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有部署讓黨員在二○一七普選前，成為香港第一人。這次唐英年、曾蔭權醜聞臭港，港共躍躍欲試，梁振英便順理成章了。

香港的二月，氣候忽冷忽熱，陰霾籠罩著維多利亞港，只見灰茫茫一片，能見度極低。不過，比起政壇上的陰霾，詭譎的特首選舉更令人眼花瞭亂。在醜聞日日鮮、換馬滿天飛的亂局下，唐英年的「僭建門」、梁振英的「西九門」，以及曾蔭權的「富商門」傳個不停。要不是這場建制派慘烈的內鬥，相信這些官商勾結、濫權涉利益輸送的內幕不會曝光，而全港市民在震驚和憤慨之餘，看到了一個無情的事實，就是港英時代留下的引以為傲的文官制度，早已「金玉其外，敗絮其內」了。

十天前，唐英年約道的僭建地庫曝光後不到兩個小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突然宣佈慎重考慮出選，輿論嘩然，認為加上梁振英，香港可能出現兩個疑似共產黨員角逐特首。不過，曾鈺成在最後關頭宣佈棄選，棄選的理由是不夠時間做準備，不足制訂政綱，亦免引起政黨政治的關注，擔心影響民建聯的立法會選情，所以「沒有辦法參選」。

曾鈺成參選棄選都是黨的安排

曾鈺成棄選的理由很牽強，甚麼不夠時間制訂政綱，影響民建聯立法會選情等等，政綱民建聯不是現成就有的嗎？如果創黨主席做了第一把手，手下的兄弟自然成為司局長級人馬，不是比立法會更上一層樓嗎？據瞭解，曾鈺成棄選，是北京最新的「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佈署。

記得早在二○○七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闡釋香港普選決定時這樣說過，二○一二年可以作為邁向普選的中間站，以利於向普選平穩過渡。換言之，二○一七年是實行普選的最早時間，如果過渡期間發生「不平穩」的事件呢？普選時間表當然就要改寫。曾鈺成棄選聲明也不諱言，下屆行政長官將率領香港人走向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要走向普選。如果得不到民意高度支持、不能組成有管治能力的團隊，就不能實現其理念。

經過慘烈的撕裂後，又回到原點，建制派還是維持兩個人出選，做到雙重保險，以防萬一。曾鈺成也透露了這「萬一」的準備，他表示，如果三月二十五日選舉，因無人取得六百零一票而流選，再次出現大家不欲見到的事再次重演一次，他會積極考慮再參選。

曾鈺成這番話，也是給唐營、梁營的警告，不能再令「特首選舉的公信力受到損害」。至於能不能平息建制派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還得下回分解。

「共產黨員成為香港第一人」

筆者不禁想起不久前與一位大陸學者的對話，他是體制內的一員，多年來一直鼓吹中共政治體制必須改革，認為越遲改革，付出的代價越大。但是大陸社會現在從上自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既得利益階層，財大勢雄，誰能動他們的乳酪？他對未來悲觀，認為當貧富不均惡化到一定的程度，就逃不脫中國歷史的宿命，爆發革命。事實上，大陸從上到下都有一種危機感，權貴和富商爭先恐後移民，就是最好的說明。筆者突發奇想，既然大陸的政治改革難以啟動，是否可以像當年創建深圳經濟特區那樣，以香港作為「政治特區」，實行真正的直選，帶動整個中國的政治改革？

這位學者立刻否定，據他所知，香港直選在高層還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儘管大陸內部，包括總理溫家寶在內不時發出政治改革的呼聲，但是從沒有考慮過把香港成為「政治特區」。在中共的體制下，香港地位的重要性幾乎可以用「無與倫比」來形容，這是因為眾多高層子女擁有香港居留權，巨額資產在香港停留，這是一片屬於富人和權貴的熱土。可見香港的政治穩定非常重要。總之，中南海要的是可控的選舉，不管這個選舉是不是直選。現在香港可以部分直選議員，就跟大陸選人大代表一個道理，立法機關只不過是橡皮圖章而己，選舉並不會危及最高統治權，但是選舉特首就不一樣了，會影響統治權。筆者問：全國人大不是說二○一七年能一人一票選舉特首嗎？那位學者意味深長地笑道：這要等到共產黨員正式成為香港第一人再說。

梁振英當選，未來五年與狼共舞？

當時筆者對「共產黨員正式成為香港第一人」之說，覺得有點玄，現在想來，如果用來解讀今屆特首選舉的亂局，似乎是最好註腳，可以看出一些深不可測的脈絡。本來北京的如意算盤是，唐英年從特區第二把手晉升為第一把手，人脈關係依舊，最符合平穩過渡。當然此君能力有限，兩個建制派出選，其中一個梁振英就擔任「輔君」的作用，在官場打滾五年後，就可以取得直選的本錢。不過，一個從基層爬上菁英高層的聰明仔，怎麼願意在唐英年手下「屈就」呢？既然上面早就訂下「民望高」的遊戲規則，為什麼不放手一博？更何況自己也搭通了高層的天地線。

怪不得有人說，政治一日也嫌長，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本來篤定坐上特首交椅的唐英年，因受種種醜聞纏身，民望直線下滑，中央也會考慮，如果硬把他扶上台，將會進一步激起民憤，說不定會重演當年五十萬人上街抗議逼董下台的一幕。

這樣，梁振英就是唯一的人選了。

記得林肯說過：「沒有人能有足夠好的記憶力，使自己成為永遠不露怯的撒謊者。」但是梁振英身上，卻看到了這種「永遠不露怯」的可怕，很少人能像他那樣，在對自己任何不利的事情，都是寸步不讓，硬挺到底。遠的如八萬五，近的如這次西九龍事件，梁振英沒有申報自己是戴德梁行董事，被質疑有疏忽利益輸送，但他全部否認。有記者問，至少是不是要檢討一下疏忽之處，也被他一口拒絕。

最值得一提的是，外間對他的「投共之路」有諸多猜測，質疑他的共產黨員身份，同樣也遭到堅決否認。眾所周知，梁振英的父親只是港督府駐守的警察，不像曾鈺成有個任職中華總商會的父親，後者根正苗紅，參加共產黨一點也不奇怪。相比之下，梁振英的「愛國」之路充滿了神秘色彩，據他自述，七四年在理工學院建築測量系畢業後，赴英留學，看到一場中國對英國的籃球友誼賽，英國人為自己國家落力吶喊助威，相反，中國隊支持者就零星落索，士氣低落，於是激起他的「霎時感動」，從此投入「愛國」的行列。

最令人注目的是在一九八七年，《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毛鈞年因病辭職，年僅三十四歲的梁振英，成為唯一接替職位的候選人，並獲一致通過。當年毛鈞年的共產黨員身份是公開的，秘書長一職，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相當於辦公室主任，在中共官場中權高位重（中共大會、人大、政協無不用最可信任的黨員出任秘書長，周恩來多次親任此職），怪不得被外界視他為中央政界紅人的「托孤」。

如今，「托孤」終於修成正果了，相信很多市民與筆者一樣，很難想像未來五年如何與狼共舞，如何回答「鄧小平為什麼不能拿諾貝爾和平獎？」只能套用電視劇《天與地》的金句：「The city is dying（這個城市正步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