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書，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書，如果能讓你反復向朋友們推薦；一本書，如果能改變你一向堅守的觀點。這本書必定非同尋常。《1959，拉薩！》，就是這樣一本書。

●  德國媒體2010年9月16日一篇關於中共入侵西藏歷史的報導，1955年青藏公路通車後，中共大軍長驅直入西藏首府拉薩。（互聯網）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一）

    多次與李江琳討論西藏，記憶猶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澤東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好一個「必須」，毛澤東無意中承認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實上已經獨立。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談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一部分的人，爲何不：睜眼，翹指，翻幾頁史書？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國。以遠征印度著名的國王松贊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獻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肅宗時期，吐蕃已占領唐朝大片土地，面對安史之亂的肅宗，不得不答應每年向吐蕃進貢五萬匹絲綢，以求停戰。七年之後，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長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爲唐朝皇帝。藏人的這段英雄凱旋史，怎麽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寫手們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軍的壓迫下，西藏成爲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後，整個中國步了後塵。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爲帝師，而漢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盡歧視。至今有不少漢人忘了祖上做亡國奴的悲慘，嘮叨什麽：西藏從元朝起就屬于我們的。莫非，漢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孫？如果按亡國的先後順序，以及與蒙古人的親疏關係，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說：中國曾是我們的一部分？

    當中國與西藏擺脫蒙古人的統治獨立後，前者建立了明朝，後者出現了割據。兩者之間的聯繫，很少。雖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訪問中國，史料也記載了皇帝對喇嘛們說的客套話，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明朝對西藏行使過主權。五世達賴與當時的主要政治對手藏巴漢，曾各自派出使者，不遠萬里去滿洲拜見大清帝國皇太極，誰把漢家的明朝皇帝放眼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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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時，搬入北京還不到一年的順治皇帝，就向五世達賴發出邀請。順治的父親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見達賴喇嘛。順治皇帝甚至提出要親自到邊界「拜見相迎」，後終因戰亂而作罷。

    五世達賴會見順治皇帝，有必要大書一筆。此行不僅顯示了西藏作爲一個國家的影響力，而且表明了達賴喇嘛的獨立統治者身份。中共的寫手們把五世達賴會見順治皇帝，貶低爲：以臣服地位覲見皇帝。試問：天下可曾有過這樣的皇帝，爲見屈服稱臣的人，要跑到幾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達賴1652年初從拉薩去北京，三千隨從，浩浩蕩蕩。順治皇帝派皇親國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時，歡迎隊伍愈發精彩，數千人手持兵器、華蓋、飛幡、寶幢，在鼓樂齊鳴中恭候。順治皇帝不僅出城二十裏外相迎，而且耗資九萬兩白銀專門爲五世達賴修建了一座金碧輝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宮。

    順治皇帝是虔誠的藏傳佛教徒，據說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著要見達賴喇嘛，不惜斥巨資大獻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據清史載，當時的蒙古諸國，一直在跟清軍作戰，而征服中國的戰爭還沒結束，不堪重負的清廷有求于達賴喇嘛。由于宗教的聯繫，達賴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極高。大清皇帝意欲通過達賴喇嘛從中調停，化解滿蒙之間的緊張關係。

    五世達賴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諸國，與大清帝國劃定雙方邊界。1673年吳三桂舉兵反抗大清帝國，無論是康熙，還是吳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薩求援，達賴喇嘛的答復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魯特鐵騎，會對你們雙方都不利。這番話，盡顯一國之尊的能力、氣度。

    在藏人歷史上，五世達賴堪稱最杰出的政教領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對手，統一全藏。派軍隊收復西藏的康區（現今四川、雲南的一部分）。修建雄偉的布達拉宮。順治皇帝把「西天大善」的尊號贈給他，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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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初，西藏的地位出現轉折。

    1705年，蒙古和碩特國末代國王拉藏汗奪得西藏統治權，廢黜幷害死六世達賴，讓自己的兒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邊，派欽差到拉薩幫助拉藏汗鞏固統治。隨後又承認了假達賴。作爲回報，拉藏汗開始向大清帝國進貢。儘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統治者身份進貢，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爲屬國。

    1717年，蒙古準噶爾國以恢復合法達賴喇嘛爲名，派兵攻占西藏，殺死拉藏汗，囚禁假達賴。同時又燒殺擄掠。康熙皇帝乘機出兵，于1720年趕走了準噶爾。此時被藏人擁戴的七世達賴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讓軍隊護送他去拉薩。藏人視清軍爲救星，沿途載歌載舞，踴躍歡迎。就這樣，大清帝國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將領們廢除了原有的大權獨攬的第司職位，改設四名政務官（噶倫）共同管理西藏。還留下一支軍隊駐扎。在康熙看來，對西藏的征服已經完成。他在上諭中說：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裏之地，俱入版圖。

    從雍正到乾隆，爲經營西藏，皇帝們不僅多次用兵，平息內亂，鎮壓反抗，擊退尼泊爾對西藏的入侵。還搞了諸多措施，如派遣駐藏大臣，分割西藏領土，重申達賴喇嘛的政教領袖地位，兩次頒布「藏內善後章程」，其中規定對達賴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轉世認定，須采取金瓶掣簽的方式。嘉慶、道光年間修訂的「大清一統志」以及繪製的世界地圖，西藏均被劃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但這一切，幷不能表明，西藏已成爲大清帝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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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年，英國外交家托爾納進入西藏，他在報告中稱：藏人經常避免承認完全附屬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寫手們，在談論大清帝國對蒙古、新疆的統治時，振振有辭：設立了多少邊防站；從上至下的行政系統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說到西藏，就空洞無詞了。這也難怪：社會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貨幣是藏人的，稅收是藏人的，邊防是藏人的，海關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國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被視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簽」，形同虛設。首次實行應在1808年，從確定九世達賴開始。然而，直到1877年確定十三世達賴，幾乎都是藏人定誰是誰，大部分沒搞金瓶掣簽，搞過的也只是走過場。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駐藏大臣，多數時間裏有名無實。大權掌握在西藏政府攝政或達賴喇嘛手裏。在西方傳教士眼裏，駐藏大臣只是皇帝派來監督藏人行動的大使。到十九世紀後半葉，連這點功能也消失殆盡。英國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薩的護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國與大清帝國簽訂的西藏商務協定，因爲沒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紙空文。

    晚清朝廷意識到西藏正離它而去，從1906到1910年，大規模調動軍隊入藏，宣布取消達賴喇嘛稱號，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員去拉薩，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的話：整頓西藏非收回政權不可，欲收回政權非用兵不可。只是，爲時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發，的確有可能，清政府會把西藏變成像新疆一樣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國土崩瓦解，爲藏人鋪就了一條通向完全獨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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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在寫給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國與西藏的關係稱爲「供施關係」。也即：施主與僧人的關係。由于這是一種宗教性的表述，難以解釋國家、主權、內政、外交等政治領域的複雜現象。其實不妨應用西方政治辭典，結合兩者之間的演變過程，大清帝國與西藏的關係完全可以定義爲：宗主國與附屬國。

    宗主國垮臺，附屬國走向獨立，西藏已擁有作爲國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發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佛教國家。民國總統袁世凱提出要恢復達賴喇嘛的稱號，十三世達賴表示不需要，他告訴袁世凱：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統治者。

    執政二十年，十三世達賴對內推行新政，辦郵政、開電廠，發展醫療教育。對外搞平衡外交，特別是在中英兩國之間周旋。這期間，中國在西藏連常駐代表都沒有。十三世達賴圓寂後，民國政府找了個吊唁的藉口，派代表去拉薩，想說服西藏政府歸順中國，最終一無所獲。1940年舉行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時，在場的民國政府代表也就相當于現在的貴賓角色。後來雖有了個駐藏辦事處，但既無權力也沒影響力。兩名在中國的美國軍官要入藏考察，得繞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請。而蔣介石想修一條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斷然拒絕。中共的寫手們至今喋喋不休，把當年民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硬說成是中央與地方。除了編造謊言，可曾拿出半點像樣的證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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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的「侍讀堪布」德爾智與外蒙古簽訂《蒙藏協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脫離滿清之羈絆，與中國分離，自成兩國。

    然後的命運，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獨立時，蔣介石沒脾氣，毛澤東肉麻支持。而面對事實上已經獨立的西藏，不僅蔣介石幾次威脅要武力侵藏，毛澤東更是强行占領，血腥鎮壓反抗。

    1950年中共軍隊入藏前夕，毛澤東在接受蒙古駐華大使呈遞國書時，祝賀蒙古「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真是虛僞到極點：西藏不是更早就脫離了嗎？蒙古靠著强大的蘇聯作後盾，沒人敢惹。缺乏保護傘的西藏，只能任强權宰割。

    回首歷史，每當西藏執政者面臨大麻煩，幾乎都要請求外部力量來幫助解决。蒙古人、滿人、漢人、英國人，都伸出過援手。1910年十三世達賴在印度會見英國總督時，曾呼籲英國政府出面干預，以迫使清軍撤出西藏。隨後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國的幫助，度過危機。但英國無力提供保護傘，正如英國當時的駐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說：西藏幅員遼闊，高山寒冷，荒無人烟，又缺乏交通運輸，英國人根本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藏人也沒做任何努力尋找保護傘，儘管生死攸關。甚至連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西藏地位這樣的事，也不去做。從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到中共，一再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當時的整個國際社會從來沒聽見藏人抗議過。把自己封閉起來過日子的結果是：中共軍隊入侵時，西藏政府去聯合國求救，大多數國家對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達賴後來向印度求援，尼赫魯總理說他無能爲力，因爲：從未有人正式承認過西藏獨立。

    在弱肉强食的國際環境裏，西藏政教合一體制的弱點更爲致命：由于行政從屬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趨于保守，滅改革于萌芽，對外關上大門。孤立于世界之外，得過且過，錯失良機，直至大難臨頭。尤其讓我感慨的，當年帶頭阻止聯合國討論中共入侵西藏的國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國和印度。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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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拉薩！》有一個顯著亮點：雖然是本嚴肅的歷史著作，讀起來像暢銷書，環環緊扣，波瀾起伏。李江琳的筆觸大多落在1959年拉薩事件前後，却令人浮想于時空之上，流連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我經常會生出一連串思索：爲什麽前赴後繼反抗中共占領的藏人，絕大多數是中共所說的「農奴」？爲什麽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槍長刀與中共軍隊浴血拼殺，誓死護衛的是他們的頭人和喇嘛？爲什麽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記錄的歷史上，沒有一起老百姓反對莊園主或政府的起義或暴動？

    李江琳先後十幾次采訪十四世達賴，達賴喇嘛對她說：你要記住，你寫書，不是因爲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爲你要尋找真相。

    六十多年來，中共的寫手們無數次把污水潑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個最喧囂的斷言：西藏是一個野蠻、落後的農奴制社會，占人口總數95%以上的農奴生活在農奴主的殘暴統治下。

    農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語，各個國家各有不同特徵，俄羅斯的農奴制具有典型性：1，農奴耕種農奴主的土地，沒有農奴主的批准，不得離開。如果農奴擅自離開，會受到國家的懲罰。2，農奴主可以把農奴連同土地一起買賣、抵押或轉讓。3，農奴主的産業往往以農奴的擁有量來衡量。

    那麽，當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屬于政府財産。不管是官員、莊園主還是寺廟，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勞動階層主要有兩部分：牧民和農民。也就是被中共稱爲農奴的部分。前者約占總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爲生；後者約爲55%，其中大多數租地耕種，少數出賣勞力或從事手工業。

    幾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産者，區別只在財産的多少。根據當時對草原部落的一個調查報告：貧窮牧民每戶平均擁有7頭牦牛，20只綿羊，10只山羊。農民中除了少數無業游民，大多數都能依靠種地維持生活。另外還有租下大量土地再分租給其他人的農民，這類人中有的財産甚至多過莊園主。農民也可以開墾荒地，開墾後的土地無需交差稅。

    拉薩政府從未頒布過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遷徙。無論是農民還是牧民，可以離開租種的土地或牧場，搬往他處，或繼續種地放牧，或改換身份，打工、賣藝、經商。既不會受到懲罰，更不可能成爲莊園主擁有的産業。

    當土地從一個莊園主轉給另一個莊園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給某人時，租種這塊土地的農民也跟著過去。但這决不是對人的轉讓或買賣。西藏面積雖大，可耕地却太少，農民沒有太多選擇，只能跟著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廠裏幹活，工廠換了老闆，爲了生計，工人還得繼續在廠裏幹。

    顯而易見：西藏不存在所謂的農奴制，西藏的農民或牧民也不是什麽農奴。比較一下中共，其建國不久，就以嚴厲的戶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種凶惡的專制手段，剝奪了一切做人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國老百姓變成名副其實的奴隸。就是這樣的政權，占領西藏時，用的名義竟是「解放農奴」！五十年後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强加給了西藏，這不僅是污辱當今的藏人，而且是對藏人先輩的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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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所謂的「殘暴統治」，中共是這樣宣傳的：比歐洲中世紀還黑暗。不光莊園主、政府官員，甚至寺廟裏的喇嘛，對老百姓動輒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一次會議上羅列了酷刑的內容：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傢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羅到的酷刑名稱，一股腦全栽給西藏。

    我看過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隊寫的回憶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選出來到批鬥會上訴苦的農民或牧民，凡是曾經受過懲罰的，談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或遭遇過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當年的西藏幷非沒有酷刑，直到19世紀，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體和挖眼。但這些都是針對罪犯或政敵的，而在實際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後，十三世達賴廢除死刑。同時期的大清帝國，每年用淩遲、砍頭等等方式處死的人，數以萬計。1913年，十三世達賴宣布取消砍掉肢體的酷刑。十七年後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蘇區，毛澤東下令肅反，大規模逮捕和處决他不喜歡的紅軍官兵。據幸存者的報告，酷刑多達一百二十種，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槍通條燒紅後捅肛門，火燒陰道。有一種叫「仙人彈琴」，用鐵絲從睾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

    掌權後的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從土改、鎮反到文革，折磨中國人的酷刑種類，數不勝數。不知多少人慘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的記錄裏，中共政權依然是濫施酷刑的國家。當年汪鋒把西藏稱爲殺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靈是否會捫心自問：中國與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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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真相。真相！

    當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擁有槍，莊園主們，政府官員們，幷不擔心農民或牧民會把槍口對準他們，有著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繳他們的槍。今天的中國老百姓，連買菜刀都需要實名登記。和諧社會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壞人，但在整個社會中無足輕重。西方探險家發現，老百姓看上去對貴族或官員顯得恭敬和順從，這幷不妨礙他們表達獨立的意見。老百姓可以告官員，告寺廟，告莊園主。到縣府，到拉薩上告。我就讀到過一些告贏的案例：有農民去縣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換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債務問題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薩告狀，最終圓滿解决。而社會等級也不那麽森嚴。士兵可以因勇敢而獲得爵位；低層僧侶可以通過努力升爲大喇嘛；農民可以臨時代替縣長行使職權；十四世達賴就産生于普通農家。

    對寺廟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廟的很多社會功能：學校，文化載體，醫院。寺廟派僧侶去拉薩學醫，回來後也爲當地老百姓治病。寺廟還相當于銀行和救助機構，不僅貸款給農民，荒年時寺廟會開倉救濟。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時間，西藏的兩千五百餘座寺廟，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毀。

    由于西藏的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糧食産出低，能賺錢的産品很少，人們普遍過著簡單而貧困的生活。但心靈是平和的，社會是安定的，這表現在：自殺現象幾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過的另一現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沒有人餓死。佛家的慈悲爲懷升華人心，不論富人還是窮人，人人都有濟貧施捨的習慣。討飯也能爲生。十四世達賴的母親，就是個充滿愛心的人，她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飯食送給饑餓的人。

    從1959年開始，中共連續搞了三年征糧運動，把藏人家中本來就不多的糧食、肉類、酥油，差不多全部奪走，運往中國內地。造成藏區哀鴻遍野，餓殍載道。人類歷史上有過多少這樣的解放者：以人爲製造的饑荒，來餓死據稱是被解放了的「農奴」？

    1979年底，一時疏忽的中共，加上過分自信，讓流亡在外的十四世達賴的代表團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爲，經過多年壓迫與洗腦，藏人會向達賴喇嘛的代表們扔石頭、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萬的藏人從四面聞訊趕來，一浪又一浪的哈達拋向代表團，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歡呼的。拉薩街頭拉起「西藏屬于藏人」的標語，有人帶頭唱起了西藏獨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會疏忽了，因爲中共已完全喪失自信，而且總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領西藏，却永遠也征服不了藏人。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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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中共總結爲：一場徹底解决西藏問題的戰爭。任何人，只要讀了李江琳的書，都不難得出另一個結論：這是一場大屠殺，旨在從肉體上盡可能多的消滅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當時中共僅炮火轟擊的目標就有十七處，其中僅羅布林卡一地，據參戰的中共軍人回憶，被炸死的藏人多達五千人。

    這場大屠殺的導火綫，表面看是成千上萬的藏人圍住羅布林卡，阻止十四世達賴去觀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實際上，中共早有預謀和計劃。底層藏人的武裝暴動，已經持續三年多，遍及藏區，規模越來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殺手，也難。

    一開始西藏上層似乎對中共仍抱有幻想，因爲中共玩了個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軍主力後，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談判，幷在第二年邀請藏人代表去北京，簽署了一個宣稱不改變西藏現存制度的「十七條」協議。十四世達賴後來對李江琳回憶他當年的感覺時說：我不明白爲什麽要簽協議，解放軍帶著武器走過來就行了。

    很明顯，中共還沒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準備。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軍隊、物資以及各級幹部沒法運進去。又擔心印度等鄰國的反應。爲了表現所謂的和平誠意，毛澤東親自出馬，在十四世達賴面前扮演了一個通情達理、關懷備至的角色。比如毛說：沒有必要讓中國政府來直接管理西藏。達賴喇嘛聽後認爲這是他的一個勝利。毛甚至對達賴喇嘛說：西藏可以擁有自己的國旗。令一旁做翻譯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員平措旺杰興奮不已。他在中共監獄裏蹲了二十年後，依然認爲這是毛的真實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裏，就已經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獨裁制度。

    有了十七條，便有了西藏上層與中共占領軍的握手言歡：藏人的噶珠歌舞隊和解放軍文工團在一起合奏「東方紅」；宴會上藏軍的團長、營長同解放軍軍官們互相敬酒、乾杯。布達拉宮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戲，看臺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薩的貴族們大都與中共有貿易來往，其中的二十來個家族與中方的交易金額高達九百多萬銀元。普通藏人把貴族譏諷爲：長著兩個頭的人。不過這種狀况幷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邊緣的色達草原上，響起了反抗的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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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蒙古人或滿族人以某種方式征服西藏時，幾百年間，底層藏人暴動過嗎？沒有。究其原因，無論蒙古人或滿族人，不僅不破壞傳統的西藏社會，而且給以相應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對藏人來說，猶如生命一樣，最爲寶貴。當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園，還要肆意摧殘其「生命」時，藏人豈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隊在色達及周圍地區，搞了一場稱作「民主改革」的運動。中共的打算是從中取得經驗，爲將來改造整個西藏做準備。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詞，却掩蓋不住恐怖的事實：

    接二連三的批鬥會，逼迫兒女揭發父母，雇工揭發雇主，窮牧民揭發富牧民，財産少的農民揭發財産多的農民，普通僧侶揭發大喇嘛。乞丐和無業游民充當打手。批鬥會上，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毆打被批鬥者。有時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擊。很多藏人就死在這些批鬥中。

    一次批鬥當地寺廟喇嘛，工作隊員用繩子勒住他的嘴，像對待牲口一樣把頭猛往後一扯，往他嘴裏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堅持不喝，就把尿潑了他一臉。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來高聲喊：我們的喇嘛做什麽了，你們這樣迫害他？不由分說，解放軍士兵上前把喊話的人帶走了，押上卡車，關進監獄。

    工作隊來到一個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繳槍支。當時居美遠在康定，家裏只有他的母親和妻兒。他們告訴工作隊，槍被居美帶走了，家裏沒有武器。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人震驚：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槍殺。

    這場後來果然推廣到整個西藏三區的運動，目標從一開始就十分清楚：收繳槍支是爲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響力的有財産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莊園主還是普通農牧民，不管他是頭人還是喇嘛，必須一網打盡，以建立牢固的獨裁制度；盡可能多的搗毀寺廟和遣散僧侶，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權；用分配土地來爭取少地或無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從藏人手頭奪走，最終使藏人淪爲受奴役的勞動工具。

    不是沒有哭泣過，不是沒有乞求過，該說的理都說了，沒用。忍無可忍的藏人，一呼百應，暴動了。1956年不到一年時間，僅西藏康區就有十余萬藏人，拿起土槍、刀劍、斧頭，進山打游擊。或幾十上百人，或數以千計，雖沒有統一指揮，却有共同目標，時而襲擊工作隊、運輸車隊、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時而破壞公路和橋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間武裝，史稱「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活躍在距拉薩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區，與中共軍隊打過幾次硬仗。

    組成這些游擊隊的，絕大多數是農民、牧民、商販、普通僧侶，其中還有一些被中共發展成爲党團員的藏人。面對解放軍的飛機、大炮、裝甲車、輕重機槍，沒有一個藏人想過他們最終能獲勝。但，爲了保家、護教，他們寧可玉碎，不爲瓦全，走上了抗擊占領軍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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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色達暴動後，195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發出狠話：要準備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徹底，越好。

    或許就在這時，中共意識到，藏人决不會接受外來的統治。因此中共要用屠殺來迫使藏人屈服。而這兩個字「徹底」，正好預示了這場持續六年的屠殺，將有著怎樣的殘忍和血腥。

    暴動的藏人在理塘與中共軍隊發生戰鬥，四周的老百姓紛紛到理塘寺廟躲避。中共軍隊懷疑僧侶們幫助暴動的藏人，包圍了寺廟，僧侶們拒絕投降，轟炸機飛臨，炸彈從天而降。硝烟散盡後，這座1580年由三世達賴建立的著名寺廟，斷壁殘垣，化爲廢墟。八百多個男女老少，血肉橫飛，盡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縣，中共以學習名義，關押了當地活佛。憤怒的藏人圍住縣城，要求放人。解放軍兩個團參與鎮壓，用機槍掃射這些手裏連棍棒也沒有的農牧民和僧侶，當場打死五百多人。隨後又大肆捕人。循化縣人口僅一萬餘人，竟抓走兩千多，包括所有青壯年男人。這些人再也沒有回來。寡婦村，知多少，從此一座座前無古人地出現在西藏高原上。

    就連逃亡的藏人也不放過。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規模不大，通常百十來戶。爲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們趕著牲畜，帶著帳房和可移動寺廟，整體遷徙，只想找到一處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軍機追上來，俯衝掃射、轟炸。李江琳記錄了飛行員的回憶：藏人就像螞蟻群被開水澆了一下那樣，狼狽地四處逃竄，有的向河裏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軍機裏的軍人們在機艙裏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過類似回憶：某部落正安營扎寨，燒水煮茶。解放軍望見炊烟裊裊，立刻合圍，輕重機槍、衝鋒槍、手榴彈一齊上，最後殲滅了整個部落。八十多歲的居欽圖丹告訴李江琳，當年他逃往拉薩時，路途中親眼目睹了這樣的慘景：一頂頂冷清的帳篷裏，婦女兒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養育過他們的草原。

    最「徹底」的一幕，發生在羅布林卡，當時聚集在那裏的藏人，超過五千。除少數藏軍官兵和政府官員外，基本上是農牧民，還有藏軍家屬、馬夫、園丁、僕人和僧侶。儘管除了血肉之軀，他們沒什麽像樣的武器。但爲了保護十四世達賴，他們不惜與中共軍隊决一死戰。不過他們再也沒機會了，甚至看不到一個解放軍，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殺了。

    中共炮兵早已對羅布林卡完成了射擊諸元準備，以確保對任何目標，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蘇制122毫米榴彈炮，76毫米加農炮和120毫米迫擊炮，一齊向羅布林卡轟擊。炮彈排成一條綫，彈群互相交叉，一層一層向前推進，如同地毯似轟炸。在現場指揮的中共炮連連長王國珍後來這樣寫道：在炮火猛烈打擊下，驚恐萬狀的匪徒們發瘋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論逃到什麽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憑他們鬼哭狼嚎，也無處躲藏。

    臨近傍晚，炮火中殘存的上千藏人，或騎馬或步行，沖向渡口，試圖渡過拉薩河，奪路逃生。中共軍隊預先設下伏擊陣地，機槍大炮立刻狂射。王國珍形容殺戮現場說：槍彈在匪群中大顯威風，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頭顱，炸翻了叛匪的馬匹。在爆炸的烟塵裏，叛匪們人呼馬嘶，紛紛倒下。受傷的馬匹亂竄，驚慌的匪徒狂奔。

    就這樣過去了兩小時，解放軍的槍炮聲突然停止了，空曠的河灘上一片死寂。夕陽下，人和馬的尸體重重叠叠，鋪滿了河灘，漂浮在河面上。來自雪山的潔淨河水，已染成紅色。撲打著河岸的浪濤聲，仿佛在訴說無盡的哀傷。

14

    有了這些種族滅絕似的大屠殺，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薩屠城發生時，一個名叫溫巴丹增的幸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達賴喇嘛走了，這場戰爭我們已經贏了。

    五十二年後的今天，重溫這句話，格外驚心動魄。

    千百年來，藏人通過宗教來尋求精神的奧秘，以畢生的祈望追求著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達賴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義，生活的目標，生命的價值。達賴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徵，藏人甘願爲之而戰，爲之而死。

    當中共的大炮機槍隨時威脅著十四世達賴的人身安全時，拉薩城裏無數的藏人都在擔心：要是達賴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達賴及時出走，避難印度。這次行動堪稱絕處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傳統，不僅得以存活，得以延續，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滅的信心與希望。

    溫巴丹增的話就說出了這一層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預見性。一味迷信暴力和專制的毛澤東以及他的黨棍們，既不可能懂得達賴喇嘛的神聖地位，也不可能看到達賴喇嘛對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當我們仔細觀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見：中共的統治已經完全失敗。

15

    依靠槍杆子占領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著槍杆子才能維持。駐防拉薩的軍隊和武警，數量已超過常住居民。即使面對血腥的鎮壓，藏人的反抗和暴動，何曾停息過？中共當局敢有絲毫的鬆懈麽？

    在寺廟裏成立管理委員會，安插綫人，隨時監控僧衆。隔三岔五搞愛黨教育，强迫僧衆譴責達賴喇嘛。效果如何？我們看到的是：僧衆走在反抗中共統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衆舉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鎮壓後，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殺。他在遺書裏寫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國的壓迫下，不要說一天，甚至一分鐘也不願意。這就是西藏僧衆的心聲！

    一個拒絕普世價值的政權，不可能産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識形態說教，不要說藏人了，就是中國人裏也沒幾個不把它當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來，中共發展了幾十萬藏人黨員，培養了幾萬名各級藏人官員。在西藏的所有關鍵領導職位，却全部由漢人官員承擔。多年來中共對藏人洗腦不遺餘力，改變了什麽？終究，還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幾年，在西藏大把撒銀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顯提高，但金錢難買藏人的民族意識和一顆執著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過西藏。跟藏人聊天時，只要一提到中共欽定的班禪喇嘛，每個藏人都會說：那是你們的班禪。界綫一清二楚。另外，藏人通常只說：我是西藏人。而不會說：我是中國人。見微知著，一個擁有自己的語言、土地、文化和悠久歷史的民族，怎麽可能與一個曾經幾乎毀滅這個民族的政權，認同呢。

16

    什麽是西藏問題？說透了，就一句話：藏人永遠不會接受外來的統治。

    讀罷李江琳的書，我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十四世達賴提出的「中間道路」，即：藏人自治。無疑是最佳選擇。從現實出發，這條道路既滿足了中原漢人的大一統情結，也保證了藏人能「安安靜靜過自己的日子（十四世達賴的話）」。

    只是中共决不會接受。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在西藏這盤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變動，也足以令中共擔心會全盤皆輸。

    每個關心西藏的人，沒有不悲觀的。許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來：等到中國實現民主，西藏問題也就解决了。問題是眼下，有沒有可能撼動中共這棵盤根錯節的大樹？

    2008年藏人暴動時，中共召開緊急會議，一位與會者告訴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講話時，手抖，聲音也抖。周永康爲什麽發抖？畢竟時代不同，國際環境也不同了。當年的毛澤東，有蘇聯人撑腰，加上閉關鎖國，西方陣營遠不够强大。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濫殺。如今西方陣營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發展，還得仰仗西方市場。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爲，一旦引發西方世界的强烈反應，一次嚴厲的經濟制裁足以讓中國大亂。中共近來聲稱：西藏問題是美國人製造出來的。由此可見，美國人的支持對西藏的未來舉足輕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來談判西藏的自治問題，取决于兩種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壓力與藏人的反抗。儘管西方輿論對十四世達賴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沒有藏人爭取自由的行動，便無法獲得世界的關注，西方壓力也就難以升溫。換句話說，只有持續反抗，才能改變西藏的命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