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廈大的日子（二）

母親的回歸

1959 年集美中學葉振漢校長一句「國慶後全國六億人民吃飯不要錢」的「豪言壯語」深深觸動了我的愛國情懷，我當時隨即寫信給我的爸媽，慫恿他們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母親於1960年初夏帶著兩個小弟妹回國觀光，準備先留下兩個小弟妹讓我和二妹帶著在國內讀書，然後再全家回歸。他們一行先到北京參加五一勞動節觀禮，然後南下蘇杭，再到廈門。蘇州是母親故遊之地，當年她們集美幼師畢業後到該地旅行，我見到過她和同學們在虎丘劍池的留影。

母親1960年回國時與兩小弟妹的護照相

媽此次回國花了40多萬里埃（柬埔寨幣），買了很多東西，作長遠打算。後來聽姨表哥鍾懷義說，媽告訴他要爭取在華僑投資公司投資一萬元人民幣，這樣可以在裏面獲得一個職位。殘酷的現實打消了媽回國定居的念頭，也擦亮了我的眼睛！

由於我回國後一直住在學校，聽到和看到的盡是正面的東西，一點沒有接觸現實，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又由於本人過於單純，一味忠誠，堅信共產黨的「美妙理論」可以使中國富強，根本不明白「三面紅旗」和「大躍進」所造成的惡果。只有在這回第一次接觸現實，才明白農民的貧困已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羅翼群的農民「餓死邊緣論」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農民「生活富裕」，把廁紙都用光了

那時的廈門華僑大廈，供應已很緊張，人客不能點菜吃飯，各人都吃清一色的客飯，每位八角。我和二妹到華僑大廈見媽媽，則只能吃四毛錢的。連招待歸國華僑的華僑大廈都如此不顧面子，可以想見那時物資的缺乏程度！

吃完飯出來，在街上看到一間店子有極粗糙的廁紙賣，二妹說好久買不到廁紙了，便買了幾紮。我說不要買太多，怕被「積極份子」們批評說我們在「搶購」，罪名大些還可被扣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帽子。回到華僑大廈時，女服務員見二妹手裏拿著幾紮廁紙，趕緊向我母親解釋，說過去廁紙很多很便宜，最近缺貨是因農民過去不用廁紙，現在生活富裕了，大家都用，所以一時供應不上。這些服務員大概都被吩咐要這樣做，實在也太敏感了。事實是，「大煉鋼鐵」把山林都砍光了，導致全國十分缺紙，連大學的講義都用沒有漂白的褐色粗紙油印，我們做作業用的是淡黃色的「毛邊紙」，人們更長期沒有紙擦屁股，何來農民生活富裕！我成年累月就是用舊作業紙來當廁紙的。

顏色「汽水」和空罐頭

因為媽原籍廣東潮安（過去叫海陽），我請了兩個星期假，和二妹陪母親回汕頭，然後由汕頭的表姊許舜卿（大姑媽的女兒）陪我們回潮安。表姊還抱著她的小兒子李家祺。我們幾個人走在冷清的街道上，惹來了路人忌羨的目光。我因挎著照相機，覺得特別不自在。

母親離開潮安三十年了，此次舊地重臨，第一個感覺便是清潔衛生做得很好，雖然冷清些，但商店櫥窗裏堆滿了五顏六色的罐頭和汽水，收拾得十分整齊。行進間，小弟嚷說口渴，我便帶他到一家店裏買汽水，卻不料「店員同志」一口回絕說：「不能喝的。」我奇怪地問：「汽水不能喝，又不肯賣，那麼擺著幹嗎？」他看看沒人注意，低聲地說：「那是裝的顏料水，擺好看的。」我感到奇怪，不知道為什麼要用顏料水假作汽水擺好看！我見櫥窗裏還擺著荔枝罐頭，便指著說：「這總能賣吧？」他把罐子翻過來給我看，原來空空如也，只是舊空罐而已。我向弟弟說：「沒法子，忍著吧！」後來我看到街道掛著一條「歡迎全國衛生檢查團」的紅布條，才恍然大悟為什麼潮安今天顯得特別清潔，而且商店佈置得這麼美觀，疊滿了顏料水和空罐頭。我感到一陣悲哀！浮誇、虛假、自欺欺人，這就能搞好「社會主義建設」嗎？這時候，「大躍進」的惡果已經浮現。

雙蒸飯

我們到一間飯店吃午飯，飯店的工作人員見我們是歸僑，抱歉說沒有什麼好東西給我們吃。我們說無所謂，只要有飯吃便行，於是吃「雙蒸飯」。這「雙蒸飯」不知是誰發明的，那時據說是一種能生飯的經驗在全國推廣。

所謂「雙蒸飯」，就是把已蒸熟的飯多加點水再蒸一次，使其高度膨脹，看似量多了，但實際上米並沒有增加，只是發大了，滿滿的一碗飯，初吃下去好像有點飽肚，放個屁肚子便癟了，仍然饑餓。

奇怪的是媽對「雙蒸飯」很感興趣，說「雙蒸飯」好吃，還向工作人員請教「雙蒸飯」的做法。原來媽有寒胃病，向來要吃煮得很爛的飯，這「雙蒸飯」把飯煮了兩次，變得疏鬆，正合她的胃口。

吃完飯，我們去看湘子橋，母親是潮安人，當然並不陌生。不過她看到的湘子橋，已不是過去號稱「十八梭船廿四洲」，「二隻鉎牛一隻溜」的古橋，而是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新橋，橋墩仍然用原來的，據說是為了節省建造費。那是1958年改建的，雖然方便了交通，但卻把千年古跡給毁了。我當時想，為什麼不在古橋旁另建一條新的呢？（潮州民謠：潮州湘橋好風流，十八梭船廿四洲，廿四樓臺廿四樣，二隻鉎牛一隻溜。）

湘子橋位於潮州古城的東門外，初建於宋代，距今已有 800 餘年歷史。它是中國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啟閉式橋樑，以其「十八梭船二十四洲」的獨特風格與河北趙州橋、泉州洛陽橋、北京盧溝橋並稱中國四大古橋。

二○○三年十月，湘子橋進行復古工程，恢復明代「十八梭船」的啟閉式浮橋及橋上亭臺樓閣的獨有風格，二○○七年六月完工，歷時四年。古跡的恢復，對潮州人來說是值得慶幸的！

意興闌珊，我們買了下午三點半鐘回汕頭的車票。因為老爺車誤點，直至六點還沒有班車出發。這時傳來播音員的聲音：「凡買三點半鐘車的旅客注意，因車未到，現特照顧汕頭長途旅客，可憑車票和糧票買二個包子充饑，半途客不供應。」因我們帶有餅乾，而我深知那些包子買來了母親和小弟妹也咽不下，所以不買。但表姊覺得這是難得的機會，要買回家給孩子吃。那個時候，吃的東西十分缺乏，什麼都要憑證，我們有六張車票，一共買了十二個。

表姊、二妹和我三人各吃一個，是番薯粉皮包的乾番薯絲，有沙粒，味同嚼蠟。但艱苦的生活鍛煉了我們，只要能吃的便往肚子裏吞，管它好不好吃。母親看我們各吃了一個，不禁拿起一個，掰成兩半說：「我試試看」。另一半分給了小弟妹。他們只是咬了一口，連忙吐了出來，因為實在是太難吃了。母親說：「虧你們吃得下，但你們畢竟受到了鍛煉，知道苦是什麼味兒了。」我心裏想：生活苦算得了什麼，只有那失去自由的痛苦，才使人不能忍受呀！

突然，一個中年男人抱著一個大約三歲的小女兒來到我們面前，求我們借一張車票給他買二個包子。雖然他也是搭三點半的車，但因為只到菴埠（未到汕頭），屬於半途客，不能買包子，那女孩餓得大哭，希望我們能幫助他。母親在表姊籃子裏拿了兩個送給他，他十分感激地走了。

死豬肉能吃嗎？

車子終於來了，我們登上了車。途中，幾個鄉民大聲地談說他們昨天吃了死豬肉，顯得十分高興。於是談吃死豬肉的人越來越多，連汽車司機也加入了。在農村，養豬是完成國家任務，不能私自宰來吃，只有豬得病死了，才有吃豬肉的機會，怪不得大家都樂意談論吃死豬肉了。我望望母親，見到她臉上浮現著莫名的哀傷。因為她此次回來看看，本是打算幾年後全家回國居住的，難怪她要失望和傷心。為什麼向海外宣傳得如何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卻會是這麼一個吃不飽、穿不暖、什麼都缺乏的社會！而小弟弟卻好奇地問我說：「大哥，死豬肉能吃嗎？」我很困惑，什麼話也說不出。

終於，媽媽帶著小弟妹失望地回金邊去！我更失望！！現實給了我重重的一擊，把我的腦子敲醒了。什麼「大躍進」，什麼糧食畝產「十幾萬斤」，什麼「偉大領袖毛主席」擔心糧食多了吃不完，要農民以後少種些；還有葉校長報告說的「國慶節後全國六億人民吃飯不要錢」，等等等等……在現實面前全部破了產，從此使我逐漸認識了共產黨種種的欺騙伎倆和謊言。

語言腐敗

媽這次回國，金邊的蘇文哲醫生知道她會回潮安，便託媽到他在潮安的老家找一位親人拿他以前在國內讀醫時的畢業證書。怎知媽被告知那位親人去「學習班」「學習」，不能見面。媽感到很奇怪！這麼大年紀了，還要「學習」？「學習」什麼？為什麼一進「學習班」便出不來，連海外親人來了也不能見個面？

今天，中國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先生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這叫做「語言腐敗」，一種比「官員腐敗」、「政治腐敗」更普遍、更嚴重的零類腐敗。張先生說：「語言腐敗是什麼含義？簡單說就是人們出於政治的或者意識形態的目的，形成一些語言辭彙，附加一些不同的含義，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義，然後就可以忽悠聽眾，達到某一種目的。」

　　怎麼個「語言腐敗」呢？比如說，把一個專門負責造假新聞的部叫做「真理部」（過去蘇聯的黨報就叫「真理報」）；把專門負責秘密警察，負責抓人，負責迫害異己的部叫做「友愛部」；專門負責發動戰爭的部叫做「和平部」……名稱特好聽，幹的卻是特壞的事！

　　幾十年來，我們聽慣了「人民」這兩個字，什麼「為人民服務」、「人民利益優先」、「人民共和國」、「人民幣」、「人民解放軍」、「人民警察」、「人民醫院」、「人民大學」……，這也「人民」，那也「人民」。在毛澤東統治的年月，人民究竟得到了什麼？被「整」、被批鬥、被抓、被坐牢、被打、被自殺、被「學習」……最後被餓死！這就是毛所說的「解放人民」麼？毛的所謂「解放」，事實上是把全國所有的人都當作奴隸使喚，包括他的戰友劉少奇、周恩來、林彪等在內。「解放」二字實際上是最大的「語言腐敗」，而今天人們還口口聲聲地說「解放前」「解放後」，讓這「語言腐敗」無休止地蔓延下去。至於上面所說的「學習班」，並不是像香港一樣讓人們去學習文化、藝術、音樂、繪畫、書法、烹飪……，而是把那些他們認為「有問題」的人集中起來進行逼供訊，勒令他們交代問題。這種美其名為「學習」的「學習班」，和「文革」後期的「五七幹校」一樣，都是令人聞之色變的恐怖！

　　現在我們都知道，對於「腐敗的語言」，需要從反面去理解它。

課堂筆記和政治課老師

　　我自己有一套做筆記的方法。用以記筆記的本子是從金邊帶回來的，是一種很好用的簿子。這種簿子是方格加橫線型，除了間以一個個的方格外，每一橫行間還有三條淺色線，可以寫中文及外文，也可以作五線譜用，是一種可作多種用途的簿子。

　　在課堂聽課記的筆記，當然不可能很全面，所以在自習時便要根據講義或課本進行補充，並把全課重點用紅色墨水標記清楚。這樣將來複習時便可只看筆記，不用再翻講義。我的筆記十分清楚，經常有同學借去參考。

　　我的講義也很整齊，自己裝訂成一冊冊，用《新體育》雜誌的彩色封面作面。一冊冊裝訂好的講義，都拿回放在汕頭家中，後來當然是一本也不存在了。今天網上的資料豐富多彩，什麼資料都可以在網上查到，這是以前絕對想像不到的。

　　上政治課是最枯燥乏味的，尤其在碰到水平低的政治課教師的時候。一年級時，那政治課教師大概是一個新手，講課時有點手足無措，十分緊張，因而形成個十分奇怪的習慣。他用右手從放在講台上的粉筆盒中拿出一支粉筆，然後把拿著粉筆的右手往右劃一小段距離，再把粉筆放回粉筆盒。如此「拿出放回」地重複這一下意識的可笑動作，可見其緊張的程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把「適可而止」寫成「適而可止」，可見其水平之低。

運動隊、簡化太極拳和交誼舞

　　由於「三面紅旗」和「大躍進」的胡鬧，使國家元氣大傷，導致 1959 年經濟的全面崩潰和糧食副食的極端缺乏。紙張也不夠用，大學課本都用很差的褐色紙油印，褐色太深，使黑色的字也看不明顯。兼且營養不足，燈光昏暗，我上大學一年級後便近視了。

因為學生的體質直線下降，國家只好下令全國學校停止體育課，搞出一套《簡化太極拳》讓全國人民學。簡化太極拳共 24 式，有「野馬分鬃」、「白鶴亮翅」、「摟膝拗步」、「手揮琵琶」、「單鞭」、「雲手」、「高探馬」、「雙峰貫耳」、「下勢獨立」、「海底針」、「閃通臂」、「轉身搬攔錘」、「如封似閉」、「十字手」等。

　　學校只留下一個體育代表隊，讓這個隊的極少數人在另一個食堂吃特殊的「中灶」，其他人吃「大灶」。前面說過，共產極權制度其實是一個等級分得十分細的制度，所以飲食便有「大灶」、「中灶」、「小灶」之分。可以想見，在大家吃不飽甚至餓病餓死的時候，當官的人吃的是「中灶」「小灶」，他們怎能體會到民間的疾苦？！

　　學校的大食堂解散，各系自辦食堂，吃「大鍋飯」，一色四分錢的煮得發紅的包菜、白瓜或蕹菜（空心菜）。各系可以自己養豬，但也缺乏飼料，用蕹菜或豬母菜來養，豬也不喜歡吃，養得很瘦，我們一個月吃不到三四次肉。有一點海帶，沒有油水，也很難下咽。大家管海帶叫「鋼板」，蕹菜叫「無縫鋼管」，我們吃飯也在「大躍進」！

　　除了人人要學「簡化太極拳」，還要人人跳「交誼舞」（就是「交際舞」，由於共產黨愛把過去的舊名稱「正名」，故改稱「交誼舞」）。於是每次課間小休，全班同學便集合在空地上，由會跳舞的同學教「交誼舞」，什麼「慢三步」、「快四步」……，團團轉，搞得你頭昏腦脹。我對「簡化太極拳」很感興趣，對跳舞一事卻敬謝不敏。但不學也得學，那是集體活動。每逢週末，全系同學在化學系的食堂開交誼舞會，不得缺席，各班由團支書和班長帶隊，排隊進場。每次進場後，我便躲在一個角落裏看書，不理舞池裏的「篷拆拆」。廈大對面名剎《南普陀》有一個老和尚常常來看學生跳舞，聽說他年輕時讀過大學，後來因失戀才當和尚。他愛看一對對青年男女相擁跳舞，可能會憶起當年自己戀愛的情景，可見六根不淨。

學校每個週末也在教工俱樂部開舞會，因為黨委書記陸維特酷愛跳舞，所以氣氛十分熱鬧。化學系四年級女學生鍾靈是交誼舞的佼佼者，每次都到教工俱樂部伴舞。後來
她的肚子漸漸大了起來，懷了孕，只好休學待產。

黨委書記陸維特

陸維特住在鼓浪嶼一間大別墅，只得他和勤務兵兩人。風聞他和也是高幹的太太不太和諧，沒有住在一起。那別墅是「舊社會」留下來的，陸書記招待我們僑生去過一次，二樓有一個很大的、鋪著漂亮木地板的舞廳，估計這地方過去是一個外國的領事館或機構。

　　當年在廈大，曾聽說陸維特在《上饒集中營》坐過十年牢。1961 年他把在獄中的經歷寫成一本小說，就叫《三千六百日》。他叫學校的刻印部門用鋼筆在蠟紙上刻出初稿油印，讓中文系的學生討論。我看過一個片段，盡記流水賬，不知後來有沒有正式出版。

　　網上有一篇署名潘清河的文章介紹陸維特，說他「1909 年出生於福建長汀。祖父馬哈默德是阿拉伯人，因擁護太平天國而定居於南京鎮江，而後又隨太平天國敗退到福建長汀，因負重傷在當地的一個老鄉家治傷，並娶了老鄉的女兒。於是，就有了陸維特這位阿拉伯的後裔。」另一資料卻說：「陸維特的祖父是阿拉伯人馬哈默德，從西亞來華經商，因參加太平軍負傷，在福建長汀被一賴姓紳士收為養子，遂取姓賴，並繼承養父的產業。」以此看來，馬哈默德取姓賴，被賴姓紳士收為養子一說較可信。但不論馬哈默德是被收為養子或女婿，陸維特有 1/4 阿拉伯血統是肯定的，我們在廈大時就發現他的外型同傳統的中國人有所不同，且頭髮是鬈曲的。

陸維特原名賴成瑚，好動及愛好歌舞，1928 年考入民國鄉村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創辦的曉莊師範學校文藝學習部，1929 年 9 月加入中共。1931 年陸維特被國民黨以「破壞三民主義」罪判刑十年，關入上海龍華監獄，但只呆了六年便因 1937 年國共合作而獲釋。他的名字來自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又因坐了六年牢，所以取姓陸（大寫的六），名陸維特。

陸維特的自傳體小說命名《三千六百日》，說明他確實坐了十年牢。但在龍華只坐了六年，另四年在哪裏度過？網上說他「曾兩次被捕入獄，都沒有改變自己的選擇」，那麼第一次入獄應該坐了四年，在哪裏，沒有說明。在廈大聽說他在《上饒集中營》呆了十年，那該是以訛傳訛了。

1941 年陸維特到蘇北新四軍軍部，1948 年到蘇聯考察學習，1950 年回國任華東局宣傳部宣傳局局長。1955 年他調廈門大學任黨委書記兼副校長，一直到 1977 年。

我對陸維特沒什麼認識，只知道他愛跳舞及聽說與妻子感情不好，如此而已。

北朝鮮慰問團

1959年那一場超級颱風，幾乎吹壞了廈門所有房子的屋頂。當時各個單位只是把屋頂修補一下（不修補也不行），其他破壞則聽之任之，遠沒有復原，大概因為沒有錢。廈門大學禮堂的天花板破得不成樣，也任其破著。市區到廈大的公路也十分破碎，沒有修理。

　　這時突然宣佈有一個北朝鮮慰問團要到中國訪問，並且要到這個「英雄的」前線大學，領導們便忙了起來。市府趕緊撥款把市區到廈大的公路修補好，學校也給禮堂重鋪上天花板，其他該修葺的房子也修葺一新，為的是讓這個來自「兄弟國家」的代表團看到一片新氣象。這是中共愛裝門面的「優良傳統」。如果沒有這個代表團來訪問，那些房子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修理好？！

民兵訓練和背空槍值夜班

在那個時候，廈門被稱為前線，廈門大學被稱為「英雄大學」，成立有民兵師，還舉行過發槍儀式，拍了記錄片。那是在我進大學之前發生的。到了大學之後，有一次團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來學校視察，在建南堂給我們做報告。我現在還得他當時的兩句很風趣的話：「美帝有原子彈，我們有雞蛋。」胡書記的意思是，我們要以生產來對抗「美帝」的原子彈。

當時的口號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軍訓，練習打靶，但不是真打，只是用小口徑步槍空槍瞄準，裝模作樣，久了也厭煩得很！我不知道天天用空槍瞄準，是否真能練出個「準神」來？我們還要在夜間輪流值班，每班六人，四人站固定崗，兩人流動。值班時每人背著步槍和帶著五發子彈，只是子彈不是放在槍膛裏而是放在褲袋裏；因為我們沒有打過實彈，子彈放在褲袋裏無疑穩當些，保證不會不小心走火。冬夜裏北風怒吼，在海邊站崗，海面上一片漆黑，真有點風聲鶴唳，不寒而慄！如果真有「敵人」殺來，我們槍和子彈分家，只好乖乖束手就擒，或乾脆成為「烈士」！

　　那時候全國各省都要派一個慰問團到廈門前線來慰問，每次都在廈大禮堂演出。我看過不少歌舞團，最欣賞的是江西歌舞團的面具舞《拔白菜》。演員戴著小孩面具，模倣小孩的幼稚動作，十分滑稽。上海歌舞團的民間舞蹈《吉慶有餘》也很好看。

　　最反感的是演現代評劇《野火春風鬥古城》，看著銀環穿著旗袍做那一套開門上樓的空動作，覺得十分反胃。用古裝動作演現代戲，簡直不倫不類。

湖南來的同學

1960年我們上二年級的時候，來了一批湖南學生。他們是長沙湖南礦冶學院委託廈門大學化學系代為培養的師資，準備畢業後回校當教師。他們有插班二年級的，也有進三年級的。後來礦冶學院改變主意，不要他們，便成批割讓給廈大。

編在我們班的湖南學生有男同學田華振、姜泰輝和女同學陳德芳、曹南州。在其他班的我大多不認識，只認識一個高宗佑。奇怪的是他們的成份大多很高，地主或工商業地主，分到我班的四個人都是。大概那個時候對階級出身還不那麼強調，又提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所以大學錄取時偏重成績；「出身不好」的人，多數努力學習，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改變被壓在底層的命運。事實上，不論哪一個社會，被壓迫階層的孩子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悲慘的生活環境，努力學好知識便是一條捷徑。湖南多地主，說明這個地方過去是比較富裕的。

由於礦冶學院錄取的分數線比較低，這些湖南同學的學習質量一般比不上我們，尤其是外文。田華振，邵陽人，皮膚較黑，嘴唇較厚，是比較遲純的類型。他有著一般湖南人的厚道，也比較踏實。他的外文較差，俄文和英文都跟不上，所以便主動要求我幫助他，因而我們便經常一起複習功課，在舊的《映雪樓》課室裏。他告訴我他與自己的表妹訂了婚，後者考上武漢大學物理系。湖南人喜歡親上加親，而且往往自小便訂下婚約，田華振便是這樣。他表妹在讀了兩年大學後得了肝病，休學回家。那個時候武漢很多學生染上肝炎，因為營養差，又缺糖。田華振暑假回家完婚，他表妹便沒有再上大學。

我們廣東人互相稱呼一般只叫名不連姓，甚至叫名只叫末一個字，如阿東、阿西等，表示親熱。但湖南人不這樣。所以當我以「泰輝」叫「姜泰輝」時，他心裏感到不高興，但不敢說出來。後來我們熟絡了，他才告訴我，湖南人平輩之間互相稱呼一定要連姓叫，只有父母或長輩才能直呼晚輩的名，我才恍然大悟。

饑餓、水腫和「糧不夠，瓜菜代」

1959 至 1961 年，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由於「大躍進」消耗掉難以計算的人力和物力，接踵而來的當然便是饑餓和水腫了。把人為災害推給大自然，這是獨裁統治者慣用的手法。

米糧不夠，便找代用品。1960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正式提出了「低標準、瓜菜代」，號召全國人民少吃糧食（低標準），多吃瓜菜（瓜菜代），於是盡吃白瓜和空心菜。這個時候，我們每人供應的食油是每月一兩半，有時是糠油，很難下咽。增加了各種票證，除過去的糧票、布票等外，買個餅也要「餅證」，買架單車要幾百張「工業證」，買什麼都要證，成了「萬證之國」。

1960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指示》，根據中國科學院的建議，向全國推薦了一批「代食品」。事實上，1960 年的廣大農村，已經饑饉遍地，大量餓死人，不但早已無瓜無菜，有些地方連野菜、樹皮、樹根、樹葉……都被吃光，連觀音土也被蒸成「饃饃」吃下肚。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農民怎能不餓死？

被神化的小球藻

這個時候，糧食代用品真是五花八門，最出名的當推小球藻。宣傳說小球藻的蛋白質如何如何豐富，比魚和肉更有營養，可治療因長期營養不良而導致的浮腫病，又能保證不餓死人；說某大學教授每天只吃一兩匙小球藻，身體如何棒，看起來如何年輕，說得天花亂墜。又說小球藻的繁殖是如何快速，如何簡單易行，不但可在池溏、水缸裏養，連臉盆、瓷缸、玻璃瓶都可以養，只需放在窗外，有光照和人尿便行。於是全國從南到北都養小球藻，但我不怎麼相信，也沒有養，更沒有吃過，不知其味道和營養價值如何，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只是不久，小球藻運動卻戛然而止，以後也沒有人再提起了。

馬齒莧

代食品名目繁多，記得的有馬齒莧、金狗頭、乾稻稈、蔗渣餅乾等。這是咱們南方的。北方的更多，有橡子仁、玉米根、小麥根、小麥秸、榆樹葉、楊樹葉、橡樹葉等。

馬齒莧在我們家鄉叫「老鼠耳」，其葉片像老鼠的耳朵；因其可以用來養豬，所以也叫「豬母菜」，當然在饑荒年也可以用來填肚子。

金狗頭

　　金狗頭又叫金毛狗，是一種蕨類的根，露出地面部份密披金黃色長茸毛，故名金狗頭。小時候我家有一個金狗頭放在桌上，作止血用。如果不慎被刀割傷流血，用金狗頭的茸毛壓在傷口上便可止血。

　　我們同學上山挖金狗頭，回來後去掉外皮，裏面有味帶苦甘的果仁，切碎後加點麵粉做成饅頭，也可填肚。

稻稈據說含有澱粉，用石灰水浸出，也可做成饅頭之類的食物。

　　我們高三的同學林松旺，因肺病沒有考大學，留在集美休養。他這時用頭髮製成醬油，並送給我和松才各一瓶，我們都不敢享用。

高價食品、綠島「和菜」和南普陀炒米粉

這個時期不但什麼東西都買不到，而且通貨膨脹，市面上貨幣多而沒有東西可買，造成物價上漲。陳雲想出一個歪點子，便是賣高價食品，讓通貨回籠。一市斤大白兔牛奶糖賣 17、8 元，比我們一個月的生活費還要多。廈門當時最出名的綠島餐廳推出「和菜」，三味 10 元。於是我和松才及數學系的莊士學三人每月合資到綠島吃一次「和菜」，以增加一點營養。我們三人被戲稱為「三劍客」。南普陀因有新加坡善信的源源接濟（聽說米、麵和花生油是以船運來），每個星期天都開放賣齋炒米粉，每碟 2 角 5 分。雖說是齋，只那炒米粉的花生油，便很難得，所以我們有機會都會去吃。有時晚自習後，饑腸轆轆，我便和松才慢步到離學校不遠的廈門港去吃麵糊。那是用碎麵條煮的糊狀物，放一點鹽，一兩米票可買一碗，好像是 1 角 5 分錢。

士學的未婚妻盧志玲（我們都是集美高中同學）沒考上大學，被分配在江頭小學教書。她養了幾隻雞，除了下蛋外，有時也宰來招待我們三人。這個時候的人，都想方設法來提高一點自己的營養水平。

冬天時廈門有雪糕賣，一小杯兩毛錢，我們每到廈門市區去也不會放過。冬天吃雪糕，未免滑稽，但我們貪的是那點糖份，因為不但患水腫的人多，患肝炎的也多，都是缺糖缺營養的緣故。

學校給我們每個人發一本購物證，每有一點東西賣，都要用購物證，買後蓋上一個「已買」的印，不能買第二次。這個時候商店賣的東西很少，突然一夜之間全國各地都賣伊拉克蜜棗（椰棗）了。據說這是中國為了支援伊拉克對抗「美帝」，把它生產的蜜棗全包銷了，還宣傳說伊拉克蜜棗是世界聞名的，但我吃後卻覺得比不上咱自家的黑棗和蜜棗。不過因為這時除了伊拉克蜜棗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每人可買五角錢，大家也就趨之若鶩了。林國南買了一次，用橡皮擦把印擦掉後再去買時被揭發出來，要在團小組自我批評和檢查錯誤。

這時還號召盡量利用空地種東西，學校把偌大的足球場種上蕃薯和其他農作物。高我一班的徐強（上海人，團員）有一天夜裏到足球場偷挖蕃薯生吃，被逮到後也要作檢查受批評。　　　　

也正在這時，在澄海鄉下蝸居度日的杜澄洲先生給我寫信說因買不到薪材，只好把家裏的舊傢俬一件件劈來當燃料。有一次他在給我的信中說買不到茶葉，福建是產茶之地，囑我幫他買一些。我走遍了廈門市，一片茶葉也沒找到。最後找到一間店有曬乾的茶枝賣，買了一大包寄給他。他高興地回信說：「只要有，遑論茶枝」。

已經荒廢的足球場（1988.02.18攝）

媽回國時帶來了一些嘉頓麥穗餅乾和糖果，我帶回宿舍，請同室的同學吃，他們都不肯吃。福建的同學多數來自各縣鄉下，沒有互相請客的習慣（經濟差決定），經我再三請求，他們各人才吃了一小粒糖果。來自仙遊的吳開河感嘆地說：這是我第一次吃外國糖果！為了怕影響他們，我只有在夜裏蓋在棉被裏吃餅乾，避免吃餅聲吵到他們！

媽媽回金邊後開始給我寄來一些豬油和肉鬆，豬油裝在舊煉奶罐裏，用錫焊好。肉鬆則用舊阿華田罐裝著，有時因學校收發室故意拖延，放上好多天，一遇上氣候潮濕，拿到手時已經變質發黴，也捨不得丟掉，照樣吃下去。現在的人可能不會理解，那時的一滴油、一片豬肉、一絲肉鬆，對每一個人都多麼寶貴和重要！

學校學生患水腫的很多，估計達到 80% 以上。校醫開的藥方是三小包用紅糖粉和米糠粉混和的東西。我幸而沒有得水腫，應歸功於媽媽寄的豬油和肉鬆。

爭取僑匯和僑生代表

在「拔白旗」批判資產階級和「大搞增產節約運動」的時候，許多華僑學生成為批評對象。雖然有牛奶和阿華田的僑生並不太多，但絕大多數靠僑匯過活的都有僑匯特殊供應證，可以額外買到一些油、米和副食品。特別是在供應十分緊張的日子裏，不少僑生家長從海外和香港給自己的孩子寄了些營養品如煉奶、阿華田、可可、糖果、餅乾之類，不但對國家的聲譽造成影響，也惹來了國內學生又羨又忌的目光。因此，學校收發室在收到包裹後故意延緩發放時間，以致在收到時有的食品已經黴壞；同時把收件人的名字大大寫在黑板上，使得他們成為眾矢之的，十分難堪。所以，膽子小的僑生便只有偷偷地在廁所裏、或深夜在蚊帳裏享受這些來自資本主義社會的營養品，好像這是一種可恥的犯罪行為。

為了避免資產階級這頂「帽子」，為了要「革命」要「進步」，有的僑生說要與海外的資產階級家庭劃清界線，不要父母在海外剝削來的錢；有的寫信告訴雙親說國內生活「很好」，叫他們不要再寄錢和吃的東西。這些人只有申請助學金，這樣便增加了國家的負擔。而為了避免水腫和營養不良，他們又極需要錢和吃的東西。這實在是一個不可克服的矛盾。

幸而這種情況並沒有維持多久，由於僑匯的急劇減少，黨不得不在增產節約的同時鼓勵僑生大吃大喝了。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召開了全校僑生大會，還命全校國內學生黨團員參加旁聽，闡明黨的新僑匯政策。他要求僑生叫家裏多寄僑匯，說這是愛國行動；說僑生的父母儘管在海外有剝削行為，但剝削的不是中國人民，寄錢回來建設社會主義越多越好。我現在還記得他很風趣的一句話是：「小子多吃，老子多寄，國內僑匯多增加，這是好得很。」他給國內學生扣上一頂「帽子」說：你們妒忌僑生吃東西，嚴格來說是破壞國家的經濟政策。因為僑匯減少了，對國家是一項大損失。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緊接著，學校召集我們全體僑生開會，歡送一位女僑生代表到北京開全國僑生代表大會。我們事先既不知道有全國僑生代表大會這回事，學校派的代表也沒有經過大家討論推選，由校方決定後才由我們開會歡送，簡直是強姦民意，因而大部份僑生都不高興。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位女僑生代表來自印尼，讀生物系三年級，父親是印尼一個很有錢的華僑大資本家！很明顯，選她當代表只是因為她父親很有錢，可以多寄些錢回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