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雨降水不是最大，但癱瘓半個城市，暴露三十年大起高樓追求表面繁華，忽視地下道建設的嚴重後患，也使經濟神話破滅。

●北京623一場大雨變澤國，暴露地下水道嚴重缺失。 （本刊資料）

　　中共在七月一日高調慶建黨九十年後，官方輿論大為降溫，但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和壓力始終伴隨著執政黨。

北京暴雨暴露的城建問題

　　北京市六月二十三日一場大雨，導致半個北京癱瘓，這並非是個案，中共建政六十二年來，始終違反城市建設「先地下、後地上」的鐵律。大雨暴露出中共「經濟神話和模式」的破滅，這不僅是政策問題，也是體制問題。面對海內外壓力，中共近期也作出了一些姿態，給了我等律師和異見人士，以中共高幹的「安全的警衛待遇」，可從另個角度觀察中共「十八」大前的一些動向。

　　六月二十三日十六時許，一場暴雨，使得半個北京處於癱瘓之中。全市地面公車有七十六條線路受到影響，其中三十四條停運，三條地鐵受到影響並停運，至少三人在雨中失蹤。到當晚十八時，北京機場延誤了航班六十六架次，進出港航班取消了九十五架次。至午夜，有六十多條道路擁堵......

　　事實證明當日雨量並不大。北京平均降水量五十毫米，城區為二十三毫米。

　　二○○四年七月，北京十個城區降雨強度八十毫米／每小時，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首都機場降雨強度一百零五毫米／每小時，但交通癱瘓的程度遠低於這次。

　　中國城鎮供水排水協會副秘書長王崗告訴記者，北京的核心問題是排水的設計能力低下，大部分是以兩年一遇的排水的能力來設計的，僅在天安門地區，是以五年一遇的能力設計。據瞭解，北京目前地下還有大量中共建政前所修建的地下排水管道，其中還有一百公里是四百年前的明朝皇帝時所建。六月二十三日後，官方稱降雨量超過百年一遇標準，但從北京氣象局公開資料顯示，從一百年來的北京日降水資料看，當日暴雨，並無特別之處。                              

城市地上像歐洲地下不如非洲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也是前上海市市長、中國工程院院長徐匡迪院士的論點。但這完全是假象，可以認為城市僅地上像歐洲，地下還不如非洲。徐一九五九年畢業於北京鋼鐵學院，上海工業大學冶金專業教授，先當市長後被「選」為院士，一當上官就將鄧小平吹捧為「中國之父」，深受朱鎔基和溫家寶的重用。徐一當上官，兩個女兒和兩個女婿到美國當博士一去不歸。我的大姨夫和徐是同校同級不同班的校友，徐在文革之後的一九八二年才加入中共，而大姨夫認為自己入黨條件還不夠，就沒有趕上六十年代畢業的知識份子在文革後的入黨潮，退休前仍未評上副教授，未得福利分房。「上訪」十年無果，近日靠本人和二個兒子共三個家庭湊了二十多萬元，才在上海郊區付了一處住宅的首付款。文革後，鄧小平所謂重用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若未加入中共，其命運和普通工薪階層一樣。

　　不獨北京如此，例如六月份的武漢出現三次強降雨，二十小時內每小時達一百九十二毫米，相當十五個「東湖」的水傾瀉在武漢大地，城內多處成「汪洋」。七月十一至十二日，南京迎來一場暴雨，橋北地區成了「汪洋澤國」，市區不少道路和大學校園出現大面積的積澇，剛通車才使用十來天的京滬高鐵南京南站，地基出現下沉。去年五月廣東三次強降雨也暴露出同一問題。三十年來，城市建設在地面上做足面子，因地下工程人們看不見，地下工程往往讓位於地上工程。以二○一一年武漢建設投資計畫為例，在七百二十五億元的投資中，水務基礎設施項目僅為四十三億元。中國社科院學者宋迎昌對記者表示：「地下工程與地上工程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但近年來很多城市快速發展和注重外觀形象，而忽略了看不見的地下工程，這個欠帳是要還的」。                    

　　按各國慣例，城市排水系統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污水排放系統，一部分是雨水排放系統，先進國家不會混起來，而北京等中國大陸各個城市基本達不到。城市建設地上與地下投資往往是一比一，中共要在今後三十年將所有的城市投資放在地下，方能達到平衡。中共所鼓吹的經濟成就和「中國模式和道路」只是誤國、誤民的假象。

●高樓大廈林立的北京城經不起一場大雨，網上譏諷是水淹帝都。 （互聯網）

下水道是經濟發展的「良心」

　　在中共高調黨慶九十年之際，中國大陸不少城市「逢雨必澇，逢雨必癱」和「重地上，輕地下」的反常現象，海內外各界將這現象做了許多總結式的展示，尤如電視大賽，給了執政黨的政績舉起了一個「最低分」的牌子，國內網民編出一系例的妙語嘲弄最高當局，如「大雨淹北京」、「北京只是地上城市，落後先進國家一百年」......

　　台灣作家龍應台曾說，只要一場暴雨，就能看出一個城市的真面目，因為「發展中國家或許有錢建造高樓大廈，卻還沒有心力去發展下水道。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了一陣，發覺褲腳雖濕卻不骯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這大概就是個先進國家」。雨果在其《悲慘世界》中，把下水道比作「城市良心」，現在看來，中國大陸有幾個「城市良心」經得起暴雨考驗？一百年前德國人佔領青島十七年，但留下了一套百年後依然在發揮作用的排水系統，至今被視為中國城市建設教科書的工程。德國人所帶來的，是富有遠見的設計理念，以及對工程嚴謹的態度，有一點可以證實的是，該工程是由中國工人一手修建的。一百多年過去了，人們見到更多的是「開膛破肚」式的馬路施工及一個個中共政績式的短命工程。

　　看到泡在水中的城市，看到被水圍困的百姓，看到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垃圾，執政者必須承擔責任，城市地面上不能只有歐洲式的「繁榮」，地下更應有「百年一遇」的基礎。去年八月，中國城市國家形象調查的結果顯示，二百多個城市中有一百八十三個正在建設國際大都市。我認為北京、上海等今後有可能成為亞洲的大都市， 但一百八十三個城市要建設國際大都市，無異是中共領導人在癡人說夢。

中共安排一個班「警衛」我家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巡視組到上海，二十四日我給巡視組寫了一封信，即日起每日派十二個警方人員輪流駐紮我家門外，這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決定，還是公安部或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決定？至六月底同期給巡視組去信的市民基本上有了回復，而我在六月底前得到當局的非正式口頭答覆，讓我看七月一日《瞭望東方周刊》中的《紀登奎之子回憶中南海往事》。

　　作為歷史學、法律學家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常務副總理紀登奎長子紀坡民，已在中國社科院退休，但仍住在當年華國鋒任副總理時的住宅。紀回憶：「在安全保衛方面，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級別比較特殊。政治局委員家裡住一個警衛班，我家是這種情況，常委和副主席以上家裡是住一個警衛排，像小平那時候的家裡」。

　　六月二十日下午，俞正聲為上海交通大學五千名師生上黨課時談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災難，這不光是毛澤東的個人錯誤，也是黨的錯誤」。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認為文革是「四人幫」利用毛澤東晚年錯誤，中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在俞正聲講話前四天的六月十六日，我在海外網站上發文認為：「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慶祝九十年歷史時，不僅要高調自我贊美，也應對自己的失誤、失敗進行反思，認錯、認罪、向十三億國民賠禮道歉」。當局曾派員轉告，希望本人成為不在編的政府參事室人員，所寫文章只向政府提供，不對外發表。二○○七年五月起，美國駐華外交官就提出，本人已列入中美秘密談判所關注的名單之列。日前，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北站派出所所長給我家門外的警方人員布置任務：「我所抓了一百個盜竊賊和破了一百個刑案，都不及鄭恩寵這兒出一點差錯......」。現蔣美麗每天外出購物，保安人員增至兩名，生怕有人製造安全、傷害事故，給中共在海內外造成負面影響，是幾千萬元都挽回不了的損失。這一代領導人比毛、鄧聰明的多。在海內外的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對部份異見人士採取「保護」的姿態，觀察中國事務的各界，應該注意這一新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