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成稿於二○○九年七月的舊作，當年約在六月中，我代表開放雜誌電話訪問曾敏之先生，請教他有關一九八九年香港文匯報「開天窗」的事，當時他身在廣州住所，由他本人親自接聽，但他以堅定的口吻婉拒談及六四的事。當時我們的對話很簡短，或許曾先生貴人事忙，大事小事都忘記了！本人亦嚴正聲明，文中那段電話對話真確無誤，絕非曾先生給明報的聲明所言：「純屬虛構」。

●1989年5月21日中共文匯報破天荒「開天窗」。

　　此文原定刊登於開放雜誌二○○九年八月號，後來程翔先生等人得知我寫了這篇文章，多番聯繫，懇請暫緩刊登。因據聞年事已高的曾敏之先生健康欠佳，擔心文章論點對他刺激太大。雖然我和總編輯金鐘先生都認為此文如實報導，及反映本人看法，並無暫緩刊登的必要，但深深體會到程翔先生等人對曾敏之先生愛護有加，也希望搜集更多資料再一併處理，於是把此文暫且擱置。最近，文匯報「開天窗」的兩位重要當事人：曾敏之和張浚生先後出書，主動重提「開天窗」事件，一個爭功，一個諉過，實與兩年前本人的觀感沒有兩樣。

　　早前程翔跟我談及正撰寫有關「開天窗」事件的文章（已於十二月初一連五日在明報刊登），問可否借用我兩年前電話採訪曾敏之的對話內容，我欣然同意，還希望更多知情人士寫出當年情況，還歷史真相。

多人促成文匯報開天窗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親北京的香港《文匯報》在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等人倡導下，以無比的道德勇氣刊出只有「痛心疾首」四個大字的「開天窗」社論，抗議中共當局宣布北京戒嚴，部署鎮壓學生。這社論引起很大的迴響，當天，超過一百萬港人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為紀念這次事件，一批二十年前任職香港文匯報的新聞工作者及現職媒體人士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金堯如新聞基金，藉此推動香港的新聞自由，及紀念二○○四年病逝的金堯如。

　　「宣佈成立金堯如新聞基金」的新聞刊出後，有署名「前文匯報員工」的讀者致函香港《信報》，指刊出「開天窗」社論，是由當年擔任《文匯報》副總編輯（六四期間任代理總編輯）的曾敏之提議，但現在很多報導只提及李子誦及金堯如，遺忘了曾敏之。此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北京作家劉自立二○○七年一篇刊於《北京之春》的文章〈記《大公報》的右派分子〉，表示與曾敏之稔熟，力指香港《文匯報》的「開天窗」義舉是曾敏之主持，不是金堯如。筆者為此查詢了一些當事人，得到的訊息令人不勝感慨，甲之熊掌，乙之砒霜。你以為是光榮的義舉，有人卻避之則吉！

　　其實在劉自立提及曾敏之和金堯如的段落後，《北京之春》的編輯已隨即附上一段編者注：一九九三年七月曾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的金堯如先生在接受亞衣採訪時說：「五月二十日，北京宣佈軍事戒嚴令後，我參加了香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抗議集會，聯名發表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解除戒嚴令，立即與學生和平對話，解決問題。六四暴力鎮壓學生和市民之後，我們在社論的地方開了天窗，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原來的社論寫了以後，李社長和我以及另一位副總編輯商量，決定開天窗。開天窗是無話可說，寫上『痛心疾首』更震動。這個事情使北京很惱火。這是以前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辦法。新四軍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就在《新華日報》上開天窗，寫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亞衣：《流亡者訪談錄》。

整肅內部，曾敏之拒談八九六四

　　金堯如的女兒，亦是金堯如新聞基金發起人之一的金虹表示：自己和基金會同仁一直強調香港《文匯報》當年社論「開天窗」是集體決定，並非一個人或一個機構的事。父親在一九八三年已不再擔任《文匯報》的總編輯，但他仍然是《文匯報》的董事，屬報社高層，加上他與社長李子誦多年的工作情誼，遇重大事情二人都經常一起商討。八九年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時，總編輯張雲楓因病暫離，由曾敏之替代，父親則以董事身份參與了文匯報的重要工作，當時不單是《文匯報》，甚至很多中資機構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亦有員工積極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當時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代表社長許家屯來《文匯報》處理社論開天窗一事，贊同從「痛心疾首」和「夫復何言」兩詞中選擇更為強烈的「痛心疾首」作為開天窗的用語，令《文匯報》的員工們十分振奮。

　　六四慘劇後，形勢急轉直下，北京的頑固派要求一切曾經支持學生運動的單位和人士表態，社會上很多曾反對鎮壓的人士在政治高壓下，都急忙打倒昨日的我，以求自保。筆者從當年《文匯報》的員工口中得知：某些人再不提自己積極參與過「痛心疾首」的「壯舉」，更要求別人隱瞞他當時的作為，甚至把「壯舉」的責任推到別人身上。最後，《文匯報》的重要領導人只剩下李子誦和金堯如義無反顧，堅持原先的立場不變。當時北京當局多番「約請」金堯如北上面談，金堯如決然拒絕，與共產黨組織脫離關係，其後他還協助許家屯出走，迫於形勢，自己亦在九零年離港赴美，寫文章批判專政制度，推動中國邁向民主自由。這便不難解釋為何後來人們提起《文匯報》的開天窗社論，便只想到李子誦和金堯如。

　　據悉六四後新華社整肅內部，張浚生痛哭流涕，自我批評語文水準不好，以為「痛心疾首」的感情色彩不那麼強烈，再次臣服黨前的表態，使他終能順利過關。其後的一次中共國慶酒會上，更有人聽到張浚生大講金堯如的壞話，指他不是好人。迅速「歸隊」的張浚生，在六四後穩坐副社長寶座，九八年離任後到浙江大學任黨委書記，至零四年轉任浙江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他的情況外界知道的較多；至於曾敏之，目前定居廣州，擁有香港作家聯會創會會長、散文家、詩人等頭銜，筆者以電話聯絡上他──

　曾：我二十年來都沒有回答有關六四的問題，現在的態度也如此，希望你能理解！

　問：但六四已過了二十年，開天窗社論又是香港報業上的重要事件......

　曾：過了二十年又如何？六四平反了嗎？有朝一日六四真的平反了，我便會原原本本的講這件事，現在不是時候。

　問：那你對成立金堯如基金有何看法？

　曾：我不知道這件事，總之一切有關六四的事，我目前的態度就是不接受訪問，希望你能理解！

　　對話就此結束。

孫元良將軍提及四七年往事

　　想起在○五年看過一篇訪問國民黨抗日名將孫元良將軍的文章，當時高齡一百○二歲的孫元良在訪問中提及一九四七年在重慶當警備總司令，曾傳訊了一百六十七名中共嫌疑份子，懷疑他們企圖煽惑青年學生騷亂。孫元良當時原想遣送他們到共區，不料他們對身份都供認不諱，誰也不肯離開繁華都市重慶去貧瘠遙遠的陝北，於是孫元良接納他們的自新悔過書，一律予以開釋，其中一人便是時任《大公報》記者的曾敏之。

　　有報業中人說：「孫元良不經意憶及的小往事，亦反映了曾敏之激情有餘，承擔乏力的一面！」面對壓力時如何擇善固執，確是人性大考驗。要是六四平反了，將有多少人冒出來口沫橫飛，大談自己當年的壯舉？人性的陰暗面強化著專制政治，專制政治侵蝕著人的善良的本性，這是多麼可悲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