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變化應被視為民主化程式的完成，而這正是我們剛到達印度不久就孜孜以求的。因此，不能說這是對新領導權力的限制或削弱。由於得到了人民的授權，新領導，即使不超越人民，至少享有和人民一樣的權力。

專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仁波切

　　畢研韜（國際戰略傳播學會理事長）：桑東仁波切，您好！謝謝您再次接受我的專訪。今年您將從首席噶倫的位子上退下來。您可否透露一下退休後的計畫？

桑東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很高興再次接受您的專訪，特別感謝您的真誠關注和坦率意見。是的，我很快就退下來了。雖然起初我從事學術工作，但在過去幾十年內，我以不同方式積極投身於政治運動。退休之後，我計畫在達蘭薩拉附近安頓下來，專注於教育和著述。

畢研韜：達賴喇嘛是藏人的宗教領袖和精神領袖。傳統上，藏族是個政教合一的族群。您認為，達賴喇嘛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政治退休”的願望？

桑東仁波切：即使是今天，“流亡藏人憲章”本質上依然是政教合一的。所以說，這與達賴喇嘛本人無關。通過修改憲章，達賴喇嘛的全部政治與行政職責已成功移交給民主選舉的領導和機構。無論是在公眾層面還是管理層面，隨後我們將逐漸認識到，達賴喇嘛退休的決定將得到完全實現。

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的47歲洛桑桑格，被選為西藏流亡政府新總理。
左起：洛桑桑格、達賴喇嘛、桑東仁波切。

桑東仁波切：不可否認，隨著達賴喇嘛政治權力的移交，新政府和新領導所面臨的挑戰和責任是巨大的。但是，我不認為這些挑戰會削弱我們的團結。從根本上說，團結不僅僅取決於領導（人）。我清楚領導者對團結各界人士所發揮的作用，達賴喇嘛在這方面的作用尤其明顯。但是，我們的事業將是持久的，不會因某個人而受限制。原因如下：

　　我們的運動是正義和非暴力的。它決定著六百萬藏人的福祉。我們擁有悠久燦爛的歷史，擁有獨特的文化、種族、語言和傳統。藏人的強烈願望和真誠關切維繫著它。西藏及其人民的未來，整個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都無從保障。

畢研韜：沒有宗教的支撐和護佑，新當選的首席葛倫的權威性是否會被削弱？

桑東仁波切：新領導的權力不會因此受到削弱。相反，從今以後，人們將通過政治程式直接選舉領導。所以，有可能新領導將更具權威性。從20世紀60年代初，由於達賴喇嘛的指引、勇氣和遠見，我們曾試圖通過建立民主機構和制度來提升行政能力，儘管那時剛到印度不久，處處受到掣肘。這些改革的成果之一是，在過去五十年裡，藏人已經能夠選舉自己的議會代表，議會是我們的最高決策機構。從2001年起，葛侖赤巴（內閣總理）都是由代表直接選出的。所以，無論是立法還是行政，人民都享有充分的權力。

　　今天，我們可以宣稱，我們的政府是完全民主的，有能力承擔未來的管理重責。因此說，近期的變化應被視為民主化程式的完成，而這正是我們剛到達印度不久就孜孜以求的。因此，不能說這是對新領導權力的限制或削弱。由於得到了人民的授權，新領導，即使不超越人民，至少享有和人民一樣的權力。

畢研韜：在沒有境內藏人參與的情況下，西藏流亡政府如何看待新當選的首席葛倫的合法性（legitimacy）？

桑東仁波切：由於受到政治壓迫，西藏的藏民不能參加選舉。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參加或不想參加。流亡藏人代表了西藏藏民的願望。只要西藏的藏民信任我們，新領導的合法性就不是問題。

畢研韜：和第一代流亡藏人領導人相比，第二代領導人在管治理念和管制模式上會有哪些變化？

桑東仁波切：這一點還有待觀察。但是我相信，第二代領導人會吸納現代管理制度的精華。這可能是主要區別。

畢研韜：近幾年，達賴喇嘛一直宣導漢藏團結。但從公開資料看，接觸流亡藏人的漢人大都生活在境外。有些漢人本身長期流亡在外。不知“西藏流亡政府”將來是否會調整工作重心，更加注重與境內漢人的交流？

桑東仁波切：我們高度重視漢藏團結。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一直強調，漢藏之間應建立友誼和密切合作。事實上，我們已經採取了很多措施。2009年，我們在瑞士日內瓦召開了第一次藏漢會議。

　　我們絕不反對漢族人民或中華民族。我們反對壓制藏人願望和需求的現行政策。事實上，在很多層面上，我們的不滿由此而來。儘管我們非常想接近中國國內的漢族兄弟姐妹們，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接觸不到。目前，僑居海外的漢人是我們接觸國內漢人的唯一媒介。我們一直努力接近海外漢人，未來我們將繼續努力。

　　我們需要更加努力地尋找更具創造性的方法，以使我們的工作更富成效。這點我完全同意。我們歡迎相關建議。

畢研韜：關於歷史問題，達賴喇嘛建議留給歷史學家去討論。從傳播學視角分析，民間辯論不會有令人信服的結果。您認為，歷史問題將來還會是爭執的熱點嗎？

桑東仁波切：從我們的角度看，回顧歷史，一切都是清晰的。藏人的和西方的西藏歷史是基於事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歪曲歷史以滿足其政治利益。

　　如果我們基於歷史證據來接受歷史，就不會有爭論。

畢研韜：您說過，達賴喇嘛是藏人的一張臉，但也是一個問題。那麼，流亡藏人的第二代領導人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桑東仁波切：我們需要一張新面孔。我相信第二代領導人有能力塑造出一張面孔。

畢研韜：您認為，流亡政府還應採取哪些措施來爭取國際關注和支持？

桑東仁波切：我相信，基於真實、非暴力、透明和前瞻性，我們有能力繼續我們的運動、創造國際意識、贏得國際支持。

畢研韜：您如何預測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間未來的磋商？

桑東仁波切：很難預測。但是，有一點是很清楚的：現在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缺乏解決西藏問題的決心和信心。或許，下一代領導人能展示出些許信心和決心。希望對話能繼續下去。

　　盡管存在分歧，西藏問題總要通過對話來解決。西藏問題不可能永遠如此。

畢研韜：謝謝您回答我的問題！扎西德勒！

（說明：這是畢研韜對桑東仁波切的書面專訪，感謝貢嘎扎西先生的協助。首發博訊）

【本文由貢嘎扎西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