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的權利意識覺醒
 
勞工的權利意識覺醒
作者: 野 渡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0-07-01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五月起全國蔓延的罷工潮,反映中國工人社會地位與待遇的不斷下降與惡化。工人們要求建立獨立工會維護合法權利,但當局害怕重演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

  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的《時代》周刊宣布「中國工人」當選為該雜誌二○○九年年度人物亞軍,成為唯一一個「群體人物」。《時代》周刊尊敬地評價說:「中國經濟帶領世界走向經濟復甦的功勞首先要歸功於中國千千萬萬勤勞堅韌的普通工人」,「他們拋妻離子,背井離鄉,進入城市裡辛苦地勞作,他們堅毅的目光,照亮了人類的未來。」

  與《時代》周刊讚譽相反的是,這些生活在城市的邊緣和貧民區的低工資、低待遇、低福利、低人權的中國工人,他們在本國早已成為被遺忘的P民(網絡用語,指被當局踐踏的小老百姓),即使被人們提起,也是在連名字也不能公布的礦難或是在被譏為「自殺秀」的各種絕望討薪故事裡。在一項入戶調查裡,僅有百分之一的人選擇了願意做工人。中國的工人在這個號稱是「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已是淪落到幾乎是社會最底層的地步。

  然而在五月開始,中國的工人成為了中國、世界媒體的報道主角。以廣東佛山本田罷工為發端,彷彿推倒了多米諾骨牌一般,由外資工廠到國企,由沿海到內地,上海奇美、棗莊萬泰、南京新蘇、無錫尼康、深圳百達、大同星火、平頂山平棉、昆山錦港、綦江齒輪、北京現代、天津星光、西安兄弟縫紉、北京南火車站、湖北潛江客運、深圳美律、珠海偉創力、上海統寶、惠州亞成、昆山書元、本田中山、豐田天津、重慶啤酒等相繼爆發罷工,引發各界關注,成為輿論的焦點。從國內到國外,從官方喉舌到民間輿論,各種報道、分析、評論連篇累牘,連溫家寶也發出改善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呼籲。即使是在當局感覺到了罷工浪潮所帶來的威脅,而在六月份由中宣部頒布命令禁止媒體報道罷工事件後,在網絡微博、BBS、個人網站上仍然傳播著工人的苦難和抗爭信息。

中國工人罷工的現實背景

  自八十年代開始迄今的中國市場化的主要特點是權力主導市場,公權力與資本相互勾結,無視個人自由權利。這種完全歪曲現代市場經濟基本原則的發展結果就是勞動者幾乎沒能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他們創造的財富絕大部分都讓官僚集團和資本掠奪走,社會階層迅速分化,貧富差距日益懸殊。

  二○一○年五月廿一日《經濟參考報》刊登新華社研究員的報告稱:「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美國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了六成的財富,而中國則是百分之一的家庭掌握了全國百分之四十一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甚至遠遠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基尼系數是國際上較為通行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通常認為,基尼系數零點四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零點四,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新華社研究員的報告指中國基尼系數已從改革開放初的零點二八上升到二○○七年的零點四八,近兩年不斷上升,實際已超過了零點五,並警告說社會處於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有民間調查機構甚至認為目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已達零點五九。這個數據意味著社會上的一部分人已經一無所有,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這個犧牲品就是人數高達四億的中國工人。

  自一九八九年失去道義資源後,執政者急需利用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證明政權的合法性,經濟增長成為了維繫政權生存的手段,GDP 增長多少甚至成為了官員政績考核的依據,官員製造的GDP越高,獲得政治賞賜的可能性就越高。在政治升遷和權力尋租的雙重需要下,官僚集團和資本家的結合便水到渠成,出現了一個被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稱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時代。利益集團肆無忌憚地掠奪全民財富,權力與資本相互綁架尋求利潤最大化,對工人的合法權益置若罔聞,最大限度地彈壓工人的合理訴求,拼命人為壓低工人工資、勞動保障等勞動力價格。

  二○○九年中國的最低工資只是人均GDP的百分之廿五,不及世界標準人均GDP的百分之五十八的一半,一九八七至二○○九年,勞動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連續廿二年下降。目前在中國的GDP蛋糕分配中,政府和資本拿走了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工人報酬僅獲得百分之二十。順口溜「幹得比牛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還早,下班比小姐都晚,掙得比誰都少,五年後比誰都老。」反映了工人日益被邊緣化和淪為社會底層的現實處境。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的自由交流使得民眾權利意識日漸覺醒。構成當代工人階層主體的是八零後的年青人,他們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們渴望體面地勞動,有尊嚴地生活,得到參與的權利,追求自身利益的平等機會,不再甘於權益被剝奪,在缺乏正常的利益表達機制下,必然走向抗爭以表達自己的訴求。

中國勞工運動的新開端

  在是次工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人們提出了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眾所周知中國所謂的工會是政府領導下的一個花瓶機構,從來沒有反映工人訴求和捍衛工人利益。在佛山本田的工潮中,工會人員阻止工人罷工甚至毆打罷工工人,這是對號稱是「工人利益代表」的官方工會的絕大諷刺。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顯示出工人價值觀念的轉變,對官方的花瓶工會越來越失去信任。沒有獨立的、行使集體談判權捍衛工人權益的工會,工人只會處身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成為官權與資本相勾結的盤剝對象。在歷來視「組織化」為洪水猛獸,近年更加嚴厲打壓包括公盟、愛知行、德先生研究所等民間NGO不遺餘力的官方眼中,「獨立工會」的要求意味著對現存秩序結構的可能性顛覆,有媒體報道說官方已發出內部通知,要求工會與公檢法系統,吸收當年鄧小平有關波蘭團結工會如何推垮共產黨的講話,馬上采取軟硬兼施手段把工運壓下來。

  組成一個正常的公民社會必不可少的要素是各種多元開放的民間組織,這些團體加起來就是公民社會的基石。如果不能自由地組織起來,那公民就必然成了草民。公民團體與政府的良性博弈是雙方得以和諧共存並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執政者目前的「維穩」思維不加以改變,社會繼續缺乏包括獨立工會在內的正常利益表達機制,涉及民?利益的社會公正問題遲遲不能得到解決,則社會對官權的積怨將越來越大,將來付出的社會控制成本越來越高昂,最後只能是導致社會危機的爆發。

  中國工人階層以嶄新的姿態重返到這個國度的舞台中央,組建獨立工會的要求有別於以往中國工人單純停留在經濟訴求為主體的工潮,標誌著中國勞工運動走向從自發到自為、從生存權利到社會權利的新開端,以爭取個人自由、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為目標的中國民權運動正在迎來最重要的主力軍。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於廣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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