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郭沫若在親共的文化人中享有文豪的盛名。他助毛為虐，共產黨也沒有虧欠他一分一毫。他的風流爛事盡人皆知，也沒有人想再去聽去說——但是這位像一條野狗般被拋棄的婦人的遺言還是值得良知未泯的人一讀。

–被郭沫若拋棄的日本妻子安娜在晚年感嘆【安娜致信郭沫若】
(由郭沫若與安娜之子郭志鴻提供)

我出生於日本名門望族，恬靜素雅，我自幼念著聖經成長，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
我不滿父母的包辦婚姻，嚮往著自由的戀情，離家來到東京的聖路加醫院做了一名護士。我和你在這所教會醫院相遇。
你說遇見我猶如遇見聖母瑪利亞一樣，說我眉宇閃著聖潔的光，讓你一見鍾情。
我捨棄一切，拋家去國，只為與你相守一生。我們在清寒的歲月里相守了21年，我無視你的朝秦暮楚，以為風流成性的你心裡有著我們的這個小家。
分開11年，我扛過了飢荒和日軍的嚴刑拷打，我望穿秋水，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等來重聚的日子，可我見到的卻是你的新妻和五個孩子。
我捨棄一切，拋家去國，可換來的卻還是被拋棄，我無路可回頭，活成了一隻無助的野狗。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1894年10月3日，我出生日本仙台的一個大戶人家。彼時，經過20多年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強盛，社會相對穩定。我家在當地屬名門望族，經濟優越，我無憂無慮地在父母的庇護下成長。
我的父親是個牧師，受他的影響，我也成了一名基督教徒，我相信虔誠的禱告能去除一切磨難。
我自幼乖巧懂事，可21歲那年，我卻乾了一件大事。
那年我剛從仙台女校畢業，父母沒有經我允許就給我定了親事。父母說兩家門當戶對，嫁過去也會安康一生。對於戀情我有著諸多的美好幻想，這種父母之命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我選擇了逃婚。
我隻身來到東京的聖路加病院做了一名護理。宿命要真是一場劫難，也是我們無可避免的。
在這裡，我遇見了令我一生傾心的戀人，也開啓了我苦難的一生......
郭沫若在日本的留學照
那是1916年的8月，我在醫院遇見了一個年輕人，他神色哀怨，是來給去世的朋友陳龍驥取X光片的。
他就是郭沫若，1914年來日本留學，讀完東京第一高等預科後，又進入到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讀醫科。
望著他淒楚的神情，我不由得安慰了他幾句。可是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回到岡山的他說對我一見鍾情，他直接寫信道：
「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我立刻產生了就好像是看到聖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眉宇間散髮著不可思議的潔光，就好比一輪光華四射的明月，您的臉放出聖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您的口好像櫻桃一樣，我愛上了您！」
我們頻頻寫信，互訴衷情，信件幾個月里來往40多次，最多一周寫了五封。
他的感情熱烈奔放，不同於內斂的日本人，漸漸地，我對這個能寫漂亮文字的中國人動心了。
受他的感染，我也直接給他回信，流露了愛意：
「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了，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是不許為任何人所有的。」
我們相戀了，可是卻沒有得到祝福。
他在國內已有明媒正娶的妻子張瓊華，他說那是父母之命，他們沒有感情，我信了。
其實他們也的確沒有感情，這個女人一生只見過他三次，卻傻傻地守了他一生。
我的戀情更是在整個家族掀起了軒然大波。甲午中日戰爭後，兩國關係早已交惡，父母不願我遠嫁，更不同意我找一個中國人。
愛情讓人盲目，更讓人勇敢。我在給他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把父親丟了，母親丟了，國家也丟了……這是怎樣悲慘的戀愛，怎樣悲慘的緣分喲！」
事實也是如此，我很快就辭去了醫院護理的工作，不惜與家庭決裂，來到岡山和他同居了。父母一直無法接受我的婚姻，至死也沒有諒解我。
他給了我一個新名字，我從佐藤富子成了安娜。我滿心歡喜地接受著這一切，幻想著我的全新生活。
如同每一個賢淑的日本太太一樣，我全力支持著先生的一切，讓他安心讀書和寫作。從1916年到1937年，我們往返日本和中國兩地，一起生活了21年。
據說戀愛中的女人智商為零，我想婚後女人的智商一定是負數吧。
我無視他和徐亦定在西湖邊的卿卿我我，無視他帶著安琳回到上海，居住在我們家附近。
1934年，他又戀上了《大公報》的記者於立忱，他們山盟海誓，幾年之後，這個女人自縊身亡。
1933年前後，他因為在外嫖娼，給我傳染了性病。我欲哭無淚，還是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希望他介紹名醫給我們醫治。
我喜歡他，隱忍了他的一切。
我們的21年，亦是他的創作高峰期，他出版了無數著作，他也曾在譯作《浮士德》的首頁上深情地寫道：
安娜：此書費了十年的光陰才譯成了，這是我們十年來生活的紀念。
第二頁上還用德語寫著：獻給我永遠的戀人安娜。
我信了先生的話，覺得自己一定是他永遠的戀人，覺得他在外面的沾花惹草只是男人的偶爾放縱罷了，累了他終究會回到這個家的。
21年，即使是塊冰冷的石頭也熱了，我想我的隱忍一定能換來相守一生，白頭偕老的。我的美夢很快就被現實撕得粉碎......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先生在家來回踱步，變得憂心忡忡。
7月24的深夜，我在先生的勸說下早早入睡，可是我醒來後卻沒有看見他。他穿著和服，避開日本人的跟蹤，回到了中國。
他的出逃讓日本軍方勃然大怒，他們逮捕了我，對我威逼利誘，嚴刑拷打。在暗無天日的監獄里，我默默禱告，我祈禱聖母保佑我的先生，保佑我們可以早點重聚。
恢復自由身的我，生活陷入困頓。
可我打零工，做苦力活也沒有放棄對孩子的教育。他們的父親是個文化人，我不想重聚後的先生失望。
我想戰爭結束後，我們一定能重聚，只要能和先生重聚，我無懼所有的苦難。
郭沫若與於立群及子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聽到廣播後的我欣喜若狂，我想我和先生能重聚了。
1946年，我等來了先生的信和幾百美元，拿著信我的我如遭雷擊，我日思夜想的先生已組建了新的家庭。
1948年，不甘心的我帶著孩子，遠赴香港，我終於見到了日思夜想的分別了11年的先生，可他的身邊站著於立群和五個年幼的孩子。
這一幕，讓我的心徹底涼透。
戰爭年代，我抗拒了日軍要孩子入籍日本的建議，就是為了要帶他們回到中國，和他們的父親團聚。可是他們的父親，這個和我許諾要相守一生的男人拋棄了我們。
1949年，我帶著孩子回了中國，加入中國國籍。先生辜負了我，可我還是要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回國後的他們乖巧懂事，學業有成，成了我的驕傲。
在中國，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1983年還被推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我漂泊了幾十年，終於過上了安穩的日子。可我深居簡出，很少與人交往，也謝絕了一切採訪。
我最熱烈的話在東京和山岡來回的那幾十封信里已經說盡，我所有的眼淚在香港重聚的時刻已流盡。
這一生，喜歡他，人人都說我如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勇敢，可那個勇敢的女子在被拋棄後死在火車下。
我拋家去國，換來的也還是被他拋棄。1978年的春天，我去醫院看望重病的他，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他也不願意多看我幾眼。
1994年，8月的上海炎熱潮濕，孩子們望著病危的我，問我是否還有什麼心願，我把自己所有的財產500萬日元都捐給了政府。
我的這一生，都活得像個野狗，我飄零一世，終其一生也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家。
神愛世人，耶和華，請你佑我，讓我回到天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