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夫婦在蘇共倒台後，旅居莫斯科三年，目睹俄羅斯人民在結束蘇共一黨專政後，怎樣實現兩次全民公決，度過那段困難的變革時期。此文生動記錄當年實況。

葉利欽在粉粹蘇共保守派819政變中，表現非凡的歷史膽略和政治遠見。（俄通社）

　　在中國大陸唱紅風在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時又被煽起，使我想起一九九二至九四年間在莫斯科的所見：揮舞紅旗的親蘇維埃人的激憤和無奈。在社會主義鼻祖俄羅斯，人民的選擇是：投票為蘇共社會主義釘下最後一顆棺材釘，重建被蘇共武力推翻的民主憲政。

　　在莫斯科的經歷告訴我：與蘇維埃社會主義相比，山寨的中國社會主義沒甚麼特色：早在六十年前，列寧就論述過國家資本主義；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與赫魯曉夫的全民黨論很合拍；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得了斯大林技術決定一切的真傳。只是中共比蘇共有過之而無不及：蘇共沒敢稱列寧是「人民救星」，中共則以毛澤東是「人民大救星」的自我歌頌為經典品牌，堅持權力絕不許分享的一黨專政。今天中共太子黨還在宣導「紅色經典」，足見中共思想武庫的貧乏和霸道。

　　中共曾向大肆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看來，歷史將繼續證實這一點。我相信，中華子孫不會忍受共產專制太久。因為這個歷史垃圾，早已被原創者蘇聯所拋棄。

追尋蘇共一夜倒台的原因

　　因著命運的安排，我和太太一九九二至九四年間客居莫斯科，那正是剛擺脫蘇共統治的俄羅斯最困難的時期。頻繁的搬家及太太通曉俄語使我們能近距離接觸各色莫斯科人，親眼看到兩次決定俄國命運的全民公決。

　　俄羅斯經過整整一代人的生命時光，以巨大代價革除了蘇共這個以馬克思的主義為信條的癌瘤向世人表明，靠謊言和暴力維護的一黨專制，其壽命不會超過一個人的生命極限：蘇共一九一七年奪權；一九九一年被查禁，蘇聯解體，同年底，俄羅斯獲聯合國認可，取代蘇聯在聯合國的席位。一九九三年，非法組織蘇共改頭換面登記為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歷屆選舉中，得票率從沒達到百分之十三，而二○一○年，俄共在國家杜馬的四百五十個席位減少到二十七席，得票率僅百分之六。

　　一九九三年在莫斯科紅場，在與蘇維埃擁護者的紅旗隊相抗衡的三色旗隊伍中，我們常看到，有人舉著葉利欽一九九一年八一九事件中站在坦克上反抗政變的照片，葉利欽挺身而出，導致政變流產，接著，葉利欽這位俄羅斯民選總統宣佈，蘇共為非法組織。

　　我們參觀過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個八一九紀念館。在那裡展出了被燒毀的無軌電車和死在軍車下的三位抗議者的照片。克里姆林宮降下蘇聯的鐮刀斧頭國旗，升起白藍紅三色旗，那是七十多年前被蘇共推翻的俄羅斯共和國的國旗。在後共產主義的俄羅斯，我們目睹了至今所見最頻繁的示威遊行，共產黨組織的紅旗隊往往聲勢浩大（如五一大遊行），而三色旗隊伍則鬆散多樣，有時還有搖滾歌星唱歌助陣。勝負則由全民公決的選票決定。

　　經歷過中國文革及北京六四鎮壓的我們，在俄羅斯最想瞭解的是：蘇共這個曾領導戰勝德國法西斯，將蘇聯建成超級共產大國，執政長達七十四年，一夜間被取締，為甚麼近兩千萬蘇共黨員竟沒有紛紛揭竿而起？在與一些莫斯科人的接觸中，我們得到一些答案。

沒有共產黨，研究所照常上班

　　我們在莫斯科曾問過幾位來作客的俄羅斯學者：你們研究所的共產黨組織沒有了，日常工作如何？回答是：他們所裡的共產黨幹部都有學位和專業，黨內職務是兼職，沒了黨組織，他們照樣上班，研究所運作如常。我們又問，難道沒有學歷低的專職黨工幹部，如部隊轉業的人事或宣傳幹部等。他們說，那是不可能的！沒有大學以上學歷的人不可能進研究所工作。一位研究員說，他曾是蘇共黨員。葉利欽開始變革時，他在國外出差，按規定，黨證在出國前須上交區黨委會保存。等他回國，一切都變了，他沒去取黨證，自動脫黨，仍在研究所上班，似乎並無所失。

　　中國文革曾批判過赫魯曉夫的專家治國和一長制改革：工廠由廠長領導，研究所由所長領導，共產黨書記在那裡沒有決策權。這些改革沒有因為赫魯曉夫倒台而廢止。這可能也是沒有蘇共的俄羅斯能運行如常的一個原因。

　　反觀中國，八九年六四鎮壓後，愈益顯出以黨領政的專橫。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凌駕由人大（山寨版蘇維埃）認可的省市長、自治區主席之上，這些書記直接受命共產黨中央，是强加給當地的欽差。過去，中共省市委書記們除非黨務訪問，不會以黨委書記的頭銜出訪，現在却有越來越多中共高官堂而皇之以共產黨書記身份訪問台灣，受到歡迎，因為台灣官員知道，中共黨委書記才是有權拍板的主管。不過我還沒聽說有中國高官以中共黨委書記名義對美國進行官事訪問。

前真理報記者談蘇共的滅亡

　　初到莫斯科，我們曾在一位前《真理報》駐加拿大記者家裡借住幾天。在前蘇聯，蘇共黨報外派記者絕對屬於特權階層，可以全家同住海外，子女可在海外受教育。這比當年中國對自己外交人員的待遇要人性得多。這位前《真理報》駐外記者告訴我們，他在莫斯科有自己的住房，我們借住的位於莫斯科市中心的寬大兩居室公寓是他妻子娘家的。他妻子每天早上會將蘇式早點送到我們的臥室，為我們準備的晚餐也很不錯。給初來乍到的我們一種錯覺，以為這就是普通莫斯科人的生活。

　　他因蘇共黨報《真理報》被查封而舉家回國。他憤憤然說，蘇共是被自己埋葬的，蘇共把忠誠的、有良知的黨員都開除了，剩下的都是腐敗分子，當然不會挽救蘇共的滅亡。他有個上小學的兒子，在加拿大上過學。談到兒子的教育，他大罵莫斯科的小學，說講俄語的小學生都是流氓，常欺負他兒子。他誓言，要將兒子轉到英語學校。可能是，沒機會出國的莫斯科小學生對會講英語的黨後代懷有敵意。

　　我們還曾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個高層公寓住過，據說是葉利欽當蘇聯建築部長時的傑作，是我一個做生意的中學同學租的一對前KGB（秘密警察）軍官分到的一室一廳公寓，居室很小，除一張雙人床，連個小桌也放不下。但客廳和厨房還算體面。那時，我們眼見蘇聯秘密警察總部前捷爾任斯基塑像被推倒。主人夫婦已退役，兩套男女軍裝還在衣櫃裡，軍銜大概是中尉，應該是軍校畢業不久的秘密戰線新兵。厠所裡可以看到主人在廢月曆背面手寫的德語和俄語單詞對照表。

　　女主人的媽媽定期來收房租。她說，女兒現在單身，在德國的旅行社工作。她自己往返土耳其買貨到莫斯科賣。房租每月二百美元，後來漲到二百五十美元。聽說當時在莫斯科，教授月薪折五十美元，警察三十美元左右。我曾替女主人到銀行交過房租水電費，每月折不到幾美元。在蘇共統治下，秘密警察是不可能將住房租給外國人的。

一個導演一個單親媽媽的居室

　　在莫斯科最令人吃驚的是我們租住一間小屋的經歷。那是幫助我們的一對俄國夫婦代我們租的，只有八九平米，月租金五十美元。我們發現，在這個離市中心不遠的一套三居室公寓裡，連我們共住了三家人，共用一個小門廳、一間厨房（四個爐頭的煤氣爐）、一個浴室和一個小厠所。在超級大國首都莫斯科居然有三家同住一套公寓的窘境，顯然國富民窮本是蘇聯社會主義的特色，版權不屬中國。

　　公寓的另外兩間居室都比較大，一間最大的有近二十平米，住著一位自稱是馬戲團導演的獨居壯漢。他妻子是芭蕾舞演員，戶口在遠東的新西伯利亞市，與他們二十歲的兒子住，因為孩子戶口必須隨媽媽。當局鼓勵他搬去首都之外的邊疆城市。但他說，寧可兩地生活也不放棄莫斯科戶口。原來北京的戶口控制也是山寨蘇聯的。我們趕上過他妻兒來探親，三口人擠住一室，我偶然看到，比其父還高大的成年兒子睡在屋裡的地鋪。

　　另一間居室不到十五平米，主人是身材不高的油漆工單親媽媽，獨自撫養兩個孩子：女兒上中學，兒子上小學。她將大壁橱的門拆除，安個小床和門簾，作為女兒的居室。媽媽和兒子睡折叠沙發，白天折起，房間布置簡單清潔。我太太曾受邀進屋參加媽媽的生日聚會，不許男士參加。幾個女人整晚喝酒歌舞。太太告訴我，她們唱的歌沒有一首是前蘇聯紅歌。

　　從這位莫斯科的單親媽媽身上，我們看到俄羅斯婦女的勤勞倔強。常見她趴在門廳和厨房地板上擦洗，還登高油漆厨房的屋頂四壁，我們要幫她被拒絕。她不久會分到一個獨立單元房。她女兒希望考上技校，並嚮往能出國看看。把愛玩的弟弟抓回家做功課是姐姐每天放學後的任務。

　　這兩家鄰居當然不會滿意蘇聯的戶口管制和分房制度。不過在莫斯科我們沒有看到當年北京的大雜院或每層只有一個公共厠所和一個公共厨房的筒子樓居民區。我們在莫斯科住過的地方，不管是市中心的四至五層單元樓社區，還是郊區的高層樓群，都是一年四季供應熱水；冬天二十四小時供暖。

老勞動模範不願回到斯大林時代

　　有人說在中國工人最懷念毛澤東，因為他們失去了被稱為領導階級的榮耀，淪為「打工仔」、「下崗族」。在莫斯科除了與鄰居的工人媽媽相處過，我們也曾到一位老工人家做客。主人是位慈善的俄國老人，與女兒同住在市內寬大的單元公寓。他們準備了豐富的晚餐，還特別對我們說，蔬菜都是自家產的。有番茄、黃瓜、青椒等很貴的時令菜。

　　那時葉利欽實施「休克療法」的私有化改革。盧布大幅貶值，我們剛到俄羅斯時一美元能換二三百元盧布，兩年後離開時可換三千多元盧布。物價飛漲，工薪階層和退休者收入縮水，生活水準驟降。

　　但對在中國經歷過大饑荒，曾用糧票換鶏蛋吃的我們來說，俄羅斯市場的豐富不亞於九十年代的中國。莫斯科沒有糧食定量，麵包、牛奶、鶏蛋、食油等很便宜。有豐富多彩的農貿市場和琳琅滿目的外匯商店。食品中青菜最貴。但不少莫斯科人有鄉間別墅，其實就是一個木板房加周圍的自留地。每到開春時節，大批莫斯科人會闔家開車去別墅種地。

　　這位俄國老工人對中國有印象，年輕時他因幹活賣力，受獎勵去中國上海和杭州旅遊過一次，那應該是在一九五○年代，中共和蘇共沒有公開破裂時。他就是「斯漢達諾夫」運動的勞動模範。我們問他是不是懷念斯大林時代。他毫不猶豫地說，絕不願回到斯大林時代，因為那時沒有自由。他還特別拿出當年的考勤表，有空白的勞動表現欄，每天要自己寫下：有哪些不足，哪些要改進等。每天工作時間超長，幾乎沒有休息日。我們問當年不是都自願參加「星期六義務勞動」嗎？他說那都是強迫的，因為曠工是會坐牢的。他女兒是附近幼稚園的園長，也在聽著父輩大訴斯大林時代的苦，還不時用時尚的俄語解釋一下。

　　在當時莫斯科的英文報紙上，我也讀到過報導，揭露在前蘇聯，有工人因為曠工三天，被送到西伯利亞勞改。他受不了苦，多次逃跑，每次抓回去都會加刑，最後竟被勞改十五年，直到蘇聯解體，勞改隊解散才獲得自由。

　　平心而論，世界上有哪個有職業道德和技能的人，不管是員工還是經理，願意在老闆之外，還有個幽靈組織發號施令、無處不在、無事不管地領導著一切？而又從來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在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來共產黨組織的決定成了無數罪惡通行無阻，行惡者得以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靠反國民黨一黨專制上台的中共至今沒有顯示出任何要「還政於民」的意願，遠不如蘇共的另一個山寨黨：國民黨有膽識和實力，能開放黨禁、報禁，舉行大選。敗選下台後，還能靠選票重新執政。

目睹兩次公決埋葬蘇維埃制度

　　在莫斯科，我們也聽到過抱怨改革的聲音。我們結識了一位中俄混血女留學生，生在杭州，正在修讀新聞學要當主持人。她的一位從外地來莫斯科的俄國親戚曾來過我們的住處。那位只會說俄語的中年婦女抱怨物價太高，還說她原來甚麼都不缺，現在是今不如昔。女留學生悄悄對我們說「別聽她的，我去過她家，除了電視機，沒甚麼值錢的東西。」

　　俄羅斯人為割除蘇共這一癌瘤付出的不僅是生活的艱辛，也有生命的代價。我們親眼看到，一九九三年九至十月間，葉利欽與在前蘇聯時選出的蘇維埃維代表們的激烈衝突。葉利欽因很多改革措施被蘇維埃否決，在四月舉行全民公決，並承諾如敗選就下台。結果葉利欽得到多數票（58 %）支持，但提前改選蘇維埃和總統的議題未獲通過。葉利欽在九月以聯邦院取代最高蘇維埃受到抵制，他因而封鎖國會大厦。史稱俄羅斯一九九三憲政危機。

　　蘇維埃代表們在被斷水斷電的大厦裡秉燭開會，罷黜了葉利欽，任命了新總統和國防部長等內閣成員。十月三日他們還衝破警方封鎖線分發槍隻號召攻打葉利欽的辦公處克里姆林宮、市政廳和電視台並曾攻進國家電視台，迫使電台關閉。次日凌晨一直保持中立的軍隊介入，隆隆的坦克聲把我們從夢中驚醒。俄羅斯再次為自由付出血的代價，警方事後公佈有一百八十七人死亡。

　　從CNN電視現場直播中看到坦克炮擊後，蘇維埃代表們舉手投降，我乘地鐵到克里姆林宮的街口，看到一個個由路障和麻包構成的街壘，樹立著三色旗，是民主派年輕人為保護葉利欽設立的。那些徹夜未眠的莫斯科年輕人正在拆除街壘，疏通交通。仿佛我在電影中見過的十九世紀巴黎起義的街壘，只不過莫斯科人抵擋的是蘇維埃維護者，而不是資產者。

　　在我這個中國人看來，導致俄軍介入的一個關鍵是：蘇維埃代表們對自己的力量太過自信，在被封鎖的國會大厦裡還想號令天下，甚至將現任國防部長解職，這不是找死嗎？其實我對那些和葉利欽一樣認死理、堅持信念的蘇維埃人還真有些敬意。對比經過千年專制磨練而精於算計利弊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我更喜歡自信而率直的俄羅斯人。直至今日他們在蘇共統治時期創作的詼諧智慧的政治笑話，還為中國網民所津津樂道。

　　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俄羅斯再次舉行全民公決。我們很擔心，怕葉利欽因為動武而敗選，改革夭折。我們曾走入莫斯科一些投票站，工作人員很友善，投票的人不算多，但平靜有序，完全沒有街上兩派激烈對立的氣氛。點票結果：過半數俄羅斯選民以百分之五十八的多數票，再次支持葉利欽並選出新的國家杜馬（下議院），批准了新《憲法》確立的三權分立憲政體制。儘管增强了總統權力卻最終埋葬了行將就木的蘇維埃制度。那次重建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國家杜馬的四百五十個席位中占四十二席，得票率百分之十二點四。

結語：破車不換，必將重蹈覆轍

　　人類在二十世紀進行過兩次血腥的社會主義實驗：一是俄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二是德國的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因擴張武力，被世界反法西斯盟軍打敗，元首自殺，納粹政權僅存活十二年（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五）。蘇聯的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壽命稍長，有七十六年（一九一七到一九九三）。俄羅斯人最終用選票摧毀了蘇共靠紅色恐怖維繫的社會主義實驗場，重回共和憲政之路，俄國恢復了曾自傲為面向東西方的雙頭鷹本色。

　　按照人類的理性邏輯，山寨蘇聯模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消亡也毫無疑義。就像一輛在產地已被廢棄、設計有嚴重缺陷、性能極不可靠的劣質冒牌汽車，不管司機的駕駛技術多麼嫻熟，技師的彷造水準多麼高超，如果車主自恃手段高强，拒不換更換一輛設計合理、安全可靠、享有盛譽的品牌新車，硬要抱殘守缺繼續駕駛老舊破車上路，必將重蹈覆轍，不僅會車毀人亡，還可能傷及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