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冊-驚察五四百年造假之三：華俄威權煽起狹義五四雪泥鴻爪（下篇）

九、俄蘇共黨其實早就相中了周恩來

1917年，東北人周恩來（13）、湖南人張西曼，或許還有其時亦為南開中學學生的東北人馬駿都來過哈爾濱鄧潔民處，「謀劃創辦東華學校之事」。筆者猜測，積極支持鄧氏辦校以利革命事業的李大釗，向莫斯科蘇維埃推薦了鄧氏，鄧氏向哈爾濱蘇維埃或者俄蘇共黨駐哈代表——也許是前述之人「利金」——推薦了周氏、馬氏（1920年一度住入該校）、張氏（這位仁兄其時名義上乃屬孫中山國民黨陣營）。解放後，周氏曾對南開校友說過：「鄧潔民幫助過我們，為早期的共產黨人做了很多掩護工作。」筆者判斷，周氏、馬氏從哈爾濱回到天津之後，就秉承駐滿俄蘇共黨分支以及北京李氏指示，在南開中學以及天津大肆開展革命活動。其時柏烈偉是在天津。1917年周氏赴哈之時，鄧氏領他觀察哈爾濱蘇維埃發動的工人罷工。於此場合，周氏平生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筆者判斷，周氏這次來哈，實為俄蘇共黨為他（應該還有別人）安排的一次「歐式共運見習」。走筆至此，筆者驀然醒悟，周氏1917年赴日前夕所寫那首七絕，原來隱藏著如下一眾官修黨史作家根本沒法想到的意思：

大江歌罷掉頭東，＞欲往扶桑精研社會主義救我赤縣，

邃密群科濟世窮。＞松花江聽罷國際歌予便東渡日本。

面壁十年圖破壁，＞十年參透宇宙真理旨在理想實現，

難酬蹈海亦英雄。＞豈容重凝陳天華蹈海亦英雄寒氛？

如前所述，周恩來可能早在1917年赴哈之時就已掛靠了俄蘇共黨。1919年中他從日本剛剛回到天津，馬上就狂熱投身狹義五四運動。英人迪克·威爾遜於其所著《周恩來傳》第一部〈求索〉（全書封長虹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1）中有如下記述：「他帶著一批學生到法租界去給在北京大學任教並為共產國際工作的一個俄國教師謝爾蓋·包列伏依（即是柏烈偉，時在天津大學而非北京大學任教——筆者注）打電話。威爾遜認為這是周氏第一次與共產國際的個人來往。」這「第一次」應是周氏所做偽稱，「第一次」怎麼就可能貿然打電話？電話號碼從何而來？在威爾遜書中，「第二次」乃是周氏到了法國以後，蔡和森「在蒙塔爾吉郊外一塊林間空地舉行的儀式上，介紹周氏加入了新民學會，這使周氏有機會參加由法國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組織的有關時局問題的星期討論會。巴比塞很明顯是代表共產國際的。」下面還會提供另一證據。

1919年9月16日，天津愛國青年團體「覺悟社」成立，周氏被推舉為會議主持，並被委託起草成立宣言，擔任社刊《覺悟》主編。覺悟社成立後第一次活動就是邀請李大釗來社演講。1920年8月16日，覺悟社有11個社員到了北京，請李大釗先生約集了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李氏嫡系，陣容強大）、「青年工讀互助團」、「曙光社」、「人道社」等幾個團體於北京三處接連召開座談會，商量將覺悟社和它們合並成一個團體的事情。這顯然是為了今後組黨而做準備。除「覺悟社」的11個人外，北京方面有30多個人參加。

周氏1920年又去了一次哈爾濱，筆者相信，目的應是為其赴歐之行領取經費以及任務。筆者相信，周氏此次歐行實際並非旨在參加勤工儉學——有一傳說說他僅在雷諾汽車廠幹過三個星期，而就連這三個星期勞動都被他本人否認掉了，而是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說服勤工儉學人員皈依共產主義，以及親臨歐洲先進國家見習工人運動。

據威爾遜言，天津大教育家嚴範孫發給周氏赴歐用獎學金500美元。據筆者所知，當時的500美元相當於1700銀圓，三年500美元亦即每月47銀圓。不過大陸網上有如下說：

後來周恩來因參加「五四」運動被捕，南開迫於政府壓力將他開除。嚴範孫愛才心切，捐款7000銀圓，資助周恩來赴法勤工儉學。周恩來在法國從事革命活動，有人勸嚴範孫停止資助，說周「用了你的錢，卻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嚴範孫卻說：「士各有志，不能相強。」

筆者相信1700銀圓/三年為準，7000銀圓/三年乃屬兀自誇大之數，而且應該是與另一嚴範孫獎學金獲得者李福景（據蔡詠梅考證，李氏乃為周氏同性戀伴）分享之數。事實之上，周氏到歐之後頭一年，經濟相當拮據，不可能每半年可得1167銀圓亦即每個月得389銀圓之數，這是47銀圓的8.3倍。另外，筆者相信，為人頗守信用的周氏不會一邊接受嚴範孫獎學金，一邊逃避註冊歐洲大學。合理結論祇有一個：周氏名義上接受的是嚴範孫獎學金，實際上接受的是俄蘇共工作金——不過按照程序，人家必得先考察他一段才會發錢。嚴範孫獎學金即使有，也祇是杯水車薪。據威爾遜言，其一，周氏本人曾對留法朋友承認他還有別的經濟來源。其二，1922年3月初，周氏在德國首都柏林住了將近一年。「有人說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說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處漂亮的住所，月租金為12美元。根據一個來自四川的講德語的中國學生的說法，周恩來住在柏林時，房東的女兒愛上了他。她曾睜著圓圓的大眼睛告訴這位四川同學，儘管周預付了一年房租，但他祇是偶爾住在那兒。另一位中國學生也證實了這個說法。」這就意味著周氏到歐之後至多一年，其生活水平就因得到共產國際高額津貼而大有改善，遑論工作費了。

最能證明周恩來早在狹義五四運動前後就已通過柏烈偉、李大釗掛靠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一事的，乃在以下證據。張仕東於其《從〈旅歐通信〉看周恩來的新聞思想》中說道：

1920年11月，周恩來赴歐洲勤工儉學，行前約定為天津《益世報》撰稿（疑為組稿而已——筆者注）。這批稿件後被稱為《旅歐通信》……《旅歐通信》約有作品50多篇，25萬多字。作品分別冠以《旅歐通信》、《倫敦通信》、《西歐通信》、《巴黎通信》、《歐洲通信》等五大篇目發表。其中以《西歐通信》冠名最多，約26篇。文章一般兩周寄回一次，發表時被拆開連載。文章署名有周恩來、恩來、周翔、翔宇等四個筆名，而以「恩來」為最多。周恩來在歐洲約呆四年，但寫《通信》祇是1921年2月到1922年3月，即最初的一年多時間內。這一點，以往研究者都說是「旅歐期間所寫」，或是說「旅歐三年間所寫」，這是不對或是不具體的。原因有二：一是《通信》中稿件所列的時間都是最初一年；二是周恩來在1946年接受《紐約時報》當時駐南京記者李勃曼採訪時曾說，「在去法之前，我已和國內報紙訂合同，做特約通訊員，所以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寫文章。後來一度去德國，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20多人，成立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又說「1923年去德國……」，加之他對德國的報導極少，表明他祇是在1921到1922年間在英法的時候寫《通信》。（見諸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3/22065/2415961.html）

算作13個月寫了52篇報導合25.5萬字，也就是平均每個月寫出四篇合1.9615萬字，或是每週一篇合4903字。並非教會學校的南開中學教會周氏的僅是初階英文，筆者並不相信周氏能夠流利閱讀、正確理解英文報刊文章；而於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連篇累牘撰寫《旅歐通信》之時，周氏並不懂得法文，遑論德文，從而更加不能夠流利閱讀、正確理解法文、德文報刊文章。周氏可是僅讀過南開大學一年，在日本、法國、英國都考不上大學的啊，起碼日語、法語、英語都不過關。答案祇有一個：共產國際法國支部派人——在精通法文的旅法華人、越人（胡志明？）當中挑出一二法共黨員——為周氏捉刀撰寫，假以周氏名義發回中國天津屬天主教的《益世報》發表。此舉乃為俄蘇共黨/共產國際之大外宣旨在令「東西連成一氣」，亦即令民族解放運動掛靠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項重要操作；選用不懂法文的周氏來做，筆者猜測，當有為其揚名助其將來「閃亮登場」之用意；不過最為關鍵的乃是：當有人問：「恩來，你不在廠領月工資，又無入校得助學金，咋能租兩處房，做白相人？」他就可答：「我寫稿有稿費唦！」咳咳，這個明顯不過的破綻，在筆者於此點破之前，居然近100年無人覺察。

據文獻載，晏陽初等從1919年1月15日至1920年1月1日辦《華工週報》，共發行了45期，印數從10000到15000份不等。每頁以一橫線分成上下兩欄，每欄30行，每行20字。用照相製版印刷。[見諸馬驪編著《一戰華工在法國》，莫旭強譯，胥戈校（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5）305頁；以及李英麗編著《經典中的教育故事》（電子書籍。臺北：千華駐科技出版有限公司，2012），「陳垣」部分] 大陸人民日報出版社於1979年出版的周恩來舊著《旅歐通信》，書首說明：「收入這本通信集中的文章，是按照天津《益世報》專欄版式影印的。」該書版式從而該報專欄版式亦是每頁以一橫線分成上下兩欄，不過是每欄23行，每行22字。這就說明周氏旅歐通信文章很可能是交由《華工週報》原有人員使用原有設備鉛字排版、照相製版的，然後海運寄往天津。不過在周氏《旅歐通信》之前，旅法華人曾經在法出版的刊物還有《旅歐雜誌》（1916.08—1918.03）、《華工雜誌》（1917.01—1920.12）、《旅歐週刊》（1919.11—1920.11）、先命名《華工週刊》後改名《華工旬刊》（1920.10—1921.07）等。之後至1940年代，就有至少十種之多了，其中包括中共雜誌《赤光》。為周氏捉刀撰文的，很可能是1916年畢業於上海中國公學的周太玄（通曉英文。下左圖）；以及來法之前已於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畢業的趙世炎（下右圖）；也有可能是《華工旬刊》的某位通曉法文的寫手，1921年7月停刊之前一稿兩投，之後續為周氏供稿至1922年3月。當然，雇傭槍手所需款項應是由俄蘇共黨/共產國際發放的。周太玄的可能性大於趙世炎。

周太玄早年就讀於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石室中學），1911年考入上海中國公學政治經濟專門部，英文教員包括旅美華僑、孫文岳父宋耀如。1916年畢業後在《民信報》任編輯、翻譯。後又赴北京，任職於《京華日報》、《中華新報》、中華通訊社。1918年參與發起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赴法國留學，創辦《旅歐週刊》並任主編。此後又同李立三、趙世炎創辦了《華工週刊》（後改名《華工旬刊》。1930年獲法國國家理學博士學位。1954年出任中國科學出版社首任社長、總編輯。1955年起兼任中科院動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此外，他還曾任第二至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共早期領袖趙世炎已於1927年犧牲；周太玄親共附共，料應不會對外透露他是槍手——如果他確有捉刀其事並曾收款的話。

周太玄。          趙世炎。

顯而易見，經過兩年遠距考察、三年近距考察，共產國際決定重用既無大學學歷又無軍事經驗，但是表現佳、人品好的周氏。

網上曾有一文這樣敘說：

周恩來……在工作和學習中與著名的保加利亞共產黨領袖、國際共產主義傑出的活動家季米特洛夫建立了友誼和信任……這位周總理的共產國際運動老師，與蘇聯的領導人史達林是好友。正是這層特殊關係和周總理的超凡才能，使得周總理在於共產國際運行伊始階段就已經在中共黨內有了非常高的地位，故總理到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就一點不奇怪了。

筆者對此不敢苟同：1922年，季米特洛夫出席了紅色工會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1924年，季米特洛夫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和紅色工會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被選為紅色工會國際執行局委員。不過，筆者相信，1924年夏，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裡的地位很低，並不足以推薦周氏一蹴而就。但是筆者相信，一定是俄蘇共而非張申府的推薦起了作用。國民黨若做阻撓，還要不要俄蘇辦校撥款、組軍發槍？1919年3月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是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直接參與了共產國際和其屬下重要支部的最重要的決策。季諾維也夫還親自主持了1920年9月在巴庫召開的東方民族代表大會，主持了1922年1月在列寧格勒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季諾維也夫可謂共產國際中最早關注民族殖民地鬥爭的領導人之一。儘管如此，筆者相信季諾維也夫並無可能直接認識周氏。不過，筆者相信，一定是季諾維也夫批准了共產國際西歐局對於周氏近距考察之後，做出的積極評價和鄭重推薦。那邊廂，鮑羅廷接到推薦，沒生異議，照薦執行。史達林應與此事無多大關係；季米特洛夫那時也不可能是甚麼史達林的好友。周氏高就，筆者認為，應和柏氏——中共北京局領導——按照程序決策模式第一推動舉薦密切相關。經過考證，香港作者蔡詠梅於其所著《周恩來的秘密情感世界》(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5）中推測（34頁）：

共產國際西歐局設在柏林，而周恩來旅歐時期，俄蘇駐德使館三等秘書傑克布乃是共產國際情報機關的歐洲業務主管；與俄蘇駐德使館聯繫密切的周氏應於此時被傑克布正式羅致入彀，結束掛靠，並領津貼，爾後又被其推薦到初時並非享有盛名，祇是一所中專的黃埔軍校任職。

筆者也不相信周氏赴歐就是為了接受特工訓練一說，周氏在歐接受的必然是「組織工人罷工乃至起義」的訓練（何地？何師？），其中可能有「如何獲取起義所需情報」科目。他不可能在歐白領薪金，長年閑著，僅僅「走走看看」。這也必是周氏積極羅致「軍閥」朱德入黨的主因。回國兩年左右，周氏便組織了三次上海工人起義。到蘇接受正規特工訓練的中共初期同級達人，乃是原為同盟會會員的吳玉章。不過吳氏歸國之後卻是學非所用。

十、俄蘇共黨策動狹義五四更多證據

有人可能嘲笑筆者：共產國際1919年3月才成立，來得及策劃兩個月後就發生的狹義五四運動嗎？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黨有可能輸出革命嗎？還有的人可能覺著困惑：「俄蘇經濟當時那麼捉襟見肘，窮得連麵包都得論克分配，哪有餘力輸出革命啊？」

左起：李大釗、周恩來、張太雷

左起：馬駿、季諾維也夫、內夫利特

對東亞下手早。〔俄〕維克托‧烏索夫於其所著《20世紀3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賴名傳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3）中，早就對此做過解惑（粗秀體為筆者轉）：

——應該指出，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以前，布爾什維克就開始大量資助外國共產黨和外國組織。儘管俄國遭到嚴重破壞，人民生活極端貧困……(48頁)

——早在1919年初，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向列寧呈送了關於向外國組織提供經費的問題的「絕密」級文件。他請求在1919年1月至3月「撥給外交人民委員會20萬金盧布用於援助東方工人組織和派鼓動員去東方進行宣傳」。在該文件列舉的擬派「鼓動員」去發動群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中，有南北中國、朝鮮、波斯、印度。（113-114頁）

讀者務必記住這一事實：可見在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俄蘇共黨就已經撥款資助、派人來華策動「無產階級革命」了——開局就是狹義五四運動以及非基督教運動。

列寧有沒批准加氏建議呢？烏索夫所記述的史實再次做出解惑：早在1918年10月，列寧就在兩封分別發給兩位下屬的絕密信件當中做出下列指示（粗秀體為筆者轉）：「與法國進行秘密聯繫和在法國人、英國人中做宣傳工作時，不要吝惜幾百萬資金」，要在各國左派社會主義者「中間物色代理人，十分慷慨地為他們的旅行和工作出錢」，「儘量多拿錢，早行動」。（51頁）本章所述13人不正落入彀中？

列寧指示在華立竿見影。第一章已經提過據金毓黼說，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以後，就和在北京的蘇俄人士有了來往。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後，俄蘇共黨就常常派工作人員進駐北京，並和「進步人士」建立了聯繫。

東方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相繼成立的歷史表明：即使內部條件一應具備，仍需借助俄蘇共黨/共產國際這個雙體助產士出手，它們才能呱呱落地。

除了加氏所說的「南北中國、朝鮮、印度」以外，其一，在東北亞，1918年末至1919年初，據稱：「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蒙古先後成立了兩個秘密革命小組——蘇赫巴托爾領導的庫倫小組和喬巴山領導的領事坡小組。1920年6月在俄蘇共黨的幫助下，兩個小組合併組成統一的革命組織。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圖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佈正式建立牧民階級的革命政黨——蒙古人民黨（1925年3月改稱蒙古人民革命黨），尋求共產國際的幫助建立獨立的蒙古國家。「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實際就是「在俄蘇共黨的策動下」。中共僅僅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成立的嗎？

其二，在東南亞，早在共產國際成立之前的1914年，荷蘭共產主義者斯內夫利特（馬林）就在荷屬東印度亦即印度尼西亞，組建了印尼共產黨的前身「社會民主聯盟」。斯內夫利特於1916年退出荷蘭社民黨，轉而加入荷蘭共產黨。荷蘭社民黨、荷蘭共產黨都曾是第二國際積極成員。由於：首先，為馬克思、恩格斯所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其開篇句、閉篇句分別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祇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其次，「維基百科」寫道：「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認識到，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敵人，無產階級必須在國際範圍內聯合起來，用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去對抗資產階級的國際聯合。這種意識促進了第一國際於1864年的產生」,「1889年在巴黎成立的第二國際，負有繼承第一國際事業的職責」。再次，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斯內夫利特就已敬仰列寧本人及其團隊，通曉列寧東方革命學說；他的第三次婚姻，娶的是一位1914年加入俄蘇共黨的俄國婦女;十月革命之前年把，斯內夫利特就已在印尼貫徹列寧東方革命思想。複次，正是因為有著這一經歷，斯內夫利特被列寧親自挑選為共產國際派華策動組織共產黨的首位代表，就像毛澤東挑選陳永貴來帶動農業大幹快上一樣。維經斯基和斯內夫利特之間的分工應為：前者負責宣傳，後者負責建黨。所以筆者認為，（一）斯內夫利特其人早在「在組織上」入共產國際之前，就已「在思想上」入了共產國際；（二）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共產國際成立之前，不僅荷蘭共產黨在歐洲，而且斯內夫利特在印尼都得到過俄蘇共黨資金支持。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中國都比外蒙、印尼地位重要得多，前景遠大得多。縱觀共產國際24年歷史，它不就是造就了僅一個共產黨於其祖國——中共囿於中國——成功奪取政權嗎？其他乏善可陳。史達林曾經推卸責任地嘲笑過共產國際：「他們那一幫人都幹了些甚麼？」王明最終得不到史氏重用，此為原因之一。近墨者黑呀。

對中亞下手重。英國名記者彼得．霍普柯克於其所著《點燃東方烈火》（英文，尚無中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一書，披露了一件大陸歷史學家迄今仍為懵然不知的國際共運事件。筆者前面已交代過俄蘇共黨1919年以後將目光從歐洲轉向亞洲的原因。以下內容主要出自霍普柯克的這本書（Peter Hopkirk. Setting the East Ablaz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920年秋，俄蘇紅軍兵敗波蘭，基本打消了俄蘇共黨繼續向歐洲各國輸出革命的念頭。俄蘇共黨領袖，尤以列寧為最，極感沮喪。但是時為共產國際效力的印度革命家羅易——對了，就是那位後來來華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卻無絲毫沮喪：他一向認為世界革命應從亞洲而非歐洲入手。對於英國統治自己祖國感到怒火中燒，出於對於口號的厭倦隨之對於行動的渴望，羅氏開始構想一個大膽、宏偉的一箭雙雕計劃，以圖既恢復俄蘇共黨的必勝信心，又結束英國對於印度的統治。在得到列寧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首腦托洛茨基的「請講」允許之後，羅氏提出：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在中亞地區招募以及訓練一支軍隊，用於入侵和佔領印度北部地區。俄蘇紅軍不必直接介入。因為看到英國對於戰敗國土耳其的強硬處置，因為擔心本土哈里發政教合一前途不明，成千上萬的印度穆斯林已在取道阿富汗前往土耳其，欲與仍然佔領著君士坦丁堡的英國軍隊作戰。但是由於食不果腹、身無分文，他們中的許多人滯留在了阿富汗，沒法繼續行進。這支軍隊可從這些痛恨英國的印度穆斯林中招募。羅氏相信，這支軍隊當會得到阿富汗國王的合作。另外，出於對於本國1919年敗於英國倍感恥辱企盼報仇的阿富汗反英國諸部落，在得到俄蘇武裝後，當會與這支軍隊共進退。與此同時，事先仔細籌劃的群眾起義也應在印度遍地開花，引發連鎖反應。這支軍隊——應起名為「上帝之師」——於是可以趁勢而上，一步一步深入佔據印度更多國土。列氏、托氏居然批准了他的計劃。列寧做了決定：「英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必須在印度給予英國最大的打擊。」至1920年11月初，羅氏計劃中的武器彈藥和軍事顧問列車已可離開莫斯科開往選做秘密軍事訓練地點的塔什干。軍校運轉起來之後，羅氏計劃下一步在阿富汗喀布爾設置一軍事基地，在阿印邊境地區設立幾個前進基地。

羅易計劃實施過程乃至最後結果詳情如何？祇說一句：當然計劃沒有變成現實，否則羅氏就不會於1926年底被俄蘇共黨/共產國際改派來華了。俄蘇共黨/共產國際後來甚至設想過武裝馮玉祥西北軍、馬仲英回族軍，來行重新威脅英印政府。據說，後來英國政府出於緩和俄英對印矛盾，首先外交承認了蘇聯政府。

筆者於此補充幾句：不列顛軍事征服阿富汗，初始階段很不順利，部落盟軍性質的阿軍三次大敗英軍，頭次，萬把英軍甚至祇有一人—— 一個醫生——得以生還，而且應是阿軍主動釋放，讓其回去報告全軍死戰生擒噩耗。這應是列寧重視羅易方案的重要原因。反觀當時清朝軍隊，裝備遠比阿軍為好，卻連打個平手都做不到。怪不得筆者在英求學時，多次聽過英人面告：「兩次鴉片戰爭對於英國來說，都是很小的戰爭。」言下之意乃是：我們舉手之勞，你們咋痛得至今仍哇哇叫？每次都問得筆者臉龐發熱！

1921年獲任俄蘇政府駐華特命全權代表的越飛，於其1922年8月30日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中國這個地方對我們非常有利，同世界資本主義的鬥爭具有很大的意義和巨大的成功機會。在這裡可以感覺到世界政治思潮很強大，例如要比列寧賦予同樣意義的中亞強大得多。」越飛又在他於1923年1月26日給俄蘇共黨、俄蘇政府、共產國際的信件裡說：「遠東畢竟是帝國主義的致命弱點。不管現在近東和歐洲發生甚麼事件，將來解決世界歷史問題終究在這裡，在太平洋，在中國。」（見諸前引黃修榮主編、馬貴凡主譯書，112和215頁。）

筆者於此畫龍點睛：如今我們知道，列寧曾經賦予中亞和中國對抗世界資本主義的同樣的戰略權重；列氏既會在中亞投下那麼大的賭注，那麼完全可以推論，列氏也會在中國下同樣大的賭注，到底多大，期待後學能像筆者一樣不懈挖掘出來。

                                                  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