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社會主義民主夢
 
五十年社會主義民主夢
作者: 傅國湧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1-09-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一九六三年羅隆基告訴章伯鈞:大英百科全書列出他倆「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他們和北大學生要求的只是社會主義民主。

《往事並不如煙》大陸版刪去了一處半世紀後仍令人心動的細節,一九六三年初春的一個晚上,羅隆基到章伯鈞家,興奮地告訴他:「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大致內容是:「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366頁)就是這簡單的條目讓一輩子從事政治活動、歷經風霜的章伯鈞激動得徹夜難眠。當一九五七年的春夏之交,從位居廟堂的民主黨派領袖如章、羅,到年輕的北大學生,幾乎沒有人想要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只是天真地、更是真誠地希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能實行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因此成為那個時代曇花一現的關鍵詞。

沈澤宜回憶北大《廣場》的壓力

  北大學生、《廣場》創辦人之一沈澤宜在《北大,五一九》中回憶,一九五七年六月上旬,毛澤東起草的《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甚麼》已公開發表,這些學生還沒有意識到魚已入網、危機在即,他和張元勳、陳奉孝等人不止一次前往北京市委,要求根據憲法確認民辦刊物《廣場》的合法身份,當然毫無結果。當他們辛苦收集了二千元左右經費將原稿送進北京第一印刷廠,廠方竟沒收了全部稿件和印刷費,絕不允許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流出去。鉛印無望,他們改名為《北大民主牆選輯》(仍習慣稱為《廣場》),並刪除了幾篇敏感文字,通宵達旦刻蠟紙、油印了五百份,六月二十二日下午在未名湖畔公開出售,片刻就被搶購一空。北大黨委在廣播裡一遍遍地通知,要買到《廣場》的同學上交銷毀。多數人在壓力之下上交,並在北大食堂前公開焚毀,少數保存下來的《廣場》,歷經一次次運動、浩劫也在歷史的暗夜中消失了。林希翎生前在法國有幸保存著世上僅存的幾份《廣場》油印本之一。感謝朱毅,通過他的努力,今天我們可以讀到當年的《廣場》,看到北大學生在一九五七年的思考,在讀這份文獻的時候,我最大的感觸就是他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夢。

   《廣場》大體是將北大民主牆上張貼的比較有分量、有影響的詩歌和文章收集在一起。在沈澤宜、張元勳這些校園詩人的激情之外,有不少學生提出了清楚而有見地的政治見解。曹國臣的《治標還是治本?怎樣根除官僚主義?》一文尖銳提出:

 ●年輕人,難道你沒有幸福生活的幻想?難道你不應該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自我歷史的創造者?(像社會主義應有的那樣)......

 ● 難道人的尊嚴與基本自由可以隨意被侵犯?

  他的答案是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並具體提出四條要求:

  一、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要把擴大社會主義民主作為今天一個政治口號提出!

  二、讓人們有更多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民主化的前程。應該允許人民辦報,自由結社,發行小冊子傳單,(只要不反對社會主義)讓民主黨派有相當獨立的報紙,停止黨一家辦報(或控制報紙、國內新聞)的現象......

  三、改進現行選舉制度,由黨組織少數人議定的,固定候選人名額的選舉法是相當形式主義的......

當年言論今天還能引起共鳴

  物理系學生岑超南的《論「鏟草除根」》文分析了「社會主義民主遭到壓制的原因」,概括為幾點,一是法制問題,「發揚民主首先要健全法制,人民的人身不可隨意侵犯。」二是領導與群眾關係問題,領導與群眾不少被監督與監督的關係,而是絕對服從的關係,無原則的擴大保密更消除看人民監督的可能性。三是言論自由問題,「在人民內部實質上並不存在言論自由」,「對領導不滿,便是反黨」的錯誤輿論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江文的兩篇文章分別觸及嚴密的「人事檔案制度」和距離當時不遠、令人心悸的肅反運動。物理系學生王書瑤《從斯大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則毫不掩飾地直指:「六億人民的生活絕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員佔百分之一點六,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百分之一點六中的極少數),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學子有這樣的洞見,卻有勇氣說出來,這些文字毫無疑問要進入言論史。

  由王國鄉執筆、以「《廣場》編輯部」名義發表的《北大民主運動紀事》分析說,自五月十九日以來,十幾天的實際生活證明,年輕人對民主自由的渴望是多麼迫切,「群眾想要得到自由民主,全靠自己積極爭取,『恩賜』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他的結論是:「這次民主運動,是青年人掙脫一切束縛,爭取思想解放的啟蒙運動,是東方文藝復興的序幕。」

  其實,「社會主義」就是最大的束縛,他們沒有能掙脫,在他們當時並不是掩飾,也不是未來迴避打擊而採取的話語策略,與今天有些人主張的「社會主義民主」不是同一回事。

  一九五七年的百花齊放也算不上啟蒙運動,更談不上文藝復興,但是,他們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在那個年代無疑是真誠的、發自內心的,儘管他們還沒有超越那個時代的限制。他們身上灑滿了青春的氣息,他們許多人的心靈是純淨的,他們的吶喊不是空谷回音。許多言論今天讀來依然能引起我們的共鳴。

喊出「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

  張元勳起草的發刊詞、王國鄉的《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等文沒有收入油印本中,是當時《廣場》編委會的權衡。王國鄉在文中呼喊「我們要求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喊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萬歲」的口號。他說:

  有頭腦的人,我們當前的任務正是要為改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而鬥爭。首先就是爭取政治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沒有權利甚麼事也辦不好,社會主義也會瓦解或出現「斯大林」。

  我認為民主不僅是一種手段,而且也是目的,它是共產主義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如果只是方法,那麼建成社會主義後,就不再要民主了。──這多荒謬!

  王國鄉指出:「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要保衛社會主義就必須給人民權力,讓我們在精神上,正如在經濟上一樣得到平等自由。」相隔三十幾年,我讀到戈爾巴喬夫一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對西班牙《國家報》記者的談話:「社會主義思想既不排除市場經濟,也不排除議會民主以及人的自由和權利。」

  然而他話音未落,一年後,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被人民毫不留情地拋棄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理想的實踐證明這個理想的破滅,這是一九五七年的中國青年還無法感知的,現實的環境也不允許,更殘酷的現實尚未展開。戈爾巴喬夫的想法沒有錯,問題在於這些所謂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長期以來排除議會民主,人的自由和權利被蔑視,這樣的社會主義注定要成為翻過去的那一頁,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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