的是俄文。一九七九年考上洛陽解放軍外語學院，本是學英語的，被強迫分配到俄語專業，因當時中蘇關係還未正常化，需要俄語人才。我母親是五四年北大俄語系學生，曾給鄒家華做過翻譯，家裡俄文氣氛濃。我就走上了俄語這條路。八三年畢業後分到瀋陽軍區司令部，我不想去，只想搞俄國文學。就請病假留在北京，剛好得了一個科技翻譯獎，就進了夏衍女兒沈寧負責的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做俄文編輯。

 

　問：軍事院校畢業不服役可以嗎？

　孫越：當然不行。軍隊要抓我回去，母親也束手無策。結果是鄧小平裁軍一百萬救了我，部隊便放我一馬，說退伍就行了。八六年底，便當上了中國文聯出版社的俄文編輯，名著《阿爾巴特街的兒女》《斷頭台》的責任編輯。受國內報告文學的衝擊，八八年出版西方文學作品，俄文一落千丈。六四後我提議出出版蘇聯「流亡文學」，包括索爾仁尼琴的散文集、高爾基義大利情人的回憶錄，都不讓出版。我又轉到作家協會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很多書也出不了，包括聖經連環畫冊。讓我搞經營，賣書號，找出路。這時有個機會，我應徵錄取四通東歐蘇聯貿易部任經理，一九九一年四月，被外派莫斯科，從此，踏上俄羅斯不歸路。

 

　問：您去俄國的基本條件，語言準備已通行無阻？

　孫越：基本不錯。文字比較好些。我八六年就獲得高校俄文翻譯競賽二等獎，九○年獲戈寶權翻譯文學一等獎，翻譯俄國流亡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羅斯基（1940─）的十首詩。四通的生意到九四年結束，我回國，做文化工作，九九年再赴俄三年，負責一個中俄合作的大型超市項目，二○○二年做《莫斯科共青報》記者，重新拿起筆，才找到生存的安全感。先和俄國作協有了聯繫，給蘇聯作家寫專訪，給香港《亞洲周刊》當記者，稿費一字一元，一邊打工，一年寫三十萬字。給《中華讀書報》寫了多年稿，一篇三千字。訪問葉夫圖申科、卡札科娃、雷巴科夫這些中國人熟知的作家。

 

　問：蘇聯解體後，文學界情況如何？

　孫越：原蘇聯有三個作協：聯邦作協（比較保守）、莫斯科全俄作協和俄羅斯筆會。蘇聯解體後，作家們觀望的多，大部份進了莫斯科作協，筆會則是原不同政見者較多。葉夫圖申科是筆會副會長，我加入筆會，筆會有《斷頭台》作者艾特馬托夫、《阿爾巴特街的兒女》作者雷巴科夫。我那時翻譯了瓦連尼柯夫的《二戰回憶錄》，他是一九四五年首先攻入柏林的團長，也是九一年八一九政變的八人團之一，葉利欽審判他時，他慷慨陳詞，自我辯護，被葉當場釋放。政變期間，我天天都去現場。也看到三個作協之間的鬥爭，作家們吵得很兇。他們很重視兩個東西：一是作家的組織；二是爭奪刊物的領導權，如《十月》《旗》《文學報》《新世界》這些著名雜誌。詩人葉夫圖申科（1933－）最活躍，後來移民美國。八五年曾訪問中國。他和戈爾巴喬夫都是〔非斯大林化的〕「二十大的孩子」。

 

政治文化轉型實況

 

　問：我們很想知道的是，蘇共被取締之後，新政權有沒有對蘇共幹部作個人清算？

　孫越：原則上沒有個人清算。俄國人的看法是，一個高幹離開政治舞台，喪失了特權和榮譽地位，這個人也就等於死了一樣。他們不搞肉體消滅，除非有刑事責任，才會追查。對ＫＧＢ，我看到的只是扳倒總部門口的捷爾任斯基銅像，沒有搞大逮捕、大審判。感到他們相當寬容，實行大赦一樣，全民一起重建新國家。

 

　問：這是甚麼原因？正義的復仇沒有嗎？

　孫越：主要是宗教影響大，這和中國古來崇尚有仇必報不同。在莫斯科外環的布托沃刑場，斯大林在那裡處決了幾十萬人。每年東正教牧首和總統一道前往做兩件事：一是超度亡魂，為死難者祈禱；二是為殺人兇手祈禱，他們不知道幹了甚麼，視若一個孩子當了屠夫。他們的觀念中，與其對前蘇共求刑判決，不如蓋一所教堂，以儆後人。東正教文化排斥清算、殺戮，主張合情合理，化解仇恨。

 

　問：ＫＧＢ現在還存在嗎？叫國安部？

　孫越：是的，還有，監聽還有，現叫聯邦安全局。前朝一般幹部都留用，為國家安全服務。高官當然撤換了，業務依舊進行，外交官員一般留用。我知道一個負責對華事務的官員，對華態度強硬。個別辭職者是參與迫害的，良心發現，不好意思留任。

 

　問：新成立的共產黨，情況如何？

　孫越：新共黨領袖久加諾夫，他們的綱領與前蘇共已完全不同，關心的是長工資、煤氣價格不要上漲之類（笑），由社會中下層及工人、貧民、遊民、老兵組成。俄國多黨制分兩層，聯邦級政黨要超過一萬人，財務要公開。現進入議會的有七、八個黨，右派黨叫自由民主黨，頭兒叫日里諾夫斯基，反西方，主張大俄羅斯主義，強國路線。還有蘋果黨，都是反對黨。人數過萬的黨有幾十個；另一層是聯邦下屬的共和國、州、區一級（多到八十多個）政黨，據說好幾百個。俄國議會最主要是下議院「國家杜馬」，恢復帝俄時代的體制，議員由各黨派提名競選組成。

 

　問：俄羅斯的出版業狀況如何？

　孫越：我見證他們的演變過程，從戈爾巴喬夫後期起，出版、電影已經很開放、失控了。黑市很活躍，各種小報多，親美的、色情的不少。九一年解體後的幾年，更達到爆炸地步。壓抑多年的思想，黃色的、暴力的報刊、音響、夜總會很多，真人表演七十美元一場，但後來都不見了，現在流行的是ＤＶＤ、錄相、電腦。社會沉靜多了。互聯網自由，雖有監視，但是沒有聽說俄國網民要「翻牆」流覽網站。

 

　問：在言論自由方面，可不可以批評政府的車臣政策，不是有女記者被暗殺？

　孫越：俄國組黨辦報有自由，但也出現金融寡頭控制媒體現象。新聞界有不少同情車臣的，也有支持政府的。《新報》評論員安娜．帕特科夫斯卡婭被殺事件令人震驚。她出了四本書，批評普京打車臣是骯髒的戰爭，濫殺無辜。她也抨擊車臣總統，樹敵不少，○六年被人槍殺，才四十八歲，雖已結案，但仍有疑點。車臣問題有民族仇恨背景。二戰時，車臣人的高加索騎兵團幫過希特勒，遭斯大林血洗，三百萬人只剩三十萬，被逼遷到哈薩克。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同意他們回到故鄉。他們的獨立要求得不到俄羅斯承認。後來搞恐怖活動。莫斯科發動兩次車臣戰爭，解決不了問題。

 

　問：俄國那些電影明星邦達爾丘克、斯特里仁諾夫（主演《白夜》《牛虻》）還在嗎？

　孫越：以前我們接觸過的蘇聯的嚴肅文學藝術，現在完全邊緣化了。以前那些人民演員、功勳藝術家，活著的，都庸庸度日，只在「勝利日」出來演唱一下，要不就走穴、流浪，賺幾個小錢，或是教學生維生。他們名義上還是挺受尊敬，前不久去世的名演員吉洪諾夫（《戰爭與和平》《春天的十七個瞬間》主角）、巴塔洛夫（《大家庭》《雁南飛》主角）都曾被普京授勳、過生日送花。邦達爾丘克早不在了，死了十多年。現在俄國的「八○後」一代所喜歡的都是美國搖滾樂、好萊塢電影。藝術家只在莫斯科的小型沙龍中見得到。外面走紅的都是歌星，和香港四大天王一樣。

 

中國人在俄羅斯

 

　問：好。我們談談俄國人的衣食住行。

　孫越：先說說他們一般的收入。莫斯科人的平均收入約月八百美元。兩個西紅柿就要二十美元，地鐵票二十八盧布約一美元。年輕人不夠花，找父母要。退休者一月六千盧布（一千五百港元）現加到一萬盧布，只夠牛奶面包吃飽。莫斯科房價，平均一平米一萬美元（合七千港元一呎），在距離莫斯科一百公里外買一個小別墅，比較便宜，現在也買不到了。很多人還住在赫魯曉夫時代蓋的集體宿舍裡，二千年以來大量蓋樓，商品房，和中國一樣，大量的房奴出現，五十平米的單位要三十萬美元（二百多萬港元）。醫療方面，也是七成人不看醫生，只買藥，因為大醫院收費高，服務又差。做個膽囊手術，要一萬美元。生孩子費用五千至八千美元，總之，生活費用太高。

 

　問：中國經濟發展有大量外資湧入，俄國是否比較保守？人民能夠忍受窮困嗎？

　孫越：俄國人對西方經濟的態度和中國很不同。中國過去太落後，文革閉關，一塌糊塗，所以一聲開放，對西方崇拜得不得了，因崇拜轉為依賴，來者不拒。俄國的計劃經濟從來沒有像毛時代那麼亂來，他們用重工業打敗了希特勒，美蘇競爭中也發展了強大的國力，軍工、太空、核武都不弱於西方，他們的教育體系也成熟堅固，哪像文革竟然關閉全國學校。所以，俄國人雖然民主化了，但對西方人仍然有不喜歡、不放心的心理。他們的土地管理比中國嚴格。外國投資者興趣沒有中國大，俄國大企業老闆多有黑社會背景，外資怕進來被吃掉。所以，現在外資不及中國四分之一，以前更少。俄國輕工業落後的局面至今沒有根本扭轉，比不上中國市場的琳瑯滿目。

 

　問：人民不抱怨嗎？

　孫越：有。知識份子、軍方怨聲大些。但是我敢說，沒有一個人主張退回蘇聯體制，有人承認蘇聯強大，但不會說蘇聯好。因為他們知識程度高，很享受今天的自由度，社會沒有以前的管制，人民沒有壓抑，有表達自由。政府打車臣，老太婆可以上街抗議舉牌子：「我兒子打誰？」出版、新聞再沒有人檢查，就怕你不願意寫。人民對市場經濟不是很適應。

 

　問：最後問問您，中國人在俄羅斯的狀況。

　孫越：中國人在俄國，大體三類：一是公派人員、使領館外交人員，他們可以自成一體。二是留學生。認真讀書的不多，多數只為一張文憑，回國打工。不少男生喝酒，女生同居。他們生活仍很中國化。有的不上學，又感到孤獨。沒聽說願意留在俄國的。三是個體戶。做小攤販貿易多，開公司的沒幾個人，和俄國人合作的少之又少。莫斯科原有十五萬個體戶，去年夏天回去了十萬。留下五萬，辛苦掙扎。

 

　問：這麼說來，華人處境很差呀？

　孫越：我看呀，中國人進入俄國社會比進入美國社會難一百倍。為甚麼？首先是語言障礙太大。近三十年中國都在學英文，「北外」一年畢業的俄語系學生才十多個，沒有人學。俄語人才青黃不接，寥寥無幾，有用的還是五十年代的留蘇學生。因此，中國人現在俄國東歐處於極大的弱勢，沒有甚麼人可以進入主流社會。其次是，來俄國的中國人，思想準備非常不足，不去了解俄國人的歷史、性格，他們比較率直、真誠，和你吵架之後，沒事兒，不記仇。中國人就憑一個「忍」字活著，感情脆弱，不敢與人爭吵，反而被人欺負。

 

　問：那像你這樣可以和俄國人交往自如的，有多少人？

　孫越：以我多年了解，很少、很少。我去「普希金語言大學」看過，那些八○後、九○後，來了五年、七年都有一句俄語也說不出來的。我佔點便宜是母親俄文、日文、英文都能對話。我是有準備長期在俄國待下去的，我進入莫斯科文化圈，○四年又加入東正教教會，進到一個中國人不了解的世界，發現東正教和中國已有三百年的淵源，且影響到中俄外交。不了解東正教，就不了解俄羅斯。我主編中文的《中華福音》雜誌，希望把東正教的福音傳播到更多同胞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