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十二：劉少奇二次內戰武功蓋過毛澤東

首先解釋：這裡說的「武功」乃為戰略部署功勞，而非武術家功夫、指戰員軍功。前者劉少奇比不上許世友、孫繼先，後者劉少奇比不上毛澤東、王克勤。劉氏一生居正主持全軍戰略部署僅得45天，就在這毛氏缺位的一個半月裡，天降神機，劉氏所建戰略部署功勞超過毛氏一生所建同類功勞。

一、中共既有外顯虛脈也有內藏實脈

筆者認為，縱觀中共七紀歷史，可知於該黨內部，表為針對「左」傾禍害，裡為針對馬學原錯（從效果上來看完全是這樣）的疑假問真派別，始終存在，且為人數可觀，立場堅定。他們對於馬學的態度和對策，乃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長遠肯定，目前否定」。「四人幫」早就發現：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早就驚呼：走資派還在走！西方最具盛名的馬學研究權威大衛·麥克萊蘭就曾說過，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看，中共所行革命不盡符合馬學原旨。以陳紹禹、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高崗、柯慶施、林彪、陳伯達、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戚本禹、王力、關鋒、康生、鄧力群等不同時期為首的貌似正統的附假斥真派別，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外顯虛脈」；而以陳獨秀、張申府、瞿秋白、劉安恭、丁玲、王實味、李普、李富春、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薄一波、鄧子恢、杜潤生、胡風、王元化、卓炯、王琢、朱鎔基、沙文漢、王若望、李慎之、顧準、許良英、劉賓雁、謝雪紅、潘復生、鍾惦斐、錢三強、項南、范明、蔡鐵根、楊應森、彭荊風、白樺、戈楊、馮雪峰、劉紹棠、秦兆陽、劉文輝、馮國鏘、吳有恆、方方、馮白駒、古大存、孫冶方、張愷帆、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周惠、李銳、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吳信泉、李雪三、楊獻珍、邵荃麟、陸定一、王稼祥、田家英、陳一諮、鄧拓、廖沫沙、肖望東、高林、牛懷龍、蔡炳臣、陳少敏、張志新、周榮鑫、葉劍英、胡耀邦、習仲勳、趙紫陽、萬里、袁庚、胡福明、吳南生、谷牧、于光遠、于浩成、任仲夷、許家屯、莊世平、蘇紹智、鮑彤、欽本立、胡啟立、朱厚澤、方勵之、戴晴、胡績偉、羅啟征、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倫、沈啟賢、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趙宣三、姚監複、高瑜、李昌、謝韜、陳愉林、辛子陵、杜導正、田紀雲120人為代表的疑假問真派別(習李體制之前)，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無此百二下凡星宿的疑假問真及其追隨者的聲應行襄，就沒有救中國，就沒有退西夷；就沒有紓民困，就沒有止浩劫；就沒有開國門，就沒有換腦筋；就沒有臻小康，就沒有奔大同；就沒有中華民族瀕危進化優勢的仍有機會絕地反擊。儘管他們身上可能也有基於馬學所建制度造成的道德汙點，而且並非全屬民主派，有的人還有可能因為別的問題被歷史問責。此一派別在思想上、組織上、路線上、策略上後毛制人，卒獲成功。

如果歷史還給中共一個「二次革命」機會，筆者預測，新的中共領袖必會棄毛澤東、周恩來，另尊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黨是內藏實脈為自身正朔，就像「京劇姓京」一樣，「中共姓劉」！朱德年輕時作過一首絕句，筆者現反其意重寫下，與老營之後共勉:

卡爾思潮非無補，

中山主義集大成。

從此天涯返正道，

他年重舉原旗旌。

注：此處排出之名僅為該派領軍人物。排名乃以吐疑糾錯發飆年份為序。改革開放之後，言路網開一面，人名可予從略。名單個人擬就，未免會有爭議，還望得出公論，今後再予訂正。

關鍵時刻，一言興邦；少奇正朔，誰與爭鋒？

二、劉少奇成就武裝奪權的臨門一腳

進入主題：即以武裝鬥爭時期貢獻而論，劉少奇的「臨門一腳」和彭德懷的「退夷雪恥」，其權重均應大於李立三的「飲馬長江」、陳紹禹的「雙拳打人」、張國燾的「南下天全」、毛澤東的「力保後場」。人們常對「四渡赤水」歎為觀止，但是，筆者認為，從軍事學角度看，紅二方面軍的「烏蒙山迴旋戰」至少同樣精彩。在筆者眼中，劉少奇是三野、四野之父，彭德懷是一野之父，鄧小平是二野亞父，而彭氏還是100萬志願軍的統帥。作為擺脫巨大受認危機的第一步，中共當局今後應當尊奉劉少奇、鄧小平二氏，尤其是劉少奇為本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正脈之祖。以下細陳「劉少奇二次內戰貢獻蓋過毛澤東」的種種理由。

1941年中以後，因為深受蘇軍初戰即行喪師千萬——此為人類戰爭歷史之上絕無僅有敗績——的震懾，毛澤東跟風盛世才，開始對蘇心生離意。斯氏拍來五六通電報、派來一個代表，請求毛氏發兵蘇聯遠東，全換蘇式建制武器，充當蘇聯防日屏障，以便蘇方騰出遠東紅軍20個師，西調抗德。毛氏竟然執拗不從。斯毛二氏從此結下樑子。中共部隊入滿之後，急欲利用日軍遺下的大批軍火、軍工、糧食、醫藥等等，但是前此業已背叛斯氏的毛氏，此時有何臉面再向斯氏開口索要援助？他曾強充硬漢般地電告林彪等人：不要期待外部支持，祇能依靠自力更生。〔見諸楊奎松著《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525—526頁。〕此時——1945年——在他心目之中，爭奪晉綏重於爭奪東北，因為要是有了晉綏通道，如遇全面戰敗，中共殘餘力量方可經此撤往蘇蒙。許福蘆著《第一野戰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一書證實了這一點，該書66頁披露了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電報表述綏遠戰役的目的：

蘇聯由於條件限制，必須保證蔣介石接收滿洲各大城市，我爭取東北大城市暫時無望。因此，熱河、察哈爾、綏遠對我之全國戰略意義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須求得控制綏遠全省，才能使我有較鞏固的後方，保障張家口側翼，並建立將來必要時進入新疆之通道（如果東北不能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新疆或許還有這種可能）。因此，綏遠戰役實關係我在目前以及將來整個時期的全國大局。

許氏隨後寫道：「綏遠戰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綏遠全省。雖然如此，但此後全國的軍事形勢卻穩步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中共不再做奪取綏遠、西撤走廊、遠舉新疆建立戰略基地之想。上述電報應被視為西北戰略防禦階段最後一次戰爭部署。」

順便指出，賀龍沒有完成打通晉綏通道的任務，就像他於1934年未能完成牢牢佔領長江渡口的任務一樣。毛氏此後長期猜疑賀氏之心，料應由此二次軍事失敗聯繫熊貢卿曾經策反賀氏而起。

賀龍指揮的綏遠戰役未能打通蒙蘇通道，可能因此受到毛氏忌恨。

據說，毛氏曾經嘗試棄蘇聯美，以脫「兩頭均不到岸」苦況，但是終因赤根太深，不被美方接受，未能如願以償。蘇方當然不忘暗中懲罰中方。例如，斯氏曾借盛世才之手，殺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你既不顧我的後方遠東，那我也不顧你的後方新疆」；又假造客輪失火，Barbecue牆頭草王馮玉祥——迄今這是筆者提出假說。斯氏可能懷疑馮氏赴美遊說，明裡為李宗仁競選總統造勢，暗裡為毛澤東配合謝和庚、王瑩夫婦與美掛鉤拉線。這是新仇；舊恨乃為：曾得200卡車蘇援武器的馮氏，本身亦曾於1920年代先親蘇後叛蘇，斷送了蘇聯前此在華苦心經營的成果。若馮不叛汪投蔣，武漢政府本可有力發動東征，蕩平南京政府。殺弟可以攝兄，殺馮可以儆毛。

在首次國共內戰時期（1927—1937），身為中國工運首要領袖的劉氏，一貫堅持反「左」，成為中共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正確路線的代表；「正確」表現在「很少失敗」。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和二次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劉氏由文轉武，同樣「很少失敗」：在抗戰時期，劉氏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割據平原」和「結兵蘇魯」兩大戰略，經過成功實施，為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劉氏再次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揮兵入滿，先占兩廂」兩大戰略的成功實施，奠定了未經預期的基礎。抗戰結束之後，中共乃由並無毛氏背叛斯氏劣跡之劉氏、林彪，取代毛氏向斯氏提出大量撥給蘇援餉械的請求，斯氏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加上蔣氏此時又犯了與18年前的「分共絕俄」後果——將餉械施主推給了自身死敵——相似的「倚美欺蘇」的錯誤，斯氏龍顏大怒，於是大筆一揮，將蘇軍於滿洲（還有朝鮮）繳獲的日軍武器（幾乎全部。四野張明遠憶及），於歐洲繳獲的德軍武器（應為部分。四野曾克林、抗聯彭施魯憶及），於戰時租借的美制武器（應為部分），慷慨地（反正自己沒用錢買）撥給了中共東北、華北部隊（見諸以下四圖）。此外當然還有撥給中共出自蘇聯國庫的戰費，竟然高達9．07億盧布（見諸張鐵建著<中國共產黨何以必勝>，載於《文匯讀書週刊》2011年3月8日）]，合4.8億美金，高於同期美國給予蔣氏的三億美金。

以前曾有不良宣傳部門，這樣鼓動蒙在鼓裡的國人仇恨蘇聯：「蘇修連我們賣給他們的蘋果，都要用網兜來量，漏不下的大的留下，漏得下的小的不要。真是欺負咱哪！」其實各國外貿，都得這樣篩選。「沒有史達林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毛澤東貪蘇之功，據為己有，以便黨人國人禮其如神；得此神格，這廝方敢興風作浪，陷百姓於水火，置忠良於死地。作孽啊作孽！由此可見，劉氏1945年秋冬之交，代毛主政一個半月之時的「能毛氏所不能，得獲蘇援餉械」，和1949年底年秘密訪蘇之時的「極力說服蘇共，應當對毛緩頰」，對於此後中方的中共掌權、毛氏踐祚、經濟恢復、邁向強國，起了左右全局作用。

蘇軍掃滿繳獲

經過長期調查和思考之後，筆者認為：毛劉二人對於中共軍事鬥爭的重要貢獻的不同權重在於：若以足球比賽作比喻，毛氏的角色是固定中衛，作用是力保後場不失，劉氏的角色是遊動前鋒，作用是成就臨門一腳。由此來看，劉氏的權重怎能不大於毛氏？不要以為毛氏長期為正，就是貢獻最大；謀生或者謀國類似下棋，成敗之樞往往繫於幾步。過去的黨史人物評價太過偏頗，可謂有眼不識泰山。劉氏遇難之際曾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筆者就是這樣一位人民代表，不過也許受到造化指點，他比其他此類人民代表看到更多，多得可能出乎劉氏後人、政友意外。歡迎各路歷史學家、軍事學家加入討論。 

三、劉少奇理應被戴上四野之父桂冠

先岔一句。筆者乃屬四野之後。四野軍官講的是各地方言，南腔北調，但四野子女講得就比較整齊劃一了，像是一種北方方言。一直以來，四野子女多以為它是東北方言的變種。但至1999年6月，筆者方才發現「咱錯了」：在一家小飯店與一萍水相逢的山東農村青年同桌吃飯，筆者聽得對方講一口與四野子女一模一樣的話，便問他家鄉是哪兒，對方答曰：「山東沂蒙。」天啊，筆者心想：「四野部隊士兵多是齊魯之人，我們講的原來是紅嫂他們講的普通話，多麼尋根，多麼浪漫！」耳邊不禁向起《沂蒙頌》主題曲「灶上鍋，飄肉香，我為親人熬雞湯。續一把蒙山柴爐紅火旺，添半瓢沂河水情深誼長。盼親人，早日養好傷，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詞筆者稍有改動）四野遺族們，我們應尊紅嫂為四野之母！

回到主題：有了四野之母，又可尊誰為四野之父呢？林彪可被尊為四野之酋，但不宜亦不可被尊為四野之父。「不宜」是因為他的政治品質不好，在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以及在批判文藝黑線、開展文化革命之時，他都赤膊上陣，「保駕護航」，指鹿為馬，陷害忠良；「不可」是因為他在四野前身部隊大批入滿集結之時，自身仍在蘇聯。即使今後史料證明林彪並非「不宜」，「不可」仍能成立。「四野之酋」仍為高尚桂冠。

直接促成四野得械成軍的，乃是劉少奇這位文武雙全的歷史偉人！於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這段代理中央主席的45天內，在蘇方心目之中未留陰影的劉氏，能毛澤東所不能，果斷作出了爭取東北，向滿北派兵12萬的重大戰略決策，為四野東北成軍，接受大量蘇軍前此繳獲、租借的日式、德式、美式輕重武器，裝備80萬眾（三野另計），進而與其他野戰軍相互配合奪取全國，奠定了直接基礎。

根據「行百里，半九十」的道理，人們可以爭辯，「揮兵入滿，接受蘇援」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秋收起義、井岡會師、瑞金割據、四渡赤水等的最終致勝意義，就像亦是劉氏主發號令所致的八路軍新四軍「結兵魯蘇，北據中原」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毛氏原先擬定的「南北呼應，分兵作戰」的最終致勝意義一樣。就連第一線指揮員呂正操的「平原作戰可行」的創新，也可使毛氏的「不越山區一步」的守舊思維相形見絀。筆者後面將會解釋「農村包圍城市」的無奈成因。

劉氏首先指示依託「結兵魯蘇，北據中原」而存的山東分局調兵入滿，而山東恰恰是四野之母紅嫂的故鄉。

與毛氏不同的是，劉氏有過一段留蘇經歷，且有一個蘇聯男孫，蘇方對劉氏的信任，顯然遠較對毛氏的信任為大。2008年12月22日，俄方隆重舉行紀念劉氏誕辰110周年大會。毛氏就得不到俄方這種禮遇，更重要的，就得不到俄方這種承認。毛氏於文革之中稱劉氏為「中國的赫魯雪夫」、「內奸」，頗為耐人尋味。由此人們可以爭辯，中共革命戰爭於抗戰結束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再走的關鍵幾步，即等於「半九十後的十」，是由劉氏走出來的，毛氏於其時也，事實上已全然失去了可向斯氏求援的勢能。現在是到了將毛氏蒙在這一劉氏大功之上的蓋布扯去的時候了！

筆者曾經想過，如果沒有劉氏的上述關鍵作用，作為老營之後一員，也許自己如今祇是外蒙牧民一個，朝夕以牛羊為伴，以淚水洗面。承認蘇援餉械對於中共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左右全局作用」（Decisive role），應為中共黨史軍史研究之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實事求是。「決定性作用」，語勢不夠強。

上：劉少奇的俄國長孫阿廖沙，現定居廣州。

下：中蘇蜜月時期宣傳海報

西班牙共產黨雖亦得過大量蘇援餉械但卻終獲失敗一事，可以反襯中共罕有之能。越共、老共亦曾得過大量華援餉械，卒獲成功。越老兩黨若是否認華援餉械對其成功起了左右全局作用，中共心頭會起什麼滋味？

〈抗戰勝利後，事關全局的「十萬大軍進軍東北」的建議，誰最先提出？〉（載於劉書楷、郭思敏主編《中共黨史辨疑》（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一文，可謂與筆者所見相同——不過劉郭二氏沒敢像筆者那樣比較劉毛二氏：

——如果要找這個建議的首倡者，應該說是劉少奇。當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時，中央決定由副主席劉少奇代理主席職務，主持中央工作。這個時期也是奪取東北，爭取先進入東北的關鍵時刻。為了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時機，劉少奇能動地執行了黨中央關於迅速爭取東北的決策，在極其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適時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

——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總結時說：「東北如何工作？派幹部去是確定的，派軍隊去不能定，要看。有可能不能去。」毛澤東去重慶後，這個「要看」的重擔就落在代理中央主席職務的劉少奇的肩上。8月29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

——劉少奇在綜合黨內意見的基礎上，在第二天再電毛澤東和周恩來，陳述：「滿洲四周連接蘇聯勢力，南面旅大又系蘇聯軍事管制地帶，故我們如能控制熱、察及冀東，在滿洲沿海又配置數萬兵力，即可阻止蔣軍進入滿洲，控制東北。此著關係極大，西安英美人亦見到此點。昨電抽調十萬到十五萬兵力的部署，望速考慮。」9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複電中共中央和劉少奇表示完全同意。

(以上見諸https://k an.china.com/ article/740775.html)

遵劉少奇令，12萬八路軍、新四軍兵分三路急速進入東北。

四野將領

筆者認為，國共兩黨先後結盟蘇聯以求蘇援餉械平天下、驅外寇，均受制於「外在的必然性」（馬派哲學術語），與今之時民主派、法輪功、臺灣島、藏疆獨行為無異，屬於事理不得不然。然而，首先乃為炎黃子孫其次才為共產黨人的中共領袖，當他們發現他們「內在的目的性」（馬派哲學術語）——西力東漸之下奮起救國救民走向現代——漸與上述外在的必然性發生不可調和的嚴重衝突之後，就應義無反顧地、按部就班地以內在的目的性的目標價值取代外在的必然性的目標價值，同時肯定外在的必然性的歷史工具價值。目標需用工具加以實現，沒有工具目標實現不了，為何不選其他工具呢？

再岔一句。親愛的四野遺族兄弟姐妹們，如果你們認同以上的見解，承認以上的事實，就請你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出款項和勞務——張茵似應帶頭，在虎門岸邊山上興建一座退夷雪恥紀念碑。碑文必然要提到志願軍13兵團及其下屬各軍，以及它們的母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包括它的數萬返國朝籍官兵，必然要解釋劉氏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父，紅嫂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母。出於相似的理由，三野遺族們亦然應尊劉氏為三野之父。兩大野戰軍之父啊！單獨立碑紀念四野恐怕不行的哦！

回到主題。如此這般，劉氏作為中國復興偉大戰爭功臣的形象，就會像浮雕一般顯現在人們眼前。彭德懷乃為一野之父，鄧小平乃為二野亞父，葉劍英乃為抗逆（草地）滅逆（京城）之帥。新辨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偉功偉績，豈讓毛氏半分！

讀者當中必然有人不滿上述排序、辨脈，筆者歡迎他們提出不同意見。如果讀者提出：「那麼史達林最後為什麼還是沒有拋棄毛澤東？」對於這一問題，筆者作出如下回答：毛氏「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朝鮮之舉，以及後來能夠逼和美軍二事，令斯氏原諒了毛氏。據一外國作者說，斯氏與生俱來的一種性情乃是：鄙視一切類型的軟弱，而尊敬強者——包括那些敢於反抗他的人。（見諸約·盧卡奇著〈身為邱吉爾的重要性〉，載於《參考消息》2011年1月4日）筆者先前舉過羅科索夫斯基元帥的例子。

附帶指出：其一，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階段，毛澤東先派周恩來、林彪前往莫斯科，通知史達林：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不出兵，後又另發電報通知史達林，作為最終拍板者，他決定出兵，一言九鼎。此一意外之舉，令周氏、林氏陷入極其難堪之境——他們似乎成了與毛氏對立的主和派、軟骨頭！毛氏其實乃為借此暗示斯氏：1941年中方拒絕出兵衛蘇的決定，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此次有變：作為少數的本人，如今（像23年後的張鐵生那樣）奮起反潮流了！

勿忘雪恥

其二，不錯，1949年底斯毛二氏於蘇京克宮首次見面之時，斯氏可能對毛氏說了「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的話，但是筆者認為，此話應作如下解「以前我確曾抱怨過你，但後來是我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的。既然如此，我們別再相互埋怨了！」故爾，斯氏此時所說的「勝利者」，應是指他本人或是雙方！讀者要是翻看朱仲麗所寫自傳體小說《彩霞伴我》（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9）當中記載：斯氏說的不是「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就會相信筆者以上詮釋所言非虛。

四、筆者虛擬發起了第三次解放戰爭

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哈斯說得對：所有戰爭都打了三次：(一) 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二）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以及（三）因對戰果和經驗的不同理解而起的劇烈爭鳴。吾生也晚，既無參加前述退夷雪恥的「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也無參加戰前發生的關於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但吾卻發起了一次戰後解讀的「爭鳴」。端賴這個第三次戰爭中的「一個人發起的戰鬥」，以劉少奇、彭德懷、葉劍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這支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效度，方能浮出水面！如果沒有筆者，這些偉人的蓋世戰功，十有八九會是永遠蒙塵。

五、何來農村包圍城市以及人民戰爭

毛氏發明的「農村包圍城市」，是不是中共革命戰爭的基本軍事戰略？羅瑞卿之女點點於其《非凡的年代》點點著《非凡的年月》（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70頁上，比較詳細地描寫了其父羅端卿於中央紅軍攻剋漳州之後，參與率眾大肆沒收城中工商業主財產的情形。根據馬學元論及其邏輯衍論，紅軍有權這樣行事，因為這些財產都是剩餘價值、工農血汗，紅軍不這樣做反而於己宗旨不合。可想而知，當其時也，中國城鎮的工商業主該會是多麼害怕中共。他們一定會搶在紅軍到來之前，將商品資本變現成為貨幣資本，然後舉家攜款而逃，或者乾脆遷廠遷鋪而逃。紅軍佔領一座無餉無稅的「空城」，有何用處？中國農村的地主富農，同樣可以將土地變現成為貨幣而逃，但是土地不像機器，不能搬來搬去，打下村寨的紅軍，仍可利用土地抽稅籌餉。可見農村包圍城市，乃為事理不得不然；以致竟有1948年2月的劉少奇天津講話，其中包含以「資本賺取相當利潤合理」之言安撫工商業主的意思。此為中共痛定思痛的經驗之談——此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早已被「減租減息」所取代。其實中共發動武裝鬥爭以後，不僅在農村祇搞減租減息，而且在城市祇搞公私兩利，財富留得下，賦稅收得上，徭役徵得齊，貨幣穩得住，城市就能容納他們，保護他們，壯大他們，回報他們，還要什麼農村包圍城市這撈什子？

中共革命戰爭的基本軍事戰略從頭到尾，其實都是蘇共鮑羅廷首倡，中共張太雷首應的「西北學說」的「西北威逼東南」，而非「農村包圍城市」。西北毗鄰蘇蒙，可使中共避免四面受圍，便於中共陸路按受餉械奧援，以及就近保衛蘇蒙後方免受日軍侵擾。這一基本軍事戰略，乃由蘇方先為孫中山、蔣介石度身定造，後讓共產黨、盛世才蕭規曹隨，終於在1946年—1949年期間，獲得完勝，成為世界軍事史上一大奇跡。不過「西北」的具體，乃由「疆北→陝北」變成了「西北→東北」，最終可被概括為「西北→華北→東北」。「西北學說」最終演變為「三北威逼三南」——東南、中南、西南。

毛氏的另一繫於「農村包圍城市」的發明「人民戰爭」，祇是上述「西北學說」的點綴而已。沒有外援餉械，祇靠人民戰爭，根本沒戲！越南抗法抗美，重申此項真理。未得外國軍事援助的本·拉丹、塔利班，有戲還是沒戲？得到歐美軍事援助的南聯盟反統一勢力、利比亞過渡委員會，有戲還是沒戲？張昭忠少將曾於央視訪談節目，預言薩達姆將掀起城市人民戰爭，《參考消息》社曾出頭版通欄標題，鄙稱北約空軍於利比亞是紙老虎，結果完全沒有這麼回事。從這些深染毛氏流毒的預言落空，人們又可邏輯推理出來：「人民戰爭決定戰爭勝負」，其於中國，其實當年就沒奏效。雲周西村百姓被逼之下，以刀鍘斷劉胡蘭頸一事，當年中共動員十萬農民進攻長沙，國民黨許克祥部僅一團千餘人就能將其打的作鳥獸散一事，便足以說明普通民眾永遠無法成為戰爭獨立主體。毛氏編人民戰爭學說，設省軍區人武部，其實都是欲以此掩蓋斯氏巨大作用，真是機關算盡，苦心積慮！

六、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實為毛氏杜撰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您說二戰後劉少奇發兵至東三省，爭取到了巨量蘇援，導致中共奪得天下，這豈不是外因決定論？不是說「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嗎？蘇聯援助怎會成為中國奪權固權成功的必要條件？您這不是反客為主了嗎？

筆者回答：縱觀歷史，可知中國古代幾乎歷次改朝換代，都不曾有或者極少有依靠外來思想、外援資源來成事的；本土思想資源、物質資源已稱足夠。但自太平天國始，事情發生了變化。直至如今，其勢已成：沒有外來思想，沒有外援餉械——「餉」也可以是外來資本，「械」也可以是進口設備，就不會有革命的發動、進步的產生。國民黨革命乃受民主主義激發，乃先得華僑捐助，後得蘇援餉械；共產黨鬧騰乃受馬列主義激發，乃先得蘇援餉械，後得西方「餉械」。國共兩黨所得蘇援餉械，不是一戰剩餘物資，就是二戰剩餘物資——我們兩次收下的別人用剩菜剩飯烹飪出來的歷史盛宴——其中還有「唾沫星子」主菜，表面風光，實為寒磣！這就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馬學在我，各學皆罔」兩把牛逼烘烘的爛刀宰殺出來的雞零狗碎！對比近代日本真正意義上的求強求富自力更生，我們真是自慚形穢！不過，筆者並無給同胞之中接受外援任何一方戴上「賣身投靠」、「裡通外國」一類帽子的意思，包括北洋系、國民黨、共產黨、民主派、法輪功、藏疆獨……大家都是一樣，我們命該如此，還有什麼必要互相指責？要看結果！

為了徹底回答上述讀者問題，我們又得到哲學領域走一遭。

首先，讀者必得明確，儘管都會承認內因外因乃屬一對範疇，無論是黑格爾、馬克思，還是列寧、尤金等蘇聯馬學權威，還是艾思奇、楊獻珍等中國馬學權威，都沒表述過或者強調過上述命題。依照儀統法核心式「對立統一規律」，內因外因隨機互成主輔，絕無可能總是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即以內容和形式這對範疇而論，在許多情況下，貌似次要的形式都比貌似主要的內容重要，例如，法學一貫認為：程式法比實體法重要。另外，無論是1989年滬版《辭海》，還是1982年滬版《簡明社會科學詞典》，都無表明上述命題乃為出自黑氏、馬氏、列氏乃至斯氏著作，二書明白無誤表明，出處祇有毛選一處——請看《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卷一291頁。筆者出獄之後查閱當代中國馬派哲學權威著作或者大學教材, 如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文革之前）〕、肖前等人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文革之後）〕等等，都沒發現他們唐突黑馬二氏，將「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命題納入馬派哲學，遑論蘇聯時期的相應著作。蘇聯費多謝耶夫等人的《唯物主義辯證法理論概要》（愚生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已屬距離蘇聯變成俄國這一拐點較近的新編馬派哲學紹介，亦無見其承認毛氏此一貢獻。

筆者猜測，內主外輔一說極其可能是毛澤東在某些御用文膽（會不會是梅州興甯藉文人張心如？）的協助下，於延安窯洞裡頭自創出來的，此後成為「山溝裡的馬克思主義」的主心骨。自創的目的，一是為了向莫斯科歸來派爭奪意識形態主導權、中共黨內領導權；二是為了向黨政軍民上上下下掩飾中共的對蘇依附，這種掩飾反過來又可強化下屬對於毛氏的個人崇拜。

美國大學研究人員業已發現：外部環境因素可以改變人類基因，主由甲基化程度發生變化所形成的「外遺傳變異」，可以因飲食結構和其他環境因素的影向而出現。還有一項驚人研究發現：三支香煙就可以改變一個基因。美國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一項開創性研究表明，外遺傳密碼是DNA中的「外層生物化學指令」，其對生物變異的影向大於內遺傳密碼即基因。大陸學者已有大量出現不再堅信內主外輔一說之人。例如，上海市社科院李麗儀就曾撰文點破：「新農村建設」需要通過外生因素來驅動內生因素，必須跳開「農」字，在「農轉工」、「農進城」上做文章，這才是「新農村建設」的「新」。（見諸李麗儀著〈新農村建設依賴於外生驅動〉，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7年第九期。）

七、選劉氏之後為共和虛君方可服眾

西方民主國家還有幾個實行虛君共和制度：國君臨朝卻不臨政。習近平廢除了任期制，顯有稱帝意圖。筆者認為如果實行虛君共和可以換取立憲民主的話，重立「國君」亦無不可。但是這個國君名分「花落誰家」，必須經由各大行政區的第一代的老營之後開會討論，投票決定。劉少奇的長子劉源最有可能當選。劉少奇的結兵蘇魯——挺進東北——和平民主——資本有功——長期過渡——三自一包——物質刺激——三和一少等等，對於中共打下天下，一統江山，贏得民心，澤被老營，厥功至偉，遠非習仲勳可比。中共剛得政權之時，劉氏甚至說過：

馬克思主義在幾十年中曾遭遇到各個方面的批駁……如果你們搞學術研究去批評是可以的，並且對我們的政策綱領都可以研究，如果你的對，我們的錯，那我們服從你……〔見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劉少奇風雨歲月》（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235頁〕 

毛澤東戕國人負老營甚矣；鄧小平「六四開槍」難被原諒。

老營定義：1955年時：（一）官職達到縣、團、處和以上的；（二）黨齡達到15年和以上的，和共產黨秘密合作達到15年和以上的；（三）級別達到副高工、副教授和以上的；（四）戰鬥英雄、革命烈士、擁軍模範、勞動模範；（五）其他有著極其重大貢獻的。王岐山父親曾任建工部總工程師，因此屬於老營之後。第一代的老營之後都是紅二代；但是紅二代不盡是老營之後，譬如，江綿恒、李小勇、胡海峰、溫雲松不是。

如今可以愈發看出，老營之後作為推動中共政治進步的中堅力量，已經登上歷史舞臺，而與激進公知、異見人士、民企業主、改正右派、維權人士、開明官員等並駕齊驅。作為群體，不能指望工人階級、貪腐官員、共青團派、軍中少壯、上海幫、海歸群等，儘管他們當中亦有個別人士挺身而出。上陣還得父子兵，父債應由子來償。

讀者必然會問：您咋這麼器重老營之後？作為整體，難道流亡海外的民主派、改變臺灣的民進黨不可被您視為中堅力量？筆者借用一句適用於己的英諺來作回答：The devil  I know is better than the devil I don’t know。魏京生、王軍濤、戴晴、羅宇不也是老營之後嗎？

放眼世界：大多俄國十二月黨人不就是沙皇的老營嗎？躋身於英王朝樞密院的頭幾代代議士不就是國王的老營嗎？正是後者掀起的大憲章運動，開啟了先進人類群體實行民選政府政制、人權高於主權的偉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