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自傳，英文書名比中文書名更為貼切：A Heart for Freedom（《向往自由的心》，副標題：柴玲回憶）；中文書名：《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有些落俗。展卷細讀，頗感意外。印象中，柴玲不常寫作，但這部文字洗煉的回憶，細節感人，文字感性，讀之感動，堪稱佳作。作為當年的學生領袖，自傳裏全無空洞的政治說教，而是娓娓道來的故事、栩栩如生的人物，兼具鮮明的女性敘事風格。

●  柴玲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左起：香港演藝界人士岑建勳，柴玲，李錄和封從德。（本刊資料） 

 「六四」凌晨，柴玲與同學們最後撤離

　　九十年代中期，海外出產題名《天安門》的紀錄片，把八九學潮期間，柴玲獨自對一個美國人和一名香港記者的談話錄音翻了出來，僅憑柴玲幾句不太成熟的表白，就塑造出一個「讓別人流血，讓自己逃生」的另類柴玲形象。於是，對柴玲的譴責與撻伐如暴雨驟至。柴玲為此備受壓力。

　　不撤，成了「原罪」；言流血，更成了「原罪」。連柴玲也被逼得默認了這種「原罪」。關於那段話，「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柴玲在自傳中解釋，這段話，最先從李祿那裏聽來。但，即便是李祿先說的，又如何？以我們對當時民情的了解，多少人都喊出這樣的口號：「誓與廣場共存亡」、「頭可斷，血可流，天安門廣場不可丟！」與柴玲那段話，完全呼應，區別只是，一旦放到精心制作的電影中，便產生不同尋常的渲染力。

　　其實，「因言獲罪」的柴玲，何須辯解？只須做如下聲明即可：當年，作為一個年僅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我還沒有成熟到如外界所想像、所期待的那種程度；難免說話不周全、做事不周到；但我追求民主的信念，天日可鑒；我只需要說明一點：我與天安門廣場的同學們一道，都是堅持到最後時刻，經過集體表決，才一同撤離的。

需要流血的，不是柴玲，是鄧小平

　　大約也是九十年代中期，海外有一場關於八九期間「該不該撤出天安門廣場」的反思。按理，任何運動或革命，關於其方向、階段、策略，如何達到目標，都可以檢討；任何公眾人物，更可以接受評判。但有人據此把「六四」屠城的責任，推到堅守不撤的學生們頭上，甚至推到年紀輕輕的學生領袖柴玲頭上，則是本末倒置、罔顧事實的邏輯混亂，客觀上為「六四屠夫」鄧小平和李鵬提供了辯護詞。

　　從《柴玲回憶》中，讀到一個細節，關於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人數變化。運動前期和中期，北京各高校的學生，是抗議主體；但到了五月下旬，北京當地的學生逐漸散去，外地的學生成為主體；到了五月底，外地的學生，也逐漸離去，僅五月二十九日那一天，就有約三萬外地學生乘火車離京。到六月初，堅守天安門廣場的學生，

　　只剩下不足五千人，到「六四」清場前，僅余三、四千人。

　　以筆者幾次在國內組織學生運動的經驗，深知，盡管存在學生領袖或學生組織，但作用均有限，學生運動的自發性極強，自發而起，自發而落，出於激情而來，甚至出於浪漫心而至，但激情過後，容易回冷；浪漫心碰撞到現實，容易受創。學生自發離開，或因疲憊，或因失望，或因興趣轉移，都在預料之中。八九那一年，如果不是因為中共「四二六社論」或宣布戒嚴等手法的刺激，學潮應早已落幕。

　　聚集天安門廣場的請願人群，從百萬之眾減少到只有三、四千人，再熬上幾日，這三、四千人大概也都散了。按理，當局已經沒有鎮壓的必要。為什麽還要鎮壓？為什麽非要鎮壓？筆者終於想明白了：權力鬥爭，中共高層的角力。

　　試想，三十多萬大軍已經開到京城，才發現沒有鎮壓的必要，力主用兵的鄧小平，豈不理虧？不鎮壓，撤回去，鄧豈不大失臉面？在黨內，趙紫陽豈不就贏了？——看吧，我說過，學生是和平請願，好意給政府提意見，沒有推翻政府的意思，如何？趙派若贏，鄧的位置往哪裏擺？因此必須鎮壓，哪管它必要還是不必要。鄧的心思，一如1979年那回，對越開戰，本來沒必要，但卻借口開戰，從華國鋒手上奪走軍權。1989年的鎮壓，鄧憑藉手中軍權，鞏固了他在黨內一度岌岌可危的「太上皇」地位。

　　撇開空泛的語言，可見，事實上，並非柴玲們「期待流血」，而是鄧小平和中共頑固派期待流血，他們需要聽見槍聲，需要制造血流成河的效果，不僅要借武力鞏固權位，還要借武力恐嚇民眾，看你們日後還敢不敢示威抗議占領天安門廣場？「我們不怕流血。」鄧早在1987年初，針對八六學潮，就撂出了這句狠話。筆者曾參與（1986年冬，上海）的八六學潮，乃自發落幕。胡耀邦因八六學潮而遭鄧小平罷黜。

學運自發性極強，撤與不撤，並不簡單

　　「應該撤」、「早就應該撤」，「見好就收」，這類觀點，當然具有鬥爭策略上的價值；但，面對自發性極強而如洪流洶湧的群眾運動，操作起來，又談何容易？不僅柴玲回憶揭示，而且當年參與者都有感受，撤與不撤，並不簡單。

　　有政府方面的人，來與柴玲等人溝通。一類人說：鄧小平希望「學生們能多給大家留一點時間，不要把運動深化，免得給大家都帶來危害。」（傳話者自稱與鄧家有關系。）另一類人說：「如果你們真要行動的話，那就幹脆徹底一些。」（傳話者聽上去屬於趙派。）

　　而在廣場，當柴玲等學生領袖宣布停止絕食時，憤怒的學生們沖著他們吼叫，指責他們背叛，「他們瘋了似地把公交車（總指揮部設在這部車上）使勁往後推，直到整輛車都搖晃了起來。有人扔了一塊石頭，把一個車窗砸碎了。」

　　「六四」前夕，柴玲還受到兩起面對面的威脅。一名工人闖進帳篷，拿一把槍指著她：「我們那麽多工友都為保護你們學生死了，如果你從天安門廣場撤退，我就拿槍崩了你！」另一名學生衝進來，拿一把刀指著她：「柴玲，這麽多學生被殺害了，如果你不讓學生們撤退的話，我會捅死你！」

　　最後，柴玲和學生領袖們認定，撤與不撤，只能由廣場上的學生們來投票決定。可見，年輕的學生領袖們，並不能控制廣場局面。當時的情況是，缺乏一個堅強、有準備和訓練有素的組織擔當運動中堅，不可能讓學潮做到收放自如。「見好就收」的策略，理論容易，實踐不易。

反思鬥争策略，也須反思民族性

　　放到突尼斯，因一小販自焚，民眾抗議便如沖天怒火，一舉趕走獨裁者；放到埃及，統治者已經接受抗議民眾要求，答應下臺，並公布政權交接時間表，民眾卻不依不饒，非要獨裁者立即走人；放到敘利亞，民眾示威，迄今已9個多月，抗議民眾被殺超過4000，當局先後承諾改革、對話、釋放政治犯，民眾不僅不撤，反而持續抗爭，一浪高過一浪；放到利比亞，民眾不僅不撤，還武裝反抗，直到顛覆政權，殺死暴君……

　　誠然，突尼斯與埃及等國相對開明的獨裁統治，有別於中共極端暴戾的獨裁統治，前者留予民眾更多空間。筆者此前也曾撰文，闡述兩種統治的區別及民眾的不同選擇。此處不贅述。今年，利比亞與敘利亞的統治者，鎮壓和屠殺示威民眾的殘暴程度，看上去不亞於中共，卡扎菲公開承認，他效法中共。然而，民眾不懼、不撤、不動搖，反映的，必然有其民族性。

　　鬥爭策略固然需要講究，但，不撤，不達目的誓不休，幾乎是所有民權運動、民主運動、以及所有造反或革命中，參與者的基本態度、基本立場，從最溫和到最激進的訴求，哪怕是一樁拆遷案的補償要求，概莫例外。否則，所為何來？

　　別國民眾不撤，唯獨中國民眾需要撤？而且是那般溫和的中國民眾，那般天真的中國學生，那般和平、理性、真誠的中國式請願。恕筆者言，那種片面強調妥協忍讓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正反應了中國人的民族性：軟弱，怯懦，膽小如鼠，消極被動；不敢謀反，只敢請求，至多造次，而且，邊造次還得邊看統治者的臉色行事。（中國人民族性難以準確定性，大致或部分如此。）

　　筆者贊同策略上的反思，以為後車之鑒。對抗中，適當的撤退，以退為進，原本也是古法。但，是否也是因為民族性的局限，使反思者們無法反思到另一個方向？——當時的百萬之眾，何不發一聲喊，一鼓作氣，沖進中南海，沖進人民大會堂，占領國防部，占領中央電視臺，以人民起義的方式，推倒獨裁？如果中國人具有突尼斯、埃及、利比亞、敘利亞那等民族性，勇敢，有種，彪悍，生猛，堅韌不拔，敢於造反，敢於復仇，那麽，盤踞北京的那個曾經屠殺幾千萬中國人、當時又把屠刀揮向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的殘暴政權，又豈有不倒之理？據傳，當時的老鄧，心生恐懼，已經準備好，若鎮壓失敗，就帶全家出逃巴基斯坦。

　　中國民眾若能同心協力，堅持抵抗，鄧的鎮壓未必就能成功。觀察今年的利比亞和敘利亞，正是民眾持久的浴血抵抗，才逐漸召喚起軍人倒戈、軍隊反叛，以及國際社會的介入。中國民眾若能不屈不饒，感召被稱為「子弟兵」的解放軍，最終促其分化、倒戈，並非不可能。諸如38軍軍長的陣前抗命，就是端倪。

八九民運失敗，是民族性的失敗

　　記得1989年6月4日後某日，身在廣州的筆者，曾與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葛天豪見面，葛問：或許暑假過後，學生回校，學潮又會再起？我立即回答：不會。之所以回答得那麽幹脆和肯定，正是基於我對中國人民族性的感知。不久，筆者入獄，遭審問時，了解到，高墻之外，當局正在搞「人人過關」，學校、機關等單位，參加過八九民運的，人人需要寫檢查，或者揭發。很現實的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絕大部分），剛忙完學潮，就開始忙「人人過關」，他們中，有幾人尋思讓學潮再起？

　　八九風雲，春夏之交，前後兩個來月，那些富有閱歷、甚至富有聲望的知識分子或社會賢達，有幾個，真正挺身而出，站到運動前沿？寥寥無幾。再次印證民族性的軟肋：瞻前顧後，明哲保身，貪生怕死。更有當時親筆書寫聲明要求學生不撤的知名學者，事後竟搖身一變，淪為今日中共之禦用文人。見風使舵，見利忘義。

　　八九民運失敗，是民族性的失敗，又何必嫁禍於一個遠非老練政客的學生妹？對柴玲的責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還是一百步笑五十步？正是這個緊守活命哲學的民族，可嘆的民族性，才能讓那個當今世界最殘暴、最腐敗的獨裁政權，霸占中國大半個世紀，時至今日，其橫行，仍仿佛遙遙無期。

　　作為八九學潮期間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的言行對錯，大可爭議。但其歷史地位，自然形成，逃亡海外後，連柴玲本人都不曾意料，身影所至，造成轟動，乃至兩度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國際社會認同柴玲和中國學生的勇敢精神，絕不會因為她或者他們說過幾句不成熟的話而輕易否定。

宗教信仰或可救中國

　　《柴玲回憶》的最後篇幅，記錄了她從一名學生領袖轉變成一名基督徒的心路歷程。「人到盡頭神擡頭」，曾經遭遇的人世打擊、精神創傷，或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柴玲接受耶穌基督的引領。自由，柴玲依然使用這個詞，來定義她「獲救」（信主）後的心境。肩負神的使命，柴玲轉而從事維護婦權，為女童發聲，揭露中共「一胎化政策」對女性和生命的戕害。

　　筆者閱讀《柴玲回憶》期間，中國正傳出一樁聳動新聞：一名兩歲女童，連續被兩部車碾軋； 18個過路人熟視無睹，見死不救；直到第19個人，一名拾荒婦，才將這個血淋淋的小生命抱起。女童送醫後，不治身亡。

　　經共產黨長期洗腦和毒化的中國人，道德滑落，良知淪喪，冷漠冷血，一至於此！

　　建立分權制衡的民主制度，國家硬件，已非易事；重建一個民族的精神與道德，巨大的國家軟件，更是一大難題。柴玲的信仰歸宿，讓筆者聯想到，如果有相當部分、比如半數以上乃至多數中國人，皈依宗教，仰望於神，那麽，獨裁者的宣傳與洗腦、偽善與謊言、暴力與恐嚇，豈能不失效於無形？由此也可明了現政權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恐懼所在。在信神的境界裡，懷仁懷德，行善行慈，中國人的道德可望獲救，進而，中國人可望獲救。這大概是「一生都夢想救中國」的柴玲，最後悟出的真理：靠信仰而獲救。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1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