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民主是怎樣發生的?
 
革命和民主是怎樣發生的?
作者: 許 行

中南海

更新於︰2012-02-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編者按:青年偶像韓寒發表宏論以來,本刊覺得輕浮之言無需認真。前輩許行先生卻看到其言論在今日大陸有相當的誤導性,而且涉及改良與革命的傳統分歧,特撰此文,深入淺出,語重心長地予以駁正,是一篇值得年輕讀者重視的文章。


● 中國青年偶像作家韓寒最近是非爭端不斷,除他談革命民主和自由三篇文章引發熱議外,他的文章和小說受到是否他人代筆的質疑,和打假學者方舟子為此展開筆戰。(互聯網)

最近,韓寒在網上談論革命、民主和自由的文章,引起普遍關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時深受年青人喜愛的八十後意見領袖,竟會在晝夜之間變成了受官方歡迎的老油條。

令人難於置信的韓寒謬論

韓寒說:革命聽起來爽快激昂,但對中國未必是好的選擇,因為革命需要一個領袖,這個領袖在東方國家一定是心狠手辣獨斷專橫狂妄自私的人;中國也不可能像埃及、利比亞那樣革命,因為埃及和利比亞的革命是有一個具體的個人獨裁者作為革命的對象,中國沒有這樣的對象,而且埃及和利比亞大城市不多,以一個事件為爆發點,在一個廣場上演講,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國地廣人眾城市多,就算十個哈維爾到十個城市一起演講,最終這些演講者也會被潤喉糖企業收買成為海淀劇院的鬧劇告終,因為中國人太自私自利,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的。韓寒不僅說中國人革不起命來,甚至認為中國根本沒有革命的必要,因為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三億親屬,它己經不是一個黨,而是變成了人民,既然共產黨不是一個黨,而是人民,那就不存在人民推翻人民的革命之必要了。

講到民主,韓寒說:中國並不急迫需要一人一張選票的民主,因為一人一票選舉最終結果還是共產黨獲勝,誰能比共產黨更有錢?它可以花五百億就能買五億張選票,不夠,再加到五千億都可以,反正國家一年稅收有十萬億。至於自由,他說,你上街去問問,大部分人都普遍覺得很自由了,他們可以自由違章、自由喧嘩、自由過馬路、自由吐痰、自由鑽法律法規漏洞,若是民主了反會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國人去了歐美反而覺得渾身不自在一樣。他說,在大部分中國人眼裡的自由,與出版、新聞、文藝、言論、選舉、政治等無關。

韓寒謬論錯誤的主要癥結

韓寒這番謬論同他一向針砭中共時政的言論太乖離了,於是有網民懷疑他己被中共招安,變成「五毛黨」,但我不忍心這樣看待韓寒,姑且當他年輕,思想還不夠成熟,一時衝動失言,願意就他所發的謬論加以剖釋。反正,革命和改良這個問題,從清朝末年起在知識界便有了爭議,直到今天,還是有人在爭議,需要加以廓清。

在我看來,韓寒謬論的主要癥結在於他沒有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去看問題。中共問題不是人的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如果將它簡化成為人的問題,人們自然可以說,除了毛澤東之外,中共自鄧小平之後歷屆最高領導人都不能算是獨裁者,無法同利比亞的卡扎非、埃及的穆巴拉克以及突尼斯的本阿里相比。尤其自中共內部規定中央領導人有年齡和任期限制(不得超過兩屆)之後,更沒有人能成為不落台的獨裁者。韓寒大概就是從這方面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沒有革命對象。但他疏忽了,革命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制度。人們要求改變的是中共專制制度,如果胡錦濤或習近平能像蔣經國一樣開放報禁和黨禁,大家除了讚揚和歡呼外,還有誰會喊要打倒他們。

拿八千萬黨員和三億親屬作為理由來否定中共是一個行施專政的政黨,是韓寒另一個錯誤。姑不論三億親屬的數字是否確實(許多親屬本身也是黨員),問題重心在於,中共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黨,黨中央有最高權力,決定一切,無論有多少黨員,那怕有一億六千萬黨員,都得服從黨中央決定。所謂黨中央,還不是指黨的中央委員會,而是指由九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這九個人名義上稱為集體領導,總書記拍板,實際上各有分工,每個人都獨掌一部分實權,像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可以控制全國公檢法,主管文化和宣傳的李長春,可以控制全國輿論、訊息和思想,主管紀委的賀國強可以主宰全體高官的命運,總書記胡錦濤則掌管武警和軍隊。

總而言之,黨中央掌握著軍權、警權、行政權、司法權、財政權、外交權;他們通過國有企業,讓一大批太子黨和權貴家族彼此分贓,壟斷了全國土地、礦產、油氣和一切資源、能源,又壟斷了航空鐵道運輸旅遊甚至糧油等等。這麼一個超越政府,以黨治國,控制著國家一切,控制著全體人民的專權政黨,韓寒竟會糊塗到認為它不是政黨而是人民!

人民所反對的是一個極端專權的黨和以黨治國的體制。人民所要求的是廢除一黨專政,還政於民,讓人民有選擇執政者的自由。這就是民主最起碼的條件。至於循什麼途徑能夠達到這個目標,是改革抑或革命,完全取決於執政者的態度。

改革與革命的關係

誰都知道,無須革命經由改革是社會震盪最小、損失最少的道路,但問題在於,改革必須由執政者自己審時度勢,採取主動;無論這種主動是出乎被迫的或自願的,改革必須由上而下,上不動怎能改革?台灣的改革由蔣經國主動放棄戒嚴時期的高壓政策,開放言論自由,承認反對黨存在的權利,才能開啟台灣今天的民主政治局面。蘇聯的改革是由戈巴喬夫提出「新思維」開其端,他的「新思維」主張公開化、民主化、法制化、地方自治和民族自治,實際上他解除了輿論、文化、學術禁制,杜馬(國會)三分之二由全民普選,三分之一由功能組別產生,放棄一黨專政,改國家體制為總統制。戈巴喬夫說,改革就是「來自上面的革命」,這句話正說明了改革與革命的關係。它表明,改革必須來自上面,也就是說要由執政者啟動,但這種啟動必須導致體制改變,因而具有革命性質,等於是一次革命,不過不是暴力的,而是和平的、柔性的革命。

由此可見,改革與革命目標相同,僅僅手段不同,方式不同。革命來自下面,來自群眾蠭起,推翻舊政權,改變舊體制。群眾之所以會蠭起,因為執政者不肯改革之故。至於蠭起會否導致暴力,完全取決於執政者的態度,如果執政者採取暴力鎮壓,群眾自然會以暴力還擊,局面便演變成為暴力革命。如果執政者馬上讓步,避免彼此暴力對抗,局勢便會緩和,出現和平演變。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八九年的情形就是如此。當年人民受蘇聯解構鼓舞,從十一月十七日起開始不斷遊行,不出一星期,即十一月二十四日,捷克斯洛伐克共黨總書記雅克什便宣布辭職,答應舉行大選,結果哈維爾領導的「公民論壇」在大選中獲勝,哈維爾出任總統,整個政權的更迭,完全在和平狀態下進行,故被稱為「天鵝絨革命」。

可以說,革命是由不肯改革的當政者逼出來的。清末時,如果光緒皇帝不被慈禧太后壓制,順利推行康梁維新,就不會有辛亥革命。甚至宣統時,清廷如果聽從立憲派主張真心行憲,召開國會,賦予國會最高權力,也還來得及避免辛亥革命。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有相似例子。十八世紀法國,如果路易十六聽從大臣杜哥(Turgot)削減貴族特權的改革,也許有可能避免法國大革命,但路易十六不僅將杜哥免職,還免了杜哥繼任者、也想改革的內克爾(Necker) 職位,以致完全截斷了改革之路。

革命不會必然產生心狠手辣的領袖

韓寒說他不要革命而要改革,願望是好的,問題在於,改革必須由執政者啟動,今天的執政者不僅不啟動改革,連啟動改革的意願都沒有,反而加緊控制和鎮壓,才逼得人民到處發生群體事件,所有這些群體事件,事實上就是人民蠭起,不過還停留在局部階段,屬於星星之火,一旦星火燎原,就是革命。所以革命不是你要你不要的問題,喜歡不喜歡的問題,它是由客觀形勢造成的。

至於韓寒說,革命必定會產生心狠手辣獨斷專橫狂妄自私的領袖,那是太武斷了。他大概只看到毛澤東革命或太平天國革命,事實上,無論毛澤東或洪秀全,他們所領導的都不是真正革命,而是農民戰爭。中國歷史證明,所有農民戰爭的首領都有「彼可取而代之」、想當皇帝的念頭,他們的勝利只是帶來改朝換代。但辛亥革命中的孫中山、黃興和宋教仁便不同了,你能說他們是心狠手辣獨斷專橫狂妄自私嗎?孫中山很像華盛頓,華盛頓領導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解甲歸田,孫中山在革命尚未勝利的時候就願意將臨時總統讓位給袁世凱以換取清帝遜位,結束中國三千年的皇朝制度,雖然他的讓位是形勢使然,但他本人沒有權位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賄選違法,不是民主選舉

韓寒說,實行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都沒有用,有誰能比共產黨更有錢,它可以大撒金錢買選票。韓寒將選舉看作只是金錢收買的結果,實在是太不了解真正選舉的操作了。且不說西方國家民主選舉,光看台灣最近總統大選也會明白,誰能說馬英九、蔡英文和宋楚瑜三人合共得選票一千三百萬張是靠金錢收買得來的?凡是真正的民主選舉,都尊重公平公正原則,任何賄選和舞弊都屬違法行為,只要被揭發被證實,便要取消其參選資格和當選資格。競選對方彼此監視之嚴,遠勝一切。

至於競選經費來源和最高金額,台灣的總統選舉罷免法都有明文規定,不得接受外國、大陸和港澳的團體、法人和個人捐贈;台灣地區的捐贈,個人不得超過新台幣二萬元,企業不得超過新台幣三十萬元,公營企業不准捐贈;每一候選人的最高競選經費限額是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乘新台幣二十元再加一億元的總和;所有競選收支都要列冊申報,並刊登政府公報。世界上所有正式的民主選舉都是有選舉法,不是兒戲,想不到韓寒竟會像無知識的人那樣,說出完全脫離常識的話來。

自由的原則和意義

韓寒說中國人覺得自己很自由,他將自由變成不道德的自由,實在混淆之至。自由不是任意為所作為,是有原則的。一七八九年的法國人權宣言對自由就定下這樣的原則:「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各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

所以自由不是放縱,不是任性,個人的自由必須是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原則,凡侵犯他人自由的便不是自由。韓寒居然會認同隨地吐痰、任意違章、亂闖紅燈、鑽法律漏洞等等中國人陋習為自由,簡直匪夷所思。所有這些陋習都是破壞公眾道德和社會應有秩序的,它們不止侵犯到某一個人的自由,而是侵犯到眾多人的自由,怎能加以認可?!

自由是個人的權利,但這種權利在政治意義上更加重要。羅斯福揭櫫的四大自由是: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自由和免於恐懼自由。這四大自由既是個人的,更是政治的,它們都成了對抗專制的重要武器。聯合國人權宣言就採用了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中共政府是一個專制政府,但它在憲法上也不得不將自由列為公民的基本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明白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這表明,自由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不僅僅是文藝和新聞從業員的權利。難道工人、農民、網民、訪民和一切被統治和被壓迫者不需要憲法上所賦予的自由權利嗎?

工人要求成立自己的工會,農民要求成立農會,屬於結社自由。網民要求取消網絡封鎖,廣大人民要求取消新聞、電視、電台封鎖,屬於言論思想自由。訪民、居屋被強拆者、土地被盜賣者、退伍軍人、鄉村教師、毒奶粉受害者、環境污染受害者、下崗工人等要求集體上街合法化,屬於遊行示威自由。韓寒不去正視廣大人民這些自由,反而說他們不重視人權自由,只重視不道德的陋習自由,豈不顫倒是非,只見殘葉而不見大樹嗎?

新聞自由、網絡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遊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全體人民的需求,不只是知識分子所需。誰願意每天只看官方的假大空報刊,見不到國內外真實新聞,聽不得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和英國廣播電台,看不到台、港、澳電視以及「鐵屋」外許多不同見解的報刊和書籍。誰願意網絡有防火牆,敏感詞打不開,博客隨時被查封?這些隨便例舉出來的自由,是人民時時刻刻遇到的,差不多同飲水和吃飯一樣重要。

韓寒啊,你作為一位受千百萬網民歡迎的公眾意見人士,大家歡迎你,因為你善於運用俏皮的黑色幽默,針砭社會不公和不義,替大眾發洩心中怨懣,但卻不能反其道而行,顛倒是非,製造觀念混亂,在你眾粉稚嫩的心靈裡散播看似世故的悲觀論調,使他們迷失方向,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替官方當「消防員」。你說你贊成改革,那末請提出改革的方案來,並提出能夠行得通的辦法來。改革是由執政者啟動的,上不動你將如何應對?跪求嗎?抗爭嗎?必須有所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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