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沒有犯過任何罪的犯罪分子

鄭念和她的女兒

文革期間，上海第一看守所關押著這樣一個女犯，她美麗端莊，舉止文靜，雖然衣衫已破舊不堪，但是談吐間所透露出的高雅氣質，足以說明她受到過非常好的教育和因此造就了極高的修養。
　　
在被關押的近7年時間裡，她經歷了無數次的拷打和審問，但是她始終拒絕承認被指控的罪行，並且每次都在審訊筆錄上寫上這樣的簽名：一個沒有犯過任何罪的犯罪分子。——這在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
　　
1973年，看守所宣布對她寬大處理，釋放出獄。然而她非但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對此感激涕零，反而高昂著頭，要求獄方宣布她無罪，並且在北京和上海的報紙上向她公開道歉，否則她就拒絕出獄。獄方覺得她不識抬舉、荒唐可笑，派兩個人將她強行架出監獄扔到大街上。——她這樣的舉動，在中國也是絕無僅有。
　　
她，就是被譽為大陸最後的名媛的女人，鄭念。

鄭念原名姚念媛，出身名門，為清末赴日留學生、回國後擔任北洋政府高官的姚秋武之女。早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的少女時代，她就曾4次榮登《北洋畫報》的封面，而上一次獲此榮耀的是後來和張學良私奔的趙一荻趙四小姐，姚念媛的美艷由此可見一斑。儘管追求者如雲，但是和趙四小姐不同的是，她沒有選擇依靠嬌美的容顏吃飯，而是走上了一條豐富自己頭腦的求學之路。她畢業於北平燕京大學，隨後出國深造，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碩士學位。留學期間，她和同在英國留學的鄭康琪相戀並結婚。
　　
抗日戰爭爆發後，兩人毅然決然從英國飛赴重慶，為國效力。鄭康琪被分配到外交部駐澳大利亞使館，姚念媛隨行。駐澳期間，他們的女兒鄭梅萍出生。
　　
1949年，鄭康琪夫婦做出了一生中最為重大的決定：不去台灣，留住上海。
　　
起初一切還算正常。鄭康琪被聘為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的外交顧問，隨後出任英國殼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殼牌是1949後唯一特批留在大陸的西方石油公司，為石油工業非常薄弱的​​大陸做出了重要貢獻。
　　
那段時間，百廢待興，雖然生活質量有了很大的下降，而且灰黑的中山裝、列寧裝成為風靡全國的時尚，但姚念媛始終保持自我，工作出行依然一襲旗袍，這使得她風姿綽約如鶴立雞群，也使得她成為某些人眼裡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
　　
1957年，鄭康琪患癌去世。失去丈夫的姚念媛悲痛萬分，為了紀念他們純潔美好的愛情和婚姻，她改為夫姓，取名鄭念，並且進入丈夫曾經就職的殼牌石油公司，擔任接替丈夫職位的英籍總經理的顧問。
　　
1966年，革文化命漸行漸近。殼牌上海分公司被勒令關閉。鄭念被調往香港就職。可是，她沒有走，因為女兒鄭梅萍不願離開大陸。
　　
那時鄭梅萍22歲，繼承了父母優秀基因的她漂亮聰穎，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演員，並且是非常積極的共青團員。她要留在大陸為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祖國出力。鄭念放心不下女兒，只好放棄了去香港的機會。
　　
這次放棄，等待母女倆的將是滅頂之災。

“五一六”通知下發，標誌著文革狂飆的開始。
　　
一天清晨，幾個不速之客闖進鄭念的家，“以革命的名義”肆意砸毀她家中收藏的珍貴瓷器，抄走所有看起來值錢的東西，甚至把她的床都搬走了。她那時已經年過半百，無力阻止那些強盜行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原本溫馨典雅的家被洗劫一空。從那時起，她就被軟禁在家中，日夜有人看守，女兒回來了，兩人也不准說話。沒有床，她只能睡在地板上。
　　
她不明白，自己什麼壞事也沒有做過，怎麼就成“敵人”了呢？這個時刻，她非常想念去世的丈夫，不過，她在後來出版的《上海生死劫》一書中寫到：“自他逝世後，我這還是第一次，不為他的去世惋惜。謝天謝地，他不在了。否則，他必然難逃一場凌辱和迫害。”她為她深愛的丈夫慶幸，慶幸這場災難是由她一人承受。
　　
1966年9月27日，鄭念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而女兒鄭梅萍，在這之前已經被關進“牛棚”。
　　
雖然莫名其妙地身陷囹圄，並且在沒有任何審判的情況下一關就是將近7年，但是這個“大陸最後的名媛”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依然保持高貴的人格和品行。
　　
她的衣服被褥雖然已經非常破舊，但卻始終乾淨整潔；她憎惡陰森潮濕的牢房，但依然每天都要打掃得乾乾淨淨；手被反銬在背後，解手時非常困難，但即使冒著手部致殘的風險，解完手她也要拼盡全力把褲子的拉鍊拉上，因為敞開拉鍊“有失體面，不文明”；雖然她背負著巨大的冤屈，但她從未嚎哭過，更沒有向獄方和審問她的人乞求過任何事情，因為她的修養告訴她，那樣是“不禮貌的”；每次審問過後，她不顧毆打和辱罵，總是倔強而高傲地在審問筆錄上簽名：“沒有犯過任何罪的犯罪分子”，因為她把這個簽名當做捍衛自己尊嚴的一種方式。
　　
1973年，鄭念被莫名其妙地關押近7年之後，又被莫名其妙地釋放。而她拒絕所謂的釋放決議，要求宣布她無罪並且向她登報導歉，也是基於她所堅守的信念和價值觀，那就是：一個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決不能被隨意剝奪！
　　
出獄後，鄭念才得知，她日夜牽掛的女兒梅萍在她入獄第二年就已經離開了人世。官方給她的說法是“跳樓自殺”。
　　
不！不！她不相信那樣活潑、那樣熱愛生活的女兒會選擇自殺！
　　
傷心欲絕的鄭念發誓要查清女兒的死因。當年，一個過路人在南京路一幢樓下看到了梅萍的屍體並將屍體送到醫院。鄭念找到那家醫院和當時值班的醫生，醫生告訴她，梅萍的身體傷痕累累，而跳樓的人身上是不會有傷的，很顯然，梅萍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鄭念憤怒到了極點！她找到當局要求解釋。在證據面前，官方只好改口說梅萍是被“迫害致死”。

這片土地，給了這個坦蕩高貴的女人太多的傷心。
　　
1980年，雖然鄭念已經平反並且作為統戰對像被調入政協工作，因此擁有優厚的待遇，但她還是選擇了離開。那年，她65歲。
　　
去美國途中轉道香港時，她在《大公報》上看到了上海召開公審大會，宣判打死梅萍的兇手胡永年（當年的造反派小頭目，那天他和手下打死了包括梅萍在內的6個年輕人）死緩的消息。

到美國後，她孤居一室，專心寫作。她要把自己的苦難經歷告訴世人、警醒世人。1987年，她的回憶錄《上海生死劫》在英美出版，立刻引起轟動，並且很快被翻譯成中文在大陸發行。
　　
她用著書得到的豐厚稿酬成立了“梅萍基金會”，專門資助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生。
　　
在一次接受中國大陸記者訪談時，她說：“我深愛著我的祖國。我寧可死在中國。我有足夠的錢，回去還可以做好些事情。我現在已經幫助了很多中國學生，幫他們在這裡唸書。可是，假如……我不會回去！”

2009年11月2日，鄭念，這個“大陸最後的名媛”走完了自己苦難、輝煌的一生，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