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附錄一：細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含義 作者：馬各@2018-07-18 見諸https://www.poemlife.com/index.php?mod=showcols&str=1083

本書筆者按語：筆者提出「從頭再來」，這「頭」定在哪裡？就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呀。鑒於馬各已將這個問題說得相當清楚，筆者便行借花獻佛，將其文論轉載於此，以饗讀者。在此筆者謹向馬各鳴謝。筆者一向主張須得「扭轉政制頹勢」，此處所謂政制頹勢，乃是一個暗喻，即為馬各文中所說，清末主張西學為體之人，莫不認為：暴秦以後，中國政制走向野蠻，如今西制東漸，必得呼喚「三代」政制重來。若論實質，政制頹勢乃指政制落後態勢。有一網上蒙面講者認為，元蒙滿清統治者利用漢族傳統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以華變己（夷）的目的，在於令漢族人認可他們的統治，實際上從沒有起到保存漢族優越心理的作用，漢族人實際上成了他們的奴隸，中國實際上成了他們的殖民地。這是從政治學角度生出的解釋，而非從人類學角度生出的解釋。為啥經過數百年融合，蒙族人、滿族人漢化度很高，而非漢族人蒙化、滿化度很高呢？為啥壯族、彝族從未統治過中國，沒啥上述幌子可言，漢化度也那麼高呢？

晚清名臣張之洞有一句話很有名，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似乎也成了後世的人對晚清向西方學習的一個總體印象，它具體體現在了「洋務運動」之中。但為何洋務運動的領袖李鴻章稱晚清的局面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如果西學僅僅是為用，中學仍然為體，他又是如何得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樣嚴峻的結論呢？如果中學仍然為體，僅僅是「用」之變，那麼明清之變似乎絲毫也不遜色於晚清的變局，當時清朝並未亡國，而明朝是整體性地亡於滿人之手，為甚麼明清之變這樣重大的變局卻比不上晚清之變？所以，晚清的變局似乎絕不僅僅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麼簡單。

之所以說晚清之變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就是因為中學之體難以為繼了，那麼所謂的「中學」是指甚麼？其實就是本人以前反復提及的「儒表法裡」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那為甚麼它們難以為繼？中國在歷史上曾數次亡於異族之手，但是這些異族建立的政權在總體上總是被納入到中原的文明之中，儘管在這種融合的過程中，這種文明本身是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和重塑，但在總體上，儘管可能是亡國，但中國從來沒有喪失在文明上的優越感。這次不同的是，李鴻章們所面臨的對手，是一種和大清國完全異質的文明，它不僅在武力上遠遠強於大清國，更讓大清國難堪的是，在這種文明的衝突和對比之中，大清國政權在道義上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也就是它侵蝕了政權本身的道義基礎。

這在晚清的一些儒者的話語中都有體現，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兩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唯大盜利用鄉願，唯鄉願媚於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於孔。」他甚至還說過一些更激進的話，大致意思是：「幸而中國之兵不強，如果中國之兵強如英法德這些國家，那麼君主之禍將更不可思議，那些白人、紅人、黑人，都將如准格爾一樣，將要滅種了。所以東西各國壓制中國，是天經地義的，是上天曲用仁愛，中國人不知感動，反而以挾忿尋仇為務。」譚嗣同的這些話如果放在今天，就是標準的「漢奸」言論。譚嗣同的這些話，透露出的是對秦制和君主的憎惡，這和明末黃宗羲的「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似乎同出一轍，和黃宗羲不同的是，黃宗羲沒有一個參照的物件，他作為儒者反對君主和秦制，卻沒有一個現實或者理想的物件可以作為參照，而譚嗣同他有這樣一個現實的參照物，就是西制，所以這種西制它最初進入到中國的這些擁有古儒之風的儒者的視野中，和這些被君主和秦制壓制的儒者完成的是一種觀念上的契合，而不是一種觀念上的衝突，這似乎和我們如今所謂的「中國特色」的成見大相徑庭。

這些儒者對西制的最初的印象是，西方比「我大清」更仁義，他們把儒教的「仁義」觀念用來理解所謂的西制，朱熹曾說：「堯舜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而這些儒者在西制上最初看到的是所謂的「堯舜之道」，所謂「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用古代的「天下為公」來理解西制的選舉制度，大歎「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王韜就大講，西洋「以禮義為教」，「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德澤為本」。他們還用古代的「鄉紳」和「鄉紳房」來理解西制的議員與議會，用選賢任能來理解西制的選舉。又如郭嵩燾說那裡言論自由，「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老百姓的聲音都受到重視。他甚至還想當然的說：英吉利是由於「仁愛兼至」，贏得了「環海歸心」。比郭嵩燾更早的徐繼畬，在《瀛寰志略》中大力推介美國說道：「米利堅，合眾國以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所以這些儒者把這種西制最終歸結到了所謂的「三代之治」上，如郭嵩燾所說：「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就是說，中國的教化從三代之後就不行了，而三代之治如今重現於西制之中，現在西方看中國就如三代時候中國看夷狄一般。至於民主，薛福成說中國三代之時就有民主，他說：「唐虞以前，皆民主也……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為君，則為諸侯矣。諸侯之尤有德者，則諸侯咸尊之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規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經營而得天下，由是君權益重。秦漢以後，則全乎為君主矣。若夫夏商周之世……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之說，猶行於其間，其猶今之英、義諸國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他把英國這些國家的政治，歸結為「三代之隆，幾及三千年之久，為曠古所未有也。」

中國對一個外來民族的態度往往體現在它的名稱上，在古代，比如夷狄的名稱往往就如牲畜一樣，諸如：鮮卑、蠕蠕、匈奴、突厥、韃靼等等，這些都是一些蔑稱，儘管他們武力上可能很強大。但晚清對這些西方國家的稱呼則發生了一種重大的反轉，比如法蘭西，英吉利，美利堅，德意志，法英美德這都是一些美稱，從這些稱呼上就可以看出這種轉變，所以李鴻章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它不是一種用之變，而是在體上即在文明和道義上的變，在根本上的觀念的變。當這種文明進入到大清國的儒者的視野中，他們所感受到的不是一種觀念上的衝突，而是一種久受秦制和君主壓制之後，所找到的一種可以賴以反抗秦制和君主的現實的參照物。中國在歷史上曾數次被強大的異族軍事力量所打敗，但中國的儒者從來沒有被這種異族的文明所折服，從來沒有儒者會認為中國在文明或者文化上需要向這些異族學習，而這次的變局的不同正在於此，他們最初認同西制並不是因為它在武力上比「我大清」更強大，這種武力上的強大只不過作為一種引子和契機，引導這些大清國的儒者們去瞭解這些西洋人，而他們最終認同的是所謂的西方比「我大清」更仁義，是仁義使這些儒者們真正發自內心的認同了它，它通過晚清這些儒者的話語得到了清晰的表達，所以李鴻章所說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說的正是秦制和它的代表即君主的危機，它衝擊了這種制度賴以存在的道義上的合法性，而另一個更加重要的事實也很清晰，它在最初絕非是儒教的危機，相反它是儒教的一個機遇，這在譚嗣同的另一些話中說的很清楚：「西國仁義之師，恪遵公法，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故無取乎多殺。敵軍被傷者，為紅十字會以醫之；其被虜者，待和議成而歸之。」所謂與君為仇，非與民為敵，它從一個側面正是說明了它並非民或者儒者之敵，而是君主之敵。

再說點題外話，大清國和英吉利可以說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家，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那麼為甚麼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環境中成長和教育出來的人，對甚麼是善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倫理觀念會有如此相同的認識呢？就如大清國的儒者說的那樣，西洋比「我大清」更仁義，這個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事例，正說明了上節所說的，人類在智識方面具有的共性，為甚麼儒者認為西洋更「仁義」，就是因為可能他們的這些倫理規範或者遊戲規則，更能在邏輯上保證其一貫性，用一句直白的話就是，它對每個人來說更加公平。每一個國家和社會可能都有不同的倫理規範或者遊戲規則，就如每個人對具體的道德信條的認識可能都不一樣，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後天特別是權力所塑造的，但一種無法保證其邏輯上的一貫性的規則或者說規範，無論在甚麼樣的國家或者社會，都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