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臣民長期過著沒有起碼的尊嚴、自輕自賤的日子，把皇帝強加的諸多災難當作恩賜。

● 當代中國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白樺，在大陸屢遭禁制，被耽誤大好年華。（本刊資料）

我是一個普通的中國文化人，和所有中國文化人一樣，有著來自傳統的先天缺陷。有一個極為簡單的命題，至今都沒有在觀念和實踐上得到清晰的解答，那就是愛國與忠君。

甚麼是愛國？愛國是對於母體發自內心的感恩和依戀。忠君是甚麼？在通常情況下，忠君是卑微的、盲目的屈從和崇拜、可恥的助紂為虐。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歷史上的許多精英，卻套在這兩個相反的概念擰成的一根繩的繩索裡，困惑到死。屈原愛到生命難以為繼的愛是楚王統治下的楚國，同時也是他自己的父母之國。歷史書裡， 絕大多數忠臣良將都是忠君到死。岳飛的「壯懷激烈」是為民請命，同時也是為了「靖康恥，猶未雪」，「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最後是為了「朝天闕」。

中國文人的先天缺陷：愛國忠君

一九八二年我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寫過一部話劇《槐花曲》，假設岳飛在風波亭被處死之前，回顧了「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漫漫征途，從而對於自己的人生價值有了一些另類的思索。很明顯，我試圖通過這部話劇解開這根「三千年之繩」，感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接受了這部作品，進行了彩排。遺憾的是，彩排那一天，偌大的觀眾席上只有我一個人。大幕徐徐降落之後再也沒有升起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在一部電影劇本裡，我只不過提出了一個天真爛漫的問題：「你愛這個國家，這個國家愛你嗎？」其實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人認為這問題提得振聾發聵，有人認為實在是大逆不道。怎樣才能走出這個古老的困惑呢？

其實，一百年前答案已經有了，而且已經付諸實行。⋯⋯那就是走向共和。

但是，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整體，在實踐中的分辨能力卻相當之低下。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價值觀，隨著長期帝王獨裁統治的歷史重覆更迭，「帝王至尊」一直深入人心。拜歷代封建文人之所賜，帝王和他們的統治制度，始終聯繫著億萬民眾的渴望。臣民長期過著沒有起碼的尊嚴、自輕自賤的日子，卻把皇帝強加給自己身上的諸多災難都當作恩賜。被凌遲處死，還要謝主隆恩。甚至會為因窮奢極欲而亡國的帝王悲哀、惋惜。皇帝真的是天子嗎？真的是天生的英主嗎？我們的史學家很少把歷史上皇帝的真相告訴後世的人們。

其實，除了少數幾個開國皇帝，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低能兒或畸形兒，皇帝的所謂教養來自︱︱也只能來自老朽的文臣，以及身心殘缺的嬪妃、宮女和閹人。很多史家或由於自保，或由於逢迎，或由於為尊者諱，獨裁者的面容都經過一次一次的彩繪。特別是一些做歷史小說、拍電影、電視的人，林林總總的「王朝」系列、「大帝」系列。正說者有之，戲說者亦有之，大多數都在渲染「皇權天授」的理念。在每一個皇帝身上都注入了太多的英明、仁慈、優秀、神勇、剛毅。其實，天下最自私的人就是一小撮獨裁者，他們的全部目的就是死守他們的皇位。他們的伎倆就是在超級強大的武力鎮壓和威脅下，致普天下萬馬齊喑，讓臣民心甘情願地接受鎮壓、殺戮和奴役，還要山呼萬歲。譬如在某些文化人倍加欣賞的清代雍正、乾隆兩朝，皇帝對「非議時弊」者斥之為「狂吠」，並以刀封喉。所以我們的歷史只能是一部大多數人在昏君治下，不斷祈求上蒼恩賜一個有道明君出世的歷史。

平民百姓的神聖皇權根深蒂固

中國的智慧有意無意都在為帝王獻策，甚至很少考慮自己對自己有甚麼期待，甚至連自己的存在都忘得乾乾淨淨。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確實是「一日不可無君」，就像毛驢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糞筐一樣，時刻都不得安寧。辛亥革命以後，革命黨人拱手把大權讓給袁世凱。袁世凱登上總統寶座仍嫌不夠，經過三年籌劃，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後的第五年︱︱一九一六年元旦登基稱帝。雖然很快遭到共和人氏的激烈反對而頹敗。但是，許多中國人心中的九龍寶座，並未從此崩塌。袁世凱生前死後被批得體無完膚，臭不可聞。僅僅一年，又有張勳復辟。張勳的辮子軍只有區區五千之眾，他把一個被廢棄的「小皇帝」扶起來，居然鬧得煞有介事，沸沸揚揚。連京城停業五年多的黃龍旗店又重操舊業，而且供不應求，有些人家只好用紙糊一面龍旗來支應門面。許多人聚集在皇宮門前等候覲見「皇上」；沒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舊衣鋪去搶購朝服，沒有「豬尾巴」的人就到戲裝店定做用馬尾製作的假髮辮，他們穿上長袍馬褂，晃著真真假假的大辮子招搖過市。學識淵博的康有為似乎早有預見，提前蓄了髮，而且在張勳復辟之日，得意洋洋地說：「我早料到必有今日也！」王公貴族、遺老遺少是為了撈回失去的天堂，平民百姓為了甚麼呢？當然是腦子裡的「神聖皇權」在作怪。幼時，每當我看到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史料，總覺得實在滑稽可笑。

可是弄明白國民黨「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口號之後，弄明白他們以「國情」為藉口， 實行無限期的「軍政︱︱訓政」，「一黨專政，以黨治國」的時候，我就笑不出來了。他們維持一黨專政的秘訣，依然靠的是警、憲、特務。國民黨從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先生那裡得到豐厚的政治遺產，冠以「中華民國」的名號。除了剪了國民後腦勺的辮子，最醒目的變化是茶館酒肆的牆上貼了許多「莫談國事」的標語。誰都知道，那並非政府的公告，而是國民對自己的警告，說明有些國民已經開始懂得，這就是不打出龍旗的帝制。政府時不時殺戮一批異己，有時公開處決，有時秘密暗害。國民又順理成章地成為臣民。國民黨一直把「訓政」訓到台灣。所幸，蔣介石傳位到兒子蔣經國，蔣經國沒有繼續訓政並傳位下去，才戛然而止。

被打右派二十年，只認自己錯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我出生在一九三○年。

八歲，我親眼看到抓魚游泳的小河被日軍當做屠場，玫瑰紅的河水在我腳下流過。

十歲，日本憲兵從我手裡搶走我的父親，我一輩子都懊惱自己的的膂力太小。父親被關押、被拷打、被活埋。

十一歲，我遠走他鄉，半工半讀。我堅信是在為復仇積蓄力量。

十六歲參加學生運動，我堅信我是在為國家的獨立富強而吶喊。

十七歲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我堅信我是在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戰鬥。

十八歲，我在淮海戰場大雪和炮火覆蓋的塹壕裡，咬破右手中指，寫了我的入黨申請書，我堅信我是在為世界上最神聖的事業而獻身莊嚴宣誓。

十九歲，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隨軍踏上中山先生的鄉土，情不自禁地大聲喊道：孫先生！革命已經成功了！我堅信中國革命真正是徹底成功了！

二十一歲，進入文壇，我堅信我的作品是嶄新的、革命的文學。

二十五歲，僅僅因為送給胡風一塊大理石硯台，被隔離、批判、審查八個月，我堅信是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因為胡風是反革命（雖然我一直都把他當做「歌德派」，他也確實是「歌德派」）。

二十七歲，僅僅是說了一句要允許文化人具有個性和自己在文藝上的愛好，文化人的協會不應當是衙門，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二十多年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利。我堅信黨和毛澤東沒有錯誤，錯誤在於我自己。

文革後期的醒悟，也不被允許

三十六歲，以我的全部作品作為罪證，被隔離審查七年。我堅信，連郭沫若都自輕自賤，賭咒發誓自認罪名，我算甚麼。一直到十年浩劫，讓人震動的是：不少被迫自殺的著名學者，在遺書裡只有兩個內容。一是高呼冤枉，表白自己的赤膽忠心，再就是「萬歲、萬歲、萬萬歲！」這不就是古代皇帝賜死後的「望闕謝恩」嗎？當「萬壽無疆」的頌詞每天套紅在報紙上出現並聲震雲霄的時候，我真的不敢相信。這不就是清末唯一可以讓垂死的西太后哈哈一笑的聲音麼？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在被隔離中，偶然在一張飄落在地上的造反小報上，瞄到一則「捷報」，寫著：「特大喜訊：紅衛兵們在某古宅抄家，抄出了十面黃龍旗！他們隨即登上城牆，面向北京揮舞黃龍旗，向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宣誓，表達自己的無限忠誠。」頓時，我的困惑消失了！一種轉換為疼痛的羞恥感襲上心頭。

那時，距離辛亥革命已經五十六年；今天，時光又過了四十四個年頭，加起來整整百年。

文革後期，我才開始獨自反思自己的一生。我才開始有了疑惑！回首歷史，那些曾經被我們嘲笑過的歷代士子，包括曾經出將入相的能臣、佞臣，他們為了依附皇權，極盡諂媚、逢迎之能事，演繹了多少悲劇和鬧劇！深知他們可笑而又可憐。此時我才醒悟到：我自己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麼？但當時連這種醒悟也是絕對不允許的，這就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被舉國媒體討伐的原因。

第一篇批判文字鋪天蓋地出現於報端和電視屏幕上的時候，幾乎同時，聲援我的電報和函件如雪片般飛來。於是，我堅信：中國人開始在泥淖中拔自己的麻木的腿腳了，雖然拔得很辛苦！

（原載《巴山夜雨》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