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
 
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
作者: 張 樸

特稿

更新於︰2011-12-07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一本書,如果能使你拿起就放不下;一本書,如果能讓你反復向朋友們推薦;一本書,如果能改變你一向堅守的觀點。這本書必定非同尋常。《1959,拉薩!》,就是這樣一本書。

●  德國媒體2010年9月16日一篇關於中共入侵西藏歷史的報導,1955年青藏公路通車後,中共大軍長驅直入西藏首府拉薩。(互聯網)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一)

    多次與李江琳討論西藏,記憶猶新的,是她提到1950年1月毛澤東發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好一個「必須」,毛澤東無意中承認了1949年以前,西藏事實上已經獨立。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人。那些高談自古以來,西藏就是中國一部分的人,爲何不:睜眼,翹指,翻幾頁史書?

    一千五百年前,藏人建立起强大的吐蕃國。以遠征印度著名的國王松贊干布,曾直接侵入唐朝本土,迫使唐太宗獻出文成公主求和。唐肅宗時期,吐蕃已占領唐朝大片土地,面對安史之亂的肅宗,不得不答應每年向吐蕃進貢五萬匹絲綢,以求停戰。七年之後,唐代宗反悔,吐蕃震怒,攻入長安,代宗出逃,吐蕃立金城公主兄弟爲唐朝皇帝。藏人的這段英雄凱旋史,怎麽就被那些崇拜帝王的中共寫手們忽略了?

    1207年,在成吉思汗大軍的壓迫下,西藏成爲蒙古帝國的一部分。七十二年之後,整個中國步了後塵。在元世祖忽必烈統治下,藏人八思巴被尊爲帝師,而漢人的地位等而下之,受盡歧視。至今有不少漢人忘了祖上做亡國奴的悲慘,嘮叨什麽:西藏從元朝起就屬于我們的。莫非,漢人成了成吉思汗的子孫?如果按亡國的先後順序,以及與蒙古人的親疏關係,藏人是不是更有理由說:中國曾是我們的一部分?

    當中國與西藏擺脫蒙古人的統治獨立後,前者建立了明朝,後者出現了割據。兩者之間的聯繫,很少。雖有不同教派的西藏喇嘛訪問中國,史料也記載了皇帝對喇嘛們說的客套話,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明朝對西藏行使過主權。五世達賴與當時的主要政治對手藏巴漢,曾各自派出使者,不遠萬里去滿洲拜見大清帝國皇太極,誰把漢家的明朝皇帝放眼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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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帝國征服中國時,搬入北京還不到一年的順治皇帝,就向五世達賴發出邀請。順治的父親皇太宗,也曾遣使者去見達賴喇嘛。順治皇帝甚至提出要親自到邊界「拜見相迎」,後終因戰亂而作罷。

    五世達賴會見順治皇帝,有必要大書一筆。此行不僅顯示了西藏作爲一個國家的影響力,而且表明了達賴喇嘛的獨立統治者身份。中共的寫手們把五世達賴會見順治皇帝,貶低爲:以臣服地位覲見皇帝。試問:天下可曾有過這樣的皇帝,爲見屈服稱臣的人,要跑到幾千里之外去迎接?

    五世達賴1652年初從拉薩去北京,三千隨從,浩浩蕩蕩。順治皇帝派皇親國戚沿途迎送。接近北京時,歡迎隊伍愈發精彩,數千人手持兵器、華蓋、飛幡、寶幢,在鼓樂齊鳴中恭候。順治皇帝不僅出城二十裏外相迎,而且耗資九萬兩白銀專門爲五世達賴修建了一座金碧輝煌、如同仙境一般的行宮。

    順治皇帝是虔誠的藏傳佛教徒,據說曾一度想放弃皇位出家。但他急著要見達賴喇嘛,不惜斥巨資大獻殷勤,其中政治原因更多于宗教。據清史載,當時的蒙古諸國,一直在跟清軍作戰,而征服中國的戰爭還沒結束,不堪重負的清廷有求于達賴喇嘛。由于宗教的聯繫,達賴喇嘛在蒙古人中地位極高。大清皇帝意欲通過達賴喇嘛從中調停,化解滿蒙之間的緊張關係。

    五世達賴做到了:1667年代表蒙古諸國,與大清帝國劃定雙方邊界。1673年吳三桂舉兵反抗大清帝國,無論是康熙,還是吳三桂,都派人前往拉薩求援,達賴喇嘛的答復是:如果派遣勇猛的蒙古厄魯特鐵騎,會對你們雙方都不利。這番話,盡顯一國之尊的能力、氣度。

    在藏人歷史上,五世達賴堪稱最杰出的政教領袖之一。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清除政治對手,統一全藏。派軍隊收復西藏的康區(現今四川、雲南的一部分)。修建雄偉的布達拉宮。順治皇帝把「西天大善」的尊號贈給他,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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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紀初,西藏的地位出現轉折。

    1705年,蒙古和碩特國末代國王拉藏汗奪得西藏統治權,廢黜幷害死六世達賴,讓自己的兒子取而代之。康熙皇帝站到了拉藏汗一邊,派欽差到拉薩幫助拉藏汗鞏固統治。隨後又承認了假達賴。作爲回報,拉藏汗開始向大清帝國進貢。儘管拉藏汗不是藏人,但他以西藏統治者身份進貢,等于把西藏的地位降爲屬國。

    1717年,蒙古準噶爾國以恢復合法達賴喇嘛爲名,派兵攻占西藏,殺死拉藏汗,囚禁假達賴。同時又燒殺擄掠。康熙皇帝乘機出兵,于1720年趕走了準噶爾。此時被藏人擁戴的七世達賴藏身于西藏安多。康熙下令讓軍隊護送他去拉薩。藏人視清軍爲救星,沿途載歌載舞,踴躍歡迎。就這樣,大清帝國在西藏站住了脚。

    康熙的將領們廢除了原有的大權獨攬的第司職位,改設四名政務官(噶倫)共同管理西藏。還留下一支軍隊駐扎。在康熙看來,對西藏的征服已經完成。他在上諭中說: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向化,三藏、阿裏之地,俱入版圖。

    從雍正到乾隆,爲經營西藏,皇帝們不僅多次用兵,平息內亂,鎮壓反抗,擊退尼泊爾對西藏的入侵。還搞了諸多措施,如派遣駐藏大臣,分割西藏領土,重申達賴喇嘛的政教領袖地位,兩次頒布「藏內善後章程」,其中規定對達賴喇嘛等重要活佛的轉世認定,須采取金瓶掣簽的方式。嘉慶、道光年間修訂的「大清一統志」以及繪製的世界地圖,西藏均被劃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但這一切,幷不能表明,西藏已成爲大清帝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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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年,英國外交家托爾納進入西藏,他在報告中稱:藏人經常避免承認完全附屬于大清皇帝。即使是中共的寫手們,在談論大清帝國對蒙古、新疆的統治時,振振有辭:設立了多少邊防站;從上至下的行政系統如何完整;委任了哪些官吏去管理。可一說到西藏,就空洞無詞了。這也難怪:社會制度是藏人的,政府是藏人的,官吏是藏人的,貨幣是藏人的,稅收是藏人的,邊防是藏人的,海關是藏人的。跟大清帝國一毛錢關係也沒有。

    被視作控制西藏主要手段之一的「金瓶掣簽」,形同虛設。首次實行應在1808年,從確定九世達賴開始。然而,直到1877年確定十三世達賴,幾乎都是藏人定誰是誰,大部分沒搞金瓶掣簽,搞過的也只是走過場。

    代表皇帝管理西藏的駐藏大臣,多數時間裏有名無實。大權掌握在西藏政府攝政或達賴喇嘛手裏。在西方傳教士眼裏,駐藏大臣只是皇帝派來監督藏人行動的大使。到十九世紀後半葉,連這點功能也消失殆盡。英國人在北京拿到前往拉薩的護照,藏人不予理睬。英國與大清帝國簽訂的西藏商務協定,因爲沒有藏人的同意而成一紙空文。

    晚清朝廷意識到西藏正離它而去,從1906到1910年,大規模調動軍隊入藏,宣布取消達賴喇嘛稱號,派遣更多的行政官員去拉薩,直至接管西藏政府。用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的話:整頓西藏非收回政權不可,欲收回政權非用兵不可。只是,爲時已晚。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爆發,的確有可能,清政府會把西藏變成像新疆一樣的行省。1912年大清帝國土崩瓦解,爲藏人鋪就了一條通向完全獨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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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年流亡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在寫給清政府代表的信中,把大清帝國與西藏的關係稱爲「供施關係」。也即:施主與僧人的關係。由于這是一種宗教性的表述,難以解釋國家、主權、內政、外交等政治領域的複雜現象。其實不妨應用西方政治辭典,結合兩者之間的演變過程,大清帝國與西藏的關係完全可以定義爲:宗主國與附屬國。

    宗主國垮臺,附屬國走向獨立,西藏已擁有作爲國家的一切要素。1913年,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發表著名的「水牛年宣言」,其中提到:西藏是一個獨立自由的佛教國家。民國總統袁世凱提出要恢復達賴喇嘛的稱號,十三世達賴表示不需要,他告訴袁世凱:我是西藏政教的最高統治者。

    執政二十年,十三世達賴對內推行新政,辦郵政、開電廠,發展醫療教育。對外搞平衡外交,特別是在中英兩國之間周旋。這期間,中國在西藏連常駐代表都沒有。十三世達賴圓寂後,民國政府找了個吊唁的藉口,派代表去拉薩,想說服西藏政府歸順中國,最終一無所獲。1940年舉行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時,在場的民國政府代表也就相當于現在的貴賓角色。後來雖有了個駐藏辦事處,但既無權力也沒影響力。兩名在中國的美國軍官要入藏考察,得繞道印度向西藏政府申請。而蔣介石想修一條穿越西藏的中印公路,也被藏人斷然拒絕。中共的寫手們至今喋喋不休,把當年民國政府與西藏政府的關係,硬說成是中央與地方。除了編造謊言,可曾拿出半點像樣的證據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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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的「侍讀堪布」德爾智與外蒙古簽訂《蒙藏協定》,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脫離滿清之羈絆,與中國分離,自成兩國。

    然後的命運,竟有如此不同!蒙古獨立時,蔣介石沒脾氣,毛澤東肉麻支持。而面對事實上已經獨立的西藏,不僅蔣介石幾次威脅要武力侵藏,毛澤東更是强行占領,血腥鎮壓反抗。

    1950年中共軍隊入藏前夕,毛澤東在接受蒙古駐華大使呈遞國書時,祝賀蒙古「早已脫離了中國的反動統治」。真是虛僞到極點:西藏不是更早就脫離了嗎?蒙古靠著强大的蘇聯作後盾,沒人敢惹。缺乏保護傘的西藏,只能任强權宰割。

    回首歷史,每當西藏執政者面臨大麻煩,幾乎都要請求外部力量來幫助解决。蒙古人、滿人、漢人、英國人,都伸出過援手。1910年十三世達賴在印度會見英國總督時,曾呼籲英國政府出面干預,以迫使清軍撤出西藏。隨後多年,西藏政府多次依靠英國的幫助,度過危機。但英國無力提供保護傘,正如英國當時的駐藏外交官黎吉生所說:西藏幅員遼闊,高山寒冷,荒無人烟,又缺乏交通運輸,英國人根本不敢承擔這個責任。

    藏人也沒做任何努力尋找保護傘,儘管生死攸關。甚至連爭取國際社會承認西藏地位這樣的事,也不去做。從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到中共,一再聲稱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當時的整個國際社會從來沒聽見藏人抗議過。把自己封閉起來過日子的結果是:中共軍隊入侵時,西藏政府去聯合國求救,大多數國家對西藏不是所知甚少,就是缺乏同情。十四世達賴後來向印度求援,尼赫魯總理說他無能爲力,因爲:從未有人正式承認過西藏獨立。

    在弱肉强食的國際環境裏,西藏政教合一體制的弱點更爲致命:由于行政從屬于宗教的需要,政治上必然趨于保守,滅改革于萌芽,對外關上大門。孤立于世界之外,得過且過,錯失良機,直至大難臨頭。尤其讓我感慨的,當年帶頭阻止聯合國討論中共入侵西藏的國家,竟是西藏最重要的支持者:英國和印度。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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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拉薩!》有一個顯著亮點:雖然是本嚴肅的歷史著作,讀起來像暢銷書,環環緊扣,波瀾起伏。李江琳的筆觸大多落在1959年拉薩事件前後,却令人浮想于時空之上,流連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我經常會生出一連串思索:爲什麽前赴後繼反抗中共占領的藏人,絕大多數是中共所說的「農奴」?爲什麽成百上千的普通牧民,手持土槍長刀與中共軍隊浴血拼殺,誓死護衛的是他們的頭人和喇嘛?爲什麽在西藏一千三百年有記錄的歷史上,沒有一起老百姓反對莊園主或政府的起義或暴動?

    李江琳先後十幾次采訪十四世達賴,達賴喇嘛對她說:你要記住,你寫書,不是因爲你支持我、支持西藏,而是因爲你要尋找真相。

    六十多年來,中共的寫手們無數次把污水潑向1959年以前的西藏,其中有個最喧囂的斷言:西藏是一個野蠻、落後的農奴制社會,占人口總數95%以上的農奴生活在農奴主的殘暴統治下。

    農奴制是西方人的用語,各個國家各有不同特徵,俄羅斯的農奴制具有典型性:1,農奴耕種農奴主的土地,沒有農奴主的批准,不得離開。如果農奴擅自離開,會受到國家的懲罰。2,農奴主可以把農奴連同土地一起買賣、抵押或轉讓。3,農奴主的産業往往以農奴的擁有量來衡量。

    那麽,當年的西藏呢:

    全部土地屬于政府財産。不管是官員、莊園主還是寺廟,都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勞動階層主要有兩部分:牧民和農民。也就是被中共稱爲農奴的部分。前者約占總人口的40%,以草原放牧爲生;後者約爲55%,其中大多數租地耕種,少數出賣勞力或從事手工業。

    幾乎所有的牧民都是有産者,區別只在財産的多少。根據當時對草原部落的一個調查報告:貧窮牧民每戶平均擁有7頭牦牛,20只綿羊,10只山羊。農民中除了少數無業游民,大多數都能依靠種地維持生活。另外還有租下大量土地再分租給其他人的農民,這類人中有的財産甚至多過莊園主。農民也可以開墾荒地,開墾後的土地無需交差稅。

    拉薩政府從未頒布過任何法令,禁止藏人自由遷徙。無論是農民還是牧民,可以離開租種的土地或牧場,搬往他處,或繼續種地放牧,或改換身份,打工、賣藝、經商。既不會受到懲罰,更不可能成爲莊園主擁有的産業。

    當土地從一個莊園主轉給另一個莊園主,或政府把土地分封給某人時,租種這塊土地的農民也跟著過去。但這决不是對人的轉讓或買賣。西藏面積雖大,可耕地却太少,農民沒有太多選擇,只能跟著土地走。就像工人在工廠裏幹活,工廠換了老闆,爲了生計,工人還得繼續在廠裏幹。

    顯而易見:西藏不存在所謂的農奴制,西藏的農民或牧民也不是什麽農奴。比較一下中共,其建國不久,就以嚴厲的戶口制和公社化,加上各種凶惡的專制手段,剝奪了一切做人的權利和自由,把中國老百姓變成名副其實的奴隸。就是這樣的政權,占領西藏時,用的名義竟是「解放農奴」!五十年後的2009年,中共又把「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强加給了西藏,這不僅是污辱當今的藏人,而且是對藏人先輩的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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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所謂的「殘暴統治」,中共是這樣宣傳的:比歐洲中世紀還黑暗。不光莊園主、政府官員,甚至寺廟裏的喇嘛,對老百姓動輒施以酷刑。1958年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一次會議上羅列了酷刑的內容: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好傢伙,恨不得把所能搜羅到的酷刑名稱,一股腦全栽給西藏。

    我看過不少中共土改工作隊寫的回憶文章。那些被精心挑選出來到批鬥會上訴苦的農民或牧民,凡是曾經受過懲罰的,談到的都是被鞭子抽打。沒有一個人看見過或遭遇過剝皮、抽筋、割舌、割鼻、割耳、挖眼、烙刑。當年的西藏幷非沒有酷刑,直到19世紀,在西藏的法典中,合法的酷刑主要有:砍掉肢體和挖眼。但這些都是針對罪犯或政敵的,而在實際上,很少施行。

    1896年前後,十三世達賴廢除死刑。同時期的大清帝國,每年用淩遲、砍頭等等方式處死的人,數以萬計。1913年,十三世達賴宣布取消砍掉肢體的酷刑。十七年後的1930年,在中共的江西蘇區,毛澤東下令肅反,大規模逮捕和處决他不喜歡的紅軍官兵。據幸存者的報告,酷刑多達一百二十種,包括:吊打,坐老虎凳,用篾片插入手指甲,把槍通條燒紅後捅肛門,火燒陰道。有一種叫「仙人彈琴」,用鐵絲從睾丸穿過,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後用手撥拉,像彈琴一樣。

    掌權後的毛澤東,把中國變成一座大監獄。從土改、鎮反到文革,折磨中國人的酷刑種類,數不勝數。不知多少人慘死在酷刑下。至今,在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的記錄裏,中共政權依然是濫施酷刑的國家。當年汪鋒把西藏稱爲殺人魔窟,如今他的在天之靈是否會捫心自問:中國與西藏,哪片土地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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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真相。真相!

    當年的西藏,人人都可以擁有槍,莊園主們,政府官員們,幷不擔心農民或牧民會把槍口對準他們,有著何等的自信!害怕的是中共,1950年代藏人暴動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要收繳他們的槍。今天的中國老百姓,連買菜刀都需要實名登記。和諧社會在哪里,一目了然。

    藏人中也有罪犯,也有壞人,但在整個社會中無足輕重。西方探險家發現,老百姓看上去對貴族或官員顯得恭敬和順從,這幷不妨礙他們表達獨立的意見。老百姓可以告官員,告寺廟,告莊園主。到縣府,到拉薩上告。我就讀到過一些告贏的案例:有農民去縣府告管家用大秤收酥油,迫使管家換成了小秤;有牧民因債務問題要派出十九名代表去拉薩告狀,最終圓滿解决。而社會等級也不那麽森嚴。士兵可以因勇敢而獲得爵位;低層僧侶可以通過努力升爲大喇嘛;農民可以臨時代替縣長行使職權;十四世達賴就産生于普通農家。

    對寺廟既恨又怕的中共,故意忽略了寺廟的很多社會功能:學校,文化載體,醫院。寺廟派僧侶去拉薩學醫,回來後也爲當地老百姓治病。寺廟還相當于銀行和救助機構,不僅貸款給農民,荒年時寺廟會開倉救濟。從1959年到1961年三年時間,西藏的兩千五百餘座寺廟,97%以上都被中共摧毀。

    由于西藏的氣候惡劣,土地貧瘠,糧食産出低,能賺錢的産品很少,人們普遍過著簡單而貧困的生活。但心靈是平和的,社會是安定的,這表現在:自殺現象幾乎不存在。很多人提到過的另一現象是:即使在灾荒年,也沒有人餓死。佛家的慈悲爲懷升華人心,不論富人還是窮人,人人都有濟貧施捨的習慣。討飯也能爲生。十四世達賴的母親,就是個充滿愛心的人,她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飯食送給饑餓的人。

    從1959年開始,中共連續搞了三年征糧運動,把藏人家中本來就不多的糧食、肉類、酥油,差不多全部奪走,運往中國內地。造成藏區哀鴻遍野,餓殍載道。人類歷史上有過多少這樣的解放者:以人爲製造的饑荒,來餓死據稱是被解放了的「農奴」?

    1979年底,一時疏忽的中共,加上過分自信,讓流亡在外的十四世達賴的代表團去了西藏。中共高官以爲,經過多年壓迫與洗腦,藏人會向達賴喇嘛的代表們扔石頭、吐口水。殊不知,成千上萬的藏人從四面聞訊趕來,一浪又一浪的哈達拋向代表團,匍匐在地的,哭喊的,歡呼的。拉薩街頭拉起「西藏屬于藏人」的標語,有人帶頭唱起了西藏獨立歌。

    如今的中共,我想再也不會疏忽了,因爲中共已完全喪失自信,而且總算明白了:它可以占領西藏,却永遠也征服不了藏人。

西藏不相信眼泪——讀李江琳的《1959,拉薩!》(之三)

11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中共總結爲:一場徹底解决西藏問題的戰爭。任何人,只要讀了李江琳的書,都不難得出另一個結論:這是一場大屠殺,旨在從肉體上盡可能多的消滅反抗中共的僧俗藏人。當時中共僅炮火轟擊的目標就有十七處,其中僅羅布林卡一地,據參戰的中共軍人回憶,被炸死的藏人多達五千人。

    這場大屠殺的導火綫,表面看是成千上萬的藏人圍住羅布林卡,阻止十四世達賴去觀看中共安排的歌舞表演。而實際上,中共早有預謀和計劃。底層藏人的武裝暴動,已經持續三年多,遍及藏區,規模越來越大。要想中共不痛下殺手,也難。

    一開始西藏上層似乎對中共仍抱有幻想,因爲中共玩了個花招。1950年秋季打垮藏軍主力後,中共突然宣布和平談判,幷在第二年邀請藏人代表去北京,簽署了一個宣稱不改變西藏現存制度的「十七條」協議。十四世達賴後來對李江琳回憶他當年的感覺時說:我不明白爲什麽要簽協議,解放軍帶著武器走過來就行了。

    很明顯,中共還沒做好全面控制西藏的準備。公路尚未建成,大量的軍隊、物資以及各級幹部沒法運進去。又擔心印度等鄰國的反應。爲了表現所謂的和平誠意,毛澤東親自出馬,在十四世達賴面前扮演了一個通情達理、關懷備至的角色。比如毛說:沒有必要讓中國政府來直接管理西藏。達賴喇嘛聽後認爲這是他的一個勝利。毛甚至對達賴喇嘛說:西藏可以擁有自己的國旗。令一旁做翻譯的中共西藏工委委員平措旺杰興奮不已。他在中共監獄裏蹲了二十年後,依然認爲這是毛的真實想法。平措旺杰哪里知道,毛早在1950年1月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裏,就已經下令要在西藏建立中共的獨裁制度。

    有了十七條,便有了西藏上層與中共占領軍的握手言歡:藏人的噶珠歌舞隊和解放軍文工團在一起合奏「東方紅」;宴會上藏軍的團長、營長同解放軍軍官們互相敬酒、乾杯。布達拉宮南捷寺的僧人表演藏戲,看臺上不乏中共高官。住在拉薩的貴族們大都與中共有貿易來往,其中的二十來個家族與中方的交易金額高達九百多萬銀元。普通藏人把貴族譏諷爲:長著兩個頭的人。不過這種狀况幷未持久,1956年初春,位于西藏高原邊緣的色達草原上,響起了反抗的第一槍。

12

    當蒙古人或滿族人以某種方式征服西藏時,幾百年間,底層藏人暴動過嗎?沒有。究其原因,無論蒙古人或滿族人,不僅不破壞傳統的西藏社會,而且給以相應的尊重。藏人的宗教、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對藏人來說,猶如生命一樣,最爲寶貴。當中共强占了藏人的家園,還要肆意摧殘其「生命」時,藏人豈能不反!

    1956年初春,中共派遣的工作隊在色達及周圍地區,搞了一場稱作「民主改革」的運動。中共的打算是從中取得經驗,爲將來改造整個西藏做準備。又是民主又是改革,何等堂皇的美詞,却掩蓋不住恐怖的事實:

    接二連三的批鬥會,逼迫兒女揭發父母,雇工揭發雇主,窮牧民揭發富牧民,財産少的農民揭發財産多的農民,普通僧侶揭發大喇嘛。乞丐和無業游民充當打手。批鬥會上,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群起毆打被批鬥者。有時害怕自己受折磨,一家人不得不自相攻擊。很多藏人就死在這些批鬥中。

    一次批鬥當地寺廟喇嘛,工作隊員用繩子勒住他的嘴,像對待牲口一樣把頭猛往後一扯,往他嘴裏倒尿,逼他喝下去。喇嘛堅持不喝,就把尿潑了他一臉。一些村民看不下去,站起來高聲喊:我們的喇嘛做什麽了,你們這樣迫害他?不由分說,解放軍士兵上前把喊話的人帶走了,押上卡車,關進監獄。

    工作隊來到一個名叫居美的藏人家,搜繳槍支。當時居美遠在康定,家裏只有他的母親和妻兒。他們告訴工作隊,槍被居美帶走了,家裏沒有武器。接下來發生的事令人震驚:居美一家老小,全部被槍殺。

    這場後來果然推廣到整個西藏三區的運動,目標從一開始就十分清楚:收繳槍支是爲了阻止藏人反抗;所有的有影響力的有財産的有地位的人物,不管他是莊園主還是普通農牧民,不管他是頭人還是喇嘛,必須一網打盡,以建立牢固的獨裁制度;盡可能多的搗毀寺廟和遣散僧侶,以便打碎藏人的精神支柱,瓦解凝聚力的所在,迫使藏人依附于中共政權;用分配土地來爭取少地或無地的藏人的支持,再以合作化公社化的方式,把土地從藏人手頭奪走,最終使藏人淪爲受奴役的勞動工具。

    不是沒有哭泣過,不是沒有乞求過,該說的理都說了,沒用。忍無可忍的藏人,一呼百應,暴動了。1956年不到一年時間,僅西藏康區就有十余萬藏人,拿起土槍、刀劍、斧頭,進山打游擊。或幾十上百人,或數以千計,雖沒有統一指揮,却有共同目標,時而襲擊工作隊、運輸車隊、兵站、道班或中共政府所在地,時而破壞公路和橋梁。反抗蔓延到西藏各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支民間武裝,史稱「四水六崗衛教志願軍」,活躍在距拉薩三百公里外的山南地區,與中共軍隊打過幾次硬仗。

    組成這些游擊隊的,絕大多數是農民、牧民、商販、普通僧侶,其中還有一些被中共發展成爲党團員的藏人。面對解放軍的飛機、大炮、裝甲車、輕重機槍,沒有一個藏人想過他們最終能獲勝。但,爲了保家、護教,他們寧可玉碎,不爲瓦全,走上了抗擊占領軍的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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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2月色達暴動後,195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發出狠話:要準備大打,仗越打得大,越打得徹底,越好。

    或許就在這時,中共意識到,藏人决不會接受外來的統治。因此中共要用屠殺來迫使藏人屈服。而這兩個字「徹底」,正好預示了這場持續六年的屠殺,將有著怎樣的殘忍和血腥。

    暴動的藏人在理塘與中共軍隊發生戰鬥,四周的老百姓紛紛到理塘寺廟躲避。中共軍隊懷疑僧侶們幫助暴動的藏人,包圍了寺廟,僧侶們拒絕投降,轟炸機飛臨,炸彈從天而降。硝烟散盡後,這座1580年由三世達賴建立的著名寺廟,斷壁殘垣,化爲廢墟。八百多個男女老少,血肉橫飛,盡成灰土。

    位于西藏安多的循化縣,中共以學習名義,關押了當地活佛。憤怒的藏人圍住縣城,要求放人。解放軍兩個團參與鎮壓,用機槍掃射這些手裏連棍棒也沒有的農牧民和僧侶,當場打死五百多人。隨後又大肆捕人。循化縣人口僅一萬餘人,竟抓走兩千多,包括所有青壯年男人。這些人再也沒有回來。寡婦村,知多少,從此一座座前無古人地出現在西藏高原上。

    就連逃亡的藏人也不放過。草原上的藏人部落,一般規模不大,通常百十來戶。爲了躲避中共的控制,他們趕著牲畜,帶著帳房和可移動寺廟,整體遷徙,只想找到一處能够安居的地方。中共的軍機追上來,俯衝掃射、轟炸。李江琳記錄了飛行員的回憶:藏人就像螞蟻群被開水澆了一下那樣,狼狽地四處逃竄,有的向河裏跑,有的向山下跑,有的向山上跑。軍機裏的軍人們在機艙裏高喊:打得好!我也看到過類似回憶:某部落正安營扎寨,燒水煮茶。解放軍望見炊烟裊裊,立刻合圍,輕重機槍、衝鋒槍、手榴彈一齊上,最後殲滅了整個部落。八十多歲的居欽圖丹告訴李江琳,當年他逃往拉薩時,路途中親眼目睹了這樣的慘景:一頂頂冷清的帳篷裏,婦女兒童老人的血,牛羊的血,浸透了養育過他們的草原。

    最「徹底」的一幕,發生在羅布林卡,當時聚集在那裏的藏人,超過五千。除少數藏軍官兵和政府官員外,基本上是農牧民,還有藏軍家屬、馬夫、園丁、僕人和僧侶。儘管除了血肉之軀,他們沒什麽像樣的武器。但爲了保護十四世達賴,他們不惜與中共軍隊决一死戰。不過他們再也沒機會了,甚至看不到一個解放軍,就被中共的炮火屠殺了。

    中共炮兵早已對羅布林卡完成了射擊諸元準備,以確保對任何目標,一打就中。1959年3月20日下午,威力强大的蘇制122毫米榴彈炮,76毫米加農炮和120毫米迫擊炮,一齊向羅布林卡轟擊。炮彈排成一條綫,彈群互相交叉,一層一層向前推進,如同地毯似轟炸。在現場指揮的中共炮連連長王國珍後來這樣寫道:在炮火猛烈打擊下,驚恐萬狀的匪徒們發瘋似的四下逃命,但不論逃到什麽地方,不是肢裂,就是尸分,任憑他們鬼哭狼嚎,也無處躲藏。

    臨近傍晚,炮火中殘存的上千藏人,或騎馬或步行,沖向渡口,試圖渡過拉薩河,奪路逃生。中共軍隊預先設下伏擊陣地,機槍大炮立刻狂射。王國珍形容殺戮現場說:槍彈在匪群中大顯威風,撕裂了叛匪的胸膛,劈下了叛匪的頭顱,炸翻了叛匪的馬匹。在爆炸的烟塵裏,叛匪們人呼馬嘶,紛紛倒下。受傷的馬匹亂竄,驚慌的匪徒狂奔。

    就這樣過去了兩小時,解放軍的槍炮聲突然停止了,空曠的河灘上一片死寂。夕陽下,人和馬的尸體重重叠叠,鋪滿了河灘,漂浮在河面上。來自雪山的潔淨河水,已染成紅色。撲打著河岸的浪濤聲,仿佛在訴說無盡的哀傷。

14

    有了這些種族滅絕似的大屠殺,足以使藏人服服帖帖了吧。

    然而,就在拉薩屠城發生時,一個名叫溫巴丹增的幸存者,說了這樣一句話:達賴喇嘛走了,這場戰爭我們已經贏了。

    五十二年後的今天,重溫這句話,格外驚心動魄。

    千百年來,藏人通過宗教來尋求精神的奧秘,以畢生的祈望追求著通向免于悲苦的自由之路。有達賴喇嘛在,藏人就有了生存的意義,生活的目標,生命的價值。達賴喇嘛已是西藏的象徵,藏人甘願爲之而戰,爲之而死。

    當中共的大炮機槍隨時威脅著十四世達賴的人身安全時,拉薩城裏無數的藏人都在擔心:要是達賴喇嘛出了事,西藏就完了。幸得十四世達賴及時出走,避難印度。這次行動堪稱絕處逢生:藏人的宗教、文化和傳統,不僅得以存活,得以延續,更使藏人因此保持了生生世世不滅的信心與希望。

    溫巴丹增的話就說出了這一層意義。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預見性。一味迷信暴力和專制的毛澤東以及他的黨棍們,既不可能懂得達賴喇嘛的神聖地位,也不可能看到達賴喇嘛對這片土地的决定性作用。當我們仔細觀察今日西藏,昭然所見:中共的統治已經完全失敗。

15

    依靠槍杆子占領西藏的中共,至今依然靠著槍杆子才能維持。駐防拉薩的軍隊和武警,數量已超過常住居民。即使面對血腥的鎮壓,藏人的反抗和暴動,何曾停息過?中共當局敢有絲毫的鬆懈麽?

    在寺廟裏成立管理委員會,安插綫人,隨時監控僧衆。隔三岔五搞愛黨教育,强迫僧衆譴責達賴喇嘛。效果如何?我們看到的是:僧衆走在反抗中共統治的最前列。2008年3月27日,格德寺僧衆舉行的和平示威遭到鎮壓後,僧人洛桑金巴上吊自殺。他在遺書裏寫道: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國的壓迫下,不要說一天,甚至一分鐘也不願意。這就是西藏僧衆的心聲!

    一個拒絕普世價值的政權,不可能産生任何凝聚力。中共的那套意識形態說教,不要說藏人了,就是中國人裏也沒幾個不把它當垃圾的。自1950年入侵西藏以來,中共發展了幾十萬藏人黨員,培養了幾萬名各級藏人官員。在西藏的所有關鍵領導職位,却全部由漢人官員承擔。多年來中共對藏人洗腦不遺餘力,改變了什麽?終究,還是不信任、不放心。

    中共不是不想挽回人心,最近十幾年,在西藏大把撒銀子。藏人的生活水平已有明顯提高,但金錢難買藏人的民族意識和一顆執著的「西藏心」。我的老家成都居住了很多藏人,我也去過西藏。跟藏人聊天時,只要一提到中共欽定的班禪喇嘛,每個藏人都會說:那是你們的班禪。界綫一清二楚。另外,藏人通常只說:我是西藏人。而不會說:我是中國人。見微知著,一個擁有自己的語言、土地、文化和悠久歷史的民族,怎麽可能與一個曾經幾乎毀滅這個民族的政權,認同呢。

16

    什麽是西藏問題?說透了,就一句話:藏人永遠不會接受外來的統治。

    讀罷李江琳的書,我越發清晰地認識到,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十四世達賴提出的「中間道路」,即:藏人自治。無疑是最佳選擇。從現實出發,這條道路既滿足了中原漢人的大一統情結,也保證了藏人能「安安靜靜過自己的日子(十四世達賴的話)」。

    只是中共决不會接受。一個風雨飄搖的政權,在西藏這盤僵局上,哪怕一次微小的變動,也足以令中共擔心會全盤皆輸。

    每個關心西藏的人,沒有不悲觀的。許多人把希望寄托于未來:等到中國實現民主,西藏問題也就解决了。問題是眼下,有沒有可能撼動中共這棵盤根錯節的大樹?

    2008年藏人暴動時,中共召開緊急會議,一位與會者告訴我他的印象: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講話時,手抖,聲音也抖。周永康爲什麽發抖?畢竟時代不同,國際環境也不同了。當年的毛澤東,有蘇聯人撑腰,加上閉關鎖國,西方陣營遠不够强大。這使得毛敢于在西藏狂捕濫殺。如今西方陣營是世界的主宰力量,中共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發展,還得仰仗西方市場。中共在西藏的任何胡作非爲,一旦引發西方世界的强烈反應,一次嚴厲的經濟制裁足以讓中國大亂。中共近來聲稱:西藏問題是美國人製造出來的。由此可見,美國人的支持對西藏的未來舉足輕重。

    能否迫使中共坐下來談判西藏的自治問題,取决于兩種力量的强度:西方的壓力與藏人的反抗。儘管西方輿論對十四世達賴的支持毫不含糊,但沒有藏人爭取自由的行動,便無法獲得世界的關注,西方壓力也就難以升溫。換句話說,只有持續反抗,才能改變西藏的命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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