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選，重返這亞熱帶大都會，尋覓久違的溫馨，又重逢我的讀者，他們隔著太平洋陪我垂淚，陪我伴妻療傷，叫我受寵若驚⋯⋯

● 蘇曉康（右）在台灣大選日和作家季季（右二）顏擇雅（右三）來台北YMCA
和金鐘（左）相會。然後去看開票。（金鐘攝）

我曾去過台北三次，最後一次是一九九一年夏，二十年歲月洗刷，將這個亞熱帶雨林都會，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抹淡，只剩下忠孝東路雨夜裡流淌的霓虹燈碎片的溫馨，也只因大陸生涯的堅硬冷酷，便叫我將這點溫馨久藏於心。九十年代乃東亞現代化噴發之初，歐美則已經痛惜於工業化的環境人文代價，無奈東亞奇跡又添加二十年「中國崛起」，嘲弄了「後現代矯情」，仿佛全世界都要為不計後果的「中國模式」買單，於是我很想再去台北看看那溫馨是否還在？

「人性社會」的魅力

台北已經摩登得我認不出來，最酷自然是信義路四段至五段沿線國際會展中心、世貿中心，一直延伸到台北一○一摩天樓，氣勢宛如一個小號的巴黎拉德芳斯（La Defense）建築波浪群。我竟也八天裡兩度被友人領上那曾經的「世界第一高」，在八十五樓景觀餐廳，品嚐佳肴的間歇鳥瞰台北天際線。第一次是吃台菜館的欣葉一○一食藝軒，恰好東道主詹妮弗的朋友、空間詮釋者兼暢銷書作家畢恆達教授在座，我還沒來得及閱讀他，但我猜他大概不會恭維這種高度的攀比。

硬體並不難為「現代化後來者」，上海不也有了一個「東方明珠塔」——不曉得那風格是俄羅斯東正教還是阿拉伯？尾追西方乃我的得意之作《河殤》所大聲疾呼者，當年哈佛教授杜維明跑到普林斯頓來啟蒙我：當你們走出閉關鎖國驚羨西方之際，人家已經在討論現代化對環境、人文的破壞，難道中國人還要去重複一遍他們已經付出代價的老路嗎？可是杜教授從哈佛退休後跑到北京去定居，如今那是除了空氣一切都要「特供」的一個「魔都」「霧都」「肺都」，不知道究竟是甚麼在吸引這位「新儒家」傳人？

硬體包裹下人性還剩多少，有無冷暖，那才是「現代化精髓」。 那天我和清華大學「六四」學生領袖李恆青飛抵台北已是夜晚，王丹安排我們下榻台北腹地的雙城街「友萊」飯店，他跑到對門的7-Eleven拎回兩瓶「金門高粱」，喝到深夜微醉，我們又出去，一跌進台北夜色裡我就捕捉到那溫馨，幾步之遙便有一個食品夜市，還有另一家便利店系統「全家」就在下一個路口。台灣的便利店無處不在，無所不包，多如牛毛，除了日用品食品，還是銀行分支（包括代繳水電費、停車費、罰款），郵局分店（也辦國際快遞），文印中心，購票站點等等，功能綜合到了驚人地步，大概舉世無雙，世界上最適宜華人的居住地，臺北當為首善之選。

所謂「把人放到第一位」，我看誰也不可能比台灣便利店做得更出色，而人性社會，無非如此。更有甚者，西方現代營運技術與東方溫情的接榫，台灣便利店就是一個成功範例，林毓生教授曾苦思他的「創造性轉化」實踐運用而不得，這不就是一個可操作性領域嗎？

國家頭頭不選怎生得了

另一類硬體如捷運、高鐵，在台灣成為「都市圈」生態的巫師魔杖。王丹領著我們下台 南、走新竹、逛板橋，特別是在「大台北都市圈」穿梭，其舒適輕盈的交通便捷，叫你不是討厭而是親近都市生活，感受實在跟西方的「都市疏離感」很不一樣。

不過台灣另有她的一個特色，即這一類公共建設成為政客討好選民的施政首選，所以高鐵以「架構台灣一日生活圈」為宗旨，乃不經濟的空想，且磨難不斷，至今載運不足、虧損巨大、綁架政府，但老百姓得了便宜，這是只有民主政體才會發生的怪事；又者，高鐵是二○○六年在陳水扁任內通車，畢竟他也辦過這件好事。台北捷運則更是「大眾」的士，牽掛到都市裡每一個人，所以捷運蘆洲線二○一○年十一月通車時，馬英九講的是政治話語：「捐棄成見，攜手合作，好好打造我們這個可愛的國家」。

不民主的中國大陸，則發生完全相反的另一副景象。前不久互聯網上有人發貼對地方政府豪華辦公大樓集中曝光，如安徽望江縣還是一個貧困縣，卻用一百八十二畝耕地，建築四萬三千平方米豪華辦公樓，面積超過八個美國白宮，一路之隔還有約九十畝的廣場，配有音樂噴泉、臨水廣場、親水平台、魚趣台、露天咖啡座、露天舞台等；重慶市有個交通局僅十二名員工，建了七千平米歐式辦公樓；廣東寶安縣公路局辦公樓有上千米的大理石地板⋯⋯。

選不選國家領導人實在是決定一切的。所以台灣全島，每隔四年掀起一場選戰風暴，消耗巨大，藍綠兩營劍拔弩張，霎那間人人變成「政治動物」，政客忙不迭四處鞠躬作揖，這道風景，實乃社會運轉的題中應有之義，省略不得的。

你讓我流了一年的淚

我因一場車禍而離棄這個世界二十年，竟不能忘懷台北，也算一樁奇事，靠的純粹是文字姻緣：一年的副刊專題與一本書。我的傾訴，只對著一個海島上的讀者們，他們隔著太平洋陪我垂淚，陪我伴妻療傷，出版我的「一把辛酸淚」，還授我文學獎。今天我發現，只有這個島上還有我的讀者——前《中國時報》總編輯、傳記作家夏珍看見我時一楞：「你讓我流了一年的淚，能讓我抱抱你嗎？」前《新新聞》總編輯王健壯感慨道：「你寫下的那些文字，無人替代……」。儘管我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曾擁有過上億電視觀眾、百萬計的讀者，而今得知台灣還有人記得我，仍有受寵若驚的幸運感。

恩賜讀者給我的，是我的出版者。這次赴台的機緣是觀選，我的私心則想見見朋友，又不敢太驚動，只通知了幾位出版人。我剛一踏進酒店，櫃檯上就遞過來台灣最好的水果五六種，整整一大包，那是我的老大姐季季派遣她兒子專門送過來的。這位十八歲早慧成名的台 灣文學宿將、副刊大姐大、兩岸文壇結緣人，也是我在台灣的「品牌打造」第一人。

八八年是她主持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續整版刊登《河殤》解說詞，並向台灣讀者介紹我的作品和身世，而我當時正在北京遭遇圍剿、旋即逃亡；八九年底我第一次訪台遇到她，就恍惚覺得她是跟我太太傅莉有緣份的一個人，急不可耐托她往北京捎牛仔服和兒童讀物給我兒子；來年又應她之邀從巴黎訪台，由她安排我環島旅行並與文學界影視界對話；九三年我們在美國遭遇車禍後，又是她逼我將《三少四壯》專欄裡那些死去活來的故事撰寫成《離魂歷劫自序》，「一定要把傅莉給你的書信放進來，她寫得比你好」，季季打了無數次越洋電話。

「明星咖啡館」訴流亡

這次我來台北總共八天，季季陪了我三次。第一次她特意選了武昌街「明星咖啡館」斜對面的「添財」，先請我們吃日本料理，再到「明星」那個「文學聖地」去聊天，在座的還有台灣「鄉土文學論戰」靈魂人物尉天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新銳出版人顏擇雅；新近流亡德國的大陸「底層」系列作者、文學鬼才廖亦武恰在台北，我也叫他過來。我們落座那個著名的三樓，喝著咖啡，伴以俄羅斯軟糕，話題從當年季季一個人在此寂寞寫小說、林懷民有時坐在旁邊，他也曾經寫小說說起；再到尉天驄一九六六年創辦《文學季刊》舊事，以及傷感他的老友，那位至今贊揚大陸文革、中風後被中共以副部級待遇養在北京的陳映真；直說到一群白俄流落台灣，辦起這個咖啡店，最後剩下一個無國籍的艾斯尼終老台北，凄涼中不失典雅，好像跟大陸流亡者廖亦武和我，似有未明的前世今緣。我不禁請廖亦武獻技他的拿手好戲，先吹簫《蒼山問》一曲：

一股風追著一股風／一個人愛著一個人／蒼山問／這是為甚麼？／一棵草壓著一棵草／一個鬼摟著一個鬼／蒼山問／這是為甚麼？

⋯⋯接著他又拿出撥指琴，拈撫了一曲，皆古樸蒼涼，如泣如訴。

廖亦武如今走紅歐美，來台灣卻有些寂寞，他正埋頭趕寫一本《六四暴徒》採訪實錄，心情又回到那血光之災中，跟周遭的溫馨氛圍頗不協調；再加上他混跡底層、邊陲近二十年，「有一天路倒路埋，也可以嘛」，已經對都市、現代、禮節等等陌生得很。這情形，卻是近旁的友人們始料未及的，也叫季季弄出一個尷尬來。原來島外有個新聞周刊的記者，央她約廖亦武做個採訪遭到回絕，廖亦武不客氣說，他們採訪過一個潑皮文人，竟然說出對獨裁者不是反抗而是撓胳肢窩的話來，「無恥不無恥嗎？」季季一時不知如何回覆對方，急切下只稱廖感冒發燒了，誰知消息不脛而走⋯⋯

從德國請來廖亦武的，是「允晨文化」的廖志峰。我們從未見過，只憑通郵件，我就可以感覺到他是一位謙謙君子，叫我真想見識一下這位出版人，竟毫無商業考量地為大陸流亡文人出書。文人斷了故土根基，在另一種語言裡繼續母語寫作的掙扎，是失去讀者的孤芳自賞，聊以自慰，亦形同自掘墓穴，其中苦澀唯自知。即使到同文同種的這個島上來，又有幾人要讀你的文字？饒是這般無奈，若將草稿變成書籍，即便不去擺書店，那安慰也是不可抗拒的，就仿佛一次孕育、結胎終究果實落地了。所以許多散落於歐美的大陸作家學者的「衣食父母」，就是這位廖志峰。這次他也請我到編輯室坐坐，談起種種難煩，他那靦腆的苦笑，久久留在我腦際。

「雅言」：顏擇雅之雅

我第二次升騰台北一○一景觀餐廳，是去赴顏擇雅的宴請，季季作陪，在另一邊的「隨意鳥地方」吃西餐。我們的結識，是顏擇雅當年任職時報出版公司版權室主任時，把我的書推薦給美國著名的Knopf出了英譯本。更欣慰者，乃是她最欣賞我的書，而她是一個品位極高的讀書人。這一點後來更由她辦一人出版社「雅言文化」的傳奇業績，再次證實。良好的知識訓練，使她可以遨遊英文書海而準確捕撈精品到中文出版市場，那準確也涵蓋了中文讀者的胃口和興趣。

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是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成為「金石堂二○○二年度十本最具影響力的書」，顯然她是看準了「中國崛起」對台灣社會和民眾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心理威脅，那便是市場；接下來一本《優秀是教出來》，五個月售出十二萬冊，全憑她在中小學校的有效推銷所致，因為她具備闡明「教育」這件事的充分知識，而一般出版人士則只懂市場。

以顏擇雅的鑒賞力只做出版，其實有點屈才，她談起文學，見解高於許多文評家。她常向美國書商介紹中文地區的小說、散文，有一次她寫電郵給我：

「由於『文化屏障』（culture barrier），我並不認為非常優秀的散文，比如楊絳的《幹校六記》，現在可以介紹給非中文的讀者，現代『中國經驗』還沒有被西方讀者所瞭解。很多非猶太的讀者已經可以大量閱讀關於『大屠殺』書籍、非法文的讀者可以閱讀關於法國革命的書籍，即大屠殺與法國革命的經驗已經跨越國界。但是『文革』遠遠還沒有成為世界共同的記憶」——這在中文世界乃是罕見的睿識，亦從某個側面鞭笞了中國文壇的低水準。

「殷海光故居」庭院深深

那天離開「明星咖啡館」時，季季特意又買了一盒俄羅斯軟糕，吩咐我帶給傅莉。她約我臨走前再談一次，又問我最想看甚麼，我說「殷海光故居」。我們約在捷運民權西路站碰頭，然後一路去公館站台大附近，繞著台大院牆漫步，季季說「殷海光故居」禮拜一正好休館，她事先找到「殷海光基金會」董事王汎森——余時教授的博士弟子，我跟他在普林斯頓有緣結識——如今已是中研院副院長，他請基金會董事長潘光哲特別通融，請人來給我們開門。「人家兩點鐘等我們，先去吃碗牛肉麵吧。」

我們順溫州街十八巷一路找到最深處的一個院落，一位女士應門，並引領我們順客廳、書房、臥室，一一講解、參觀，還看了殷海光生平的一段視頻，然後來到後面的庭院裡。花木茂盛令人驚羨，而殷先生掘河堆山的悲憤，又令人斷腸。我之仰慕他，不止因他是中國自由主義第一人，也不止因他高中時代即「先知式」地窺破所謂「列寧黨」之邪惡，而在於林毓生教授詮釋他「以一個讀書人扮演了近似反對黨的角色」，無疑沒有他便沒有台灣之今日。所以，殷海光雖幽憤成疾，得年僅四十九，他卻以這異常短促的生命，將正面的個體價值最大化至極致，那恰是孟子所謂的「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

（二○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德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