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冊-國共兵史尋真索隱系列之九：長征電報通聯蘇聯豈止一種途徑

一、中共在遵義還與國際電報聯絡過

中央紅軍長征，1934年11月16日進入廣西，11月27日至12月1日實施湘江戰役， 1934年12月12日進入貴州，1935年1月7日進入貴州遵義，1935年2月28日，二渡赤水之後，紅軍再占遵義。據說，中央紅軍長征後，中央紅軍僅有的一部100瓦的大功率電臺在湘江之戰中被毀，無法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繫。

前文已經說過：在莫斯科，蘇聯秘密駐華最高軍事顧問施特恩（未去蘇區）曾於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在莫斯科，分兩次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呈交關於中國軍事形勢書面通報，裡面不僅披露了以下內容：「紅軍在運動中以及在與廣州戰線左翼部隊的戰鬥中和進入廣西的戰鬥中（這是在1200至1400里的整個行軍途中僅有的兩次重大衝突）遭到的損失沒有超過2500人」，而且對於紅軍進入貴州之後的情況亦然知曉。筆者於是判斷以往官修黨史所說「長征之後，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電臺聯繫中斷長達一年」不是事實。根據施特恩報告推算，共產國際至少於1935年3月上旬，還收到過中共中央拍發的前此軍情通報以及近期行動預案。那麼，顯而易見，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電臺聯繫中斷最多長達九個月。〔見諸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4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373頁）〕。長征啟程後八個月，1935年6月18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後者送給前者共13部電臺，此時拍發至/收報自莫斯科電報，通過外蒙蘇軍電臺中轉，已無距離過遠問題，所以若是真有，「中斷」最多達到半年。

中央紅軍無線電服務隊人員合照

共產國際總部在莫斯科的舊址

潘漢年1935年2月才被委派離開長征隊伍，前往莫斯科彙報中央紅軍情況；陳雲1935年6月才被委派離開長征隊伍，前往莫斯科彙報中央紅軍情況。兩人在上海匯合以後，當年8月或者9月才一起前往莫斯科。此時中央紅軍長征已告即將結束，令人不免產生中共有意拖延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報告湘江戰役的損失、遵義會議情況的變更的印象——前者黃瓜菜都涼了啊，後者既成事實了啊！其次，如果說陳雲向蘇共中央/共產國際所做的「精彩報告征服了對方」，那麼何來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對於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對於張國燾為首的中共中央委員均予承認，希望兩者自行和平解決矛盾呢？

中共中央在上海、瑞金的時候，平均每個工作日都要通過電臺向共產國際呈交三份報告。1931年1月，中共中央就已經在香港九龍設立了南方局秘密電臺，與黨中央保持通訊聯繫。如果對於紅軍較小功率電臺來說，遵義距離上海過遠的話，中共中央在遵義給共產國際拍發電報，完全可經香港中轉。

施特恩的報告既無提到湘江戰役，也無提到遵義會議。筆者相信「前三人團」瞞報，採取派出陳雲等人赴蘇面訴種切拖延辦法來行通報。

二、長征經貴雲川有電報局可資利用

那麼，中共中央離開遵義繼續北上，距離香港又會過遠，此時是否真會發生「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電臺聯繫中斷」？

四隻長征隊伍，除了紅二十五軍之外，都有電臺，儘管功率均小，不能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共產國際執委會通聯，但是彼此之間完全可以通聯。有一說法，相信紅二方面軍到達四川甘孜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後，由於任弼時從張國燾處拿到密碼本，才和紅一方面軍恢復了電臺聯繫。其實，沒有密碼來行通聯，難道就不可以使用明碼來行通聯？沒有軍隊無線電報來行通聯，難道就不可以利用地方有線或者無線電報來行通聯？當然利用明碼通聯、有線通聯的前提，乃是必須使用暗語或者密碼。各軍團既然可以利用地方電報局所彼此間通聯，黨中央當然也可利用地方電報局所與國際通聯。其時成都、重慶電報局都可拍發至/接受自莫斯科、香港的電報；貴陽、昆明電報局想必也可以；輾轉接力密碼通聯，當然更加可以。長征沿途，除了少數民族區域，幾乎所到之處都有中共地下組織可以幫忙利用地方電報局，以及轉遞信息。例如，紅一、二方面軍長征分別途經、駐紮黔西畢節七星關區。畢節早在清末就在法國人幫助下建成了西南有線電報樞紐。昆明在前，貴陽在後建成有線電報重鎮。首任畢節有線電報局局長繆桂卿的長子、次子都是中共地下黨員，都曾在電報局任電報員。這裡應有信息作戰蹤影。不過，本文重點探討的是：中央紅軍長征，深入黔北、滇東、川西、甘南之後，黨中央如何繼續使用電臺這種工具通聯共產國際，而非各軍團利用地方電報局互相密碼通聯。到底有沒利用過呢？這兒祗是理證，還須找到物證、書證，人證已是人亡證息了啊。

清末的電報房

賴有互聯網，筆者查到以下一幅珍稀清末有線電報局所分佈圖，然後將中央紅軍長征路線圖疊加其上，於是可令世人恍然大悟：「長征電報通聯蘇聯豈止一種途徑」簡直太有可能。

注：中國電線圖實際上是反映中國清末電報線路、局所的地圖。上圖底圖出處：http://ww.nlc.cn/newgtkj/tssc/mzyj/201703/t20170307_142363.htm。圖上粗黑色線乃為中央紅軍長征所經路線，如前所述，乃為筆者請人疊加。二圖放縮之後，對齊右方中國海岸線即可比例一致。讀者不難看出，粗黑色線兩旁有著不少電報局、店、報房，尤其是U形處較為密集。有線電報電路包括話傳電路。左下小圖此處太小，經過放大如右下： 

網上說明下載：《中國電線圖》是宣統元年六月（1990.07）重印，紙本彩色，縱69公分，橫83公分，比例尺約為1:3000000，圓柱投影，圖中方位為上北下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清末的電報機構，全國有電報總局，各省有電報分局、子局、支店和報房四種。圖中使用十種符號將各省的電報機構、陸線、海線、各省原設之官局、各省原設之官線、各國海線標示。圖中共繪出局、店、報房482處，凡局、店、報房有與他局同在一處者：北京西分局、北京南分局、外務部子局、民政部報房、陸軍部報房、度支部報房、農工商部報房、學部報房、南苑報房、張家口橋東報房、濟南商部報房、漢陽兵工廠報房、漢陽鋼藥廠報房、上海高昌廟報房、杭州拱宸橋報房共15處，概不列入；其餘各省衙署及各處鐵路所設之報房圖內也概不列入……與鄰國接線有內蒙古買賣城（二連浩特)與俄國接線，廣西鎮南關、河口、思茅與法國接線，雲南蠻允（芒允）與英國接線。

現在我們來看為使微觀情狀顯現，可以如何操作。筆者以下詳舉貴州一例，略舉雲南、四川各一例。中央紅軍進入甘肅、陝西之後，由於蘭州、西安早有蘇領館開設，筆者認為已無必要討論此時兩方電臺聯絡。略舉意味著筆者希望：有興趣的讀者不妨DIY，首先於網下載貴州、雲南、四川三省地圖——必須是大圖哦，其次於上圈出本文給出的黔、滇二省各電報局所所在，描出本文給出的川省各條連接起始兩端電報局有線電報線路（兩端之間連線途中必然也有接線電報局所），然後對照紅軍長征線路經過地點，就可得出有可能被紅軍利用的電報局所的所在及名稱。更加認真的話，可以去找有關各縣的縣誌的郵電分冊或者章節，筆者相信那兒會有對於本縣清末民初電報局所的名稱登錄和情況介紹。

民初政客、軍閥頻頻利用這些舶來電報局所「通電全國」（欠了電報局所不少錢），不要忘了，朱德總司令可是滇軍出身，北伐時打過四川，駐過貴州，他會想不到利用長征途中沿線的有線、無線電報局所嗎？劉伯承、葉劍英也不可能想不到。

詳舉貴州一例：筆者從上圖尋找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省所經地方。路線穿過德空心圓點正中以及近處別的空心圓點都算經過，實心圓點基本（並非全部）不計。另外又從有關文獻當中曾有列出，但是《中國電線圖》未有標示的少許經過地方補充進來，共得50處。它們乃是：黎平、錦屏、劍河、台江、三穗、黃平、鎮遠、施秉、甕安、開陽、扶余慶、南白、遵義、湄潭、綏陽、婁山關、桐梓、松坎、習水、赤水、元厚、土城、太平渡、茅臺、仁懷、鴨溪、金沙、大方、畢節、黔西、納雍、水城、息烽、開陽、貴定、貴陽（郊區）、龍里、惠水、長順、安順（並非四川省安順場）、鎮寧、紫雲、關嶺、貞豐、安龍、興仁、望謨、冊亨、雙江、蔗香。

讀者看了中央紅軍過貴州長順之路線圖，就知道上述「50處」會是如何掛一漏萬了。以此類推。此種情況，乃為筆者採取辦法「路線穿過空心圓點⋯⋯近處別的空心圓點都算經過」的根據。

然後我們來看中央紅軍長征在貴州示意圖。於是就有以下重要發現：從1887至1935年這48年間，貴州省共建有34條有線電報線路。中央紅軍征經過貴州，筆者認出，其中至少有以下20處地方，當時就具備有線電報局所：貴陽、黔西、畢節、安順、安龍、鎮遠、大方、遵義、桐梓、松坎、赤水、錦屏、茅臺、金沙、貴定、關嶺、貞豐、黎平、甕安。〔見諸貴州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貴州省誌．郵電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155頁〕佔了中央紅軍經過貴州空心圓點正中以及附近地方的40%。難道這純粹是巧合？

1915年，貴州省建成（由南至北）自貴陽經息烽、遵義、桐梓、松坎至重慶的有線電報線路。如前所述，重慶、成都可以拍發至/接受自莫斯科以及拍發至/接受自香港的有線電報。〔見諸貴州省遵義地區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遵義地區誌．交通誌/郵電誌/城鄉建設環境保護誌》（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242頁；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誌．郵政電信誌》（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3）105頁〕

1949年10月以前的遵義郵電局

據說，不再設法恢復和上海中央局的電臺聯絡，主要原因乃是後者曾被國府情報機構查獲，殘餘之人裡面可能隱藏叛徒，共產國際很不放心，此事發生在長征出發前夕。但是，布萊恩（李德）和施特恩必然有著電臺單線聯絡途徑。前者咋不會在博古協助下，利用遵義電報局發報給施特恩這一類蘇軍秘密人員所在的上海秘密機關？眾多大陸官修黨史作者，你們可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啊。

據載，當時遵義電報局收發電報，不是用報機，而是用電話。收報時，對方念電報明暗皆可數碼，收方記下之後，譯成文字送給收電人，反之亦反是。（見諸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1-07/13/nw.D110000zhdsb_20110713_1-06.htm《被隱沒的中共高級特工盧志英事蹟考略》）讀者試掩卷思之：中央軍委二局將中共中央寫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譯成密碼，然後交給貴州省地下黨偽裝成商人，到遵義電報局「念發」給蘇聯駐貴陽領事館或其館外秘設偽裝商業機構，有何不可？畢節電報局則肯定有收發報機，從畢節電報局拍密碼電報給共產國際派駐越南秘密機構（法共亦有越南支部。支部裡有華工出身雙語成員），有何不可？舉手之勞啊。

略舉雲南一例：據載，1913年時，雲南各路幹線、支線沿線所設的電報局所總數共有36處，計為：昆明中心局；西路：楚雄、下關、永平、永昌、騰越、小辛街、魯掌、順寧、大理、鶴慶、麗江、中甸、阿墩子；東路：曲靖、東川、宣威、威寧、昭通、老鴉灘；南路：阿迷、蒙自、碧色寨、個舊、臨安(建水)、開化、廣南、富寧、剝隘、麻栗坡、河口、通海、青龍廠(屬元江)、他郎、普洱、思茅。

中央紅軍長征過雲南路線圖如下：

往下就請有興趣的讀者DIY了。

略舉四川一例：

關於四川的情狀，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尋來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著《紅軍長征在四川》（修訂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以及中國電信四川公司編纂《四川通信史》上卷（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6），DIY自行探討。僅從上面《中國電線圖》中目測，就可點算出來中央紅軍長征在四川，途徑七八處有地方興辦的電報局所名稱，就連安順場、瀘定橋這兩處紅白廝殺激烈地方，都有電報所！

四川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四川省誌．郵政電信誌》的成員，以及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著《紅軍長征在四川》、中國電信四川公司編纂《四川通信史》上卷的成員，對於1949年以前，尤其是1935年之時本省有線電報、無線電報局所情況的搜集、描述，做得太粗，比起他們的貴州、雲南同行，差的很遠。不過他們稍稍區分了有線和無線。具體而言，就是四川方面不知何故，不能像貴州方面和雲南方面那樣一一列出本省其時擁有電報局所的名稱，祇能列出其時擁有有線電報線路起止地點名稱。令到今人DIY困難重重。

於是又可提出一個問題：紅軍有沒想過搶奪地方電報局所的無線電收發報機？據中國電信四川公司編纂的《四川通信史》上卷說，紅四方面軍搶過。這本書還提到，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懋功會師以後，前者慷慨送給後者13台無線電收發報機。筆者懷疑，其中許有蘇聯方面配發的收發報機：川北畢竟距離新疆、外蒙近，西安、蘭州畢竟有蘇聯領事館。

最後補充兩項與此有關的振聾發聵史料。其一，四川有個安順，貴州也有個安順，在貴陽西南不遠，中央紅軍長征經過此地。據中共貴州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貴州歷史》第一卷（1921—1949）（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載：

1935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順縣支部，由謝速航任支部書記……謝速航利用在安順郵電局工作的有利條件，在安順郵電局內建立了建立了地下通訊聯絡站。經過這條聯絡線傳送的檔書刊，有省工委（1934年9月成立——筆者注）發往各地的文件……有從莫斯科寄來的共產國際彙刊，季米特洛夫報告等小冊子……還有從上海寄來的油印刊物《少共真理報》、《新生》等。由國外寄來的文件報刊經昆明轉安順，由安順再分發到貴陽等地。（168—169頁）

顯而易見，在中共安順縣支部建立以前，甚至中央紅軍你長征以前，謝速航就已在安順郵電局工作了。

其二，中央紅軍進入貴州之後，中共中央一度計畫「背靠雲南，面向遵義、重慶」（166頁。聯想後來的「背靠蘇蒙，面向華北、華東」）。過去官修黨史於此極少著墨。其實這個曇花一現的戰略表明，中共割據黔滇渝，有著蘇共中央/共產國際設計背景：可由內有可操雙語的旅法華工成員的法國共產黨越南支部中轉蘇聯奧援中共餉械。其時越滇鐵路可至雲南蒙自、昆明。蒙自直線距離安順400里，直線距離遵義570里。經此鐵路，貨物由昆明裝上火車，六七天就到香港，九天就到上海。運輸量不受限制，而且到的是國際國內的頭等口岸。其實，百色起義有此設計背景，八路軍桂林辦事處設立有此種設計背景，指示二王部隊南下匯合東江縱隊之後沿著西江向廣西、雲南發展，亦有此種設計背景。最為確鑿的證據乃是：據曾任燕京大學教授，曾像白求恩一樣全心全意投入中共抗戰的英國二代男爵林邁可（Michael Francis Morris Lindsay）於其所著《抗戰中的中共》〔楊重光、郝平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中披露（粗秀體筆者轉）：

1944年7月……一個美軍觀察組要到延安訪問……我幾次被召到王家坪，和朱德將軍、葉劍英將軍討論如何籌備迎接這一重要的美軍觀察組……我們又被邀請到外語研究中心去，討論急速成立英文學校的事。那時，延安祇有俄文和法文學校。（193頁）

當時歐洲國家除了蘇聯，法國、英國亦與中國接壤，越南、老撾時為法國屬國，印度、緬甸時為英國屬國。這事蘇共可沒忽視。此一中法二共關係檔案始終未見天日，中法兩國學界似乎從來無人置喙此一課題。筆者法語早已忘光光，對此有心無力，切盼通曉法語後學戮力填補空白。補充：筆者曾經見過一份文獻稱1949年以後，法共曾向中共索還之前花在中共身上鉅款，中共不知出於何種原因沒還。文獻原文以及出處現已無從找到。英共、德共的相應款項則似乎還了。

中斷電臺聯絡、人力聯絡，不就有了一個「獨立自主」平臺了嗎，豈非更好？問者洗腦給洗得多徹底啊！筆者認為那是對下屬和後人說的假話。湘江戰役、遵義會議等等可以瞞報，遲報，向蘇索餉索糧索藥索械則為十分緊迫。不是欲建川滇黔邊、川甘陝邊根據地嗎？能為無米之炊嗎？須知中央蘇區就不是無米之炊。「前三人團」、「後三人團」對此全都心知肚明。「魚兒離不開水呀，花兒離不開陽」完全適用於比喻1921至1957這36年間的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儘管有時寒冰、驕陽會對魚兒、花兒造成威脅。

他們還有以下兩條聯絡途徑可資利用。活人咋能被尿憋死？辦法總比困難多呀！

三、長征經貴雲川有蘇領館可資利用

新揭蘇聯檔案披露：蘇聯方面早在1925—1926年間就不惜花費重金在中國開設了14個之多的以追求情報偵察為目的的領事館，它們分佈在太原、西安、開封、濟南、成都、重慶、杭州、南昌、長沙、貴陽、昆明、桂林、福州、汕頭、潮州（潮汕二地雖小但近中央蘇區）、吉林、長春。〔見諸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一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 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553、722—723頁〕長沙、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西安、太原的蘇聯領事館，難道不能和長征部隊進行電報密碼聯繫或者專人帶信聯繫？難道蘇聯領事館不能通過它發展的中國人間諜，或者它聯繫的中共地下黨，給各隻長征紅軍隊伍輸餉送藥等等，以及雙向傳達共產國際/蘇聯共黨的指示、訊息以及中共中央的請示、報告？結構—功能主義安在？錢白花了麼？如今中國這麼開放，俄國駐華領事館也衹有瀋陽、北京、上海、廣州四處啊，才到那時的零頭。照理，鄭州、武漢可能後來增設了蘇領事館，以便和紅四、紅二方面軍聯絡。這個不難查證。

遵義會議之後，中共中央派出潘漢年遠赴莫斯科彙報工作，以及商討如何恢復雙方電報聯絡。潘氏於其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由於我方的發報機功率太小，莫斯科與黨中央之間的無線電聯繫，若不經過上海轉發，中方祇能收到蘇方的聲音，蘇方卻聽不到中方的聲音，因此中方向西進發之時，沒有隨身攜帶有關設備，雙方之間的電台聯繫也就中斷了。在長征期間，中方曾打算通過紅二、六軍團恢復和蘇方的聯繫，但未成功……在同你們見面後，我應在適當地區(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穩定的聯絡點，同時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聯繫。〔見諸http://www.kunlunce.com/e/wap/show.php?bclassid=0&classid=140&id=139403孫偉：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絡的中斷和恢復〕「同時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聯繫」這話說明，中共方面確曾想過使用「專人帶信聯繫」來行恢復和共產國際/蘇聯共黨的聯絡。每次帶信都到莫斯科麼？不可能，接力帶往蘇駐蓉領事館才對。

不過迄今為止，在新揭蘇聯政府檔案當中還找不到一份上述14個蘇聯駐華領事館的工作報告，在大陸發行學術刊物當中還找不到一份對於這些個蘇聯駐華領事館的研究論文。14個領事館，每個工作天拍發一份報告，一年就是4382份；即令一周拍發一份，一年也是728份，1919至1949年，30個年頭，就是21840份，都去了哪兒？西安蘇聯領事館對於1936年底發生的西安事變，緊鑼密鼓拍發回國的電報，給藏在了哪兒？

位於重慶市渝中區枇杷山正街的蘇聯領事館（抗戰期間為大使館）舊址

官修和民修黨史迄今皆說紅軍到達陝北之後，共產國際方才派人——例如張浩——重新聯絡上了中共中央，筆者覺著不合邏輯：蘇聯駐西安領事館難道形同虛設？它難道不會第一時間上報國內以及按照指示第一時間派人重新聯絡？中共中央難道不會第一時間通過地下黨暗中報告領事館？另外，與共產國際電報聯絡的密碼既沒丟失——掌握在劉少文等人手中——也沒被國府破譯，怎麼初期每個蘇聯本土派來恢復聯絡之人，都要帶回電臺用密碼本？帶一回還好說，怎麼還要三番兩次帶？這些可被視為破綻，暴露了「長征期間中蘇兩黨失去聯絡」極有可能屬於造假，真相——筆者相信——乃是故意宣稱失去聯絡，以防共產國際干涉遵義會議罷免前三人團，另立後三人團為領導核心的決議。當然。這肯定首先是周恩來的主意，毛澤東當時可沒這麼大膽。文革當中，毛氏清算周氏，還不至於將他弄死，應是對他此次擔當有所念好。

四、在華英美教會中樞多自備電報機

筆者懷疑先任紅六軍團團長後任紅二方面軍副司令蕭克，帶著傳教士英國人薄復禮長征，目的應當不僅僅是籌措經費（教會基金贖金）、醫藥（教會醫院捐獻），而且還是利用他和沿途洋教堂傳教士聯絡，有償請求後者到當地教會中樞或者大埠郵局，為紅軍拍發密碼或者暗語電報，或者寄送暗語信件到上海，以讓共產國際知道三路長征紅軍近況。上節述及，潘漢年於其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談到「在長征期間，中方曾打算通過紅二、六軍團恢復和蘇方的聯繫，但未成功」，十分精確地證實了這一點。

蕭克上將。筆者認為他應被評為大將

薄復禮和妻子在被紅軍羈扣前，攝於貴州鎮遠教堂。

筆者已知的一些背景情況:（一）當時有些西方傳教士認為：共產黨的理想類似基督教的理想，因而會對他們親眼見到的仁義之師紅軍產生同情。可能何新所說的共濟會也有參合其中；（二）北伐時期，蘇軍顧問就常常向駐地西方傳教士瞭解情況；（三）中央蘇區接受蘇援金錢路線，其中轉點乃有一教堂。

在華英美教會中樞多自備電報機，此事可從一位筆名叫「亦文」的教友刊載於《夏長冬藏》雜誌2019年2月號（總第36期）的文章〈傳教士與電報〉得到進一步的證實（見諸https://www.churchchina.org/archives/120709.html），例如他說：

——內地會印發電碼本首版的1907年，離義和團追殺傳教士的庚子年，祇過了七年，內地會宣教團隊中58名成人和21名兒童次第殉道的慘劇猶在眼前；電碼本再版的1929年，南京事件引起的傳教士大撤離尚未收尾；而電碼本將被繼續使用的20多年時間中，抗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接踵而至，想必這第88條電碼的使用頻率一定名列前茅。

——筆者最近讀完的一篇傳教士回憶錄《恩惠與慈愛》（Goodness & Mercy）也提到了電報的收發：祝美柏（Maybeth Judd）的丈夫高惟義（Kenneth Thomas Gray）在太平洋戰爭時期的逃難年月中，被任命為浙江地區禾場的幹事，自此不得不隨身攜帶厚重的電碼本，隨時與上海總部保持聯繫。聯絡的內容主要是難民賑濟金和傳教士津貼的發放，以及整個團隊的行止調度。這一記述印證了海醫生的介紹：普通傳教士身邊沒有電碼本，祇有地區幹事和主任才會擁有這本電碼本，主要用於行政管理，如同今天公司和機構用電子郵件、傳真機、掃描器等設備處理商務一樣。

——筆者不排除在赴華的成千上萬名基督教傳教士中，曾有過若干諜報人員的可能性，但這祇能證明這些人真正的身份是諜報人員而非傳教士，因此這是諜報人員的問題，而非傳教團隊本身的問題。因為諜報人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偽裝成任何身份，可以是傳教士，也可以是商人和水手。除非學者能證明傳遞諜報在傳教團體中是一個群體性和機制化的現象，用極端的個案來否定整個團體，至少犯了化約主義或跳躍式結論的錯謬，於學術倫理和學術邏輯皆站不住腳。

左：四川磨西天主教堂；右:四川甘孜（藏區）天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