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十：餉械接踵馬列入華赤縣劇變黃俄

筆者按語：本文乃是對於筆者舊著《真相真理雙真集》上冊《蘇聯奧援中共餉械檔案尋蹤》（香港：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2019）內容新撰的結論部分，限於出版社要求頁數勿超400，原書沒有結論部分，這次補上，時為未晚。不過引注全部省略。清末民初發軔的新文化運動主為推廣西方式的憲政民主、自由經濟、個性解放、認知啟明。狹義五四運動以後，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之大外宣在此一新文化運動滲進推廣馬列著作成分。此種新文化運動組成部分，其實乃為「新武化運動」——「蘇聯人出錢出槍，中國人出人出力」的武裝鬥爭——的前奏。讀者可以通過香港荃灣郵政局郵箱1285或者傳真：（852）28702399求購上書——內有詳細引注，收件人：夏菲爾出版有限公司（電話：28022103）。

當然，本文推算所得數字，全為概數，絕非確數。但這絕不是玩弄數字遊戲，而是使用逼近演算方法的結果，它屬於學術探討、統計分析、科學研究的認可方法。更高階等的逼近演算，乃至用到微積分（若得到年月報表檔案），留給別的學者以及後代學者去完成吧。筆者業已年逾花甲，有生之年也應告別這一25年的探索，轉向別的課題了。囿於資料缺乏，文中未能對逐年損耗、逐年補充數字以及二者總數做出進階推算，不過相信若果將來有關檔案公開，後學可以畢竟其功。

筆者希望具有財力的讀者能夠慷慨解囊，贊助筆者將此書自己或者雇人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網上聯繫郵箱乃為：zerongxv@163.com。發軔於古希臘文明的西方樣式學術的強項之一在於「懷疑一切」，筆者百思不得其解：為何在調查蘇中二共早期關係上，它的懷疑一切視野竟會突然變得如此狹窄。

一、蘇聯奧援中共經費月均百萬銀圓

1921年7月1日至1932年12月31日，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奧援中共經費分為兩種，一是經常費，用來做黨中央運轉費——筆者估算：一半用於發放工資，一半用於辦報辦刊；一是專門款，用來做青年費、工會費、農會費、情報費、罷工費、暴動費、營救費、撫恤費等等。此138個月期間專門款總數，料應多於經常費總數。筆者根據下文給出的16.3%數據，估計可為經常費的6.14倍，亦即2454萬銀圓左右。

托洛茨基於1927年4月給出如下資料：「 1917年以來，廣州工人的實際工資降了50%。廣州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在三到15銀圓之間，衹有構成工人貴族的少數有技能的產業工人（是廣州20萬工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每月收入在15到27銀圓之間。」可見當時加入共黨領取蘇餉對於低階知識份子來說，不失為一上佳邊革命邊謀生方式，且至「四一二」政變之前並無任何生命危險。辦報辦刊用費詳情，筆者已在前文交代過了。

撥給上海中央的經常費。從1921年7月至1922年12月前後18個月，月額乃為1850銀圓。此第一期月額加總，乃為33300銀圓；1923年12個月，月額乃為1750銀圓。此第二期月額加總，乃為21000銀圓；從1924年1月至1925年3月前後15個月，月額為乃2250銀圓。此第三期月額加總，乃為33750銀圓；從1925年4月至1925年11月前後八個月，月額為3650銀圓。此第四期月額加總，乃為29200銀圓；從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前後七個月，月額乃為10500銀圓。此第五期月額加總，乃為73500銀圓；1926年7月至9月前後三個月，月額乃為24500銀圓。此第六期月額加總，乃為73500銀圓；1926年10月至12月前後三個月，月額乃為29750銀圓。此第七期月額加總，乃為89250銀圓；1927年，月額乃為27370銀圓。此第八期月額加總，乃為328440銀圓；1928年，月額乃為55000銀圓。此第九期月額加總，乃為676512銀圓；1929年，月額為56376圓。此第十期月額加總，乃為676512圓。1930年、1931年、1932年前後36個月，月額乃為55000銀圓。此第11期月額加總，乃為1980000銀圓。下做統計分析。

首先，起建黨後訖遷贛前，前後11年六個月共138個月，如果僅按蘇方預算月額計算，上海中共總部共得蘇餉3998452銀圓。出現過11種由低走高的月額。最低額1750銀圓，最高額56376銀圓，後者為前者的32倍。138個月，平均月額乃為28974銀圓。均衡月——非年——增長率為3%上下，挺厲害了。

其次，如以預算月度蘇餉一半用作發放工作人員工資，每人每月30銀圓上下，則第一第二期每月可養30人，第三期每月可養38人（含前N人，下同），第四期每月可養60人，第五期每月可養175人，第六期每月可養410人（楊奎松樹披露，1923年「三大」時已有黨員400人左右），第七期每月可養495人，第八期每月可養456人，第九期每月可養917人，第十期每月可養937人，第11期每月可養917人。有道是：千名赤黨鬧中華，一呼百應十萬從。五萬成了百夫長，赤軍可員五百萬。這是否源自蘇軍參謀部的「大數據」呢？

對比一：據曾在蘇聯留學和工作八年的王智濤於其回憶錄中記述，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30年代末，共產國際和俄蘇共黨為中共培養了數以千計的人才。其中中山大學培養了一大批黨務和政工幹部；從1925至1933年，九年間在莫斯科專門學習軍事的中國留學生總計有500人之多。〔見諸《王智濤將軍回憶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15），81− 82〕

而據新揭蘇聯檔案記述，從1925至1929年，前後五年即60個月──比上述138個月少78個月，位於莫斯科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前身為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為中共培養了數百名留學生（筆者假定500），1929年3、4月間畢業歸國約250人（不過能夠適應工作的據稱衹有1/4不到，其餘有的成了反對派。有的投了國民黨）。莫斯科為此期文科辦學項目，蘇聯花了約500萬盧布（應包括了外匯），亦即875萬銀圓。此數乃是上述上海中共總部138個月所得蘇餉3998452萬銀圓的2.2倍，乃是。如果算上1930至1932年前後36個月的此類辦學支出，就應至少達到三倍。這還沒加入蘇聯為培養中共軍事人的辦學支出。筆者依照下法推算出来文武兩類花費總數應超過4000萬銀圓:

文科：875萬圓÷60月 ×（ 60月+36月)=1400萬圓÷206.93萬圓（1925—1932年上海中央經常費和）=6.77倍。

武科：500萬圓÷5年÷500人× 500人 ×9年×3（係數。武科花費應是文科的三倍）=2700萬圓

文武二科九年花費總數：1400萬圓+2700萬圓=4100萬圓

4100萬圓÷206.93萬圓（1925—1932年上海中央經常費和）=19.81倍

顯而易見，在朔方普羅米修士眼中，自己吹燃出來的「火種」，要比閃電擊燃起來的「野火」珍貴多了。這個費用出自蘇聯，花於蘇聯，應該不算本文所說的蘇聯奧援中共餉械中的「餉」。這預兆了從1931年1月起至1935年1月止，在一個資歷、學歷（正規教育僅為高中畢業）、級別、智商都不算高的烏克蘭猶太人米夫的操縱之下，王明等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竟然可在上海中共總部機關以及三大蘇區輕而易舉「空降」奪權：20倍的錢要花得物有所值。米夫本人能夠得此位勢，源於其人寫過好些論述中國革命文章，雖然米夫和越飛、維經斯基、馬林、鮑羅廷、蓋利斯、施特恩、布勞恩他們一樣，都不懂中文。

對比二：其一，1923至1926年，莫斯科每月供給國民黨的黨務經費便達十萬盧布，為它每月供給共產黨的黨務經費1000盧布的100倍。不過前者其時已有50萬名黨員，後者其時僅有5000名黨員，前者也是後者的100倍。其二，1925某月至1926某月的整個財政年度，蘇方安排給廣東革命政府的軍事供應，價值乃為1100萬盧布，折合1925萬銀圓；其中自4月至10月，從蘇聯國庫撥給廣東革命政府的軍事供應，價值就是460萬盧布，折合805萬銀圓。

對比三：1925年6至8月，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的名義，從蘇聯國庫撥給上海「五卅」罷工工人的經費，一次就是20萬盧布，折合35萬銀圓。    

從對比一至對比三可見當時蘇方撥給上海中共總部的經常費並不是個很大數字。

對比四：孫中山同盟會十次起義（後九次跨期亦為約十年），僅籌得數十萬銀圓。對比中共所得蘇餉，真是寒磣得可以。但也說明：在中國發動「資產階級革命」要比發動「無產階級革命」容易，更得上至精英下及民眾普世擁護。

蘇聯協餉中共上海總部月額變動（1921.07—1932.12）數字表（上）和立柱圖（下）

蘇聯政府當時每年從中國東省鐵路賺取的利潤達到2000萬銀圓（已除償還法國貸款），十年就是二億銀圓，足以對沖援共支出餉金、械金有餘。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可憐見！由於蘇聯政府於1918年宣佈放棄追繳庚款應付俄國部分之權利，所以筆者認為援共蘇餉不從庚款這塊出。

撥給中央蘇區的經費和。1933年1月，上海中共總部遷到中央蘇區。據楊奎松樹等猜測，蘇聯對於上海中共總部的經常費和專門費的發放便告中止，理由乃是中共武裝此時已可自籌經費。然而筆者卻傾向於相信「無由終止，反有劇增」。以下論證須請讀者務必辨清：這裡說的「經費和」乃為經常費和專門費二者之和。

1933年中央蘇區政府支出達600萬圓以上，而當年的土地稅入僅達200萬銀圓，其餘收入數目很少（算為對沖「以上」）。第二個200萬元筆者猜測是毛澤民主其事的鎢產銷收入數；第三個200萬元就祇能是蘇聯協餉數。前面說過，1932年蘇聯協餉上海黨中央經常費僅為66萬銀圓。200萬遠大於66萬。

四零年的向蘇求餉預算表。迄今為止的新揭蘇聯檔案，僅出現過兩份中共遵照蘇共指示先編寫後報呈的要求蘇方協餉預算：《中國共產黨1923年支出預算》、《中共黨務和軍隊1940年支出預算》。後一預算要求蘇方當年每月撥給二合一經費358280美元，其中黨務經費乃為58280美元——後者為前者的16.3%。蘇方同意每月（筆者認定）撥給二合一經費30萬美元合102萬銀圓。1940年各月二合一月額102萬銀圓是1932年各月單打一月額5.5萬銀圓的18.55倍。不過，中共官修黨史卻將月額30萬美元有意曲譯成了年額30萬美元。少了11/12，瞞天過海本領真行！中國研究後起之秀、牛津大學教授芮納．米德於其近年出版的《被遺忘的盟友》書中，亦認定是每月30萬美元。每月102萬銀圓乃和再下一節潘佐夫給出的數字相合。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楊奎松樹以前所舉「1935年下半年至1949年建國前，中共在經濟上已經基本上獨立自主」一說，乃為不確。又請讀者細讀本文最後一節。

國方撥給中共每月百萬。從1937年1月起至1940年9月止，44個月，國府每月撥給八路軍平均約70萬銀圓，新四軍每月平均約20萬元，再加撥給陝甘寧邊區政府行政費用、各種軍用物資折價，以及中央政府以下各地軍政機構協餉協械折價等等，雜七雜八合起約為每月100萬銀圓。不過這些撥款可被認為出自蘇聯此期援助國府2.5億美元之中。由於，如前所述，中共1940年仍向蘇聯索餉，所以筆者認為此期中共既得國府撥款，又得國府撥款，領了雙餉。於是中共此期每月得餉200萬銀圓，乃與國府每月撥餉張學良東北軍額度相仿。

由於蘇德戰爭爆發，據稱蘇聯貸款實際到達1.71億美元合約5.8億銀圓。從帳面上看，後來國府卻沒將它用完。筆者猜測並非沒有用完，帳面未花餘數即為發餉共軍之數。對外謊稱沒有用完，意在表明國府對於共軍視同己出，無意於此借花獻佛。「國粉」稱讚國府有加，謂其發款足數、欠款必補、信用昭昭、大公無私，其實這是蔣氏必得為之行動，因為他要保住史達林對他的支持。為何1940年9月就不再為共軍發餉？筆者猜測，就是此時1.71億美元蘇聯協餉已臻用完，再發就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皖南事變」發生在這之後四個月。

西安事變當中，史達林為啥反對殺害蔣介石？除了憎恨張作霖之子、發動過中東路對蘇戰的張學良之外，一是他擔心親日派的汪精衛、何應欽取蔣而代之以後，一個親日的中國會使蘇聯陷入嚴重危險。他必須維持中國作為蘇日兩國之間緩衝地帶的態勢。一是，在被困時見過蘇聯特使（絕不是潘漢年）的蔣介石，同意國共二次合作，且答應將蘇聯協餉國府之款分撥中共。「在被困時見過蘇聯特使」，迄今仍屬筆者猜測，以前無人做過此想。蘇聯在西安駐有總領事館；據張學良的美籍私人飛機駕駛員記述，西安事變之時，他曾奉張氏命，跟蹤城中「兩個跟蹤美國人的蘇聯人」。筆者乃有理由認為：蘇聯人擔心美國人插一杠子。

蘇聯協餉月均百萬銀圓。美籍俄人潘佐夫的名著《毛澤東傳》被稱為全球最具史料價值的毛澤東研究作品，因為它深挖了3328份蘇聯絕密檔案、15份毛澤東特別檔案，還有68幅珍貴歷史照片。《鳳凰網》一記者採訪過潘氏，關於蘇聯協餉中共問題，前者得到後者如下回答： 

蘇聯幫了中共很多。20世紀20年代，它擔負了中共所有的經濟花費，甚至給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每月發工資。在30年代，即使中共通過在農村開展遊擊行動，已經有了自己的經濟來源，史達林仍然每年向中共提供百萬美元的援助。在40年代，史達林向毛澤東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甚至在蘇聯對納粹開戰之後，史達林仍向毛澤東提供經濟支援。俄羅斯的檔案中保留了很多中共當年的收據。我可以說，在20世紀20到40年代，蘇聯向中共提供了不下一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援助。除此之外，蘇聯還向中共提供武器、理論，和在共產國際學校培養中共幹部。

若以1921年7月1日為起點，1949年12月31日為終點，合共342個月，中共一共得到蘇聯一億美元的直接經濟援助，就是平均每月得到293255美元，相當於102萬銀圓/月、1200萬銀圓/年。

已知1921年7月1日剛成立的中共該月領取到了1200銀圓蘇聯協餉，又知——如前所述——至1949年12月31日，342個月總共領取到了一億美元合3.4億銀圓蘇聯協餉（沒算入軍火等實物折價！），那麼就可以算出，從1921年8月1日起，341個月每月均衡遞增率乃為2.64%。這個財力足可挑戰各路軍閥、蔣氏中央以及侵華日軍。還撒甚麼共軍主要供給前期是「南瓜加梭鏢」，後期是「小米加步槍」的彌天大謊。蘇聯奧援中共武器詳情筆者將在下文揭示。

對比一：其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據馮玉祥於其自傳中披露，陝西省全省政府稅入/年，沒有超過200萬銀圓（1925年前富庶的廣東省全省政府稅入/年僅為四五百萬銀圓，至北伐前達到上千萬銀圓。宋子文竟為兩期北伐籌到1.7億銀圓）。其二，1930年，蘇聯若協餉中共1200萬銀圓（這屬國外來款），等於中國海關當年稅收總數292000000銀圓的4%。

對比二： 1931年到1936年，國府每年的軍事開支都超過3.4億銀圓，請見上頁表。

對比三：從1939年至1945年，海外華僑支援國內抗戰捐款（並非民間家用、投資匯款）共達1.6095億美元折合5.4703億銀圓；物資另算，僅於1939年7月至1940年10月，就捐有相當於1.06億美元折合3.064億銀圓的物資。

尤其從對比二，讀者可以看出國府協餉中共數目並非太大。另外讀者須得明了：1921—1949年，中共收入除了蘇聯協餉之外，還有其他大宗入款項目，譬如土地稅收、商業稅收、貨物產銷、沒收私產、繳獲所得、出售公債、鴉片收入，不一而足。

二、贛閩粵陝甘寧時期蘇聯協槍概況

筆者根據新揭蘇聯檔案、中共文獻得出本節以及下節結論：

長征以前，蘇聯奧援中共30萬支步槍，藏在設於始興玲瓏岩、南雄鐘鼓岩的兩處「陳濟棠協蘇濟共武庫」，主由余漢謀聽候蘇聯方面通知，開運閉儲——沒有共產國際允許，中共不得擅領。紅軍長征之後，筆者估計庫藏步槍尚餘15萬支以上未動。廣州失守之後，余漢謀部移駐韶關，中共地下黨員區夢覺任其夫人上官德賢秘書；毛澤東曾對粟裕說，紅軍不宜出擊東江地區，那樣會將國民黨中央軍吸引到始興、南雄；毛澤東先派大秘書張文彬來粵接續和余漢謀的私下秘密合作，後派八路軍大部隊南下與東江縱隊共建大庾山根據地，均為出自保槍用槍動機。

長征以後，通過恰克圖→烏爾嘎（今稱烏蘭巴托）→滿都拉→百靈廟→大青山→大樹灣→樹林召→鄂托克（前旗）→靖邊城這條「國際路線」，在傅作義—董其武部隊（在黃河以北）、白海風內蒙古人部隊（在黃河以南）瞞著老蔣私底下放行，姚喆部八路軍（在黃河以東）藉口突前抗日三重非公開網保護之下，蘇聯繼續奧援中共60餘萬支步槍，以慶陽為集散地，綏德為中轉地，供給中共部隊輪番換裝。

這30+60=90萬支步槍，筆者先前認定：主要槍型乃為日製以及蘇仿明治三十年式，明治三十八年式的前型。雖然彈徑相同，但是由於沒有防塵蓋板多出振響，三十年式發射一顆子彈，僅有一響，從而可與三十八年式的兩響區別開來。筆者如今補充認定：蘇聯奧援中共步槍，除了明治三十年式，還有蘇仿無套筒漢陽造，其彈徑乃與中正式相同。蘇聯至少仿產了大量漢陽造零部件，包括槍管，供應中共修復、組裝漢陽造。

根據新揭中共文獻，看出共產黨兵工廠於此期間生產的複裝子彈，大部分是明治三十年式步槍子彈而非漢陽造、中正式步槍子彈（後二者彈徑相同而與前一者不同），從而可以證明共軍主戰步槍乃為明治三十年式。

筆者算得繳獲、搜購各種型號步槍僅達26%，而且型號駁雜、彈徑不一，難以列裝，有得換時即交民兵用。漢陽造從投產到停產，66年總共生產了100萬支，其中抗戰時期僅生產了20萬支，中共能夠輾轉弄到且可繼續使用的，筆者估計最多不超過六分之一亦即16.7萬支，僅為上述90萬支的19%。

由於缺鎳缺鉻以及熱處理不過關，共產黨兵工廠自己研製出來的八一式步槍，用鋼軌鋼製造的槍管，壽命極低，祇能打300發子彈——捷克造輕機槍一次就可以打3000發子彈，完全沒有實用價值，儘管曾被「共粉」們吹上了天。漢陽造、中正式以及各省軍閥兵工廠山寨外國的槍，槍管壽命均不超過1000發，日產槍卻是一萬發！美英槍、蘇聯槍、捷克槍、奧國槍可達二萬發呢！槍管壽命到期之後，槍械不是不能繼續使用，祇要沒有炸膛，再打上多少發都可以，但是由於槍管膛線已遭嚴重磨損，子彈飛出槍膛之後便會上下飄忽，左右搖擺，完全沒有準頭。1990年代《南方日報》有一位頗有名的評論家叫「微音」，抗戰時期當過武裝民兵；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發給他們的槍管壽命過期的中正式步槍，簡直可被視為「燒彈棍」。「國粉」過往吹捧漢陽造、中正式乃為壓倒有阪步槍的「神槍」，甚至編造出來「日軍士兵寧願自殺也不願被中正式步槍擊中」的謊言，實在是當了回井底之蛙。國軍國產主戰步槍槍管壽命祇是共軍蘇產主戰步槍（三零式+漢陽造）槍管壽命的十分之一，「國粉」傻眼了吧？「共粉」們吃驚了吧？

西南聯大講授軍事工程學，設有金屬研究所。軍事工程學內含兵器學部門，金屬研究所必有熱處理專業。但是該校軍事工程學、金屬研究所的教授，卻沒能夠為國府兵工署屬下兵工廠的優質槍炮鋼冶煉，槍管來福線滲碳——槍炮鋼可以訴諸進口，熱處理卻得自力更生——做出決定性、突破性的貢獻。光沖這點，筆者就有權利批評時下對於西南聯大的溢美。那時國難當頭，奢談西南聯大緣何出了許多傑出人才，不究西南聯大緣何不曾振興國家兵工，不是輕重倒置乃至目大不睹麼？技術細節可決定軍事成敗啊！民族劣根性不停借屍還魂啊！

 

明治三十年式步槍俗稱「金鉤步槍」          無套筒漢陽造

 

抗戰時期中共武裝主戰步槍明治三零步槍。

八路軍、新四軍的漢陽造。

陳濟棠—余漢謀協蘇濟共武庫軍火江輪駛往中央蘇區方向水上路線：由韶關出發，沿湞水上駛→或於始興裝上玲瓏岩庫軍火→或於南雄裝上鐘鼓岩庫軍火 →經水口→經烏徑→經潭頭水→經黃坑洞→經（東）油山→經（今）走馬壟水庫→經街上→經大阿→抵信豐，轉裝軍火於從于都—江口駛來之20艘蘇區木船。它們裝載蘇區所產鎢砂，由于都出發沿貢水西駛，至江口被粵軍「武裝截獲」，押至信豐，轉裝鎢砂於粵軍火輪。雙方一輪交接完成。

蘇聯奧援中共餉械西北陸上主要線路中段：由（黃河渡南口）樹林召鎮繼續南駛→經鄂爾多斯市東勝區西拐→經杭錦旗→經鄂托克旗→經鄂托克前旗東拐→經城川鎮→抵陝甘寧邊區靖邊縣寧條樑。

得到董其武、白海風暗中放行的蘇聯奧援中共餉械西北陸上主要線路首段（分叉線左線）：蘇聯軍火卡車由外蒙哈登寶力格口岸出蒙境，由內蒙滿都拉口岸入華境→經滿都拉鎮→經巴音花鎮→經百靈廟鎮→經固陽縣→經包頭市東河區（北口）大樹灣渡黃河→抵（南口）樹林召鎮。

蘇聯奧援中共餉械西北陸上輔助線路（分叉線右線）：蘇聯軍火卡車由外蒙哈登寶力格口岸出蒙境，由內蒙滿都拉口岸入華境→經滿都拉鎮→經巴音花鎮→經百靈廟鎮→經烏克忽洞鎮→抵呼和浩特市武川縣德勝溝鄉，軍火於此卸貨交八路軍姚喆部以畜力輪車經綏德轉運晉察冀邊區。

蘇聯奧援中共餉械西北陸上主要線路末段：部分軍火卡車由寧條樑東拐→經靖邊縣→經青陽岔→經魏家樓→經子洲縣→抵綏德縣，於此卸貨，轉裝畜力輪車或者木質帆船，運往晉察冀邊區。

王智濤將軍於其上引回憶錄中，述及一位名叫張義吾的他的蘇聯時期舊友:

20世紀30年代初，共產國際派張義吾回國，在蒙古、新疆等地，同時為共產國際、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做情報工作。共產國際解散後，他繼續為中共和蘇共做情報工作。也就是說，他既是蘇共情報人員、也是中共特工……他幾十年如一日地在隱蔽戰鬥，為中國革命事業，為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作1962年，中蘇關係破裂後，經黨中央批准，回國工作。（見諸上引王智濤回憶錄490頁）

筆者憑著直覺認為：張義吾就是共產國際/俄蘇共黨派往新疆、外蒙、內蒙、陝西負責對於新疆霍爾果斯—甘肅蘭州——陝西靖邊以及蘇聯恰克圖—外蒙烏爾嘎—內蒙滿都拉—內蒙鄂托克前旗——陝西靖邊先後兩條蘇聯奧援中共餉械秘密路線的確定、安排、調度、安保的人！中共那時需要針對外蒙做啥情報工作喲；共產國際/蘇共中共咋會用個中國人來做外蒙的情報工作喲。

三、抗日戰爭時期共軍繳獲槍數估算

我們先看子彈統計資料。抗日戰爭時期以及國共二次內戰時期的12年（1937-1949）中，中共兵工廠總共自產（應是復裝＋新造）步槍、手槍、機槍子彈7795459（前八年）＋66400784（後四年）=74196243發。共軍每個作戰人員，參照國軍標準以每月消耗300發彈計，八年總共消耗28800發子彈（為簡化計，機關槍彈已經歸入步手槍彈，假定它們彈徑相同）。如果達不到這個數字，共軍就很難被認為是在全力抗日了。抗日戰爭之時合共消耗7795459發自產子彈，八年僅夠供270個作戰人員使用；國共二次內戰時期，消耗66400784發自產子彈，三年僅夠供給2305個作戰人員使用。抗戰結束之時，八路軍有90萬人，新四軍有30萬人，總共120萬人。以「人一百槍七十五」比率計，乃有持槍者90萬人。但是共軍人數並非每年都是120萬啊，1937年才有五萬人。筆者使用二戰盟軍神算「除以八法」來行解決：90萬除以八得數為11.25萬。

可以這樣理解：八年抗戰，共軍擁有一支作戰軍11.25萬人，一支後備軍。作戰軍每月作戰五天，亦即每年60天；後備軍人數不詳，基本不作戰，但是同樣有槍有彈。後備軍不時勻出槍彈以及人員給作戰軍，補充作戰軍的損耗。這樣，抗戰八年，共軍需要標準消耗子彈28800發×112500人=324000000發，即32.4億發。不妨假定，蘇聯於抗戰八年中供給中共66.6萬支三零式步槍，去除磨損、戰損、戰失、轉民，餘60萬，若每槍隨配4000發彈，則總共隨配2400000000發彈，亦即24億發彈。於是算出上述32.4億發彈的構成如下：蘇聯援助為大頭：24億發，佔總數的74%；繳獲—購買為中頭：8.4億發，佔總數的26%；自身製造：微頭：僅為0.078億發，可以忽略不計。如上所述，1946—1949四年中，中共軍兵工廠自產子彈66400784發，亦即6604萬發，而據羅榮桓說，光是1947年一年東北共軍就被配給了子彈2000萬發。據此推算，作戰較多的關內共軍1947年一年則應被配給3000萬發子彈，合共5000萬發，四年即為二億發。以此類推，抗戰八年的話，便可以為四億發。自產0.6604億僅可滿足17%。讀者必須記住：上述解放軍後勤部配發數，並無包括各野戰軍各顯神通自行弄到手的子彈。

「自有那敵人送上前」，繳獲、購買的槍支能夠滿足需要的26%，已經是很不錯了！繳獲、購買的子彈數目，當場繳獲當場使用的情況很多，數目咋能統計？分散數以千處購買，邊打邊購，數目咋能歸攏？所以關於繳獲、購買的子彈的數目，從來無法統計，中共文獻沒有此二項記錄，也就不奇怪了。

更為權威的說明：共軍從日軍、偽軍、頑軍手中繳獲得來的槍支數目，遠不能夠滿足自身需要的演算法如下，第一個數字來自彭德懷和羅榮桓的報告：

彭德懷：

七年中（截止1944年8月），我們和敵人進行了大小戰鬥74060次，均每天與敵人作戰29次，共斃傷日軍351113人，偽軍239952人，俘日軍2407人，偽軍148726人，其中爭取日軍投誠115人，偽軍反正49461人……繳獲長短槍189028支，輕重機槍3120挺，各種口徑炮489門……我軍負傷指戰員18693人，陣亡103186人。

羅榮桓：

根據去年總部的統計，我們獲得子彈2000多萬發，消耗的是1200多萬發。我們供給到部隊的是1200萬發，而各部隊交回後勤的是八萬發壞的，各部隊交後勤的槍是5000多支，能使用的衹有12支。

以下由彈轉槍：根據上引彭德懷所說，算下來八路軍七年當中每年繳獲各種來源槍支18028＋3120=21148÷7=22486，於是可算八年共繳獲22486×8 =179888支，可算18萬支；加上新四軍、華南抗日遊擊隊（人數30萬，合為共軍總數的1/4），為18＋18÷4=18＋4.5=22.5萬支，可算23萬支。此數並不包括「八一五」後收繳的日偽軍槍支。筆者做一遠較羅氏說法樂觀的估計：經過修理之後22.5萬支全部能用（可由蘇聯供給配件），那麼，繳獲槍支僅達90萬的25%。因此不妨認為：購買槍支達90萬的1%，蘇援槍支達90萬的74%（為66.6萬支），與上述32.4萬子彈的構成比例恰好相同。

第二個數字則屬格外權威：1940年5月初，八路軍後勤部部長楊立三透露一個統計數字：平均每繳獲一件武器——此處簡化成為步槍——要犧牲兩三個戰士。抗戰八年，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遊擊隊總共損失584267人，其中受傷290467人、死戰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若按楊立三除得數，武器全算步槍，損失（「死、傷、俘、失」）全算「犧牲」的話，三軍繳獲步槍便應為584267÷（3+2）÷2=584267÷2.5=233707支，可算23萬支。若楊氏數字僅涉「死、俘、失」，那麼三軍繳獲日偽頑軍武器就衹有（160603+45989+87208）÷2.5=293800÷2.5=117520件，衹夠武裝156693人合15個師。

抗戰時期共軍繳獲步槍數字於是可取：（23+23）÷2=46÷2=23萬，佔90萬步槍的25%。購買佔1%。算出蘇援日式三零、仿漢陽造支數乃為66.6萬。

根據有關史料，筆者認定在抗戰時期軍火市場上，一支本國的新產合格步槍的眾數售價應為20~30銀圓，進口的，翻番。從潰兵潰匪、拾槍百姓手中收購二手步槍，價錢通常僅在5~10銀圓。經費有限的共軍沒有可能大量購買前種來路步槍。後種來路步槍型號龐雜，不好配彈。

對彈做三補充說明：其一，民兵所需子彈有六個來源：自力奪取、自行搜集、自款購買、主力換裝、賢達捐助、兵匪投誠。民兵槍支數量品質、作戰威力有限，可以忽略不計。

其二，網查得知，四年衛國戰爭中，蘇軍向德軍傾瀉了170億發子彈。美軍二戰傾瀉子彈更多，直如天文數字：411億發！即使共軍的「繳獲—購買」之數為零，供應30多億發六五、七九子彈，蘇聯一個季度就能生產出來，直是小菜一碟，何況它還有大量庫存日製六五彈。就連中國的上海兵工廠，1930年每天已可生產30萬發子彈。

其三，幾乎所有中共兵工廠都使用廢棄電影膠片來做復裝子彈底火，估摸長達十多年之久。當時中國哪有這麼許多廢棄電影膠片？俄國→蘇聯則可能有。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蘇聯面向全球代為搜購。馮玉祥1948年8月22日於奧德薩港外蘇聯客輪葬身火海，起火之物就是一堆電影膠片──莫非他是在為中共兵工捎帶購買、運輸此物？此種不同於雷酸汞的子彈底火材料運輸必有多條管道。

至此已可肯定——不再是「許為」了：日本原製，加上蘇聯仿製的日式三零以及無套筒漢陽造，乃屬各時期中共軍的主戰步槍，儘管它們並非共軍自產，不稱制式步槍；中共軍所用步槍型號絕非原來所說那般混雜！賴有蘇聯奧援，共軍所具槍彈數量也絕非原來所說那般短缺！

再者，共軍主戰步槍的槍管壽命從理論上來說十倍長於國軍制式步槍的槍管壽命——過去幾乎無人知曉這一細節。細節決定成敗啊！

18世紀末，新的槍械革命時代到來了。1779年，英國人發明出雷汞。很快，蘇格蘭人亞歷山大—福希斯發明出火帽，這對槍械來說，是在定裝彈出現前最大的兩個進步;從此以後槍手不用再擔心因為潮濕、下雨而無法擊發的情況出現，祇需要將火帽套在火門上，然後扣動擊錘打擊就可以點火，就是後裝槍.。現代的所有槍支都可以稱的上是後裝槍。如果我們將後裝槍普遍代替前裝槍裝備歐美軍隊的年代定為1880年的話，那麼，這之前發生在歐美的戰爭，就是前裝槍時代。在前裝槍時代，據一法國軍校教材統計，因為鉛彈珠以及發射藥敵我可以互換，繳獲槍械能滿足作戰軍隊20%的需要，但是出於種種原因——譬如根據槍聲，無法判斷鄰近部隊是友是敵，極度危險，其他80%必須依靠自產自給——即在當時，除了在戰場上應急可能使用即時繳獲、搜集到的敵方槍械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歐美國家曾經利用敵方槍械列裝本國軍隊。在後裝槍時代，除了遊擊隊、民兵隊，歐美各國更加沒有可能利用敵方槍械列裝本國正規軍隊，重武器則偶爾有例外。中共軍隊利用繳獲後裝槍械武裝自身可以達到25%，僅比20%多了5%，已屬奇跡，不可能再多了，遑論100%。它的主戰步槍日式三零的聲響（一發一響），明顯區別於日軍的三八式（一發二響），國軍的中正式。

四、解放戰爭期間蘇聯大量協炮概況

法國軍事理論家大杜特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就在其所著《戰役中新炮兵的使用》中說：「我們必須把最大量的部隊和較大量的炮兵集中在我們想要突破的敵線之點上……我們在足以決勝的攻擊點上必須增強炮兵……明智地和大量地使用，炮兵即能帶來決定性的結果。」自拿破崙戰爭之後，人類戰爭就從槍戰時代步入了炮戰時代。

四七年蘇聯輸送中共萬八門火炮。根據2005年出版的一種中共兵工史料披露，東北解放軍所屬的牡丹江炮兵工程處曾於1947年「修復」了輕重迫擊炮、步兵炮、戰防炮、榴彈炮、加農炮、高射炮等17911門，數目驚人！這些火炮理應裝備了屬於全軍的八個炮兵師和全軍各軍的附屬炮兵。

筆者尋找這個數字──17911門——長達25年之久（1991—2016），沒想到於自己對其驚鴻一瞥兩年以前，它就逃出不見天日之地默默等待筆者的目光了。  

據中共炮兵專家鄭新潮說，1947年東北解放軍在牡丹江畔收繳大量火炮之後，他與時任位於牡丹江的中共第一炮兵訓練基地主任的張志毅一道，領導一眾官兵「整修」好了這些火炮。「1947年在牡丹江畔收繳大量火炮」，「收繳」是說「撿拾」還是「接受」，語焉不詳，豈非暗示蘇方乃於1947年間，在牡丹江大量移交自身先前繳獲的日製、德製、捷製火炮，以及源自租借法案的美製火炮、蘇聯自產火炮予以中共軍隊？這些火炮，前後膛兼有之。

漫山遍野搜集日軍遺棄火炮工作早於1945—1946年期間就完成了，總共拾得後膛炮532門、前膛炮約300門而已。後膛炮532門分類：加農炮、榴彈炮49門、野炮 97門、山炮108門、步兵炮141門、高射炮(包括高射機關炮、飛機用機關炮)137門。撿殘炮，拼散件能弄出17911門火炮來嗎？那得需要多少配件啊，從哪兒弄呢？532+300=832門，距17911門差17911-832=17079門。據中共文獻記載，除牡丹江炮兵工程處，東北其他解放軍兵工廠並無「修復」、「新製」甚麼後膛炮，但是製造了約2300門前膛炮，也就是迫擊炮，其中1860門屬於日式。

至於蘇方遲至1947年才給中方，則為頗有道理，如果早給，共產黨若在北滿也站不住腳，不就等於給了國民黨？另外，訓練、組建中共炮兵需要時間啊。

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所說「蘇軍司令部還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適應作戰使用」，「保持完好」應在牡丹江而非佳木斯，更非蘇境內進行，必有大量蘇軍工兵參與。運到蘇聯境內「保持完好」，屬於勞民傷財啊，蘇軍統帥沒有那麼笨吧？

筆者認為這17911門前後膛兼有之蘇援火炮，其火炮總數和炮彈總數、其分類及各類數目、其配發各型炮彈數目、其配發修理工具、零件數目，實應經過蘇軍參謀部、後勤部或其委託機構精心匡算得出，「以適應作戰使用」，遠非一個胡亂數目、胡亂安排。

胡繼成將軍於其所著自傳《吹角連營》中說，出兵朝鮮之前：「當時，我軍每個軍衹編有各種火炮300餘門，這個數目還不到美軍一個師的火炮編制的二分之一。」300餘門，算330門，按「迫擊炮5：後膛炮4」比例來算，便得：每個軍有：迫擊炮185門，後膛炮145門。70個軍就是21000餘門。由此可以推算得出：繳自國軍整修之後可用火炮數目乃為3000餘門。

以下推算後膛炮前膛炮各自數字。蘇聯電臺公佈的2500門步兵用前膛炮，1800門炮兵用後膛炮，兩者比率乃為：2500：1800，即為1.4：1。另外，筆者從《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當中得知，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中共移交純由朝鮮族人組成的第15獨立師予北朝，除了槍支之外，全師裝備得有：132門迫擊炮、72門戰防炮、32門105毫米口徑榴彈炮。前膛炮和後膛炮的比率為132：104，即為1.3：1；戰防炮和榴彈炮比率為2.3：1。我國城市舊時多有高大城牆，國共二次內戰時期，為著消滅城牆上面以及後面牆根的敵人，解放軍理應使用前膛炮（曲射炮）較多，因此筆者認為可將解放軍中前膛炮和後膛炮的比率定為1.5：1。轟豁高大城牆，則往往有一門管徑200毫米的重型火炮即可。

中共中央軍委後勤部於國共二次內戰末期的1949年6月13日呈交給中央軍委的一份報告表明：當時全軍包括高射炮、戰防炮在內的各種後膛炮乃在2500門以上，前膛炮約在13000門左右，共約15500門。筆者理解，這2500門以上後膛炮應是需要中共兵工供應，且有能力供應炮彈的日式後膛火炮。由此推算，上述17911門火炮，內中前膛炮應為13000－2300（自製）=10700門（蘇援），後膛炮應為7211門（蘇援），前後膛炮比率乃為10700：7211，即為1.5：1，與前此估計相合。不妨假定：應有 1500門後膛炮以及相應數目炮彈轉交給了外蒙（外蒙軍隊參與蘇軍掃滿），1500門後膛炮以及相應數目炮彈轉交給了北朝（蔣介石有意借道反攻大陸，危險）。

餘下7211-3000=4211門後膛炮中，應有上述1800門屬於日製，2411門屬於美製或者蘇製，或者它們的混合。如果有人認為轉交外蒙、北朝之事沒有可能，那也沒啥礙事，可將它們認作中央軍委儲備後膛火炮。儲備理由：其一，要是出師連敗，丟盔棄甲，就得再組新軍，武器得靠庫存；其二，當時不是說要防備美軍華東登陸嗎？ 

從1936年10月到1938年8月，近兩年間，蘇聯向西班牙共和軍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計有：40萬各型槍支、648架飛機、347輛坦克和1183門火炮等，且更派出相當數量的蘇軍人員到共和國軍中擔任顧問，甚至直接參戰（國際縱隊多達3000餘人）；後因國際形勢變化，撤除了武器援助，造成西班牙共和國亡國。西班牙領土衹有50餘萬平方公里，當時衹有3000餘萬人口，分別是中國的5.2%、7.5%；共和軍人數衹有70萬左右；西班牙且不與蘇聯接壤。對比之下，蘇聯於抗日戰爭時期支持旨在「武裝保衛蘇聯」從而擾在東北（一線抗日聯軍），阻在華北（二線八路軍），屯在陝北（三線八路軍）、塞在新疆（四線盛家軍、民族軍、紅八團）的中共、親共100萬上下部隊66餘萬支步槍或以上，於國共二次內戰時期支持中共兩三百萬部隊4211~9000門後膛火炮，就不是沒有可能或者難以想像的事了。

二戰歐洲戰場，往往一次戰役，雙方就會使用上萬門炮。相比之下，4211門火炮，直是小菜一碟！華西列夫斯基元帥披露：東普魯士戰役第一階段作戰，蘇軍就繳獲了德軍3560門後膛炮、1440門迫擊炮。兩者比率是2.6：1；第二階段作戰，繳獲後膛炮和迫擊炮3500餘門，如按2.6：1算，後膛炮應是2535門。蘇軍於哥尼斯堡一役即繳獲德軍後膛炮3560+2535=6095餘門，已是上述4211門後膛炮的1.5倍。送給中共武裝部隊六七千門後膛炮、上萬門迫擊炮，在蘇聯眼裡算得了甚麼呢？他們的軍歌《出發》竟是這樣唱的：「我們曾經走遍半個世界，如有需要我們必將重復！」咱可不能以井蛙之心度海鱉之腹啊！

共軍炮彈來源自產二成蘇援八成。光有火炮沒有炮彈，火炮等於烏有。在進一步分析這些火炮前後膛比率之前，我們在此看看它們的炮彈有沒可能全是中共自產。

17911門蘇援前後膛兼有之火炮，減去可能援助外蒙、北朝火炮3000門，仍餘14911門，再加全軍自產火炮4545（迫擊炮）+277（後膛炮）=4822門，得19733門前後膛兼有之火炮之數。若把解放軍各部繳獲國軍火炮、零散接受蘇援火炮之數，以及統計缺數列為逐漸戰損之數不計入內，則根據國共二次內戰期間中共兵工自產9265784發各型炮彈數字計算，三年（1947─1949）配發19733門前後膛兼有之火炮，每門衹得配彈470發──即為每年157發每月13發每日0.4發。若三年配發4822門前後膛自產火炮，每門可得 1922發，即為每年641發每月53發每日1.8發。

中共兵工力爭按照部隊實際消耗統計數字來行製定生產計劃，而非盲目生產，可由以下中共兵工文獻得到證實：1948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工委關於兵工會議情況致中央軍委參謀部及邯鄲、山東等中央局電》有這般說：「軍火產品應照前線實際要求，現已電詢各野戰軍意見中，因此各區生產品種數量，還衹能暫時規定，俟前方意見後再行調整。」

1948年2月6日《中央軍委關於兵工生產致賀龍、習仲勳等電》指示：「每月迫擊炮配發炮彈應達50—60發」之數，恰好與上述每月53發相仿佛。以此推算，取每門每月配發60發，19733門前後膛兼有之火炮，每月應配1183980發炮彈，每年14207760發，三年42623280發。

如前所述，中共軍工此期自產炮彈9265784發，尚缺42623280- 9265784=33357496發之鉅！每門每天平均衹可發射可憐兮兮的二發炮彈！若果不是蘇聯援助的日製炮彈、美製炮彈、蘇製炮彈、捷製炮彈、德製炮彈，這3300多萬發前後膛兼有之火炮的各型炮彈，就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了！

9265784÷42623280=0.217=22%，這樣，得出自產22%，蘇援78%的結論，不妨記作自產20%，蘇援80%，二八開。

計算槍支數目，須得考慮對於地方部隊以及民兵的配置，計算火炮數目，則不需要，儘管地方部隊也可能有迫擊炮，算入損耗可也。

也許有人會說，過了三大戰役，炮彈消耗數量就應劇減了吧？非也！世界戰爭史表明，戰地司令嚐到大量發射炮彈甜頭，又見炮彈供應沒有問題，就會更加捨得發射炮彈，「發彈如雨」，這是人之常情。受到中共支援的泰共遊擊隊，就曾對空大量發射槍彈玩兒，好像燒炮仗一樣。你想想李雲龍那樣的主兒，會是省油的燈嗎？

已知淮海戰役期間，華東部隊得到16400000發前後膛兼有之火炮各型炮彈。如今可知此數佔了上述42623280發前後膛兼有之火炮各型炮彈的38%。比率很大，因而猜測它們並非僅僅用於淮海戰役，應該還有用於濟南戰役、上海戰役、渡江戰役乃至炮擊金門等；另外，其中還應包括通過隴海鐵路前身轉送二野、三野之數，比率應達18%──1946年11月12日的《中央軍委關於派幹部到大連組織兵工生產致黎玉、張雲逸等電》指示：大連建新工業公司今後所產槍、彈，除華東自用外，「各解放區可以向其訂貨，隨時也可偷運。」

不妨這樣猜測：此期一野、二野各自分得42623280發的15%，均為6393492發；三野、四野各自分得42623280發的25%，均為10655820；餘下20%即8524656發，留作中央軍委儲備或者其他用途；華東部隊淮海戰役之前，業已獲得25%-（38%-18%）=25%-20% =5%。

毛氏十大軍事原則竟然不談炮兵。蹊蹺的是，在其1947年所總結的十大軍事原則（593個字而已。精髓：柿子先撿軟的捏）中，毛澤東壓根兒就沒提到炮兵，後來修改也沒提到；解放軍炮兵史則至今未能面世。面對毛澤東一貫的「炮盲」秉性，史達林終於忍不住了，遽爾改採「你不懂炮，乾脆我來」方針（精髓：胡桃專挑硬的砸）。而毛澤東直至中國傾力支持緬甸、泰國、菲律賓、馬來亞，印度、拉美、非洲等國等地共產黨，實施武裝鬥爭奪取政權高峰的1960、1970年代，此時中國已經可以自製多種火炮，卻仍沒有想到應為他們配備後膛山炮、野炮，組建專業炮兵部隊，最終導致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淪於失敗，導致中國人民勒緊褲帶省下外援財富「打了水漂」。越南連同老撾除外。

五、足炮足彈乃屬克蔣致勝必要條件

如果其他條件相仿，國共雙方誰贏誰輸，其必要條件便為：誰的後膛火炮、重炮炮彈、優秀炮手、運炮能力更多更好。中共部隊得到大量蘇援火炮、炮彈、炮手、炮車（包括役馬）之後，軍事戰勝對手便如探囊取物，攻下城池論月計變成論時計。以下五例可資證明：

例一：這邊廂，缺炮缺彈之時，攻剋臨汾竟花費72天；那邊廂，足炮足彈之時，掃清週邊外城之後，僅花費72數字倒過來的27小時，即可攻剋濟南內城；

例二：缺炮缺彈之時，四平保衛戰、四平攻堅戰均告失敗；四平收復戰，足炮足彈，掃清週邊之後，十個小時即剋；

例三：缺炮缺彈之時，攻打太原六月不下；足炮足彈之時，攻打太原五小時即剋。中共文獻記載：「我軍1300多門大炮，頃刻間摧毀了閻錫山2000多個鋼筋水泥碉堡……重型炮彈，落在城牆上，城崩牆塌，落在碉堡中，堡碎人亡。」 

例四：攻打錦州，掃清週邊之後，足炮足彈，八個小時即剋；

例五：攻打天津，掃清週邊之後，足炮足彈，五個小時即剋。

平均時針轉近一圈（11個小時）便可攻下一城，媲美「關羽溫酒斬華雄」呀。

共產黨人明乎此事，想必會呼：蘇援我大口徑後膛炮萬歲！國民黨人明乎此事，想必會歎：我方失敗終極原因竟在此！

要之：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奧援中共日製、美製、英製、德製、捷製、蘇製火炮1.8萬門，以及足量炮彈（20餘萬噸。大連建新工業公司生產的「大炮彈」應以復裝炮彈為主，彈殼蘇聯供應），其中後膛火炮約8000門，打得國民黨軍措手不及，一敗塗地，而且至今不明究裡。此期研究其實可以「衹問炮不問槍」。中央蘇區遭受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有足夠的輕攜式後膛炮、德什卡重機槍，打不破國軍碉堡。

六、還有好些個尚待後學續解的謎題

（一）美國學者艾倫·懷廷曾於1958年寫成出版《新疆：軸樞還是爪牙》一書〔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 (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58)〕，內中透露，德國工人階級曾為中國革命捐款500萬金馬克。既然德共有捐過，那麼法共、英共、美共、義共等等有沒捐過呢？筆者不懂德文，無法深究。

（二）百色起義成功之後割據百色一帶、抗戰時期八路軍設辦事處於桂林、中央命令粵北集結部隊向西挺進，應當無一不和蘇共、法共可以通過越南來向中共提供餉械援助有關。筆者現在知道有位姓劉旅法華工法共黨員曾經參與此項工作。二戰之後，法共本來擁有許多武器，法國四處遺有許多德國武器。美國首次嘗試與當時在延安的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建立官方關係，乃為派出一個使團——美軍觀察組——到延安。使團從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4年7月22日開始，到1947年3月11日結束。而在使團來到之前，延安的外國語學校僅教授俄文、法文兩個語種，並無英文。此事說明法共越南支部在中共戰略部署中曾經佔有一個重要地位。筆者法文忘光，無法深究。

（三）本書編委會編《尹林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上有一篇尹林平自撰文章，稱：

1935年10月，我到了廈門，找到廈門市委彙報了根據地和遊擊隊的情況，以及縣委的決定……為了保存幹部，市委決定派我到蘇聯學習。我便在廈門等候蘇聯船來赴蘇。但到1936年2月，仍無蘇聯船來，我便同中共晉（江）、同（安）、南（安）縣委聯繫，到那裡活動了一短時間。

烏索夫於其所著《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中述及：共產國際擁有幾艘自己的海輪。這就說明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曾經通過符拉迪沃斯托克——廈漳港海路交通中共、協餉協械中央蘇區。但是起止年月如何、交通頻率如何、輸送內容如何、所做貢獻如何，尚待發掘。

（四）「百度百科」介紹：

中國工合運動名詞解釋：全稱「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抗日戰爭時期群眾性的經濟救亡運動。1937年「七七」事變後，新西蘭人路易·艾黎夫婦建議以合作社方式從事工業生產，供應軍需民用物品，曾一度得到國民政府支援，撥款500萬元作為開發基金。1938年8月5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漢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長，艾黎任技術總顧問，甘肅省民政廳長劉廣沛任總幹事。次年宋慶齡在香港發起成立工合國際促進委員會，任名譽主席，擴大宣傳，籌募資金。中國共產黨亦給予熱情支援。至 1942 年，全國先後建立了西北、東南、西南、川康、晉豫、浙皖、湘桂滇黔七個辦事處及下屬的 72 個事務所，合作社達 3000 多個，社員三萬餘人，每月產值約 25 萬元。工合社不僅賑濟難民，安排流民勞動就業，而且因地制宜，生產大量軍用民工產品，包括槍支、手榴彈、刺刀等，從經濟上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1943 年後，由於國民政府不滿其民主性質及其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支援，不僅停止撥款，而且搜捕和殺害其骨幹，再加上國統區通貨膨脹，工合運動開始由盛轉衰，至 1944 年還能維持生產的工合社僅剩 500 個左右。抗戰勝利後繼續勉強維持。新中國建立後，於 1952 年併入全國供銷合作總社。 

這個工合組織肯定曾為配合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奧援中共餉械出過大力，或者毋寧說，它的後臺、金主就是俄蘇共黨/共產國際。舉例來說，筆者十分懷疑位於甘肅河西走廊中部的「山丹培黎工藝學校」有著地面導航功能，引導蘇聯秘派飛機順利飛向陝西慶陽、延安機場。但是研究工合組織協助中共一事，必是一個需要花費許多時間、體力、金錢、腦力的事情，筆者生也有涯，還望後學接棒。

七、筆者對以上六個小節所做的結語

蘇聯奧援中共餉械規模鉅、效果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足令古今中外所有造反集團歎為觀止，並非中共官修黨史所說那般：蘇援餉械如同雞肋。

1949年以前，蘇聯協械折合金錢二手價值，據筆者非常保守估計，達到約七億銀圓。餉械合共達到十億銀圓。

由此得出結論：蘇援餉械對於中共武裝奪取全國政權所起作用，乃屬左右結局性質，可謂「沒有史達林就沒有新中國」。毛澤東的軍事智商過人、共產黨的鬥志堅韌過人這兩大因素，也很重要，但是衹能排在其後──兩者結合權重可佔50%弱，蘇援餉械權重另佔50%強。這是真相，儘管遲遲未被揭示將近一個世紀。不過歷史對此有過朦朧察覺：五臺山根據地一老嫗曾這樣「代天」問道：「毛主席呀，這回我可見著您了。那史達林他甚麼時候來呀？」

西班牙共產黨得過按比例計更加多的蘇聯餉械奧援，還是無法取勝，迅速失敗。若由扶不起的阿斗王明支配蘇聯奧援餉械，中共料應重蹈西共覆轍。

筆者發現17911門火炮數字日期乃為2016年7月28日。40年前此日，發生唐山地震。筆者相信自己此種學術發軔著述《蘇聯奧援中共主戰步槍明治三十年式》、《蘇聯奧援中共後膛火炮七千九百餘門》的內容和方法，將在「中共軍事歷史」、「中蘇兩黨關係」研究領域引發學術地震。不談蘇援餉械，何談中共奪權歷史？何談中蘇兩黨關係？費正清、謝偉思、萬尼斯、亞胡達等人當年並不知曉蘇聯大量奧援中共餉械內情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筆者以一口與國內、國際萬口爭，單槍匹馬地、華洋未附地解決了中國共產黨史，乃至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最為綱舉目張，但卻最受閃爍其詞的課題：中共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緣何成功？秘訣何在？

一言以概之：豈是繳獲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是蘇援炮筒子裡面出政權！豈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馬列主義得人心」，而是「得蘇援者得天下──赤黨紅軍得蘇援」！

若做仔細分析，就可得出這一結論：國共二次內戰當中，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為中共軍隊設計的基本戰略，乃為：先容槍戰為主示弱，吸引國軍百萬麇集在南滿華東，遽改炮戰為主示強，致使國軍主力被殲於兩大平原。牡丹江正是貫徹這一宏大戰略思想的軸樞！遙想當年，若果日軍也用此種戰略，吸引國軍傾力決戰京廣線以東，無意西遁川滇，並且多用千門大口徑橡膠輪後膛炮，當時沒有臺灣可逃的中華民國豈不早就嗚呼哀哉了嗎？日本海軍明瞭決戰的重要性，前期得手後期慘敗；日本陸軍不明決戰的重要性，得隴不知接續攻蜀。九泉之下，東條英機定被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恥笑。

而這一切，源於1919年狹義五四運動以後，俄蘇對於中國方向堅持不懈實施的針對日本以及美英的「文攻武衛」宏觀戰略。餉械接踵馬列入華赤縣劇變黃俄的關鍵年份乃為1947年，距離「四一二」政變恰好20年——國民黨用蘇援步槍殺共產黨，共產黨用蘇援火炮滅國民黨。馬列屬於批判的武器，槍炮屬於武器的批判；四七牡丹江接炮乃為五四天安門遊行的歸宿。

八、王智濤將軍回憶錄裡給出的鐵證

*王智濤（1906 —  1999），籍貫河北滄縣，開國少將。1925年赴蘇聯先後入基輔紅軍軍官學校和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1928年加入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加入蘇聯共產黨。曾任步兵學校中國科分隊長，列寧學院軍事教員。1933年回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軍學校主任教員，中央軍委翻譯兼防空科長，在長征途中任警備科長負責中央縱隊設營工作，紅軍大學機關槍科科長，幹部團主任教員。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擔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軍事教育科長和訓練部部長，一二九師訓練科長，三八五旅參謀長，延安中央黨校軍教研究班主任教員。解放戰爭時期，任冀東軍區第十四軍分區副司令員，冀東軍區參謀長，冀察熱遼軍區副參謀長，航空學校教育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華東防空副司令員，防空學校校長和高級防空學校校長，軍事科學院戰術研究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秘書長，軍事科學院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王智濤曾在蘇聯軍事學院留學、任教，接受共產國際/蘇聯共黨領導長達八年之久，1933年歸國之後，幾乎一直都在軍事教研機構工作；李德歸國之前，王氏幾乎一直為李氏擔任語言和文字翻譯；1933至1937年，王氏擔任中央軍委參謀，常與博古、朱德、劉伯承、毛澤東、葉劍英、周恩來等人接觸，對於中蘇兩黨關係、中共高層秘辛有著不尋常、第一手的瞭解。王氏披露：

伍修權和我負責李德、博古與共產國際間往來電報的翻譯工作。我們將李德、博古撰寫的俄文電稿翻譯成中文，交機要科譯成密碼，由通訊科電臺發給上海的中央秘密電臺，再由上海台發給共產國際。來電收文，反向傳遞和翻譯。所以，我們經手了全部收發電。（見諸上引王智濤書548頁）

有鑒於此，筆者認為，王氏於其書中所說的下述兩段話，足以為筆者本文論點提供可稱一錘定音的權威論據：

——共產國際對中國工農紅軍和根據地蘇維埃給予了鉅大幫助。提供錢財、物資、情報和武器裝備，培養了黨、政、軍、經濟、科技等各方面成千上萬的幹部和人才。應該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很大。（見諸上引王智濤書541頁）

  

——早期，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不能生產武器裝備，也無錢購買，更嚴重缺乏幹部。這些都要依靠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支援。由此，就自然喪失了話語權和決策權，只能服從人家的指揮棒。（見諸上引王智濤書543頁）

尾聲：

網文http://dy.163.com/v2/article/detail/ELTGHFB90523CJM9.html

有著以下披露：

然而在「中蘇論戰」之後，兩國關係迅速惡化，蘇聯於1960年7月12日正式照會我國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並撕毀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由於此事太過突然，中方工作人員都感到措手不及，這也意味著許多剛進行一半的工程將前功盡棄，這讓眾人都十分擔憂。另一方面，很多蘇聯專家也都對這一消息感到震驚，還紛紛向上級反映，不願意停下當前工作，他們致電蘇聯領導高層，請求延遲回國，但都遭到嚴詞拒絕。蘇聯專家組組長謝列莫夫斯基上校接到回國通知後，當晚立即與負責導彈研製任務的孫繼先將軍會面，拿出筆記本道：「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我方科研人員利用短暫時間記下大量重要的關鍵資料，使中國的火箭實驗少走了許多彎路。

  

*關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蘇聯奧援中共30萬支槍之事，見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中國代表羅易1927年6月8日於漢口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份電報》，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310頁；《蓋利斯給別爾津的書面報告：對中國紅軍部隊的總的評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九卷：《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492頁。

*關於二次國內戰爭時期，蘇聯奧援中共1.8萬門炮之事，見諸《輕武器系列叢書》編委會編著《解密中國兵工廠（兵器篇）》（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2014），103頁。網上有一資料說其中有戰防炮即反坦克炮5800多門，見諸http://bbs.tiexue.net/bbs172-0-1.html「鐵血論壇」。此數僅見於此處，別處似沒有。

 

蘇聯援華專家臨別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