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土地財政發展到土地腐敗、金融腐敗。不斷透支明天的錢去追求現在的發展與政績，孕育著財政信用危機和中共亡黨失政的危機。

三月三日到十四日，本屆全國人大、政協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從會議透出的信息，高層對今後的改革難有統一認識、目標和方向。鄧小平曾認為「摸著石頭過河」，但無神論者的鄧小平，不可能預知改革早已到了深水區，再「摸石頭」就可能被淹死。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謝克昌認為：「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對國家是個災難」。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認為：「危機已經出現，二、三十年前在國外留學的都是研究生，後來本科生開始留學，現在很多到國外讀中學了，說明老百姓用腳投票」。有人大代表坦陳，去年有一百萬高中生棄考，而到海外留學的人數增加二十五萬。八十二歲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國企等領域的改革近年有倒退趨勢……

從人大會後，溫家寶答記者問中看出，中共的改革已進退兩難，越改越失人心。本文僅從稅制和土地徵用方面，論述當局是如何一步步走近「亡黨失政」的危險區。

稅收達九萬億，稅負越改越重                                

二○一一年中國大陸財政收入首次破人民幣十萬億元，其中稅收近九萬億，比上年增一萬億，同比增百分之二十二點六。二○○九年，《福布斯》發布「中國稅負痛苦指數為一百五十九，全球排名第二」。一九九四年，名義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百分之十點三，二○○九年就達百分之二十一點四，若按全部政府「帳內」收入計算，宏觀稅負則高達百分之三十一點四。當年稅收六萬億，但加上非稅收入，如土地出讓金、社保基金、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納入財政預算外收入合計十點七萬億，而政府非納入預算外收入是無從查考的天文數。有人大代表認為，誰去調研就被認為刺探國家機密，誰公開就是泄露秘密……

越拉越大的貧富差距，除體制性腐敗外，極不公平的稅制屬主因。目前實行的以間接稅為主而個稅等直接稅為副的稅制，個稅占總稅收百分之六點七，再改對縮小貧富差距只是杯水車薪。間接稅表面上由企業繳納，但消費者才是真正的繳稅者。針對一九八九年「六四」慘案後的經濟下滑趨勢，鄧小平南巡講話，九四年中共就用黨紀的「鐵腕」手段來實行易於徵收的以企業等間接稅為主導的稅制，導致該稅占稅收總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這與市場經濟國家以個稅為主的稅制極大不同，個稅普遍占總財政的比例為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中國的企業稅意味著董事長和清潔工一視同仁，導致貧富差距難以改變。更多的數據表明，個稅繳納的主體並非是真正的富人，而是工薪階層占百分之七十五，他們是稅負最沉重的群體。在稅收征管制度還存在巨大漏洞時，往往是富人挾持政府，啟動遺產稅或各種針對富人的稅，比登天還難，貧富差距在近十年內不可能縮小。

有人大代表認為：「作為城市工薪階層，每人一生至少要繳一百萬元的稅。」。

歲入高於GDP二成國民負擔重

中國的增值稅為百分之十七和百分之十三兩檔，但歐洲平均為百分之十，日本為百分之四，增值稅是一種間接稅，商品每流通一次，都被徵稅，最後由消費者承擔，增值稅是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一座山。二○○三年來，中國的年GDP增長率為百分之十左右，但財政收入始終高於GDP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四年起，中共一再提「結構性減稅」，但至今財政收入非但沒減，甚至連減緩增長也沒有。這還不包括稅之外，更為龐大的而根本無從查考的「費」，公民所承擔的「費」並不亞於稅。恰恰是每一個納稅人，養活著執政黨，政府機構與每個公務員，而掏錢的公民，當然有理由關心自己的錢用在哪裡？總有一天，公民會在大街上理直氣壯地呼喊「共產黨你把我的錢用在哪裡？」

一九五○年代，所有美國人繳給聯邦政府的個稅占GDP的百分之六，二○一○年為六點五；而一九五○年代，美國的企業稅占GDP的百分之四，二○一○年降為百分之一點八，企業稅在過去六十年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可以認為，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美國政府從公民和企業收的稅較低，政府又不能亂花錢。中國政府為何首先宣布渡過二○○八年的世界金融海嘯，秘密就在於稅收超高增長，花錢無人可監督，以超軍費的維穩費來強制「社會穩定」。

歐洲國家在過去六十年，宏觀稅負也基本維持在百分之四十左右，由於歐洲高福利國家的財政支出高，使政府無法擺脫高赤字、高國債、高稅負的狀態。美歐各國政府在制度上設計了限制政府隨意徵稅、增稅，反而將還富於民的哲學制度化，使宏觀稅負無法隨GDP增長而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民生支出居高不下，為爭取選票寧可背負巨額的國債和赤字。有的歐洲國家國債餘額平均相當於GDP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水平，以至於面臨政府破產的風險，但美歐市場經濟國家是民選政府，「政府破產」不等於制度破產。政府破產是因稅收低，剝削少又不能亂花錢，用高福利來挽救「政府危機」。而今日中國的經濟繁榮是建立在高稅收、民生支出少，政府雖沒「破產」但卻面臨著制度破產的危機。美歐民眾要的是改選政府而不是改變制度，而中國民眾對改選政府領導人興趣不大，但從心底裡是要選擇更佳的制度，改革現行制度……

今日美債、歐債危機的實質，或許終會促使世界市場經濟的進步，今日中國的改革已走到拐點，高舉鄧旗的人再去「摸石頭」是否會被淹死？讓歷史證明。

地權博弈繫中共生死之命

對廣東烏坎事件，汪洋認為，是十多年前《村委會選舉辦法》的落實而已，沒有任何創新。作為中共十八大政治明星的汪洋只向公眾表白一些「外交語言」。但作為胡耀邦之子、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胡德平表示：「中國當前改革的突破口，應自土地始」並警告中（共）國「得之於土地，如果失敗了，也將失之於土地」。

胡德平先生的警告和我十年前在上海法庭上的意見類同：「上海的改革將敗在土地上」和二○○八年以來在香港《開放雜誌》中有關「中共將亡於徵地、拆遷制度」等相關論述有何不同？今日之中國，一句話由中共高官後代講出，視為合法，而出自另一公民之口，就視為「危害國家安全」……

一塊土地，可以種糧，也可以「種」房，兩種「種法」間有巨大差額，引得無數利益相關方各出奇招，強征農地、地票買賣、「小產權」房、指標置換、合資聯建等，暴露出改革三十年「經濟成就」的秘密，除明目張膽違法亂紀外，中共各級領導人以「改革、發展」之名，明目張膽暴力徵地卻可遊走在模糊法律的邊緣……

《憲法》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從目前的統計中，整個農村約有九成土地屬村民小組，約有三、四百萬土地所有權單位，但中國政府從未頒發過《集體土地證》。

集體土地在法律上沒有房屋拆遷補償一說，而將之歸為「地上附著物」，除房屋外，農地上的其他設施都籠統歸為「附著物」。農民為建設現代農業，土地平整，土地改良，水利設施上所投入的資金、人力、物力都沒有明確列入補償範圍。一些現代農業實施、規模化養殖的前期投入巨大，有的投入不久就被徵用了。農地的投入是長期並具各種風險，目前的徵地補償標準根本沒有考慮去評估並補償。中共的土地徵用政策，根本沒有保障農民被徵地後的生活水平、質量有所提高，長遠生計有保障。

考察世界各國的農業，特別是自二戰以後，全球很少有政府主導把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交政府或企業經營。美國、日本等成功實現農業現代化，都嚴格限制公司直接進入農業生產環節。只有為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才允許公司從事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後服務。

土地出讓金暴漲超過三萬億元

二○○四年，土地出讓金近六千億元，二○○九年達一點五萬億，二○一○年增至一點七萬億，二○一一年已超三點二萬億。中共的「政治特色」是每屆政府不管下屆政府的事，因此賣地可一次性榨取未來若干年收入的方式，被各地政府所接受。一位人大代表、中部城市市長坦誠，自一○年四月全國房地產調控後，有的政府連發工資的錢也沒有了……

中共的改革越來越依賴土地炒賣，用土地財政維持政府運營，當土地財政尚不足維持「經濟發展」的巨額投入和缺口，各地政府就將土地為籌碼向金融機構籌款，從炒賣土地發展到「炒賣金融」，土地財政發展到土地金融。近年來城市建設資金中土地金融的比重越來越高，已遠超土地財政。東部地區的城市建設資金，土地出讓收入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十是土地金融。中西部地區百分之二十是土地收入，百分之七十是土地金融。改革三十年各級政府從土地財政發展到土地腐敗，現又加上金融腐敗。不斷透支明天的錢去追求現在的發展與政績，形象地說，就是寅吃卯糧，孕育著政府的財政信用危機，也孕育著執政黨「亡黨失政」的危機。

二○○四年前，農民上訪為了稅費問題，而後就發生變化，百分之七十是為了土地問題。稅費問題根在縣級政府，縣政府決定著當地稅率及徵收方式；而土地縣級政府批不了多少土地，批地權在省級和中央政府。稅費問題中共已下達不允許使用警力，但土地問題地方政府往往動用武警和特警，當地方政府以維穩的理由動用警力時，中共高層早已授權。

儘管徵地制度改革，已寫入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土地管理法》也正在抓緊制定；但《憲法》不大修，下位的《土地法》再改也難有作為。徵地改革，已關係到現今五千萬失地農民權益、地方和中央政府穩定收入、國家糧食安全、三億農民工安居樂業、數千萬訪民訴求以及相關用地者的利益，牽址面太大，工程師治國難有良方……

利益集團的代表就在執政黨內

當今世界，一個想繼續改革的執政黨，沒有一個是壟斷真理、壟斷政治的黨。歷史證明，持續有活力的經濟都是自由市場經濟，而這些自由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是有跟它相匹配活躍的公民社會，以及和它相匹配的法治體系，乃至真正運轉有序的民主制度。

任何思想、制度、政策，只要能使國民生活得更幸福，社會更公平正義，使國家更民主富強，就值得人們去追求和實踐。判斷一種思想、觀念、制度和政策，首先不應當問是「姓馬」還是「非馬」，「姓社」還是「姓資」，「屬中」還是「屬西」，屬「共」還是「非共」，屬「鄧」還是「反鄧」……

中共三十年的改革，不斷強化黨的權威作用，乃至政府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式，幾乎耗盡了大自然及人體本身的潛能，留下了環境和權利赤字，使人與人、人與環境、民與官之間陷入一種極度緊張的關係，如大面積的環境污染，層出不窮的礦難和安全事故，談虎色變的食品、人口危機、腐敗蔓延、兩級分化、道德潰敗等，並最終以群體抗爭的方式不斷湧現出來。本次人大《預算報告》顯示，公共安全維穩費二○一二年是七千零一十七點六三億元，比二○一一年增長百分之十一點五，而國防預算是六千七百零二點七四億元。

有人認為，三十年前開始的改革，阻力來自於意識形態，而近年來的改革的阻力，是來自於特殊利益集團，但我認為，阻力仍然是原先的意識形態，至少框架還未打破，加之利益集團的代表就在執政黨內。

當今中國，似乎都在談改革，但結果甚麼行動都沒有。久而久之，還有誰再相信高層改革者的話？當中共改革者的誠信發生危機時，即使想改革也難以持續。中國強人時代已過，任何中央權威都不斷地被消失。八十年代，鄧小平是公認的政治強人，鄧之後，儘管還有人三番五次地強調中央權威，但收效極差。用前《人民日報》副總編周瑞金的呼籲「執政黨領導集體要和既得利益切割」來釐清，為何當今中共的改革，越改越失人心？就不難找到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