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撒謊不可的年代
作者: 資料室

書評

更新於︰2019-04-20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在集美的日子(四)

進入高三

1958年9月開始,我們進入高三,從南薰樓搬到尚忠樓住。讀完高三,便要考大學了。

那個時候,福建省已經連續三年全國高考第一,而福州一中又是全國高考第一的中學。其他還有莆田一中、惠安一中等,都是高考名校,集美中學只位於中游。

福建高考的經驗一是所有高三課程於一個學期內完成,餘下的半年進行多次模擬考試,務求熟習高考的一切;二是猜題,把複習的範圍盡量縮小,集中精力攻克難關。

為了集中力量,我們8班被拆散,根據各人所考類別,分插到其他班去。我考第一類理工,被分到6班;考第二類醫農和第三類文科的也都分到其他班去。

6班的班主任是魏昭遠老師,高瘦個子,教三角。教化學仍是蔡純瑜老師。教幾何是林文土老師。他們都是閩南人。羅啟西老師教代數,他是閩西龍岩客家人。劉慧君老師教俄文,原籍安徽。其他老師都記不起了。

我曾做過一些科的「科代表」,因為我的功課很全面,幾乎樣樣都行,連體育課在內。我演算三角和代數是最拿手的,一行行排列下來,既工整又明晰。老師最喜歡改我的作業,然後讓我貼在班上的佈告欄,給其他同學對照著改。

一天深夜,張念華肚子劇痛,我們幾個人把他送到集美醫院。因為是夏天,大家睡覺只穿內褲,起床時急急忙忙,沒有帶錢。醫院的值班人員一定要我們先交兩毛錢掛號費,才肯叫醫生來看病。我們向其解釋一時沒有帶錢,請先登記,我們即刻讓一個同學回尚忠樓拿錢,醫院離尚忠樓近在咫尺,一會兒錢便到了。登記人員堅持不肯,我們開始發火,最後他終於屈服。這恐怕是今天所有醫院要先交錢再看病的先驅!

「勞衛制」挑燈夜戰

魏老師給予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和我們一起挑燈夜戰「勞衛制」。1956年國家體委頒佈「勞衛制」,初衷本在於提倡和獎勵體育活動,增強學生的體質。但到了58年強制搞中學生人人通過「勞衛制」運動的時候,就完全變了質。

那是搞「運動」的年代,什麼東西都要搞「運動」,然後拿「成績」「向黨報喜」。

我們班的蘇美英是一個不到一米五高的十分瘦小的女同學,體育很差,要她通過「勞衛制」一級標準,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事。100米跑和跳遠,她都離標準很遠,但是她必須通過,因而感到壓力很大。

  為了表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集美中學在大操場進行「挑燈夜戰」。臨時豎起了竹竿,拉上了電線,燈泡發出暗淡的燈光,操場上人影幢幢,跳高、跳遠、跑步、投擲……,連夜苦練,一定要每個人都通過「勞衛制」一級,十分熱鬧。

  但蘇美英無論如何練不出來,這是由於她的身體條件所限制,誰也幫不了忙。同學

們組織了助跑啦啦隊,在後面摧著她跑,也是沒有幫法。最後只有弄虛作假,在她起跑後才按秒錶,未到終點便提前按秒錶,便說是及格了。跳遠則把量尺放鬆,說是達標了。這是被迫出來的不得已的弄虛作假,因為上頭不實事求是,下面只能以虛假來應付。正如當年名作家蕭乾所說的:那是一個「非撒謊不可的年代」!

  由於老師們也必須投入鍛煉,所以高瘦的魏老師必須帶頭。他帶領大家跑1500米,其他人在旁敲鑼打鼓,吶喊助威。「勞衛制」的1500米是很難跑的,沒有經常鍛煉的人,到最後一圈幾乎是舉不起腳來,屁股也十分痠痛。到了離終點大約50米的時候,魏老師已經辛苦得不行,累得就快要倒下來。幾個同學趕緊進入跑道,挾著老師兩邊的胳肢窩,勉強把他扶到終點。我直至今天還能想見當年老師跑不動快要倒下來的樣子。                                    

後排中間是魏昭遠老師(1996.02.22攝)

「向黨交心」和「反右傾」運動

  「反右」運動剛過去沒有多久,接踵而至的是要求知識份子「向黨交心」運動。1958年1月,毛澤東在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說:「每個人要把心交給別人,不要隔張紙,你心裏想什麼東西,交給別人。魯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與讀者交流。不能像蔣介石那樣,總是叫人不摸底。『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輕拋一片心』,這不適合今天的社會的。……要把心交給人。」這就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的基礎上,1958年開展的「向黨交心」運動的由來。

  所謂「向黨交心」,不是要知識份子向黨交出「紅心」,而是要交出自己的「白心」和「黑心」。就是說,「黨」要你向它坦白你的「反動思想」,檢查自己的錯誤,改變「資產階級政治立場」,搞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經過了「反右」的慘痛教訓,每一個知識份子都如驚弓之鳥,誰都不敢隨便開口。但「運動」要推行,便採取擠迫的做法。我有一次到數學教研室去,看到牆上貼了羅啟西老師的大字報,批評他作為一個共青團員,在「交心運動」中沒有帶頭,不敢「向黨交心」。

 一個「運動」還未結束,另一個「運動」已經興起,那就是「反右傾」運動。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連續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最初目的是為了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經驗教訓,但因為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言書,對「大躍進」提出了一些意見,批了毛澤東的逆鱗,令毛澤東老羞成怒,便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並且誣陷彭德懷「裏通外國」。接著在全國掀起「反右傾」動動,被定為「右傾機會份子」的幹部和黨員達到300多萬人。

    事實是,「大躍進」導致經濟的崩潰,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彭德懷回湖南老家看他的寡嫂,發現窮得不能舉炊。對毛澤東忠心耿耿的他便給毛寫了信,只是避重就輕地提出「大躍進」的一些做法不對,便被毛打了下來。

  當時毛澤東正想奪取世界「共產主義」的領導權,遭到蘇聯赫魯曉夫的抵制。蘇聯取消了對中國的援助,從中國撤回專家,使中國更加雪上加霜。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彭德懷自傳,提到廬山會議後他拒絕寫檢討,但有另一領導同志來勸他寫,說是為了維護毛主席的威信,維護毛主席同國際修正主義(即蘇聯)作鬥爭。我想那勸彭德懷寫檢討的「領導同志」一定是周恩來。周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總想各方面都討好,盲目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實際是為虎作倀,助長了毛澤東的錯誤。彭德懷是剛直的,卻落得悲慘下場!

模擬高考

  1959年秋,我們就要參加高考。高三的功課已於上學期教完,下學期就進行全面的複習和三次模擬考試。這就是福建省的高考經驗以及福建能連續三年全國高考第一的原因。

  所謂模擬高考,就是由老師根據往年高考所出的考題,估猜今年大概會出什麼題,然後進行考試演習。各科都估猜出一些可能會出的考題,進行重點複習突擊。特別是作文,估計今年高考會出什麼題目,讓每個同學都依此題目練習做,一次次做,直到老師認為滿意,給5分為止。我第一次做便得5分。有的同學做了多次,都只能得3、4分,老師便將一些5分的作文貼出來,要那些老做不好的同學參考,直做到5分為止。最後,要求那些達不到5分的同學把別人的作文背下來,如果高考真的出了猜中的作文題,便可照搬。記得當年所猜的作文題是《一個有意義的暑假》,或是《我所過的最有意義的一天》。因為那個時候「勤工儉學」當令,所以老師便猜了這樣的題目。後來高考真正出的什麼作文題,現在卻記不起了,可惜!反正我對於作文並不害怕。我慣於不起草稿作文章,這是媽從小就訓練我的。

  在語文複習中,我發現一個長期寫錯的字:「厚」字。「厚」字從厂從曰從子,因為它和「原」字相似,我老寫成從厂從白從子,曰字上面多了一撇。語文老師還告誡我們,說一些人寫文章經常用「必需要」三個字,可「必需」就是「要」,用「必需」後再加「要」字,便重複了。此說有理。但我發現許多作家往往也用「必需要」。

  模擬高考是一種只講表象不求實質的做法,反映了大部份人不實事求是的作風。片面追求升學率,導致有的學生雖然考上了,但學習一直跟不上,需要中途退學,造成了國家的損失和浪費。但福建省連續三年高考高踞榜首,在全國卻是大大地出了名。

僑生慰問團和參觀學習團

  在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僑生前線慰問團」,鮑亦兒是團員之一,大家見面十分高興。這是中僑委組織的一個華僑歌舞團,到福建前線來慰問演出。我們許多老同學和鮑亦兒一起坐在尚忠樓前的草坪上談天,向她詢問廣州老師們的情況。

  也在這個時候,集美中學高中三年級派出一個參觀學習團到全省各地名中學取經,包括福州一中和莆田一中。我因功課好及政治上積極被選上了。8班除了我之外還有女同學黃毅。黃毅是印尼僑生,原名保珠,功課雖不是太好,但性格開朗爽直,政治上積極,在廣州補校時就入了團。她父親又是印尼大富商,那個時候國家正在大力爭取僑匯,所以一些海外大資本家的兒女都成為各方面的代表。這正正表現出共產黨的投機本質。黃因認為保珠二字俗氣,改名黃毅。

  在中國這樣的專制極權社會,戶口控制十分嚴密,改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必須給公安部門打報告,經嚴格審查批准後才能生效。黃原籍福建莆田縣涵江鎮,但她不會說莆田話,只會說閩南話,因為她在印尼住的那個地方,華僑絕大多數是閩南人,所以大家都說閩南話。她父親寄了一大筆錢回鄉建房子,她在鄉間的祖母要建成老式的,她卻堅持建新式洋樓,結果便在田間建了一座兩層樓的新式平頂洋樓。涵江是廈門去福州汽車必經之地,她家的田在公路旁,車過涵江時便可見孤立在田間的洋樓,顯得有點不大協調的樣子。

  參觀學習團的第一站是莆田。莆田古稱興化(包括仙遊縣),是歷史上有名的文化名城,古時科甲鼎盛,高官輩出,素有「海濱鄒魯」及「文化名邦」之美譽。據專家研究,興化歷史上出過21個狀元、7個榜眼、5個探花。

  莆田縣城不大,卻有許多古代遺留下來的牌坊。莆田曾是有名的「牌坊之鄉」,據說鼎盛時全縣牌坊多達上百座。有一條街巷(舊十字街一帶),我見到一整排美麗的牌坊,雕工精細。有「大宗伯」坊,紀念明代禮部尚書陳經邦,他是莆田城區廟前人;有「燮理元臣」坊,紀念明代文淵閣大學士周如磐,他是莆田連江里清浦村人;有「春宮佳客」坊,為紀念陳經邦的父親陳言而建,陳言是東宮的佳客,「春宮」即指「東宮」;有「大司馬坊」,紀念明代兵部尚書郭應聘,他是莆田縣華石鎮東華村人。這些牌坊經過「史無前例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已經蕩然無存。現在網上只找到一個,說是莆田東門僅存的石牌坊。

  莆田位於福建沿海中部,北依福州,南接泉州,東面與台灣隔海相望。莆田人講的方言最奇特,福建省就莆田縣、仙遊縣及其周邊地區講這種方言,叫「莆仙話」,既不同於粗聲粗氣的閩北福州話,也不同於較為軟綿的閩南話,其特點是舌尖經常頂著牙齒發音,帶有唏唏的風聲。

  潮州人據說大部份是從莆田遷來的,但演變出來的潮州話卻和莆仙話大不相同。有一次從香坐船回集美,在船上碰到一個姓陳的新加坡華僑,祖籍集美,是陳嘉庚的族親。他告訴我說:當年莆田人為了抗議當官者的迫害,大批乘船南逃,目的地是新加坡馬來亞南洋一帶。有的船到了潮汕,見到海岸,以為是南洋,便住了下來,殊不知仍是中國地界。他們從此便在此地生殖繁衍,因而流傳下一句話:「潮州人福建祖」。

  莆田的林姓是大姓,所謂「莆田林」。潮州人姓林的也很多,大概與「莆田林」有很大的淵源。曾聽難友許多泰講過一個掌故:有一個主考官最討厭「莆田林」,決定該年會試一個「莆田林」都不取。他把所有莆田姓林考生的卷子都揀出不看,隨手丟在蚊帳頂上。誰知他看卷時打翻了油燈,把桌子上的卷子都燒了,他只有把棄於蚊帳頂上的卷子拿下來看,使得那一科所取的進士都是「莆田林」。

  我們到莆田的時候正是冬天,天氣很冷,手凍得很僵,不聽使喚,筷子都拿不穩。莆田和惠安是福建有名的兩個蕃薯縣,一年要吃兩三個月蕃薯,沒有米吃。按國家規定的定量,五斤蕃薯抵一斤大米。因為我們是參觀人員,和教師們一起吃,吃蕃薯。我覺得莆田的蕃薯很好吃,金黃色的肉,十分香甜。

        莆田的體育也不錯,尤其是排球,比較普遍。有一個小發電廠,還是華僑捐建的,夜裏發出暗淡的燈光,而且經常停電。莆田一中的學生,晚上都備有蠟燭,準備隨時點上。福建學生是比較勤奮的。

  我們在莆田的時候,剛好「僑生前線慰問團」也在這裏演出。我們想看,亦兒便邀我們晚上跟歌舞團的人一起排隊進場。誰知守門的人十分警惕,發現歌舞團多了幾個人,但並沒有阻止我們進去,只是去報告,然後暗中加以監視,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第二天,帶我們參觀學習團的老師問我們昨晚是不是跟僑生慰問團去看演出,我們說是,才知道我們差點闖了禍,幸好沒有出事。我們沒有受到批評,只是感到我們僑生

實在太單純,心地太坦誠,沒有考慮那麼多「對敵鬥爭情況」,實在不知天高地厚!

  第二站是福州一中。福州這個城市,當年給我的印象很差。這不只是因為福州話十分難聽,而且由於福州狹窄的街道和殘舊的木屋。有的成排的木屋已經嚴重傾斜,兩頭用大木條支撐著,像是搖搖欲倒;而且木屋前面沒有留人行道,門窗逼著馬路,使本來已經很窄的路更形迫窄。這主要是因為當權者認為福州是前線,一直準備打仗,要「解放」台灣,所以不宜建設和發展。

  在福州一中沒有留下什麼印象,只是旁聽了一個高三班十分厲害的對「反革命」的批鬥會。他們把課桌圍起來排列成批鬥場地,批鬥會便開始了。主持的團支書是個轉業軍人,國語講得很好。被批鬥的那一個名叫陳祖艦,也是從部隊轉業來讀書的,也是團員。批鬥十分激烈,群情洶湧,呼呼喝喝,聲震耳鼓。我發現團支書和陳祖艦都是轉業軍人,也都是團員,而且年紀都較大,在班上分成兩派,祖艦這一派是反對支書的。支書大概得到校方的支持,因而把祖艦打成「反革命」。令我難忘的是他們說陳祖艦的外祖父昔年當過國民黨海軍的艦長,所以他取名祖艦,是「懷念國民黨反動派」,「堅持反動立場」,「妄想變天復辟」云云。哦!連名字都是「反動」的,那實在是「罪該萬死」了!「祖艦」這兩個字,從此銘刻在我的腦海中。

  回到集美後,我向全體同學作了彙報。

又紅又專積極份子

這個時候中學評「又紅又專積極份子」,我榜上有名,領了一張獎狀。我不記得當時是怎麼個評法,應該不是一人一票,大概是老師們經過研究評出來的。我的功課好,又是團支部書記,當然屬於「又紅又專」。但我不是那種積極向上爬的人物,做人又一貫中庸,循規蹈矩,一心只想學好科學報國,單純得很。

我是個興趣廣泛的人,除了數理化外,散文、詩歌、唐詩、宋詞、外語、音樂、體育、集郵……都是我的所愛。我訂有《知識就是力量》、《詩刊》、《集郵》、《歌曲》、法文版《莫斯科新聞》等雜誌報紙,在北京集郵公司有一個買紀念郵票和特種郵票的戶口。何子江同學送我一本北京集郵公司出的貼票簿,當時價值五元人民幣,十分名貴,我永遠記在心中。

當時國際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的人民之間時興交筆友,我有三個,分別在捷克、匈牙利和蘇聯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

填高考志願

終於到了填高考志願的時候。那時候十分強調服從分配,一切要聽從組織安排,不能鬧獨立。志願有18個,一定要填滿。當年正是號召「向科學進軍」的年代,又是「大躍進」,因而我滿腦子盡是學好科學報效祖國的念頭。

我是有志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的,一直對地質勘探感興趣。當年流行的《勘探隊員之歌》是我的所愛:「是那山谷的風吹動了我們的紅旗,是那黃昏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我們有火熖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豐富的寶藏。」我幻想自己將來也當上勘探隊員,背上行囊,走遍了祖國的山山嶺嶺,為祖國探礦尋寶,那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因此我在填志願時,頭幾個都是地質學院,其次是水利學院。我希望建設偉大的祖國,認為這是十分神聖的。

魏老師審查了我填寫的志願,找我談話。他否定了我所填的志願,語重心長地說:第一、你功課這麼好,將來應該從事研究工作,所以要多填理科;第二、地質和水利都是十分辛苦的專業,你身材細小,不能適應這樣辛苦的工作。魏老師要我重新填寫。

於是我不再填地質,轉填理科,記得頭五個志願是:(1)中國科技大學「應用數學和電子計算機」專業;(2)北京大學核物理專業;(3)北京化工學院化工專業;(4)北京郵電學院無線電製造專業;(5)廈門大學化學系。結果我被錄取到廈門大學化學系。

那個時候實在太天真,以為自己功課好,又積極要求進步,是學校評選的「又紅又專積極份子」,考試一定無往而不利,不懂得共產黨內部還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用人原則,填寫志願要受許多因素制約,如一個人的出身、政治背景、海外關係等。一些尖端科技和被列入保密範圍的科系,有海外關係的僑生是碰不得的,絕對不會被錄取。甚至像郵電學院的無線電專業之類,也不錄取僑生,因而我頭四個志願都白填了。我後來知道,北京化工學院校名看似普通,其實是一間保密大學,怎麼會錄取一個僑生!

在數理化三科中,我最喜歡數學,其次是物理,並不特別喜歡化學;但既然填廈門大學,當然填化學系,因為那是廈大的名牌。廈大有兩大名牌,化學系和政治經濟系。校長王亞南是知名經濟學家,曾與郭大力合譯《資本論》。化學系則有三個名教授:物理化學家盧嘉錫(留美教授,研究物質結構)、分析化學家陳國珍(留學英國)和催化專家蔡啟瑞。蔡啟瑞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化學博士,1956年才從美國回來。上廈大時,盧嘉錫是副校長,陳國珍是化學系主任。

集美中學被錄取到中國科技大學的只有兩人,1班的俞昌旋和8班的林瑞煙。他們兩人雖然也是僑生,但俞昌旋是1948年7歲時便隨父母從印尼全家回國,已經沒有任何海外關係,可不算僑生。而林瑞煙呢?後來聽唐朝水說,他父親林瑞煙是當年的中共黨員,後來逃亡到新加坡去。中共奪得政權後,他挈全家回國,無論如何也是自己人。林瑞煙可算是「革命後代」,錄取中國科技大學也就順理成章了。

  我本來物理考得很好,估計全對,但因為我填北大的核物理專業,那是尖端,應該保密;而北京郵電學院本不算尖端,但因為我選擇無線電專業,基於我是一個僑生,不論功課多好,也是「保密莫問」。

    集美中學42組6班進廈門大學化學系的有5人,男的是黃松才、蕭再鳴和我,女的是林玉娟和李慧璂。進數學系的有2人,莊士學和吳志超。莊士勉被分配去廈門師專,兩年制。他後來藉詞申請去北越。最怪是張應芳,本來功課很好,考第一類,卻被分配去福建師範學院讀地理系。盧志玲沒有考上,被分配去江頭區一個農業中學教書。

十二級以上颱風

1959年8月23日,我們經受了一場12級以上的大颱風,史稱「8•23風災」。那天晚上,大雨滂沱,屋瓦被狂風掀起,到處亂飛。我們從頂樓宿舍下到二樓的課室躲避,用大木條把窗和門都釘死,感受到尚忠樓在搖晃,閂門的鐵條都被吹彎了。

偏偏在這個時候,鄭朝林肚子劇痛,非要去附近的廁所解決不可。我們都叫他忍一忍,怕出去被亂飛的瓦片擊中。他終於忍不住冒著風雨出去解決,然後平安回來。

  這是一場毫無準備的颱風,聽說氣象預報只說有8級,位於海邊的廈門經常吹7、8級風,簡直是小事一樁,所以漁民都沒有做好準備和上岸,導致很多人死亡。因為傷亡這麼慘重,後來便改口說是12 級以上。

  颱風過後,滿地碎瓦,一片狼藉。集美倒了三座飯廳,不少樹被折斷或連根拔起。許多漁船被掀沉,有的被高潮巨浪推上岸,擱在我們的游泳池邊。

  對於這場風災,《廈門市誌•大事記》的記錄僅寥寥兩行:「1959年8月23日,12級以上颱風正面襲擊廈門市,死傷近千人,大樹被連根拔起,房屋倒塌,部份海堤崩毀,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重大。」《廈門港誌》的記錄詳細些,但仍語焉不詳:「1959年8月23日,颱風正面襲擊廈門港,風力達12級以上,風向東南東,定時最大風速38米/秒,暫態極大風速60米/秒。」「1959年8月23日,廈門港遭受強颱風正面襲擊。有23艘木帆船沉沒,死亡9人,其他損失嚴重。(鷺江道)第一碼頭完全毁坏。」

 為什麼記錄這麼簡單?因為氣象預報不準,沒有絲毫準備,造成太多人命傷亡,最好是「語焉不詳」了。有人說:這樣簡單的記錄,既是對自然災害的漠視,更是對受災遇難百姓的傲慢,令人無語。還有人沉痛地寫道:「由於颱風警報年年有,卻沒有一次從廈門登陸,終於造成從領導到群眾普遍思想麻痹大意,最終釀成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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