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西藏啟蒙手冊
 
一本西藏啟蒙手冊
作者: 蘇曉康

特稿

更新於︰2011-08-23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北明的《藏土出中國》對達蘭薩拉和西藏流亡社會的描寫,是寫意式的,首尾貫通著作者的一種虔誠,不僅在向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西藏,甚至在向我們傳授一種如何接近西藏的態度。

——北明《藏土出中國》薦言

北明的《藏土出中國》對達蘭薩拉和西藏流亡社會的描寫,是寫意式的,首尾貫通著作者的一種虔誠,不僅在向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西藏,甚至在向我們傳授一種如何接近西藏的態度。作者寫出了藏民族的尊嚴,一種溶入血液的民族氣質,因為來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難、民族危亡和流亡艱辛中,屢經試練而越發純正、堅毅。

劉賓雁去世後的聚會。左起:林培瑞、鄭義、
劉小雁、朱洪、蘇煒、北明。

西藏對中原現代漢人的意義是多重的:大一統的、殖民的、地理的、資源的、旅遊的、音樂歌舞的、邊疆文學的、喇嘛教的、農奴的,等等,在大眾傳媒(“文革”積澱最深厚)也即市井的層面,歌舞的和旅遊的“西藏”大概是最“深入人心”也霸權最大的一個意義。它的源頭,我們可以追溯到那首“北京的金山上”, 由才旦卓瑪演唱,是“文革”中音量最大的幾首歌曲之一,它甚至已經代換成漢人的“崇拜”儀式,雖然這首歌是借藏人的歌喉,把北京說成神山,把毛澤東說成神——借藏傳佛教的藝術來塑造漢人的“現代迷信”,也是一種“洋為中用”吧?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化的八十年代,西藏乃至整個邊陲的聲音,在中原是頗為沉寂的,那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到九十年代,那聲音又“洪亮”起來,領頭的一首歌,是李娜唱的“走進西藏”:

走進西藏,也許會發現理想。
走進西藏,也許能看見天堂。
呀拉索,走進雪山,
呀拉索,走進高原,
呀拉索,走向陽光......

意義空洞、徒然的高亢,它只剩下一個“西藏”的包裝外殼,卻風靡神州。那是一個“旅遊西藏”正在勃興的時期,患有“意義失重”的漢人青年,大部分隻被地理意義上西藏的廣漠、巨大所震懾,或著迷藏傳佛教的奇異,或沉醉於邊陲風情(“香格里拉”),這些都不妨去配合對西藏的征服、掠奪甚而滅絕。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陷入了滅頂之災的藏族,在現代漢人的意義世界裏,卻好端端地留下一派浪漫歌舞和壯麗河山呢?

第一次走進西藏

“走進西藏”——你是在走進哪個“西藏”?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意義。對於漢人來說,西藏在文明、宗教的意義上,一如她的地理軀體,也是廣漠、巨大的,憑藉“旅遊”是不可能簡單逼近的。更大的困難,還在於現代史的篡改、閹割和掩埋,使漢人基本上完全失去接近真實西藏的所有通道。你永遠在“走進”一個漢人虛構的“西藏”。

今年三月間,我與胡平應邀訪問達蘭薩拉,乃是我的第一次“走進西藏”,雖然是去印度北部的那個小鎮。在藏傳佛教的意義上,達賴喇嘛在哪里,西藏就在那裏,所以才會每年有大批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我對西藏的一無所知,是我的一個旅途苦惱,胡平因此向我推薦一本書,一路上我讀著這本書“走進西藏”,我到了達蘭薩拉後才獲得印證,這本書把我引進了原汁原味的西藏,也讓我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尊者達賴喇嘛。這本書就是北明的《藏土出中國》。

沒有宗教信仰的漢民族,自是不易懂得藏民族,一如懂猶太民族也很難(這本書借後者的“出埃及”來隱喻前者)。但這個基礎的鴻溝,可以通過一座橋樑去逾越,即直接聆聽達賴喇嘛,那是廣大的歐美人民跟西藏溝通的一個管道,只要你沒有“民族沙文主義”心態。那甚至是一個純美的境界。但是別忘了,在漢文的語境裏,中共給達賴喇嘛戴了一頂帽子“披著羊皮的狼”——這個党曾是一個“帽子公司”,但自文革以後基本不再生產“帽子”,但還是特別訂制了這麼一頂,供出口之用。所以,對漢人需要作“達賴喇嘛”的重新詮釋,這也是北明書中頗具匠心的兩章:《悲聖蒼涼菩提心》、《遺失的桂冠》,恰似一組纏綿的二重賦格曲。因為北明是從普世價值出發,去詮釋一個全球意義上的“達賴喇嘛”,那是人類所共有的一個菩薩,已經超出西藏的範圍;而這個達賴喇嘛,有他的一個現代來源,即聖雄甘地,及其“非暴力主義”。北明的筆,在鉤沉這些宏大意義的來龍去脈之間,從容穿插,不疾不徐。在這個普世的層面,我們比較容易接近達賴喇嘛和藏傳佛教,從遠處眺望藏民族。達賴喇嘛在西方的魅力,也只是他博大精深的一個淺表層。

西藏的主題依然是苦難

西藏是什麼?你若對現代史上的藏人苦難一無所知,你只能跟一個“地理的西藏”相遇,而李娜歌詞裏的所謂“天堂”, 恰是藏人的地獄。在“大一統”話語氾濫的漢文世界裏,我們幾乎聽不到絲毫藏人的呻吟。也許就是這個緣故,北明對藏人的苦難史,有一種書寫上的不遺餘力,因為她不可能像廖亦武那樣沉入漢人的“底層”或邊陲,去尋訪那裏俯拾即是的“苦故事”,西藏的苦難還是被深深埋在地下的遺物和化石。北明從她所遇到的每一個藏人身上挖掘苦難,比如她寫單巴次仁,五九年隨達賴喇嘛逃離西藏的五口之家的最後倖存者,其故事源頭來自英文的《雪域境外流亡記》,接著又穿插出現在對流亡總理的採訪中,第三次再出現在描述漢語翻譯桑傑嘉氣質的章節中。自然,北明也不會放過西藏兒童村裏的一個鏡頭:一個女孩鼓起勇氣來到攝像機前,剛說出一句“我想我的爸爸媽媽”,就噎住了跑開,如此三番,竟不能完成一句她要說的話——苦難依然是西藏的主題。           

西藏真相是最不易接近的領域,漢民族尤其困難,因為她連自己的現代史都被取消了,她弄不清曾被餓死過多少人、有多少反抗者被監禁和處死、獨裁者施行過多少禍國殃民的政策,自然也不清楚這個“國家”對國際強權履行過多少“喪權辱國”的勾當,更遑論怎樣欺負過弱勢民族了。自從五十年代以來,這個漢人強權在西藏作的孽,至今也跟“八九六四”的大屠殺一樣,被徹底密封著。的詭的是,恰在“六四”前後流亡海外的中國漢人,開始追討西藏真相,作為追討中國真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一些先行者(曹長青、朱瑞、李江琳)做了艱難的拓荒,他們的著述對漢民族而言,稱得上是一種“西藏的啟蒙”;北明又邀請他們,再加上一些藏人專家,到“自由亞洲電臺”《走進西藏》專題裏來,談論西藏真相的一些基本問題(本書第二部分),集中而清晰,我便是一路閱讀它而來到喜馬拉雅山南麓,已然獲得了對西藏的一個輪廓性認識。

寫出了藏民族的尊嚴

本書對達蘭薩拉和西藏流亡社會的描寫,是寫意式的,首尾貫通著作者的一種虔誠,不僅在向讀者介紹一個真實的西藏,甚至在向我們傳授一種如何接近西藏的態度。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是“康巴漢子”的素描,司機噶瑪丹達“每到一地,只要有佛殿,他就進去恭拜,每次恭拜,必叩長頭”,他在大鐘寺“一身素縞”作長叩,“最美麗也最意味深長”;再就是“眼睛會說話”的桑傑嘉,北明描寫他對流亡的錐心痛徹、對任何歧視的敏感,最傳神的,是他對達賴喇嘛尊者的那種遠遠的敬畏和心疼。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北明寫出了藏民族的尊嚴,一種溶入血液的民族氣質,因為來自信仰的超越性,便在文明劫難、民族危亡和流亡艱辛中,屢經試練而越發純正、堅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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