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美的日子（一）

鷹廈線上

1957年夏天，我們參加統一考試，準備被分配到正規中學去。初回國的僑生多數嚮往北京，那是中國的心臟，文化薈萃的地方。我們有一個幼稚的想法，總認為北方「解放」比南方早（其實也早不了多少，除了陝北），「革命」一定更為深刻，生活各方面也一定比南方好。其實大謬不然！我很想去北京，但又怕冷。本來要求留在廣州是較方便的，但當時看到廣州城市破舊，也不太感興趣。剛好這一年集美中學來要幾百人，補校領導動員我們去。我們由於集美學村的名聲，又能夠大家一起去，便都同意了。集美中學派了初中部主任黃德全老師來接我們。

因為大隊人馬行動，除了老師帶隊外，還成立了一個學生領導核心小組，我負責小組的財政。僑生們有很多行李，還有不少單車，買車票和託運的事都由我辦理。當年每人預交多少錢已記不清楚，只記得到達集美後，我結賬把存下的錢如數發還給每一個人，大約每人分回約10塊錢。

我還負責把團員的檔案帶到集美中學交給那邊的團組織。共產黨的組織和控制十分嚴密，給每個人都建立一個檔案，調到哪裏跟到那裏，一直到死。「組織上」對自己是怎麼個看法，如何評價，是好是壞，自己永遠是看不到的。大學裏有「檔案系」，專門教人做這種見不得人的東西。

我們先坐火車從廣州到鷹潭，然後再從鷹潭到廈門。那時鷹廈鐵路剛剛建成，從江西鷹潭到福建廈門，全長705公里，是外省進入福建的唯一鐵路線。當年老強調福建是「海防前線」，老唱著「一定要解放台灣」的高調，隨時準備打仗，所以不能進行建設，使福建一直處於落後狀態。而鷹潭是中國南方相當重要的一個鐵路樞紐站，是鐵路使江西這個小市鎮快速發展起來。

由於鷹廈鐵路剛剛建成，還未正式通車，因而我們坐的是用貨車卡改裝的車卡，只是把原來密封的貨車廂挖上幾個小窗，大熱天沒有一絲風吹進來，大家熱得夠嗆！在中途一個站停下讓大家出去透透氣，有一些僑生便不肯再上車，要我們耐心說服才勸得他們上車。在另一個站，又停了幾個鐘頭，等前面一段路基加固。

這次旅途很辛苦，光對一些不滿的僑生做思想工作，就疲於奔命。當年的交通運輸實在也太落後了。聽說這鷹廈鐡路的建設，還是陳嘉庚先生力爭的呢！

啊！集美

集美真是一個學習的好地方！風景秀麗，環境清幽，難怪它會名聞海內外。集美的建設，凝聚了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的畢生心血。「集美」這兩個字，完全可以和教育等同起來。

集美學校是集美各校的總稱，現包括小學、中學到大學（集美大學1994年才成立），可說是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集美鎮原屬同安縣，距離廈門島19公里，1955年才有高集海堤（高崎到集美）連接，再把集美割歸廈門市。集美是陳嘉庚先生的故鄉。他1874年出生於此，17歲就到南洋（新加坡）去。

1957年的高集海堤

1913年，陳嘉庚先生首先在集美創辦小學，以後陸續創辦中學、財經、航海、水產、師範等專科學校。1921年創辦廈門大學，先為私立大學，於1937年改國立。集美中學創辦於1918年。　　　　　　　　　　　　　　

據說集美的風水是一隻鼇，應該是出才子的地方，所謂「獨佔鼇頭」嘛！難怪集美為國家培養了那麼多人才。1957年全鎮人口兩萬多人，學生佔90% 左右。

集美的建築有獨特的風格，按照陳嘉庚先生的理念，就是「中西合璧」。閩南地方盛產花崗岩，把之切割打磨成整齊的條條，建房時一條條壘起來，鑲嵌以血紅色的磚，石縫和磚縫抺以深黑色的灰泥，加上漆以天藍色的門窗，特別好看。每一棟西式樓，加上一個中式琉璃瓦屋頂，秀麗的飛檐，十分精彩。一般樓房都是四層，1957年建成的南薰樓，兩邊的副樓有6層，中間主樓有15層。

集美諸樓每座都有一個文雅的名字，如「尚忠」、「誦詩」、「葆真」等。還有一個小禮堂叫「敬賢」，以記念陳先生的弟弟陳敬賢。敬賢先生早年負責經營集美學村，因積勞成疾於1936年過早謝世，還不到50歲。

至於集美僑校，除臨湖的一排平房是舊建築之外，後建的四層樓房都以「南僑」命名，一號號排下去：「南僑第一」、「南僑第二」、「南僑第三」等。

南僑諸樓1986年2月14日攝於南薰樓前

集美學村原有兩個牌門，一個在1959年颳12級以上颱風時被吹倒，以後沒有重建。另一個南門仍在，但已老舊了！

我們一到集美，都感到很滿意，特別是我。一是因為環境的清幽美麗，二是因為我媽媽當年是集美幼師的畢業生。媽媽出身貧寒，若不是陳嘉庚先生辦了集美師範，不但讀書全部免費，而且提供被蓆雜費，她是讀不起別的學校的。

四十二組八班

我們這批新到集美的學生，讀高中二年級的被編在新開的42組8班。閩南地區的學校一般以「組」為「屆」，42組即42屆。當時集美高中二年級已經有六個班，第六班是全僑生班，這次增加七、八兩個班，也是全僑生班。這樣這一屆高二就有八個班，合共近500人，有三個全僑生班。集美的僑生多數來自印尼和新馬，他們大多是福建閩南人的後裔。

1957年為集美中學的高峰期，全校共有 76 個班級，學生人數達 3,844人，其中僑生1,619人，佔全校學生總數的 42%。僑生多數來自東南亞一些國家，如印尼、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

這個時候的校長是葉振漢，瘦個子，中等身材，穩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員。他1947年在廈門加入共產黨，1948年便奉命去越南堤岸「幹革命」，任堤岸閩僑公立福建中學校長，以此來掩護他的「革命工作」。1949年他被越南的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出境，回到福建。我認為他是一個很能幹的人，講話不快而有條理，作報告不帶贅語，大家都很佩服他。1966年「文革」一開始，葉校長就被打成「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被批鬥，遊街，關「牛棚」……，失去人身自由整整七年。他兒子寫文章說父親「受盡種種精神和肉體的殘酷折磨，苦度了七個春秋，身心健康遭到嚴重的摧殘。」正因為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導致不能長壽，葉校長死時才63歲。

集美中學有兩個副校長。我們到集美時，陳鏞副校長剛從「下放勞動」的地方回來，皮膚曬得黝黑。按照共產黨的邏輯，被「下放」的教師或幹部一般都被認為有「右傾思想」。陳鏞副校長的妻子是我們的化學老師蔡純瑜，她講課是一流的。

另一副校長張本座被勒令在全體師生大會上檢查他的「資產階級辦學方向」。張副校長是抓高三一級的，為他們的高考做準備工作。為了讓高三同學有更多時間複習功課，他免去他們一些不必要的政治活動，也不要他們參加「滅四害運動」。這就要被批判是「資產階級辦學方向」了！

經過了幾十年的「革命」實踐，今天我們是不是可以下一個結論：當年天真的知識份子參加了毛澤東共產黨領導的所謂「革命」，原來是自己選擇了一條走向死亡的路。開始是「革別人的命」，殺鄉紳，殺地主，殺資本家；掠奪有錢人的財產；批判這個，鬥爭那個；這也專政，那也專政；……沒想到「革命」最終會「革」到自己頭上！死於自己人手上的「共產黨人」究竟有多少，肯定連一個粗略的數字也統計不出來！

這不能不令人不明白：什麼是「幹革命」？幹什麼樣的「革命」？「革」誰的命？當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時候，還口口聲聲說「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問題會弄清楚。」相信這相信那……唉！還相信什麼？不能再相信了！不是嗎？！

後來在香港，有一次丁謹元同學對我說，我們當年的葉校長可能也是一個「黨棍」？怎麼說呢？這完全有可能。他當權的時候，副校長張本座受批判，要在大會上作自我反省檢查；另一副校陳鏞被「下放勞動」，其實是一種變相「勞改」。葉校長後來調離集美中學，「文革」時卻受到別人「殘酷折磨」以致不能長壽。這能怪誰呢？！在一個極權社會，強調鬥爭哲學，毛始皇不斷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每一個「運動」都要鬥人，而且規定都要鬥5% 的人甚至更多，你不鬥人便要被人鬥，要怎樣選擇？

我被任命為42組8班的團支部書記，邱漢釗為班長。班主任劉玉康老師是福州人，國語卻講得相當純正，沒有一般的福州腔。聽說他在「老社會」讀的是政法系，在「新社會」沒有用，便改行當中學語文教師。他此時看來是一個左派知識份子，已經交了入黨申請書，所以各方面都表現得很左。我們學習十分刻苦努力，有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使命感。儘管夜間的燈光因發電量不足很不明亮，但從來沒有影響我們的學習情緒。

右二為劉玉康老師（1996.02.22攝）

1957年的集美中學，佔據的是「尚忠」、「誦詩」、「南薰」和「葆真」四座樓。「尚忠」和「誦詩」成直角相接，「尚忠」是高中部，「誦詩」是初中部。「南薰」樓的低層是男生宿舍；「葆真」樓是女生宿舍。

「尚忠」樓前面有一點空地，我們在樓下課室上課時，課間小休時常常在空地跳集體舞，最愛跳「拍手舞」，轉圈圈拍拍手，真高興！空地前是幾級石級，走下石級是一大片草地，分成四塊，中間是一個大圓圈。草地很大，我們常常於晚飯後坐在草地上侃大山，談理想，談抱負，天南地北，前程美景，對祖國的繁榮富強充滿了期望和憧憬！有時在草地上跳大型集體舞，活潑歡快，充滿生氣！

「尚忠」樓和「葆真」樓之間有一棵老榕樹，用一圈水泥結構圍住，根深葉茂，夏天乘涼最好。暑假時有一個皮膚黝黑的婦女來賣紅柿，一斤九分錢，大家都向她買。她長得很黑，是新加坡回來的。

今天老榕樹已經這麼老了！

1996年初的尚忠樓，已屬財經學院，前面的草坪沒有了，而且被圍牆圍了起來。

左為「誦詩」，右是「尚忠」，它們成直角相接。

大鳴大放和「反右派」運動

我們到集美時，「鳴放」已經發動了。中學生雖然不參加「運動」，不用寫「大字報」，但要寫「小字報」。劉玉康老師給我佈置任務，要求每個同學每天寫四十張「小字報」。我是一個死心眼的老實人，太執著於實事求是，重然諾，從不做力不能及的事，因而向老師提出異議，表示根本做不到。我說我們僑生回國都基於一種愛國熱情，就是相信共產黨才回國，對國家及黨實行的制度都沒有意見，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可「放」。我還說：學生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功課這麼多，就算不上課，每天24小時都用上，也不可能寫出40張「小字報」來。

42組8班同學在寫小字報

於是劉老師把指標從40減為20，我還是認為不可能。他見我這麼強調困難，便批評我「思想右」。我不作聲，但總不接受那種隨便定指標的做法。

我們在課室前面的走廊拉上幾條繩子來掛「小字報」，好像掛彩旗一樣。開始，同學們對寫「小字報」並不熱烈。這可能由於我們僑生都熱愛祖國，絕大部份人都回國不久，只懂得「愛黨愛國」，根本沒有什麼抵觸情緒，因而不怎麼「放」。葉振漢校長便召開了一個動員大會，宣讀一些大罵共產黨的「小字報」，表揚這些人能向黨大膽提意見，要大家進一步「解放思想」，向這些人學習，同時要求團員帶頭「鳴放」。後來我才明白，葉校長是在執行毛澤東的「陽謀」，要把那些對共產黨不滿的魚釣上來。

我感到困惑。我不但是團員，且是團支部書記，要如何帶頭呢？要寫些什麼呢？罵共產黨嗎？以我當時的認識，當然是「愛黨愛國」的。不「愛黨愛國」，不熱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為什麼回來？我絕對不能同意罵共產黨，現在要我帶頭罵共產黨，這可能嗎？於是我去找劉老師，天真地問他是不是要寫罵共產黨的「小字報」才算帶頭？我說我認為黨什麼都好，如果需要我罵黨才是帶頭的話，請他明確告訴我。老師當然不能叫我罵黨，他說還是要實事求是，有什麼才寫什麼。幸好劉老師這麼說，不然我不知要掉進什麼樣的陷阱！也可能因為這樣，他認為我「立場堅定」。

我不可能一張也不寫，但搜索枯腸，不知所從。我絞盡腦汁，苦苦地想。當時為了解決中學生畢業後的出路問題，提出了「上山下鄉」的口號，引起學生們的反感，以高中畢業生為最。我看到有人畫了一幅漫畫，用大炮來打小鳥，諷刺中學生「上山下鄉」是大材小用。我得了靈感，便仿李清照的《如夢令》填了一闋小詞，現在想起來還有一絲痕跡，上闋是：「常記機場日暮，爹娘送兒上路，輾轉歸祖國，歷盡千辛萬苦。知否，知否，志在大學落戶。」我當時對詞的格律只是一知半解，胡亂塗鴉罷了。另一張「小字報」則對國家的僑匯政策提意見，說國家鼓勵僑匯等於鼓勵華僑對當地人進行剝削。

我其實沒有寫多少，而且都屬於芝蔴綠豆的東西。我的天真使我躲過了這一場「反右」大災難！

沒有多久，「反右」登場。「反右」以《人民日報》社論「工人說話了」開始，以工人的名義，提出向「右派份子」開炮。什麼是「右派份子」？其實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十分愛國和願意跟共產黨走的精英，他們之所以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向共產黨提意見，只不過是想共產黨能做一個好的領導政黨，使中國早日富強起來！可是他們卻上了共產黨的當，遭到殘酷無情的打擊！

我那時也想過：毛澤東起初要求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可能一開始並沒有「整」人的念頭。這個獨裁者一貫的作風是要人們承認他的成績是最主要的，然後輕描淡寫地提出一些芝蔴綠豆的小毛病。這樣便可證明他的「無比偉大」，而又能表現他假裝出來的謙虛；後來因為意見提得太多和太尖銳，便拉下面孔，大打出手了。

以我那時的學歷和年齡，並且以我當時對共產黨的迷信，我絲毫不理解那時的「反右」，也不太關心。我只是感到遺憾，因為自從「工人說話了」的社論一出，整個由張畢來主編得很好的高中語文教材便全部停教，代之以各地教育局編印的補充教材，專門教那些充滿罵人口吻的社論，諸如《工人說話了》、《這是為什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等，十分枯燥乏味。最後那兩冊中國近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都不教了。

「反右」一開始，我天真地給廣州補校的團總支書記徐元昭寫信。他是新加坡歸僑，回國後被安排在補校當幹部，也可能他當年在新加坡就是地下黨員。他說話時兩個嘴角積滿唾沫，很不雅觀。我向他瞭解廣州補校的「反右」情況，順便問他過去初三丙班的班主任李應侯老師是不是「反右先鋒」？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在廣州補校時聽說過李應侯老師在「三反」時當過「打虎隊」隊員，揭發過他的親哥李應葵，所以猜想他「反右」一定很積極。殊不知徐元昭回信說我太天真，說李應葵、應侯兩兄弟都是「大右派」，使我大吃一驚，真給弄糊塗了！連我初三乙的班主任張伯良老師也差點成為「右派」，這使我對「右派」這個詞大惑不解。姓熊的物理老師（泰國歸僑）課教得很好，也是「右派」；教我們高一世界地理的女老師課教得很出色，她「肅反」時被關過，當然也是「右派」；連負責敲鐘及打理雜務的女幹事（泰國歸僑）和她丈夫也是「右派」。聽說這女幹事後來被「下放」到英德勞教場「勞教」，在一次操作打穀機時因爆炸被炸死！

集美中學劃了多少「右派」，我已記不起了。只記得一位語文老師是「右派」，他上我們的課時精神不振，是硬著頭皮上的。同學們對他當然有許多不敬的地方，常藉故批評他指責他。一見到他的愁眉苦臉，我心中就很同情他！

隨著「反右」的升級，被劃為「右派」的知識份子越來越多。毛澤東最初定的「右派」指標是5%，最後據說達到10% 以上。什麼都要來個百分比，這就難怪要有許多人遭殃了！

這時《人民日報》發表了著名數學家華羅庚的一篇文章，檢查自己在「反右鬥爭」中「立場不穩」。這種被迫寫出來的文章使人們意識到，要不是華羅庚的名聲遠著於錢偉長，他也會像錢偉長一樣成為「右派份子」的。

錢偉長是清華大學副校長，在中國「三錢」（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中雖名聲稍遜，但也被譽為「物理學的全才」；但一被劃為「右派」後便被說得「一文不值」，真是怪事！

「反右」慘重地打擊了知識份子，這是無疑的。毛澤東以他的狂妄自大和嫉賢妬能，使中國走上一條衰敗的道路！

我們的俄文老師劉慧君是哈爾濱來的。她自小在哈爾濱和「老毛子」（俄國人）是隣居，講得一口流利標準的俄羅斯話。據說她來南方的原因是因為她丈夫是原國民黨人員，她為了孩子的前途，被迫與丈夫離婚，獨自帶三個孩子和母親南下。她已40多歲，年輕時一定很美麗。她大女兒在集美小學讀書，也長得很美麗。「反右」使許多知識份子家庭破碎，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清白」（其實永遠「清白」不了！），為了今後子女不再背上「右派」後代的包袱（事實上這包袱永遠卸不掉！），只好離婚！劉老師並沒有再婚。

劉老師的小女兒小源是一個「小精靈」，雖然長得沒有姊姊漂亮，但十分活潑可愛！她每天都到食堂拿飯菜，逢有加菜，就說：「今天有好料！」那年頭，物資匱乏，供應緊張，每一次加菜都是一個大日子，有魚有肉，當然是孩子們最高興的「好料」！

陳明德

陳明德的年紀較大，他在新加坡已當過錫礦工人，屬於真正的工人階級。由於他「出身好」，在廣州補校時便入了團。

寫小字報時，陳明德「放」了很多，不知他是為了帶頭還是真有那樣的思想。初時他當然是受到表揚，但隨著「反右」的開始，他便倒楣了！

這個時候，班主任劉老師叫我把班裏同學所寫的「小字報」內容進行收集歸納，整理每個人「鳴放」的論點，特別是那些罵共產黨的言論。好在上頭規定中學生不劃「右派」，但必須對有「反黨思想」的同學進行「批判幫助」，不然陳明德必成「右派」無疑。

我與陳明德私交甚好。他年紀較大，功課底子薄，但性格坦率，為人活潑開朗。班主任說他「思想反動」，我卻為他辯護開脫，說他回國前在馬來亞（現在叫馬來西亞）當過錫礦工人，屬於工人階級，回國後一直享受公費讀書，又是團員，怎麼可能對黨仇恨。他可能是為了帶頭而亂寫。我又受到老師批評，說我思想「右」，看問題太簡單，低估了青年學生思想的複雜性。

團小組開會對陳明德進行「批判幫助」。事後他情緒很低落，我找他談心，安慰他開解他，說不要緊的，犯了錯誤，改了就好。他深刻地對我說：「你不清楚，這下我會在個人歷史上留下一個污點，永遠也抹不掉了！」對於這個問題，我當時確實是不清楚的，因我太純真，而他畢竟比我大幾歲，不似我那麼天真。後來他不能考上大學，在此已埋下伏筆。

1959年秋我上大學，明德被分配到廈門江頭區一個工廠當工人。有一次他踩一輛腳踏三輪載貨車下斜坡時翻車，他的一片耳朵被車夾住撕去了三分之二，進了醫院。那是三年飢餓時期，醫院人很多，連過道都塞滿了病床。我去看他，他睡在過道的病床上，我們相對黯然！

勤工儉學

「勤工儉學」本來是好事，但把它作為「運動」來搞便成了壞事。

1956年在廣州補校時，已開始搞「勤工儉學」，表面看來確實轟轟烈烈，但實際上是在浪費學生的精力和時間。黨和國家領導人喜歡搞「運動」，以為「運動」一經展開，便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下面的幹部為了邀功取寵，向上虛報和誇大成績，汽球越吹越大，以此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無比優越性」，於是乎皆大歡喜！

在廣州時，我拾廢銅廢鐵很積極，在路上見到廢鐵釘廢鐵片都會撿起來，打蒼蠅也不遺餘力。我是個絕對純真的人，做什麼事都全心全意，只要我認為是對的，從來不敷衍塞責。我們班在56年夏天曾經停課到田野四處找田鼠來消滅，白跑了三天，連一隻田鼠的影子也見不到。荒廢了學業，浪費了時間，這都是「片面搞運動」的結果。上頭一個命令下來，下面一窩蜂「貫徹執行」，效果是不管的。

在集美搞「勤工儉學」倒是幹了不少事，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工廠」。但停了學業來搞這攤子不該由學生來幹的事，應該嗎？

由於僑生比較有錢，我們42組8班買了兩架縫紉機和理髮工具，為同學們縫製衣服和理髮。為了表示支持，我把一條由金邊帶來的花「沙籠」由許雪清縫製成幾條三角內褲，工錢每條一角五分。同學們自己理髮，導致集美鎮的理髮店驟然蕭條下來。集美有兩萬學生，居民不多，理髮店做的絕大多數是學生的生意。學生們都自己理髮，他們便沒有生意做了。理髮師向上頭提出抗議，說學生搞「勤工儉學」影響了他們的生計。於是校長叫我們不要再自己理髮了，不要打破理髮師的飯碗。已經買了的理髮工具怎麼辦？這是誰也不會去考慮的了！

學校叫我們搞「勤工儉學」，卻不給我們提供任何材料，簡直叫我們搞無米之炊。學校號召我們「動腦筋想辦法」，我們當時也傻得可以，就千方百計想辦法。我們靠學到的一點化學知識，翻資料找材料，忙個不亦樂乎！我是團支部書記，可積極了！我用空牛奶罐和米糠試圖燒活性炭，還用尿和明礬製肥料，但最成功的是用地瓜製酒蒸餾酒精。

那是1957年冬天，我和黃繼良、張應芳等在晚上頂著寒風搞試驗，熱氣很高！我們砌了煮地瓜的爐灶，用白鐵焊了一個高一米左右的小蒸餾塔和冷卻用的蛇形管，做成了一套小型蒸餾設備，居然製出了純度95%以上的酒精。

酒精做出來後，繼良哼出了一支「酒精歌」，頗好聽，但拍子不對，因他樂理不通。我幫他修改了拍子，作了一番潤色，然後在全班合唱，在大會上表演。記得開頭是：「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咕嚕，酒精出來了，嘿出來了！」我們的酒精廠和酒精歌大受表揚！

別的班有同學成立了「肥料廠」，到處找一些乾骨頭磨成粉，製成有機肥料。集美海灘上有許多無人管的老墳，許多已被潮水沖刷破壞，露出裏面的骨頭。把墳的磚塊拆來建煉鋼的小高爐，骨頭便用來磨粉製有機肥料，為「社會主義」作貢獻。沒有人感到這是對先人的不敬，因為相信唯物主義。

搞「運動」永遠是一陣風。隨著熱潮的過去，一切便迅速冷了下來，很快便消亡殆盡。誰也不會再去想它，因為另一個「運動」又興起了！

民兵訓練

新的「運動」就是「民兵訓練」。

「民兵訓練」在所謂「對敵鬥爭」激化之時蓬勃興起，廈門作為對敵鬥爭前線，在這方面受到特別重視。金門的遠程炮可以打到廈門來，而廈門前沿的炮也可以打到金門去。有一次金門的炮打中了廈門大學的範圍，打死了農民的牛和一座校舍的一個角落，有一個學生傷了腿。於是乎，來了一場「聲討」，廈門大學成立了「民兵師」，還舉行發槍儀式，拍了記錄片。在那次打炮中，位於較前方的廈門第三中學有幾個學生被打死，當然又是「聲討」。

炮大概打不到集美來。集美離廈門有19公里，但我們也必須遵照指示進行「民兵訓練」，以班為單位，每班為一個排，團支書當排長，班長為副排長。我聲線柔和，最怕喊口令，所以口令都由邱漢釗喊，每天在課室前面的草地上操練隊列。除枯燥的隊列操練外，就是拿著空槍練瞄準。那也是很悶的事情，老是用空槍瞄準，裝腔作勢，子彈沒見半顆，天天如此，便膩煩了！

集美中學背面的小山包上，駐有一個高射炮連。有一次高射炮連的士兵與我們僑生聯歡，他們用炒花生和高粱酒招待我們。

消滅「四害」

195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了「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的指示，全國各地都行動起來，我們當然也不例外。集美各校都訂下消滅蒼蠅的指標，每天每人要打死多少蒼蠅，以火柴盒為計算單位。整個集美學村的樓房都沒有設廁所，廁所是獨立成棟，分散建於數座樓房之間。每棟廁所後面有不設上蓋的廁池，方便農民取糞水作肥料。廁池邊蒼蠅最多，牠們在那裏「聚餐」；廁池裏蛆蟲擁擠蠕動，令人作嘔。我們都爭相到那裏打蒼蠅，雖然臭氣熏天，但易於完成任務。集美小學的天真小朋友為了爭快，打死蒼蠅後迅速用手撿進火柴盒，也不理那些蒼蠅剛剛還在吮吸糞汁，不但骯髒，又帶細菌。

我們也會到池塘裏撈孑孓。集美有一種極小的蚊蟲，比我們常見的蚊子小，但頭卻特大，人被叮後十分癢。牠們的幼蟲是紅色的小點，在池塘裏游來游去，一片紅色。我們就用小網把紅孑孓撈起來消滅。

集美是產蠔（牡蠣）之地，蠔挖出肉後殼堆積成小山，蒼蠅在上面產卵，結成蛹，然後孵出成蠅。我們用桶挑了水，到岑頭去洗蠔殼，把蠅蛹洗出來處理掉，減少蒼蠅的孳生。只是我們洗出來的蛹許多都是空的，一個個輕飄飄浮在水面上。蛹早已化成蠅，飛走了！

最滑稽的是滅麻雀。

不知是哪裏傳來的經驗，說是在約定的同一時間內，全部人一齊動手趕麻雀，不讓鳥兒有落腳喘息的機會，那麼牠們便會累極掉下來讓人們撿捉並炸來吃。

炸麻雀是很可口的。在金邊時，當地人炸了麻雀，成籮筐擺在市場賣，佐以胡椒鹽和酸柑汁，十分好吃。我曾吃過，但對於炸麻雀的頭殼，便不敢噉，蓋有點心裏恐慌。為了配合「滅四害運動」，餐廳酒店收購麻雀，每隻4分，炸後賣5分錢。現在我們要合力圍捕麻雀了，據說牠們是害鳥，因為在稻米成熟時牠們要吃掉許多穀子。

於是全廈門市不論城鄉，擇定三天一起行動，一早就起來驅趕麻雀。我們分片包幹，到處喊喊嚷嚷，敲鐵桶打臉盆，把嗓子喊啞了，把鐵桶臉盆敲破打扁了，也不見有一隻麻雀掉下來。大概牠們都掉到其他地方去，反正我沒有抓著一隻。我感到很無奈。不上課而搞這種玩意兒，一點成效也沒有，白白浪費了三天，值得嗎？不過「運動」當頭，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張本座副校長正因為不讓高三同學參加圍剿麻雀運動而受到批判，被迫在全校大會上作檢討。

沒有多久，麻雀被「正名平反」，說牠們雖然在稻米收穫季節吃了一些穀子，但主要還是吃蟲，益多於害，應歸入益鳥的範疇。麻雀是蟲子的天敵，麻雀消滅了，蟲子沒有了天敵，大量孳生，大大有害於農業。麻雀被「正名平反」，從此不用再四處逃竄了。只是少了一害，便抓來蟑螂「入伍」，依然湊足「四害」之數。

嗚呼！該不該為死去的麻雀開一個「平反追悼大會」，以慰安牠們枉死的魂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