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村教師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讀趙旭《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

讀完趙旭的《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是一部寫一位名不見經傳鄉村教師的人物傳記，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生活在偏遠鄉村普普通通的人物卻久久徘徊在我的眼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閉上眼睛靜靜地靠在沙發上，王永興這位甘肅省永登縣大同鎮王家坪村的鄉村教師，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在我的眼前一一閃過：1921年，他出生在王家坪村東坪的一個地方鄉紳的家庭里，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41年，20歲的他，因為家庭敗落，初中畢業後，就接父親的班，在家鄉任教初小課程，開始了鄉村教師的生涯。1949年28歲那年，解放軍進入永登縣，建立了新政權，他被任命為永登第一完全小學的教師，走進了新社會的課堂，並以他的創造性的教學工作，受到了學生的歡迎與當地教育界的尊重。可就是這麼一個鄉村教師，1957年的鳴放運動中，他「一身正氣，自投羅網」，寫了一張揭發校長生活腐敗的大字報，加之他給學校和當地政府部門在座談會上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此時他36歲，正當人生風華正茂的年齡。1958年7月，37歲的他與父母妻兒生離死別被發配到地處沙漠邊緣的甘肅酒泉夾邊溝農場「兩年半勞動教養」，從此落入地獄般的深淵。1960年的大飢荒中，他因為飢餓過度與勞累病倒，苦苦掙扎在死亡線上，時年39歲。1961年2月1日，40歲的王永興從夾邊溝幸存生還回到了永登縣家裡，未聚一月，相依為命的愛妻巨勤英就不堪家庭重負因病離他而去。1962年，永登縣政府下令將41歲的「右派」王永興下放大同公社王家坪大隊第三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監督勞動改造」，又落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羅網。文革開始後的第二年1967年，蘭州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小將突然衝進46歲的王永興住所抄家，將其視若珍寶的書籍洗劫一空，當地的「革命群眾」並將其戴上「右派分子、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王永興」的「高帽子」四處游鬥，「吊打在往日教學的教室里」，成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奴隸」。1978年文革結束，歷經磨難的57歲的王永興，終於摘掉了扣在他頭上22年的右派分子帽子，重新回到了心愛的課堂，在本村小學繼續他的教學生涯。1980年，王永興在60歲上退休，由女兒頂替了公職。此後的二十年，王永興依然發揮他的業餘「鄉村醫生」的一技之長，服務鄉里，治病救人，同時依然關心教育，直到2000年元月11日，以79歲的高齡，在兒女們的陪伴下，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在我的感覺里，王永興這個人物似曾相識，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里我們的生活里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人物，他們被冤枉、被誣陷，或是在血統論的生活里一出生就是一個悲劇人物。所以說，《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里記述得不是王永興老師一個人的一生，而是千千萬萬中國現當代知識分子歷史命運的一個濃縮和象徵。透過一個人我們可以瞭解一個時代，通過一個家庭我們可以觀察一段歷史。就像最懂得他的兒子王兆遠在《我的父親》里所說，「他作為一個鄉村教師，留下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記憶」。這其實正是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作為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毛澤東時代更是採取不斷發動政治運動的方式治國，它又有極強的組織力和動員力，確實做到把全民族、各階層的人，所有地方（包括最偏僻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毫無例外地捲入政治運動中。王永興這樣的邊遠地區、底層社會的普通教師，就這樣不以他個人意志為轉移地成了建國後所有的政治運動的參與者與犧牲品，因此和全國所有的知識分子有了共同的命運和相類似的歷史，由此而成了「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代表：這樣的「代表」資格是顯示了中國現當代政治的殘酷性的；連本來與世無爭、只想教好學生的鄉村教師也被洶湧的政治浪潮捲入其中而不能幸免於難。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王永興老師的個人生命，也就具有了別一樣的意義與價值。這也是我讀了《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這本「一個人的傳記」以後，最想討論的問題：這位鄉村教師的一生，對我們今天的讀者，有什麼啓示？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於是，我又注意到他的兒子王兆遠的兩個論斷：他的父親為子孫後代「留下了歷經千錘百鍊笑對世間百態的人生經驗」，「更多的是留下了一個民族沈重的嘆息和血的教訓」。這都說到了要點，我們的討論也就由此而說起。

先說「一個民族的血的教訓」。總結「血的教訓」就必須追問王永興老師與我們民族的苦難的起源。許多歷史的親歷者與研究者都認為，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那個時代的一個關鍵點。那麼，我們就來看看，1957年權力執掌者把好好地當著小學老師的王永興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理由」。他的主要「罪狀」是寫了一篇題為《今日陳世美》的大字報，而寫這篇大字報時的1957年七八月全國已進入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但偏遠的甘肅省永登縣此時才利用暑假空閒集中全縣的中小學教師開門整風給黨提意見，這就比全國的「引蛇出洞」足足遲了兩個多月。王永興的《今日陳世美》揭發永登縣一中校長李某某，拋棄妻子與兒子另尋新歡；批判者給他橫加的「罪名」是：「李校長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李校長是一個共產黨員，反對李校長就是反黨。」並且有這樣的批判：「你不是心血來潮，這也不是一個偶然事件。你這是地主階級的本性，你長期以來就留戀舊社會，仇視新社會，對共產黨懷有刻骨的仇恨」。這裡的罪名與批判，內含著兩個邏輯，都是發動反右運動的基本邏輯與依據，值得認真分析。

其一，批評黨員、黨的幹部，就是批評黨；批評黨，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就是「敵人」，就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治罪邏輯的背後，是一個「不僅黨，而且黨的幹部和黨員，都是不可批評的」觀念，更有一個執政黨擁有不受監督與制約的絕對權力，對黨（黨的幹部，黨員）的批評、監督、制約，就是對黨執政權力的挑戰，就是黨的敵人，必須嚴厲鎮壓，以保證黨的絕對執政地位的專政邏輯。正是這樣的不受監督與制約的權力意志，成為王永興這樣的善良的普通人蒙受長達22年的苦難的起因與根源。

其二，王永興的被專政，還因為他出生於「地主階級」。這背後也有一個邏輯：出生於地主家庭，一切言行必然都出於「地主階級的本性」；而」地主階級的本性」，就是「留戀舊社會，仇恨新社會」，就必然「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這是王永興這樣的「地主崽」反黨的「階級根源」。這不僅是一種典型的血統論，更隱含著一種所謂的「階級分析」，即是根據家庭出身把人分為敵對的「階級」，並且人為地把所謂「不同階級」的人與人的關係，定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個消滅一個」的關係，用暴力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正是這樣的「二元對立的階級鬥爭」的思維，邏輯，手段，使王永興們一旦被划為「敵人」，就落入萬丈深淵，失去一切「人」的權力與權利，承受無止境的非人的苦難。

今天我們回顧歷史，《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里記述的絕非王永興老師個人的苦難，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苦難。就以王永興的親生經歷為例：1957年，他所在的甘肅永登縣，全縣有極右、右派、中右及有右派言論者224人，被拔「白旗」的 459人，其中划右派分子115人，許多中小學校的校長、教務主任和一些優秀的骨幹教師幾乎都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又陷入全民的狂熱，連王永興所在的夾邊溝勞教農場也不例外，「天天都是空話、假話、套話，一個勁的瞎吹牛」，「大家都互相欺騙，你哄我，我哄你，一級哄一級」：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民族災難；到1959年春天農場就開始死人，到1960年勞改犯的口糧從1958年的每月40斤遞減到15斤、12斤原糧，他所在的明水灘，到1960年11月，每天死亡幾十人，12月連續三天每天死亡都在50人以上；到1961年夾邊溝勞教農場被迫解散，從1957年年底起遣送來的3500名勞教犯，最後生還的只有500多人。而到了1966——1976十年文革動亂，更是把全民大狂熱、全民大殺戮發展到極致，也導致了全民大災難。這樣的民族災難史，都是不受監督與制約的權力意志的產物，都是無休止的階級鬥爭所致。結論是：絕對權力帶來絕對災難；二元對立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苦難之源。這千千萬萬王永興用生命換來的「血的教訓」應該永遠銘記；忘記就有可能導致歷史以另一種形式重演。

但更應該注意的是，儘管歷經磨難，王永興還是挺過來了；就像他對難友們所說，「我已經是死了多少回的人，命硬著呢，老天爺不會輕易讓我見閻王的」。「命硬著呢」自然不是「老天爺」特別照顧，而是因為在「千錘百鍊」之中，他自有支撐自己的精神力量，進而有了他兒子所說的足以傳之後代的「人生經驗」。

在我看來，王永興老師的精神力量、人生經驗，主要有三個方面。

王永興的二弟王永昌在為他的《晚晴書稿》寫的《跋》里，提到的王永興在文革中被關進牛棚時寫的「贊沙棗樹」詩：「一株筆直一株斜，鐵桿玉葉贊金花。喜逢梅雨滌塵淨，暗送香風進囚家」。王永昌特意指出：「沙棗樹是一種性耐乾旱，能抗風沙的樹木。在西北各地，它隨處可見，婦孺皆知，俗有金花銀葉鐵桿樹之美稱」。現在王永興借沙棗樹言志，表達自己「寧折不彎」的志氣，是大有深意的。在我看來，更有一種象徵性：就像沙棗樹在西北大地土生土長，王永興也永遠扎根在鄉土之上，生養於祖祖輩輩耕耘其上的父老鄉親之中：這是他的生命之本，他的智慧和力量的不盡源泉。於是，就注意到，王永興無論受到怎樣的折磨，只要一踏上故土，回到鄉親中間，看到家鄉的一草一木，就會平靜下來，心安而魂定：「每年過了嚴寒的冬天，到了春天草芽兒綠油油的從黃土地裡冒出頭的時候，王永興就看到了希望。到了夏天，傍晚時分一群群的牛羊從山上下來，哞哞地叫喚著，王永興的心裡宛如汩汩清泉，沁人心扉」。就像作者趙旭所說，「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我們往往平日里都忽略了它們的存在，比如空氣，陽光，莊浪河流淌著的清清河水」，只有「剛從鬼門關上過來」的王永興才能「深深理解」，並無比珍惜。他從中感受到一種永恆力量：無論政治上怎樣折騰，也阻擋不了「風在吹，雲在走」的生命（大自然的與人生的）的永不停息的流動。

在文革最困難幾乎陷於絕境的日子里，王永興總是暗暗吟誦他在夾邊溝從一位右派教授那裡學來的一首外國歌曲《你永遠不會獨行》的歌詞。他感受到的仍然是一種超越政治的永恆——親情的力量。這是王永興終身難忘的記憶：他在夾邊溝病餓交加、奄奄一息時，老父、老母、愛妻、愛子「千里送吃糧」，燃起了他「不滅的希望」。他默默囑咐自己：「一定要堅持住，只要自己活著出去，才能還自己一個清白。父親和母親還在等著他來孝敬，孩子們還需要讓他來撫養和教育，心愛的勤英在等著他來一起撐起家庭的大梁」。應該說，正是「鄉情」與「親情」構成了王永興的兩大精神支柱。而這樣的鄉情、親情平日不顯不露，它已經無聲無息地融入日常生活里了；但到了危難時刻就顯出了它的力量：不僅給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個人帶來「生的理由與希望」，而且使失去理性、陷入極度混亂中的民族，回到基本的人情、人性上來，從而獲得拯救。

王永興晚年在回顧自己一生時，在筆記本上寫道：「在浪尖上打滾，在死亡邊緣上轉悠，總算活下來了。回頭看，豐富多彩、驚心動魄從自信處立腳，從樂觀、豁達處解脫，終於磨過來啦」。這裡談到的「自信」，以及由此產生的「樂觀、豁達」，應該是王永興第三個彌足珍貴的「人生經驗」。

那麼，王永興的「自信」何在呢？我以為主要是「對知識的信念」。這其實是王氏家族的古訓：祖父王生財雖然沒有多少文化，但飽經世態炎涼和生活磨礪之後，卻確立了「輕家戶聚富，重子孫讀書學藝」的治家之道。因此「管教」出了一個「飽讀詩書」的兒子、王永興的父親王好仁。王好仁不僅熱心於在家鄉辦學，也傳下這樣的家教：田地財產都是身外之物，以讀書為安身之本，才是最重要的。因此，當王永興20歲繼承父業，當上家鄉小學教師以後，父親就告訴他，「要改變家鄉的面貌，關鍵是要改變鄉人的觀念。只有家鄉人有了知識，才能發憤圖強；也只有鄉人懂得了禮義廉恥，王家坪才能給周圍村落樹立典範」。從此，堅信知識的力量，以教書育人，培育鄉親們的後代，用知識改變家鄉面貌為己任，就成了這位普通的鄉村教師堅守一生的基本信念。因此，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永興最不能忍受的，是被無端剝奪了教書的權利；最為痛苦的，是連累了自己的孩子也失去了進學校讀書的機會。在他看來，「一個家庭困難一些並不可怕，別人的歧視打罵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後人都成了文盲，那將是一個家庭最大的災難」，「只要孩子們有了文化知識，這個家庭就敗不了」。於是，就找來紙張，自己在上面憑記憶抄錄了唐詩宋詞，荀子、韓愈、蘇軾、陶淵明、司馬遷、範仲淹、諸葛亮的作品，以及各種中草藥的名字和處方，每天下工後就督促三個孩子去讀，自己無論多麼累，也都陪著，並且對他們說：「古人說‘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不會直接給你們帶來財富，但會帶來內心的充實富足，當你們愛上讀書，就會學到很多知識和道理。無論逆境順境，你都會勇敢地走下去，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他其實也是在激勵自己：無論如何，也要堅守對於知識的信念，堅守讀書人的本性。在文革中王永興又受到了更大考驗。他精心保留的二弟王永昌收藏的一箱書被紅衛兵全部燒毀，面對「滿天飛揚的紙片」，他萬萬不敢相信「這個國家連老祖宗留下的這些精神產品也成了要消滅的對象」，他更為「這些孩子們感到悲哀」，在他們「長知識、長身體的時候，卻要乾這種喪失人倫道德的事，自己作為一個人民教師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胡作非為」。而當被吊打在往日教學的教室里，發現用鋼鞭抽打自己的竟是他自己教過的學生，他突然感到後悔：「過去只知道教孩子們學習學習再學習，只注重了文化教育，卻沒有教會他們怎樣做一個有愛心的人」。王永興老師當然知道，這是他所無法抵御的力量實行「階級鬥爭教育」的結果，但他仍然不能擺脫內心的沈重。因此，當歷史翻開一頁，回到夢牽魂繞的教室，一走上講台，他就立即沈浸在難以言說的幸福之中：他終於又成了鄉土上的知識傳授者，人的培育者，這就是一個鄉村教師的全部職責與生命的意義所在啊！更重要的是，歷史的發展證實了他終生不渝的信念：知識必將戰勝愚昧，人總要回歸正常的人性，知識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才是永恆的。

當然，一個家庭的命運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里說道：「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摘去全部地主、富農分子的帽子，稱他們為社會主義的勞動者。’這個決定就像一聲春雷，讓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酷寒的大地盼來了明媚的春天。這個決定雖然來得有些晚，因為當年的地主富農有很多不是死在土改運動之中，就是死在了其後的三年災害和文化大革命里。然而它的實際意義遠遠大於它的象徵意義，三中全會不僅解放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奴隸般的地主富農，對於他們的子女來說，這個決定猶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們終於可以挺起胸、抬起頭和其他人一樣在共和國的同一片藍天下自由的呼吸。勒在上千萬‘剝削階級’子女及其親屬頭上出身不好的‘緊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優與劣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三中全會以後，王永興所有的犧牲，所付出的代價，都獲得了回報：他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雖然從小就受家庭連累，吃夠了苦頭，但由於在他的引導下，無論怎樣困難，也堅持讀書，打下了良好的知識和做人的基礎。因此，當時代發生變遷後，他們都及時抓住了歷史的新機遇，創立了自己的事業和家業，老二王兆遠還成了著名的企業家。王永興依然以家風和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誡他們：「王家祖祖輩輩以寬容大度為本。你要和你爺爺一樣，做一個光明正大清清白白的人，要多幫助那些困難人家。雖然有些人忘恩負義，可那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是好的」，「永遠不要忘記那些生我養我的家鄉人，永遠不要仇恨當年整人打人的造反派。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寬容別人就是釋懷自己」，「一個人富了不算富，要讓全村人都富起來才是我們的真正目的」。這些也真的都成了王家後代的人生信條。王兆遠就誠懇地說道，「我是農民，我出生在那兒，王家坪那塊土地有我的淚，有我的汗，有我先人奮鬥的足跡。我對它有溶於血水的深深感情」，他不忘回報鄉親，幾年來為地方衛生、教育、生活用水、村道建設、扶貧助學等捐款達100多萬，2011年還在王家坪種植了5000畝玫瑰園。可以看出，王永興這代人在苦難中磨練出的人生經驗：那永遠的鄉土之情，親情，以及永遠不變的對知識的信念，已經融入了後代的血液里，並有了新的發展，而且轉化為新的實踐。王兆遠懷念父親的文章的結尾，深情地說：「安息吧，我心愛的偉大父親！」

我的這篇讀後感寫到這裡也可以結束了。我對作者趙旭鍥而不捨的毅力而感到贊嘆，趙旭自1985年大學畢業後就開始調查採訪夾邊溝的幸存者，到如今已有33個年頭，關於夾邊溝的書先後就出版了《風雪夾邊溝》《夾邊溝慘案訪談錄》《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幸存者證言》和這本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並且還出版了《從土改到文革——中國當代一百位知識分子的厄難》等多部著作，給今後人們研究反右、研究文革留下了第一手寶貴資料。我多麼希望在我們國家能多有這樣一些腳踏實地的作家。關於《死亡勞教營夾邊溝幸存者——鄉村教師王永興》最後要問的是，對這位平凡而偉大的鄉村教師王永興，他所留下的精神遺產，他所總結的民族的血的教訓和個人珍貴的人生經驗，今天的讀者將會如何看待與對待呢？

（錢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於重慶，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魯迅學會理事。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魯迅、周作人研究專家。他以對20世紀中國思想、文學和社會的精深研究，特別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歷史與精神的審查，得到海內外的重視與尊重。錢理群一直關注教育問題，多有撰述並為此奔走。他被認為是當代中國批判知識分子的標誌性人物。）

2017年12月11日——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