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左傾參加共產黨，後來覺醒脫黨、反叛，已是一種時代現象。梁慕嫻的反省、懺悔，真誠而痛苦，帶著一種責任感。

梁慕嫻新書《我與香港地下黨》即將出版。
 

梁慕嫻這本文集取名《我與香港地下黨》，就己經表明她過去的身份，她曾是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一個外圍社團「學友社」的負責人，參與過領導「六七年暴動」的鬥委會工作，一九七四年隨丈夫移民加拿大，因移民問題與黨組織發生衝突，即使如此，他仍未脫離毛澤東思想。「四人幫」下台對她衝擊很大，使他對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發生懷疑，但她仍對鄧小平的開放和改革寄予希望。「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後摧毀了她對中共的幻想，終於成了反共的民主主義者，大膽揭露她所親見親歷的中共在香港作為地下黨的作為，進而不斷追蹤剖析中共今天在香港的幕後操控。

年輕時信仰共產主義，加入共產黨，到了加入共產黨之後，逐漸瞭解到它的錯誤和黑暗，終於脫離它，批判它，這種情形相當普遍，它是一種時代現象。在香港，就我所知，早期脫黨的有司馬璐，他一九三七年入黨，一九四一年脫黨，後來在香港成立「自聯出版社」，創辦《展望》雜誌，批判中共，揭露中共真實歷史，成為中共黨外的重要黨史專家。在香港還有兩位在香港居住過的著名脫黨人士，其一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張國燾，他是中共建黨之初中央局三人之一，又是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一九三八年脫黨，一九四九來港之後曾在香港居住十年，他的回憶錄最初就是在《明報月刊》上連載發表的；另一位是紅軍代總參謀長龔楚將軍，他一九二四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轉正為黨員，曾是紅七軍軍長，一九三五年脫黨，投降國軍，替國軍剿共，四九年來港，一住四十年，九十歲時返家鄉廣東樂昌，五年後在家鄉逝世。這幾位著名人士都是中共建國之前脫黨的。

中共建國之初，香港固然來了一批國民黨反共遺民，但香港本地卻掀起一股親共熱潮，在傳媒界、演藝界、教育界甚至工商界都出現許多被稱為左派的親共人士，幾間左派學校，更成了培育親共學生的溫床。梁慕嫻就是在這段時期受左派薰陶的。奇怪的是，在中共反右和大飢荒年代，香港很少有左派人士轉軑。在那段時期，香港出現一股不屬於國民黨反共八股的新興反共勢力，它以《明報》為代表。明報創辦人查良鏞雖曾在《大公報》、《新晚報》和長城電影公司這些左派機構工作過，但他不是共產黨人，而是一位確實瞭解中共本質的新聞工作者，所以他當時對共產黨的批評比較客觀和公正，深得一批正義知識分子和廣大市民的認同，但並未使堅強的左派分子信念動搖。

對香港左派分子的衝擊始於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一位被稱為是毛澤東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又是文化大革命主帥的人物，居然會叛離毛澤東，碎屍在蒙古溫都爾汗。五年之後，毛澤東逝世不到一個月四人幫便垮台了，又是一次大衝擊。香港兩本著名刊物主持人李怡和溫煇都是在這兩次大衝擊之後轉軑的。李怡辦《七十年代》時得到中共資助，成為親共的左派刊物，對保釣人士和香港大學國粹派發生很大影響，八一年脫離中共，得到海外保釣人士支持，後改《七十年代》為《九十年代》，敢於批評中共，現在他己成了香港評共名家。溫煇原在中共「國際新聞社」工作，後來調到《文匯報》任編輯和主任，替中共工作了廿五年，也曾參加過六七年左派暴動的鬥委會領導工作，七七年脫離文匯報創辦《爭鳴》，後來又出版《動向》，成為香港兩本暢銷的反共雜誌。到了「六四」屠殺的時候，脫離共產黨的人更多了，文匯報自社長李子誦到總編輯金堯如、編輯程翔都成了批共人士，甚至連中共駐港的總負責人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也都離黨流亡美國。可見這是大勢所趨，是中共執政幾十年來倒行逆施摧毀黨員信心的大爆發。許多參加共產黨的人，起初都以為這個黨是為國家為人民的，代表時代進步的，到了看透它的罪惡時自然要脫離它，這是一種拋棄黨性的人性覺醒。梁慕嫻的反省就是這個時代大潮中的一分子。

我不知道一般脫黨者的心情如何，但我知道梁慕嫻是非常痛苦和內疚的，她將過去參加共產黨香港地下黨當作一種原罪，不只反省，而且懺悔。她懺悔自己當年無知受騙而又去騙人，更懺悔參與對司徒華的奪權鬥爭。她是一位虔誠基督徒，懺悔意識特別濃厚。她深知地下黨領導那種幕後擺佈、暗箱作業的害處，所以她對中共今天仍在香港使用地下黨暗箱作業十分厭惡，覺得自己作為過來人，負有一種不可卸脫的責任，要在這方面盡力加以揭露，讓香港人提高警惕，不要再受它的愚弄。她的這種決心，便成了本書的重要內容。        （許行：香港資深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