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東演變二十年，在中國瀰漫一些以訛傳訛的想當然惡評，其實蘇東已經成功的實現社會的和平轉型且讓居民享受到新制度的福利與公平。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教訓而是經驗。

●     從極權制度解放出來的東歐國家紛紛加入歐盟，回到自由歐洲大家庭。圖為東歐各國領袖2007年12月13日出席歐盟里斯本條約簽署儀式。（本刊資料）

 二○○四年《外交季刊》登過一篇文章「一個正常的國家」，作者是學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們針對當時西方媒體、學者和政治家將俄羅斯的情況描述得一團漆黑的情況，試圖論證俄羅斯的情況雖然不那麼好，但其實也不那麼糟，是個「經濟中等、政治湊合」的「正常國家」。之所以那麼多人唱衰俄羅斯，大約一則是因為很多人還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羅斯剛開始轉型的那幾年，二則因為蘇聯的歷史地位，人們對俄羅斯的預期太高，不能待以「平常心」。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的媒體和學界談到轉型後的前蘇東地區，也是條件反射般地將它與「亂」「崩潰」「衰退」「動盪」「教訓」等詞語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在很多中國人的腦海裡，蘇東的「轉型」成了「狼來了」裡面的那個「狼」。

蘇東人民生活水準高而平等

　　金雁的新書《從東歐到新歐洲》就是試圖幫我們摘下有色眼鏡，「用發展的眼光」，去觀察和瞭解一個正常化的中東歐。換句話說，這是一本挑戰迷思、破除成見的書。

　　成見之一就是轉型之後，中東歐各國經濟陷入崩潰邊緣，民不聊生。由於經濟體制的巨大變動和貿易體系的重組，很多中東歐國家在轉型初期的確經歷過經濟蕭條、通脹飆升的階段，但是轉型的陣痛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後逐步讓位於正常的發展。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機時期和個別國家，大多中東歐國家都經歷了相對高速的增長。比如就人均購買力ＧＤＰ來說，世行資料顯示，捷克一九九○年是一萬一千二百零九美元，二○一○年則達到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二美元；匈牙利則從八千七百七十八美元上升到一萬九千七百六十四美元；波蘭從五千四百七十三升到一萬九千零五十九美元；俄羅斯從九千一百一十九升為一萬八千九百六十三美元；就連經歷過戰火的塞爾維亞，人均購買力ＧＤＰ都從一九九七年的六千四百零七美元上升為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九美元......也就是說過去二十年大多中東歐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基本實現了翻番。中國由於起點低，經濟增長當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二○一○年中國的人均購買力ＧＤＰ仍然只有六千八百二十八美元，遠不足以驕傲地「一覽眾山小」。

　　更關鍵的是，中東歐的經濟發展沒有帶來急劇的貧富分化。從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來看，中國近年的基尼指數達到零點四八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數是零點二六（2005），匈牙利零點二五（2009），波蘭零點三五（2005），羅馬尼亞零點三二（2008），塞爾維亞零點二六（2008）......可以說，除了俄羅斯這個「特例」（二○○九年達零點四三），中東歐地區儘管市場轉型，依然屬於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區之一。

社會矛盾在議會吵好過遍地開花

　　成見之二是，轉型之後議會政治「吵吵嚷嚷」，政黨頻繁更迭，社會動盪不安。不錯，走向議會政治之後，中東歐各國實行了多黨政治。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都已經歷了幾次不同政黨之間的權力更迭。但多黨政治是否就一定會導致過度的社會動員，造成社會動盪？未必。固然，有了議會政治，媒體上會多出議員們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畫面，但如果一個社會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麼把矛盾放到議會這個「容器」裡讓官員幫助百姓打「代理戰爭」，可能反而比讓矛盾遍地開花要好。畢竟議員們在議會裡相互吹鬍子瞪眼，總好過民眾今天澆汽油自焚表達利益訴求、明天拿著刀去警察局砍人。

　　事實上，根據「政治不穩定指數」二○○七年的排名，大多數中東歐國家政治相當穩定：捷克的穩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蘭排在英國前面，白俄羅斯排在美國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臘前面。即使是烏克蘭式的顏色革命曾經伴隨著社會衝突的加劇，但衝突最後還是以一種「體制內」的方式和平解決──而和平地解決政治衝突，是民主相對穩固的一個顯著標誌。南斯拉夫式的內戰流血固然觸目驚心，但其中的矛盾源遠流長，米捨洛維奇煽動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早在轉型之前，恐非一個民主轉型可以全盤解釋。

蘇東私有化造成福利國家

　　成見之三則是我們多年來對「休克療法」不由分說的批判，對「漸進改革」不由分說的擁抱。長期以來一提到蘇東改革，我們就想起休克療法，而一提到休克療法，我們就搖頭嘆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訴我們：愛沙尼亞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發展得很不錯；白俄羅斯的改革很「漸進」，但是它發展得要慢的多；烏克蘭從來沒「休克」過，但是它的轉型經濟上幾乎可以說是最失敗；俄羅斯被視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適用過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現實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使得我們難以以「休克還是漸進」來鑒別改革的成敗。在金雁的分析裡，各個國家的歷史遺產和改革原初狀態，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釋力。

　　事實上在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金雁指出由於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療法很難出台和推行。強大的工會力量和民主的討價還價過程，使得多數中東歐國家改革進程「淅淅瀝瀝」。波蘭的格但斯克造船廠私有化談了五年，羅馬尼亞的日烏河谷煤礦私有化談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勞斯據說是標準的新自由主義者，但其執政期間只能推行高稅收高福利、反兼併反破產的政策。所以二十年改革下來，多數中東歐國家沒有改成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國家」。相比之下，中國某些地方一個市長或者廠長，一拍大腿就可以賣掉一個企業或產業的做法，反倒是顯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鏡觀察他國並不容易，因為我們腦子裡充滿了各種「想當然」。也許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我們怎麼看待他國，而是怎麼看待自己。其實中東歐國家現在肯定還存在諸多問題：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導致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經濟對外的高度依賴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機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國家極右翼政黨的興起令人擔心種族主義的復甦、一些國家的選舉爭端讓人憂慮民主是否在該地區已經穩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國家都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果因為中東歐國家的問題而忽略其進步與發展，甚至以之為藉口對自己的改革故步自封，就既是對他國的不公平，也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了。也許從《從東歐到新歐洲》這本書開始，我們思考蘇東轉型時，思考的就不應當僅僅是其「教訓」，而且也應該是其「經驗」了。

二○一一年九月八日

　（劉瑜：北京青年政治學者，原載《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