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開放》的緣分起於一隻不經意的電話。二○○五年初，得香港中大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資助，本人首次走出「鐵屋」一整月，接觸到「不同聲音」，很快注意上《開放》。在香港政論諸刊中，《開放》注重史料性深度性，比較符合學人口味。在寶貴的一月訪學中，我花了一周閱讀《開放》，從最初的《解放》一路讀下來。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裴毅然教授。

　　一天，讀到金鐘先生所寫大饑餓一文，說是餓死三千五百萬，嚇了一大跳，難以置信，認定港台反共勢力誣衊栽陷，刻意誇大數據。立即拎起電話，質問「根據何在？」

結識於大饑荒的爭論

　　金先生詳細告知根據大陸統計局歷年人口資料，包括年度增長率，綜合推斷得之。放下電話，將信將疑。不久，主持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邀我上家度除夕，金先生夫婦也來了，大概想見識見識我這位大陸生蔥學子。一見面，很快談起政治，難免意見錯歧，略有爭論，弄得幾位女士特無趣：「哎，你們男人不談政治就沒別的可談了？」分手前，金先生輕聲說：「歡迎為《開放》寫稿。」

　　回滬後，是否投稿《開放》？糾結了好一陣。五十一歲的人了，深諳國情，很清楚跨出這一步意味著什麼。幾個月後，我還是投出一篇史料稿「傅作恭之死」（傅作義胞弟劃右死於夾邊溝），只敢用筆名「碧水」（本人上山處）。金先生立即刊出，且置「每月首選」以示看重。很快，本人成了《開放》「常見作者」，至今共發表拙文五十九篇。

　　「參知政事」或為人文學子天然衝動，不能「行」，至少希望能夠「言」，一些不能在大陸說的話能在五星特區說，思考因此延伸，思維火花不至於「自生自滅」，對國家多少屬於建言獻策，還有稿費，形而上與形而下兼具，自然有點積極性。當然，支付的代價是受到意料之中的「特別關注」。好在中共多少有點進步，未採取甚麼「組織措施」。

　　對大陸學子來說，經歷了想說話而不讓說，或每次都被編輯改得「無可奈何」，或當你一想到「無可奈何」就不想再寫甚麼時，才會真切感受到香港言論自由的珍貴。難怪李鵬、鄧力群這些既享受「社會主義真民主」的中共大佬，也需要上香港去沾享「資本主義假民主」。當他們不同意給國人言論自由，自己也沒了言論自由，只能上香港去尋找言論自由。

　　這些年，我漸漸明白自己無意之中在為中國民主「試水」，讓中共一點點熟悉「異議分子」。否則，他們從哪裡聽到這部分來自域內的異聲？從「鴉雀無聲」到「百家爭鳴」，中共似乎也需要一個過程，社會轉型總得有人先走一步。正因為第一次「直面」自幼積於內心的深深恐怖，沒有一點顫慄戰抖是不可能的。最後，想想如果像我這樣還算有性格的人都不敢「公開化」，中國民主在我們這一代可就真的連萌芽都沒有了。意識到這一點後，二○○八年三月號，開始「實名制」亮用本名。當然，此前我已知道被盯上，也想破罐破摔。好在時代進步，這些年對我一直「圍而不打」（一位同事的概括），多少給了一點自由度。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金鐘先生對我的關照是「內外有別」，並不要求我的言論口徑與《開放》完全一致，以至於我被指「幫中共講話」。還真別說，一直呼籲中共寬容不同聲音，當自己也面臨挨罵，感覺別有一番滋味。我意識到：熟悉挨罵也是民主化進程中必須經歷的台階。求同存異是民主的必備前提，所有涉政者必須面對「不同聲音」。此前，本人只認識一種聲音的「無產階級真民主」，並未接觸可以表達不同意見的「資產階級假民主」，尤其是自己也要挨罵的「民主氛圍」。從這一份感受性收穫中，我也同時讀出中國民主進程之所以艱難的「人的因素」，觸摸到沉重的「歷史包袱」，對民主價值的認識有所深化。

　　我還從《開放》僅三四人小規模經營模式中，對比出大陸公辦媒體的高成本。在大陸，三四個人辦一家刊物，還兼出版社的活兒，饒是「無產階級覺悟」再高，「革命熱情」再大，也不可能達到如此「資本主義效率」。從這些細微處，自然讓我再一次對「東風」、「西風」有了實質性對比，並由此及彼，漸漸辨悟赤潮謬根所在。

　　通過《開放》，不少讀者開始「認識」我，我也結識一些文友，他們向我提供各種幫助。近幾年，《開放》每期一掛上網，大陸網民便迅速轉載。本人發在《開放》上的一些拙文，傳播面超過任何一篇發在大陸媒體的拙文。對大陸讀者來說，《開放》本身的敏感度，就能鉤起他們的閱讀興趣。聽說一本《開放》在北京的黑巿價摸高二百塊。這種對不同聲音的「渴望」，當然映襯出當代國人的某種「階級覺悟」。據我所知，京滬知識界關心時事者大多知道《開放》，至少讀過《開放》的文章。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無論如何，《開放》堅持二十五年，在中國民主進程中留下自己的腳印。

　　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紀》二○○八年四月號發表拙文《四千萬餓殍——從大躍進到大饑餓》，從對大饑餓大吃一驚到自己撰寫學術論文（一萬三千字），詳細論證出來的餓死人數為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遠遠超出當初質疑金先生的資料。本人「覺醒」後的反彈，大致代表了大陸學人的資訊封閉與受害程度。本人走出「鐵屋」，看到二十世紀國史被官家遮罩的一面，避免自己的研究建築在虛假之上，不至於空耗生命，走錯方向，最終撰就四十三萬字的拙著《延安一代士林》（著重剖析赤潮如何領錯國途），且由開放出版社接納，諸多感謝中有一份應致《開放》。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