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按：香港民主派領袖司徒華，五十年代和梁慕嫻在香港地下黨控制的學友社相識，之後華叔被排擠出局。梁慕嫻七四年離港脫黨。本篇記述作者近十多年和華叔的交往，涉及學友社、香港教協和港共周旋的曲折故事。

　　從現實效果來看，中共第二次佈局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向司徒華奪權的陰謀並沒有成功，這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自從與華叔書信來往之後，我們曾有兩次單獨見面的機會。第一次是一九九六年華叔到我家探訪，我能夠窺見中共第二次奪權陰謀，就是在這次探訪的過程之中。那年華叔答應在訪問美加各大城市繁忙的旅程中順道抽空來訪，出發之前傳真一信，囑我聯絡趙善炬，以便安排見面時間，並說明訪溫市期間將住在趙家，一切行程均由他代為安排。得到華叔來訪的應許，我非常安慰，知道他已不計前嫌，完全地原諒了我。我期待一次愉快的敘舊，滿心歡喜地打電話給趙善炬。

溫哥華神秘人物趙善炬

　　我本來對趙已沒有印象，名字也忘記了，不知他是何許人物。直至在通電話預約時間的談話之中，他突然叫我一聲「慕姐」（這是當年學友社的年青人對我的特別稱呼，現在變成一個符號，一聲慕姐便知道這是學友社舊人）把我嚇了一跳。後來我才想起他是「六七暴動」期間學友社文藝組葉國華屬下皇仁書院鬥委會所發展的第三層成員，那時只有十多歲。可能因為六七暴動影響學業，成為該校有史以來第一個會考不及格學生。後來轉讀私校發奮讀書，在某師範學院畢業成為中學教師。

　　我高高興興地與他相約茶敘，幾十年未見，他的樣貌早已改變，要不是叫我慕姐，我是斷然認不出來的。一輪寒暄問候之後，他向我表示，是應太太之要求，為了孩子的學業而移民已經幾年了。他說他有搜集瞭解情況的習慣，所以一直注意著我的活動情況，知道我參加文化中心並將會組織舞蹈演出。他又交待說司徒（他這樣稱呼華叔）將住他家，因為他曾是教協的副會長。又說自己很熟識教協的情況，比如教協有一個資料庫，他可以隨時進去，把各種資料搜集起來，並且不無自豪地說他搜集的教協資料是最完備的。這種講法像是把我當成是他的領導人，向黨匯報工作情況一樣，難道他以為我仍是黨員？我不禁猜想起來。

　　跟著他又得意忘形地說：他現在仍有交黨費，保持了共產黨藉。我問他為甚麼？他說是為了留在黨內瞭解情況。聽到這裡我心裡著實吃了一驚，不覺間警惕起來。這是人還是鬼？是刺探我？是信任我？他如何取得華叔和教協的信任而爬上了副會長的位置？而華叔竟然住在這個共產黨員家裡。他已覺醒？為何又交黨費！這是怎麼一回事？

　　我被一大堆問題弄得頭昏腦脹，思想混亂竟無法冷靜敏銳地問他，黨費交到何處？是不是溫哥華中國領事館？怎樣接組織關係？組織生活如何過？是單線還是小組？為了錯失這次盤問他的機會我足足遺憾了十年。

一九九六年和華叔的見面

　　帶著紛亂雜陳的思緒，我迎來了華叔。趙善炬把華叔送到我家門口，向我深深地盯了一眼便自行離去，因為我沒有邀請他。華叔和藹可親，笑容可掬地與大家一一握手，他瘦削的面龐經過歲月的磨練，已經不再年青，但仍然精神奕奕，透出一種堅如盤石般的神色。一別三十多年的重聚已經生疏了，大家百感交集，一時間不知從何說起。原本計劃邀請一班學友社舊人，與華叔來一次學友社三代同堂相聚，但惟恐情況不明「不利戰鬥」，我只邀約三位也可稱為三代的學友社友好，簡單地以一杯清茶款待華叔。

　　其實我心緒如麻焦急憂慮，一心只想找個機會把一切告訴華叔。於是匆匆說了一回話之後，我便自行駕車單獨把華叔載到離家遠一點的麥當勞快餐店。一次難得的敘舊便如此簡陋地結束，我總覺得對華叔有所虧欠遺憾呀！

　　在快餐店裡我把趙善炬的一切以及我的疑慮告訴了華叔。他靜靜地聽沒有多說，只鎮定地證實趙的確是教協的副會長，並說目前的一切均安全，希望我不要太擔心。說了一陣子時間已經耽擱，我只得趕忙直接把華叔送到下一個餐聚的酒樓，並通知趙不用來我家接回華叔。他會怎麼想？我也不管了。我鬆了一口氣，如釋重負，雖錯過了和華叔對照一下第一次學友社奪權事件細節的機會，是憾事亦是無奈。

　　在華叔離開溫哥華的第二天，趙善炬要求到訪，我希望聽聽他有甚麼話要說。真沒想到他首先問我向華叔說了些甚麼，是想判斷一下我與華叔交情有多深。其次是要求我告訴他，我是怎樣向華叔講及他在學友社的經歷。對話在很不自然的氣氛下進行，過程中想探知我平時多與甚麼人聯絡，以便評估我目前有仍多大影響力。

　　我直接而簡括地騙他說，我向華叔承認與他在學友社認識，特別強調他當時只不過是一名普通社員，以為這樣說可以安撫他要對華叔隱瞞的心。誰知他仍非常不滿意，原來他希望我完全否認在學友社認識，要完全地抹去這段歷史，不要讓華叔知道他和我們的關係。我告訴他：很難，我不能說謊說到這樣的程度，拒絕了他。他很不高興，終於悻悻然地離去。他既是教協副會長，實應坦承自己的過去，為甚麼要向華叔他們隱瞞他是學友社的人，而且奢望可以瞞下去呢？就憑這一點和一連串接觸的感覺，我判斷趙善炬仍在為中共工作，我的出現是他的估計之外，有些措手不及亂了陣腳。

三國演義的徐庶和蔣幹

　　在華叔回港後我給他一封長信，告訴他這後續情況和我的看法：「在眾多的組織當中，教協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基礎，與支聯會，民主黨等相比，教協是最難對付的單位，它才是中共的心腹大患，必定想方設法致諸死地而後快。相信他們派地下黨員潛入教協取得信任，進行滲透分化，已經很長時間。目前潛伏於教協的地下黨員還未完全暴露。」他回信說：「......不知是否熟悉三國演義的故事。對那位住在溫哥華的老朋友：一、爭取他做徐庶；二、在關鍵時刻把他當作蔣幹。要不動聲色，目前他也幹不了甚麼壞事。」

　　哎呀這徐庶、蔣幹是甚麼人呀，真把我弄傻了。在三國演義的哪一回裡呀？為甚麼以前閱讀時完全沒有印象？

　　於是華叔又不厭其煩再來一信：

　　「......說一說這兩個人物：徐庶侍母甚孝，本是劉備的軍師。曹操知道他這個弱點，抓了他的母親作為要脅迫他投靠，他因此就範，離開時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接替自己。投歸曹操後，他『身在曹營心在漢』，終其一生未向曹操獻過一謀半策，亦即消極怠工。

　　蔣幹與周瑜是好友，在曹操手下當謀士。赤壁之戰前夕，曹操知道他與周瑜的關係，便派他過江來東吳刺探軍情。周瑜清楚他的來意盛情款待他並借酒向他透露假情報，蔣幹回到曹營向曹操建議以鐵煉把戰船鎖起來，以克服北軍暈浪之弊。結果連鎖起來的戰船，給周瑜放一把火燒光了。北軍全軍覆滅，曹操僅以身免。這是五十多年前讀過的了，細節可能有出入之處。」

　　我趕忙找出三國演義一看，原來是在第三十六回「元直走馬薦諸葛」及第四十五回「群英會蔣幹中計」。看後不得不歎服華叔的遠見卓識和廣闊的胸懷以及對付共產黨的高超策略。他既能高瞻遠矚，自然有一種感染共產黨人，爭取他們變為徐庶的氣魄。我相信華叔和教協的朋友們一定會把他處理好，於是我就把這個趙善炬放下了。

打聽開放雜誌揭露葉國華文章

　　一九九七華叔再訪問美加，在溫市時仍住趙善炬家，我理解這就是「不動聲色」。事前我已和華叔約好再次見面，這次是直接約訂時間地點，卻非透過趙善炬去安排。可惜臨到當天，華叔托朋友通知，因中共特務跟蹤監視得厲害，約會要取消了。（我完全相信這與華叔住在趙家有很大的關係）結果我只能在公開講座上與華叔見了一面，握一下手。遺憾再增。至於二○○六年華叔再臨溫市，我因重病無法約見華叔，只能勉力出席溫支聯舉辦的晚宴，和他再見一面。

　　以後一段日子裡沒有再和趙善炬聯係，只知他在一間旅行社工作，是卑詩抗日戰爭史實維護會的理事。這期間我離了婚且搬了住址，而第一篇關於地下黨葉國華的文章亦已在《開放雜誌》上發表。一九九七年末，史維會舉辦「歷史的傷口」演出，我與趙重遇。他負責票務，我負責節目統籌，在售票交收結帳過程中有了一次有趣的交談。

　　他問：「有人寫了文章﹃砌阿葉﹄，可否給我看看？」（砌，粵語出手打人之意）他假裝未看過。我帶笑地答：「為甚麼不讓香港朋友傳來給你，或訂閱開放雜誌？」我不信他未看到。他說：「不方便給地址。」希望我自己承認是作者。他又問：「是否搬了家？搬到哪裡？吵架了嗎？」他在演出通訊錄中獲知我的電話號碼改了地區。我答他搬到溫哥華後，他仍問：「溫哥華東南西北的哪一方？」他刻意緊迫，苦苦追查我的近況，大膽而直接毫不掩飾，真令人討厭。我只想捉弄他，故佈疑雲，告訴他假方向、假情況，把他當作蔣幹。這一次的接觸，加深我對他的估計：他仍在為黨工作，調查我的狀況是他的任務。他還告訴我年底要回港一行，是民主黨請他回去助選。我把這次談話告訴華叔，他回信說：

　　「火兄還未見有負面的表現，再觀察一段較長的日子罷......火兄的事千萬不要操之過急，慢慢看，慢慢來，將來也許還能夠拉出更重要的線索來，目前只作防守，不作任何進攻。」華叔稱趙善炬為「火兄」。

宋樹材披露地下黨謀奪教協權

　　直到前地下黨員宋樹材於二○○五年來訪，把他一生的地下黨生涯和感受向我和盤托出，並願意讓我記錄下來，適當時候發表，其中揭露了地下黨早於一九七三到七四年間成立了一個六人黨組，專門負責關注教師薪酬運動，並開宗明義申明要潛入、滲透、刺探、干擾和破壞教協，並揚言要奪取司徒華的領導權。事情果真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我的憂慮並非無中生有。我大吃一驚，不禁驚呼：這是第二次奪權啊！！。宋在他的口述中，首先提到的是張綺玲（真名張燕萍，丈夫黃觀興），這個香島中學畢業的地下黨員，參加教協活動已經一段長時間，而且非常活躍。她隨葉國華來學友社後又離去，當時是葉的下屬黨員。

　　宋又告訴我，他曾經是趙善炬黨內的領導人（但幾次來溫市，趙對他都很冷淡，沒有任何接待）後來宋把趙的組織關係轉給張綺玲，相信張現仍是趙的領導。那個六人黨組就包括了趙善炬在內，其他五人是張綺玲、宋樹材、羅平、黎鳳娟和傅柏年。宋說這幾個人中有的已經倒戈，成為教協的中堅份子，而傅柏年亦已從商。宋自己則自動脫黨，並未參加過對教協的行動。我把宋樹材的口述記錄妥為收藏，卻未立即發表，一來考慮宋及他家人的安全，二來緊記著華叔的：「要不動聲色」「不利戰鬥」的囑咐，耐心等待時機。我把這個新情況去信華叔，他的回信是：

　　「我希望知道有關趙的盡可能詳細的資料，以前的和到加後的......你提供的資料，對我很有用。已改了名的張仍在教協......三十多年來，我都嚴防向教協奪權，當然我用我的方法對付，目前這危機比前更甚，所有任何情況都請先示。」

　　我按捺不住去信說：按你來信所述教協情況有一種急迫感，是不是要把張綺玲等的密謀，一鍋熟地端出來，把它一網打盡呢？他又回信說：

　　「關於張某在教協，不宜打草驚蛇。目前她是起不了甚麼作用的。我們還要靜觀，一步步地找出她的網絡來。是不能一網打盡的，此去彼來，有了其中的一些線索還較好辦。」

　　等到宋樹材於二○○八年十二月不幸因車禍離世時，我知道是時候了，便決心揭出這個事件。我寫了一篇悼念宋樹材的文章，其中略為提到這個神秘黨組，沒有完全刊出六人名單。文章發表前我通知了華叔，他來信詢問：

　　「......宋所說的六人黨組，除文章所寫出的三人外，其餘三人是誰？雖然我大約能猜得出，但也希望能證實。張趙最近又重入教協的監事會，但他們的過去和現在都起不了甚麼作用。會務是公開的，不必刺探、干擾和破壞，恐怕還沒有這樣的能耐，何況我還是監事會主席。我希望他們是徐庶。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我對趙善炬自始至終都有一份憐憫之心。畢竟在學友社時，他只是一個年輕人，我是有責任的。我希望他做徐庶，曾約過他和宋三人一起見個面，也許可以把這件事說穿，可惜因宋得病而取消。至這篇文章發表前我也希望通知他一聲。向旅行社負責人查問才知他已回流大陸，在東莞一個農場工作。我打電話到東莞給他，他說自己做了農民，我一時不知說甚麼才好，只是問候一聲便收聲。我相信他很快便會看到這篇文章，也會明白我老遠地打電話給他的原因。不過最近聯想到一則由民建聯刊登的在東莞開設專業服務中心的廣告，覺得事有蹺蹊，憐憫之心便打了折扣。

與華叔在許行家暢談一個下午

　　終於經歷了種種波折，我與華叔有機會再次相聚，那是二○○九年華叔最後一次來訪溫市。我借用許行先生的家與華叔見面，可以排除一切干擾，面對面輕鬆地談話，足足談了一個下午，約有四五個小時之久，得到了一次真正的敘舊且還了我多年的心願。我們彼此問候，談及學友社舊人游順釗、馮以宏、張懷、陳煒良、柯其毅、李作雄等，我也問候了他的弟妹司徒衛幹、司徒嬋、司徒娟等，一股暖暖的激流湧至心上，我得到無限的安慰。

　　我們談到第一次奪權事件。華叔說：實際上，李的名單是他個人的，地下黨不過是利用它作為奪權的藉口。所謂路線鬥爭更是子虛烏有的煙幕，自五三年後我在學友社已無權無位只教語文班，如果說有影響力，只不過是其他的人太無德無能而已。選舉後舊常委只換了兩人，另三人沒有變動，加了四個新人，其實內內外外的權都沒有變動過，何來奪權之有？

　　聽他這樣說，我才知道原來他根本並不知道自己是被奪權的。我告訴他我的領導人關老師確是用「奪權」這個字眼來形容整個事件，因為你雖無權無位卻擁卻有大多數群眾，就像是幕後領導人一樣，你的領導人害怕你挾群眾自重，不聽黨的話，而奪走他們的權，所以要把你和一班朋友掃走。雖然你完全沒有這個所謂奪權之心，李的名單根本沒有你的名字，但共產黨猜疑多忌，於是佈下一個誇張的計謀，要在選舉後更能夠掌控學友社的領導權，華叔聽後沉思了一會沒有作答。

　　我們又談到羅平，我把經調查所知告訴華叔。羅平是教育學院出身，有英國學位，是摩利臣山工業學院文理系系主任，亦是教協副會長，黎鳳娟是他的太太。他曾隨學友社系統的外圍單位回國參觀學習，是被學友社系統的地下黨所發展的黨員，經已因癌病逝世。

　　華叔對我說：「是的，羅平臨終時向我坦白承認自己是潛伏在教協的地下黨員，不過他為人很好並沒有做過壞事。」華叔的話等於完全證實了那六人黨組的存在，也說明了共產黨員是可以成為徐庶的。

　　我們也談到張綺玲和趙善炬重新出現於教協的情況。我認為這六人黨組經過時日的變遷和這樣的揭發經已瓦解。但中共去除教協之心不會熄滅，現在他們的出現估計是聲東擊西的策略，另一個潛伏在教協的新的黨組早已成立。正是此去彼來，像蒼蠅一樣，需要常常用扇子驅趕。華叔點頭表示同意。

　　談話結束時我非常快慰，一種生命的力量在心中燃燒，竟不知道這已是最後的會面。

華叔是否為中共地下黨員？

　　文章寫到這裡，我相信讀者仍有疑問：那麼華叔是不是地下黨員？其實，時至今天這問題已經毫不重要，一切均在華叔一生的行動實踐中得到答案。難道他一生的功績，他堅決反對一黨專政，熱切追求民主自由的心還能有甚麼可疑的地方嗎？

　　本來我是有機會直接問問華叔的，但是我一直認為這事最好由華叔自己親口說出。他三次口頭上和文字上答應過我要在回憶錄裡詳寫那段歷史，於是我一直在等，我以為我還有時間，可惜......

　　現在為了滿足一些人的好奇心，為了那些不懷好意的人，總是利用這段歷史來攻擊華叔，我雖沒有口頭或文字的實證，但仍可憑邏輯思考，情理推論來一個推敲：斷定華叔沒有做過地下黨員，但卻做過地下共青團員，他在學友社時是被地下黨領導著的。因為華叔太有才幹，太具鋒芒，太得青年人的喜愛，反而得不到領導的欣賞。地下黨恐怕無法駕馭他，便設下密謀把他們掃走，卻沒有向華叔講明，而是運用組織關係把他調離學友社。華叔只知自己是被調動去兒童報，做了六年義務總編輯。卻不知道這是一場奪權計謀。怪不得當我幾十年後提出請他原諒時，覺得他有些茫無頭緒的感覺，原來他是被蒙在鼓裡。

　　因此我估計華叔離開學友社時，仍有組織關係，與中共在組織上決裂是在文憑教師薪酬事件上，他在專欄中曾透露當時中共命令他停止薪酬鬥爭，他不肯就範就攻擊他是「托派」。自此以後華叔就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因為他已成為香港名人。於是一九七七年學友社負責人李綺玲和吳國藩便先後邀請華叔回學友社談學友社的方針路線和為反對中三淘汰試演講。

　　許家屯在明報月刊的文章說：當他剛上任時（一九八三年），他們視華叔為共產黨同路人，希望他能在爭取香港回歸中多有幫助。因此華叔被統戰當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至於許家屯在回憶錄中附記華叔想入黨一事，華叔否認之餘更指是許派人來遊說他入黨。我看其實是許希望華叔恢復組織關係，把他收編入黨。以前的團員可以直接轉入黨藉，不必再行儀式。兩人都不想把事情講透，一個因為不利戰鬥，一個因為吃了軟釘子，便要陷華叔於「左」地。華叔負隅頑抗，加以否定，這不是鮮明不過嗎？

　　一個深受共產黨意識形態影響，而真誠地參與的人，要擺脫總得要經歷一番漸進過程，華叔也不例外，相信他是經歷了六四屠殺後才能真正地與中共在思想上，感情上劃清界限，義無反顧地走上一條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我現仍期待將要出版的口述回憶錄上會有這樣的記載）。

　　華叔是我覺醒後的精神導師。當我覺醒之後回望，看到了自己一身污垢；當我覺醒後前看，一片迷茫的時候，華叔寬恕了我。在我生命的最後部份中出現，以他錚錚鐵骨的光輝形象，以他諄諄的囑咐，引導我回復自信，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逐步走上揭露中共香港地下黨，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他為我分析政情，嚴格批評我的文章，指點寫作經驗，還親手寄來一整套「三言堂結集」，讓我獲得有生以來從未有過的見識和力量。他的教誨永遠銘感！

　　華叔，請你安息，我將踏著你的前路繼續前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