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開放》
 
我與《開放》
作者: 裴毅然

專題

更新於︰2012-01-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我與《開放》的緣分起於一隻不經意的電話。二○○五年初,得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資助,本人首次走出「鐵屋」一整月,接觸到「不同聲音」,很快注意上《開放》。在香港政論諸刊中,《開放》注重史料性深度性,比較符合學人口味。在寶貴的一月訪學中,我花了一周閱讀《開放》,從最初的《解放》一路讀下來。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裴毅然教授。

  一天,讀到金鐘先生所寫大饑餓一文,說是餓死三千五百萬,嚇了一大跳,難以置信,認定港台反共勢力誣衊栽陷,刻意誇大數據。立即拎起電話,質問「根據何在?」

結識於大饑荒的爭論

  金先生詳細告知根據大陸統計局歷年人口資料,包括年度增長率,綜合推斷得之。放下電話,將信將疑。不久,主持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邀我上家度除夕,金先生夫婦也來了,大概想見識見識我這位大陸生蔥學子。一見面,很快談起政治,難免意見錯歧,略有爭論,弄得幾位女士特無趣:「哎,你們男人不談政治就沒別的可談了?」分手前,金先生輕聲說:「歡迎為《開放》寫稿。」

  回滬後,是否投稿《開放》?糾結了好一陣。五十一歲的人了,深諳國情,很清楚跨出這一步意味著什麼。幾個月後,我還是投出一篇史料稿「傅作恭之死」(傅作義胞弟劃右死於夾邊溝),只敢用筆名「碧水」(本人上山處)。金先生立即刊出,且置「每月首選」以示看重。很快,本人成了《開放》「常見作者」,至今共發表拙文五十九篇。

  「參知政事」或為人文學子天然衝動,不能「行」,至少希望能夠「言」,一些不能在大陸說的話能在五星特區說,思考因此延伸,思維火花不至於「自生自滅」,對國家多少屬於建言獻策,還有稿費,形而上與形而下兼具,自然有點積極性。當然,支付的代價是受到意料之中的「特別關注」。好在中共多少有點進步,未採取甚麼「組織措施」。

  對大陸學子來說,經歷了想說話而不讓說,或每次都被編輯改得「無可奈何」,或當你一想到「無可奈何」就不想再寫甚麼時,才會真切感受到香港言論自由的珍貴。難怪李鵬、鄧力群這些既享受「社會主義真民主」的中共大佬,也需要上香港去沾享「資本主義假民主」。當他們不同意給國人言論自由,自己也沒了言論自由,只能上香港去尋找言論自由。

  這些年,我漸漸明白自己無意之中在為中國民主「試水」,讓中共一點點熟悉「異議分子」。否則,他們從哪裡聽到這部分來自域內的異聲?從「鴉雀無聲」到「百家爭鳴」,中共似乎也需要一個過程,社會轉型總得有人先走一步。正因為第一次「直面」自幼積於內心的深深恐怖,沒有一點顫慄戰抖是不可能的。最後,想想如果像我這樣還算有性格的人都不敢「公開化」,中國民主在我們這一代可就真的連萌芽都沒有了。意識到這一點後,二○○八年三月號,開始「實名制」亮用本名。當然,此前我已知道被盯上,也想破罐破摔。好在時代進步,這些年對我一直「圍而不打」(一位同事的概括),多少給了一點自由度。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金鐘先生對我的關照是「內外有別」,並不要求我的言論口徑與《開放》完全一致,以至於我被指「幫中共講話」。還真別說,一直呼籲中共寬容不同聲音,當自己也面臨挨罵,感覺別有一番滋味。我意識到:熟悉挨罵也是民主化進程中必須經歷的台階。求同存異是民主的必備前提,所有涉政者必須面對「不同聲音」。此前,本人只認識一種聲音的「無產階級真民主」,並未接觸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資產階級假民主」,尤其是自己也要挨罵的「民主氛圍」。從這一份感受性收穫中,我也同時讀出中國民主進程之所以艱難的「人的因素」,觸摸到沉重的「歷史包袱」,對民主價值的認識有所深化。

  我還從《開放》僅三四人小規模經營模式中,對比出大陸公辦媒體的高成本。在大陸,三四個人辦一家刊物,還兼出版社的活兒,饒是「無產階級覺悟」再高,「革命熱情」再大,也不可能達到如此「資本主義效率」。從這些細微處,自然讓我再一次對「東風」、「西風」有了實質性對比,並由此及彼,漸漸辨悟赤潮謬根所在。

  通過《開放》,不少讀者開始「認識」我,我也結識一些文友,他們向我提供各種幫助。近幾年,《開放》每期一掛上網,大陸網民便迅速轉載。本人發在《開放》上的一些拙文,傳播面超過任何一篇發在大陸媒體的拙文。對大陸讀者來說,《開放》本身的敏感度,就能鉤起他們的閱讀興趣。聽說一本《開放》在北京的黑巿價摸高二百塊。這種對不同聲音的「渴望」,當然映襯出當代國人的某種「階級覺悟」。據我所知,京滬知識界關心時事者大多知道《開放》,至少讀過《開放》的文章。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無論如何,《開放》堅持二十五年,在中國民主進程中留下自己的腳印。

  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二○○八年四月號發表拙文《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餓》,從對大饑餓大吃一驚到自己撰寫學術論文(一萬三千字),詳細論證出來的餓死人數為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遠遠超出當初質疑金先生的資料。本人「覺醒」後的反彈,大致代表了大陸學人的資訊封閉與受害程度。本人走出「鐵屋」,看到二十世紀國史被官家遮罩的一面,避免自己的研究建築在虛假之上,不至於空耗生命,走錯方向,最終撰就四十三萬字的拙著《延安一代士林》(著重剖析赤潮如何領錯國途),且由開放出版社接納,諸多感謝中有一份應致《開放》。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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