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自從一九三二建立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以來，有過十八次政變，有長期的軍人當政和激烈的黨爭，但是社會體制與人民生活沒有大的傷害，好過鐵板一塊的中國式的穩定。

廣東後裔、泰國美女總理英拉2011-7上台，領導不少軍人的內閣，蔚為奇觀。

中國一向瞧不起身邊的鄰居們。這種天朝大國的傲慢，使中國對近在咫尺的東南亞國家的瞭解遠不若遙不可及的歐美國家。比如，很多中國人去過泰國旅遊和購物，但要問起泰國的政治制度來，他們大都一問三不知。中國官方則常常將泰國當作一個反面教材，循循善誘地教育國人：你們看，泰國不是學習西方的民主嗎？他們現在多亂啊，時不時發生軍事政變，黃衫軍和紅衫軍天天在街頭鬥法，你們願意生活在這樣一個不穩定的國家嗎？

實際上，泰國的現狀並沒有中國人在電視上看到的那麼亂。即便在黃衫軍和紅衫軍針鋒相對甚至發生一定程度的暴力衝突的時候，大部分國人仍然過著波瀾不驚的正常生活。儘管如《泰國史》的作者、美國歷史學家懷亞特所說，「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民主實驗，泰國還沒有設計出一套持久的政治制度，能夠成功地調解在一個迅速發展和變化的社會中的不同利益」；但是，泰國畢竟在民主的道路上不斷地嘗試和前進了很長的路程。民主之難，並不能成為拒絕民主的理由。與標榜「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更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所謂「中國模式」相比，實現了多黨制、議會制、全民普選和新聞自由以及更快的經濟增長的泰國，更有資格提出「泰國模式」——而「泰國模式」也可以成為「中國模式」的一個有趣的參照系。

軍人當政不否定君主立憲制

泰國的近代化進程差不多是與中國同步。在中國鴉片戰爭之後的一、二十年，曼谷王朝的拉瑪四世（孟固國王）開始國家開放政策，至拉瑪五世（即朱拉隆功大帝）借鑒西方國家經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來適應西方殖民國家對暹羅施加的壓力。朱拉隆功大帝就是電影《安娜與國王》中周潤發扮演的那個充滿魅力的泰王的原型，電影的情節確實有一定的歷史依據。朱拉隆功極為重視孩子的教育，他聘請歐洲人擔任子女的家庭教師，將所有的兒子和外甥都送到歐洲學習，這種開放和謙虛的心態，清朝的皇帝是望塵莫及的。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群中級官員利用歐美大蕭條給泰國帶來的震盪，發起了一場政變。他們人數雖少，卻成功地控制了首都，逮捕了政府的主要官員，並以人民黨的名義，懇求國王同意服從一部憲法。當時在位的帕切迪波國王本來可以發起反擊，但他不願讓國家陷入內戰，便回信答應了這樣的要求：「我已經收到你們要求我回到曼谷作為一個憲政君主。為了和平；以及為了免於無用的流血；為了避免對國家造成混亂和損失；而且，因為我已經考慮自己進行這樣的變革，我樂意合作來建立一個我樂意去服務的憲法。」於是，泰國成為君主立憲制國家。

此後二十多年，泰國基本上是軍人當政，雖有君主立憲之外表，卻既沒有君主在位，也沒有人拿憲法當真。一九五八年，陸軍元帥沙立奪取政權，致力於建立一種與泰國傳統有關聯的權威體制。他在講話中說：「如果我們看看自己的歷史，就會發現這個國家在一個權威領導下就會更好更繁榮，當然這個權威不是專制權威，而是一個全國的所有元素都能集合在其周圍的一個統一的權威。」在泰國社會的許多部分裡，越來越擔心王國正在陷入混亂的人們歡迎這樣的權威統治。沙立深知，雖然軍人有實力掌握政權，卻無法創造出一套新的、讓民眾信服的意識形態。於是，他回溯歷史，請回國王，讓「國王重新回到道德、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頂峰」。

此後半個世紀，普密蓬國王一直是泰國國家穩定的磐石。儘管在憲法架構下，國王並沒有多少實際權力，卻可以利用傳統的威望和民眾的信賴，發揮巨大作用。國王的存在，泰國不斷發生軍事政變和走馬燈式地換總理、換內閣，都沒有對泰國社會的正常運作和經濟的發展造成太過嚴重的傷害。

與這樣一種君主立憲體制相比，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有民主、共和之名，卻沒有立憲之實。皇帝被打倒並消失在歷史的隧道之中，大大小小的想當皇帝或土皇帝的野心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帶給人民無窮無盡的災難——毛澤東這個獨裁者所造成的危害，便超過中國歷史上所有暴君的總和。

壞的軍政權也優於共產獨裁制

泰國歷史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圍繞著軍人發展。這種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呢？懷亞特在《泰國史》中指出，泰國的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大約有四個獲得提升的制度渠道：高等教育、軍隊、佛教僧侶和商業。佛教僧侶的吸引力是有限的，他們是獨身主義者，不會擁有很多錢和權力。商業由於華人主導，實際上對泰國年輕人來說是隔離的。歷史上，高等教育是中等和上等階級年輕人進入官僚機構的途經。這樣，對於普通人尤其是窮人家的孩子來說，就只剩下從軍一條道了。軍隊從社會上公正和廣泛地徵募成員，「他們共享同一的職業訓練和對更富有公民的仇恨」。每一個軍人都準確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以及按照軍階著裝（剛剛當選的女總理英拉也是如此）。懷亞特指出，軍官團體能夠擁有這麼高的社會凝聚力，是因為他們共享了一個同一化的社會化過程。

掌握軍政權的強人大都推崇威權主義，並熱衷於利用大眾媒體樹立個人權威；沙立則對整潔和秩序喋喋不休（有點像蔣介石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他們所理解的民主，意味著政府、官僚和國王對人民需求和期望的回應。「社會的領導將像父親對待他們的孩子一樣對待社會的成員，關心他們的福利並且保持嚴格的紀律。」直到今天，軍隊仍然對泰國的政局發揮著關鍵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礙於民主，卻也抑制了激進勢力。就像土耳其軍隊的存在一樣，否則，民粹主義的泛濫必定導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

儘管這是一種被割裂和扭曲的民主概念，儘管軍政權犯下過暗殺、鎮壓、侵犯公民基本人權等罪行，但偏向右翼的軍政權仍然優於左翼共產黨的獨裁體制。與幾乎不可能轉向民主化的後者相比，前者存在著諸多轉向民主化的可能性。在一個有缺陷的世界上，有時候人們不得不在「壞」與「次壞」之間作出選擇——比如，與越南、老撾、緬甸相比，泰國顯然是「次壞」。在全球範圍內，這樣的判斷也是大致成立的：即便是南韓全斗煥的軍政權，也遠比北韓金日成的共產獨裁要好；即便智利的皮諾切特手上沾了不少鮮血，但倘若阿連德當權，推行毛主義的那一套，受害者的數量更是無法統計。這不是為軍政權的罪行辯護，而是說，必須正視這個世界上還有更大的邪惡。如果以這個視角來看待中國，我相信，大部分人寧願生活在蔣介石戒嚴體制下的台灣，而不願生活在毛澤東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中國大陸。

黨爭再激烈也優於中國式的穩定

近年來，泰國的黨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六年九月十九日，泰國軍方乘總理他信赴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之機發動政變，宣布暫時廢除憲法。直至二○一一年八月五日，他信之妹英拉當選泰國第二十八任總理，經過一系列黨爭之後，泰國的政治格局又回到為泰黨執政的原點。從泰國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以來，經歷了十八次政變或未遂政變，總理和內閣更迭頻繁，只有他信曾幹滿四年一屆總理任期，仍不免被軍事政變推翻而流亡國外的命運。

二○一一年，支持他信的紅衫軍的示威集會遭到軍方武力清場，致使九十一人死亡。這是泰國近年來傷亡人數最大的一次政治衝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亂局」呢？據懷亞特分析，主要原因是軍隊和官僚機構中的既得利益和派系的內部爭鬥。

即便如此，政府的亂象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響，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大。而且，激烈的黨爭並非壞事，它體現了民主制度的逐步推進和鞏固。相比絕對專制的鐵板一塊的穩定，必然會導致更為強烈的反彈。再粗的鎖鏈也有斷裂的時刻，再毒的太陽也有落山的時刻，到了那時，長期積攢的仇恨和憤怒必然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可怕的社會動盪和暴力衝突，不知會比今天泰國的政治紛爭要嚴重多少倍。所以，寧可像泰國那樣可控的政治紛爭；也好過像中國這樣簡單地依賴剛性維穩，最後政權走向雪崩式的瓦解。

泰國的民主化之路仍然「路漫漫其修遠兮」，民主化確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但在東盟和亞洲國家當中，泰國的成績至少可以獲得中上等級的評分。中國的立憲比泰國早二十多年，但時至今日，中國人連普選權、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沒有，有什麼資格蔑視和否定泰國的成就呢？

對於泰國的未來，懷亞特在《泰國史》的結尾處給出了充滿希望的評估，他認為一個朝氣蓬勃的中產階級群體已經出現，未來泰國的領導者就在他們當中——「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許多人還在國外接受訓練。他們的價值和經歷使他們更習慣大眾政治並且能適應複雜的國際局勢。……一個數量眾多、城市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和富有的中產階級，是泰國社會和政治秩序真正革命的一個產物，全部的結果可能需要幾代人來發展。」

換言之，泰國的發展有明確的遠景，有一個正在成熟的中產階級，這正是「泰國模式」的優越之處。而所謂的「中國模式」，有憲法而無憲政，有經濟增長而無真正的中產階級，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只能如火車一樣在一段幽暗不明、沒有盡頭的隧道中盲目行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