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不應當啦啦隊
 
公務員不應當啦啦隊
作者: 茉 莉

專題

更新於︰2012-02-0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統獨是台灣的宿命,在統獨考量之下,知識份子和媒體都難以保持價值中立,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則未予重視,便有教授政客一齊為總統唱讚歌的現象。


● 作家茉莉旅歐多年,用心用功,體驗北歐文明,再傳授給她的中國讀者。她和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合影。(本刊資料)

華人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在君主立憲制的瑞典,國王是被剝奪選舉權的,同時也被禁止發表政治言論。為什麼每一個瑞典公民都享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言論自由,身為一國之尊的國王卻不能享有?

瑞典國王沒有選舉權

這是因為,瑞典王室是由全體納稅人供養的,國王作為國家的象徵代表全體人民。由於王室的光環和所獲得的廣泛支持,如果國王發表政治言論偏向某一政黨,就會嚴重損害民主政治的公平與公正。所以瑞典人和國王簽訂了協定,讓王室成員享受錦衣玉食,但要求他們嚴格保持「政治中立」。

多年來筆者在瑞典教育機構任教,耳聞目睹瑞典公立學校實行「教育政治中立」,體會很深。因此,當台灣大選前夕赫然出現這樣的消息:「余光中等一千七百零九名教授登報支持馬英九」,筆者不禁大吃一驚。儘管台灣民主選舉日趨理性、成熟與乾淨,令中國大陸人充滿羡慕與嚮往之心,但很遺憾,台灣一些名流、大學校長和教授仍缺少「教育政治中立」的理念。

瑞典的大選一般是靜悄悄的。這個已經有百年民主歷史的北歐國家,每次大選時,不過是在市中心的廣場上,臨時設置幾個黨派的選舉小屋,貼出各黨候選人的照片,播放優美的音樂吸引選民去諮詢,完全沒有台灣那種嘉年華似的喧嚷與熱鬧。

西方「教育政治中立」原則

在由全體納稅人支持的公立大學和公立高中裡,校方必須一視同仁地歡迎各黨人士進校演講宣傳,讓不同的觀點百花齊放,不允許運用權力來為特定政黨、政治團體從事宣傳。

作為廣義的公務員,瑞典公立大學教授或高中教師雖享有選舉權和言論自由,卻被禁止在教學中為某黨競選做宣傳。在課堂裡對學生談論政治議題時,教師被要求面面俱陳多元政治理念,不容許表達對某黨支持或反對的傾向。我和我的教師同行,從不向學生透露自己大選時投誰的票,因為個人政治傾向被認為是私人事務。教師的責任,是培養學生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干擾、獨立觀察問題的能力。

這就是在西方民主國家普遍實行的「教育政治中立」。這個原則對公立學校的教學內容、教師個人政治觀點的表達、以及學校開展的政治活動,都做出了一些限制。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中裡,法律明文規定必須遵守教育政治中立這一原則。

為什麼西方國家會產生這樣的法規?追根溯源,「教育政治中立」原則來自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即不得干預公民的思想自由,不得剝奪公民政治平等的機會。當年,日本和德國等國的國民教育因當權者施壓,被迫淪為政治工具及政府喉舌,向學生灌輸片面的意識形態,結果釀成巨大災難。二戰後,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則備受民主國家重視,他們立法保護教育應具有的獨立性,以防止其他價值體系侵害教育領域的政治中立。

台灣是新興的民主國家,也訂立了有關教育政治中立的法規。二○○九年五月,立法院通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要求在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的教師不得參加政治遊行集會、不得具名刊登政治連署廣告、不得為候選人站台等。去年十一月,行政院會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草案》,將一般教師也納入中立條款。

台灣也有立法要求公務員中立

打開登報支持馬英九的一七○九名教授的連署名單,台灣各公立大學的名字歷歷可數。幾乎所有的公立大學,都有校長或教授參與了這次廣告連署。著名詩人余光中勇打頭陣,帶領諸多名流參加由前行政院長劉玄兆牽頭的「馬英九學者後援會」。文人學者與黨派政客合流,一起為執政黨的總統大唱讚歌。

在此之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也曾親自領軍,與八十七位科學家公佈連署聲明,力挺民進黨的蔡英文。筆者考察過李遠哲的這個名單,發現其中也有一些公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但比較起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敵不過名聲響亮的詩人,台灣文化人的魅力似乎遠勝於科學家。同時,綠營在野,不像執政的藍營那樣佔有國家資源,因此,綠營所能動員連署的公立大學校長和教授,遠不如藍營那樣人數眾多。

這兩軍對壘的藍綠陣營都挾天下之名器,彙集名流,在報紙上聚眾叫戰,激情演出,煞是好看。這令筆者想起郭沫若劇本中的一句台詞:「成了名器的人,我們把他們無可如何。」不知這些德高望重、為人師表的國家棟樑在為某黨當「啦啦隊」的時候,是否知道文明世界公認的教育政治中立原則,以及中華民國政府制定的《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抑或知道卻不在乎?

早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就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談到民主的缺陷,即多數人暴政問題。他認為,為防止多數人的暴政,應該在多數人權威與少數人之間建立一個緩衝地帶。這個緩衝地帶由無數的公務員和法官構成。因此,當今歐美國家的公務員都嚴守政治中立。即使是私立大學的校長和教授,以及一些不屬公務員系統的知識份子,也不肯輕易捲入這一類助選意義上的集體連署,他們看重自己的獨立人格,只願以個人身份發表自己的政見。

只有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歐美知識份子才會聚眾連署,集體表達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例如,二零零八年西藏騷亂時,世界三百五十位藏學家及學者聯名發表致胡錦濤的公開信,呼籲中國當局立即停止用武力對付西藏人民,停止壓制西藏持不同觀點的人士。去年艾未未被拘禁時,各國藝術家在網站上連署聲援艾未未,人數高達十幾萬。

超越統獨的聲音被淹沒

為什麼只有面對專制,這類知識份子的集體連署才具有正當性?因為在專制社會,被壓迫者沒有基本權利,身為校長和教授的人相對來說要多一點言論自由,所以他們應該義不容辭地發出聲音,體現知識份子承擔責任的勇氣。而對自由社會的校長教授來說,他們有義務幫助那些專制國家的人民獲得自由,讓受迫害的人民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必遵守教育政治中立。

美國總統甘迺迪曾說:政治家是「創造權力的人」,藝術家是「質疑權力的人」。當年,美國最受歡迎的詩人弗羅斯特在甘迺迪總統就職典禮儀式上,朗誦他的一首愛國詩歌。此舉令詩人的崇拜者大感失望:質疑權力的人怎麼可以和擁有權力的人出現在同一個講台上?前年瑞典公主新婚大喜,幾十位瑞典頂尖詩人拒絕為婚禮獻辭,致使那次徵詩活動流產。

真正獨立的知識份子在本質上是與權勢對立的,他們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拒絕被權勢者招降收編,堅持體制外的批判、監督體制和權力。而台灣的情況卻有點特殊,從長期的威權體制走向民主,獲得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台灣人,迅速而公開地表達他們對藍綠政黨的反對和擁護。一些想要保持政治中立的知識份子的微弱聲音,被淹沒在眾聲喧嘩之中。

記得筆者那年在瑞典批評首相,刊登本人犀利文字的報紙,正是那位首相所屬的瑞典社會民主黨所創辦。但在台灣,很難看到這一類堅持獨立立場的媒體。這是因為,統獨是台灣的宿命,在統獨的考量之下,知識份子和媒體都難以保持價值中立,再加上台灣舊的文官體系尚未徹底改造,所以教育政治中立的原則尚未引起社會應有的重視。

無論如何,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我們相信它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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