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六三年羅隆基告訴章伯鈞：大英百科全書列出他倆「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他們和北大學生要求的只是社會主義民主。

《往事並不如煙》大陸版刪去了一處半世紀後仍令人心動的細節，一九六三年初春的一個晚上，羅隆基到章伯鈞家，興奮地告訴他：「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大致內容是：「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366頁）就是這簡單的條目讓一輩子從事政治活動、歷經風霜的章伯鈞激動得徹夜難眠。當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從位居廟堂的民主黨派領袖如章、羅，到年輕的北大學生，幾乎沒有人想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誠地希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能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曇花一現的關鍵詞。

沈澤宜回憶北大《廣場》的壓力

　　北大學生、《廣場》創辦人之一沈澤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憶，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毛澤東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已公開發表，這些學生還沒有意識到魚已入網、危機在即，他和張元勳、陳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據憲法確認民辦刊物《廣場》的合法身份，當然毫無結果。當他們辛苦收集了二千元左右經費將原稿送進北京第一印刷廠，廠方竟沒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費，絕不允許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流出去。鉛印無望，他們改名為《北大民主牆選輯》（仍習慣稱為《廣場》），並刪除了幾篇敏感文字，通宵達旦刻蠟紙、油印了五百份，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開出售，片刻就被搶購一空。北大黨委在廣播裡一遍遍地通知，要買到《廣場》的同學上交銷毀。多數人在壓力之下上交，並在北大食堂前公開焚毀，少數保存下來的《廣場》，歷經一次次運動、浩劫也在歷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國有幸保存著世上僅存的幾份《廣場》油印本之一。感謝朱毅，通過他的努力，今天我們可以讀到當年的《廣場》，看到北大學生在一九五七年的思考，在讀這份文獻的時候，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他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夢。

 　　《廣場》大體是將北大民主牆上張貼的比較有分量、有影響的詩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澤宜、張元勳這些校園詩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學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見地的政治見解。曹國臣的《治標還是治本？怎樣根除官僚主義？》一文尖銳提出：

 ●年輕人，難道你沒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難道你不應該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歷史的創造者？（像社會主義應有的那樣）......

 ● 難道人的尊嚴與基本自由可以隨意被侵犯？

　　他的答案是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並具體提出四條要求：

　　一、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要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今天一個政治口號提出！

　　二、讓人們有更多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應該允許人民辦報，自由結社，發行小冊子傳單，（只要不反對社會主義）讓民主黨派有相當獨立的報紙，停止黨一家辦報（或控制報紙、國內新聞）的現象......

　　三、改進現行選舉制度，由黨組織少數人議定的，固定候選人名額的選舉法是相當形式主義的......

當年言論今天還能引起共鳴

　　物理系學生岑超南的《論「鏟草除根」》文分析了「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的原因」，概括為幾點，一是法制問題，「發揚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隨意侵犯。」二是領導與群眾關係問題，領導與群眾不少被監督與監督的關係，而是絕對服從的關係，無原則的擴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監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論自由問題，「在人民內部實質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錯誤輿論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兩篇文章分別觸及嚴密的「人事檔案制度」和距離當時不遠、令人心悸的肅反運動。物理系學生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則毫不掩飾地直指：「六億人民的生活絕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員佔百分之一點六，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百分之一點六中的極少數），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學子有這樣的洞見，卻有勇氣說出來，這些文字毫無疑問要進入言論史。

　　由王國鄉執筆、以「《廣場》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分析說，自五月十九日以來，十幾天的實際生活證明，年輕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麼迫切，「群眾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積極爭取，『恩賜』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結論是：「這次民主運動，是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

　　其實，「社會主義」就是最大的束縛，他們沒有能掙脫，在他們當時並不是掩飾，也不是未來迴避打擊而採取的話語策略，與今天有些人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同一回事。

　　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齊放也算不上啟蒙運動，更談不上文藝復興，但是，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在那個年代無疑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儘管他們還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限制。他們身上灑滿了青春的氣息，他們許多人的心靈是純淨的，他們的吶喊不是空谷回音。許多言論今天讀來依然能引起我們的共鳴。

喊出「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

　　張元勳起草的發刊詞、王國鄉的《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等文沒有收入油印本中，是當時《廣場》編委會的權衡。王國鄉在文中呼喊「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喊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的口號。他說：

　　有頭腦的人，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沒有權利甚麼事也辦不好，社會主義也會瓦解或出現「斯大林」。

　　我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麼建成社會主義後，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王國鄉指出：「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幾年，我讀到戈爾巴喬夫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對西班牙《國家報》記者的談話：「社會主義思想既不排除市場經濟，也不排除議會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權利。」

　　然而他話音未落，一年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拋棄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證明這個理想的破滅，這是一九五七年的中國青年還無法感知的，現實的環境也不允許，更殘酷的現實尚未展開。戈爾巴喬夫的想法沒有錯，問題在於這些所謂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長期以來排除議會民主，人的自由和權利被蔑視，這樣的社會主義注定要成為翻過去的那一頁，沒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