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廣為人知，1923年3月22日生於浙江海寧袁花鎮（舉世幾乎眾口一詞說他生於1924年，不過是人云亦云，連他本人也如此說，而檔案證據和大量旁證顯示他是1923年生人），終於2018年10月30日，他在20世紀跌宕起伏的亂世中成長起來，從嘉興中學、麗水碧湖的浙江省立聯合中學、衢州石梁鄉間的衢州中學到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從杭州《東南日報》、上海《大公報》到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長城電影公司，他的求學生涯和早期職業生涯奠定了一生事業的根基，1959年他和中學同學沈寶新合資創辦《明報》，十年後成為報業集團，直到1993年最終出售。在近三十五間，他苦心經營《明報》事業，同時在1955年到1972年間在報紙上連載武俠小說，共有十五種作品，「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這副對聯，涵蓋了短篇《越女劍》以外的全部作品，長期以來風行華人世界，許多作品和人物、故事為人所津津樂道。

蕭峰大聲道："陛下，蕭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為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

蹄聲響處，遼軍千乘萬騎又向北行。眾將士不住回頭，望向地下蕭峰的屍體。

只聽得鳴聲哇哇，一群鴻雁越過眾軍的頭頂，從雁門關飛了過去。

遼軍漸去漸遠，蹄聲隱隱，又化作了山後的悶雷。

《天龍八部》的最後寫到蕭峰在雁門關下折箭自殺，曾令多少讀者潸然淚下，這當中也包括了少年的我。 這樣壯烈的死法當然不是金庸能有的，也非他所嚮往的。他嚮往的是像《神雕俠侶》中的楊過或《笑傲江湖》中的令狐衝那樣轟轟烈烈之後飄然歸隱，哪怕是像《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那樣悄然歸隱。他曾說，他最羨慕的古人就是在功成業就之後帶著西施泛舟太湖的範蠡，還有漢代的開國元勳張良，他心裡一直有一個「退隱夢」。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報》發表文章說：「張良的結局怎樣？範蠡的結局怎樣？因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種有趣的想象。」那時，他創辦《明報》僅僅一年，還是香港的一張無足輕重的小報。他那時正在寫《神雕俠侶》的連載，最後他給了楊過一個這樣的安排，就是攜著小龍女的手，與神雕並肩下山——「其時明月在天，清風吹葉，樹巔烏鴉啊啊而鳴……」

他的白話文乾淨、樸素，既有中國古典的韻味，又有20世紀動蕩歲月成長起來的那一代讀書人特有的書卷氣，或者說民國味，讀來令人傷感，又有幾分豪情。他最後卻沒有做到在轟轟烈烈一番之後飄然歸隱。

他最佩服範蠡，《射雕英雄傳》 借黃蓉之口有過很高的評價，範蠡還成了《越女劍》的主角，範蠡在他筆下為人倜儻，不拘小節，所作所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臨大事，決大疑，不知經歷過多少風險，最後攜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灣「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開幕式致詞說，範蠡曾為「帝王師」，輔助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完成吞吳復越的大業，然後擁絕代佳人西施歸隱江湖，還聚財無算。如果說金庸平生有什麼遺憾，那就是他只是實現了範蠡的後兩個理想，卻沒有機會像範蠡那樣為「帝王師」。他一生沒有功業，1950年北上想做個外交官都挫羽而歸。寫武俠、辦報是他不經意撞上的，甚至帶有一點無奈。《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也覺得，「他應該乾別的事，他怎麼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麼去寫武俠小說呢？他應該做比這個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愛的人，很溫和的人，而且那種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難想象。」他完

全是無心插柳，既然沒有機會做「帝王師」，他便將滿腔的抱負，寄託在報紙和小說中。[《最後的文化貴族——文化大家訪談錄（第一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116頁。參見網文劉國重《金庸的德行》]

經歷過國民黨統治的那些歲月，他沒有成為激進青年，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點。他從來無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讀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評中自白：

我們在香港辦報，只是經營一件企業，並無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無此本事，也沒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對任何中國政府。但因為我們的讀者都是中國人，人人關心中國的事務，而《明報》的讀者又比較是關心政治的，因此我們有義務作為讀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將中國的消息向讀者報道，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各種情形表示意見。

當他有機會參與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視為牛刀小試，聊勝於無。他說：「我一直存了這個‘報恩思想’來做這件事。香港人待我極好，我除了寫幾部小說，辦一張報紙和幾份雜誌之外，報答遠遠不夠，在我晚年退休之前，盡力協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雖仍不足以報答，總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1989年6月1日，在《明報》三十週年之際，他以七十歲之前辭去社長之職。 1992年，《明報》從北角的明報大廈搬到柴灣的明報工業中心，自1966年以來，《明報》在北角度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那是《明報》的黃金時代，也是他的黃金時代。毫無懷疑，他的畢生事業在《明報》。

然而，數十年來，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作為武俠小說家的「金庸」幾乎遮蔽了報人查良鏞的身影，那些天馬行空、笑傲江湖的俠客形象也幾乎淹沒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挺立在香江風雲中的政論家金庸。十六年前，我之所以接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編輯丁寧之約寫《金庸傳》，卻是因為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代報人，我那時正醉心於百年中國言論史的研究，而他正是張季鸞、胡政之的新記《大公報》熏陶出來的。他於1948年隻身下香港，從1959年創立《明報》，篳路藍縷建立龐大的「明報集團」，他從一個一名不文的年輕人憑自己的才智、勇氣和韌性，在陌生的土地上創造出奇跡，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香港社會變化的軌跡，以及時代風雲的變幻，我的態度是秉持客觀、中立的原則，以事實說話，不回避，不溢美，寫出他真實的心路軌跡。

他一再表示，「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性的東西」，「無所謂的通俗小說」，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充其量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辦報、寫社評，那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多次公開表明，《明報》是他畢生的事業和聲譽。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正是他的大好年華，他兩手寫文章，一手寫武俠小說，一手寫社評，在高度商業化的香港社會取得空前成功，贏得了「香江一支筆」的贊譽。他的社評不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論事的局促中宕開一筆，水波蕩漾，天朗氣清， 還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預測，而且他預測天下大事常常驚人的準確，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他自己說，「我作的許多大膽推斷，後來事實大都應驗了，並沒有重大失誤。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運氣不錯。」 他的社評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大公報》「文人論政」的傳統，他有幸搭上過《大公報》的末班車，親眼目睹胡政之、許君遠等老一輩的作為，直到晚年他還對記者說，「很多技術問題都是我從《大公報》學來的。……我投身《大公報》，心裡很佩服《大公報》當時的不黨不賣，評論事件很公正，完全報道。」

當然，他深知自己和前輩報人不可同日而語，在香港這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他與《明報》的選擇注定了帶有更多的商業特徵和功利色彩，他對香港市民心理有較深的體察，即使在評論時事時，也不失商業機心，他所處的環境和胡政之、張季鸞他們畢竟完全不同，中國

特色的「文人論政」到他身上已是餘波。歸根到底，他和《明報》都是特定時代里香港這個特定社會的產物，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的夢想，他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香港這個典型商業社會的影響。但在骨子裡他又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人，一個深深打上了傳統文化烙印的中國讀書人。他年輕時學的是外語，直到老年，他寬大的書房裡仍擺滿了外文精裝書，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響，終其一生，可以說他的內心都生活在傳統中，這就不難解釋他身上那種刻骨銘心的「大中國主義」情結。有人已發現他身上的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儒家思想給予他的影響。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理解他對香港回歸的立場，理解他1980年代後的選擇和作為。

1993年 3 月的最後一天，他辭去《明報》董事局主席，年底，他決定將名下的《明報》股份分五期全部出手，與《明報》完全脫離關係。12月31日，年已古稀的他辭去董事局名譽主席。當天，《明報》刊出董事局啓事，說他志在「放下、自在」，要靜心歡度退休後旅遊、頤養、講學及著述之生活。《明報》持續將近35年的 「查良鏞時代」徹底結束。 雖然他香港的家裡一直掛著從海寧老家帶出來的對聯，出自他祖先查昇的手筆：

竹里坐消無事福，花間補讀未完書。

但他並沒有像春秋的範蠡或他筆下的令狐衝、楊過他們那樣飄然歸隱，仍然活在現代傳媒的鏡頭和大眾的掌聲里，包括出任浙大人文學院院長，要招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方向的博士生，提出新聞工作觀，等等，也因此飽受爭議。如同在香港主權交接問題上，他的立場曾引發爭議一樣，他的晚年也長期被各種爭議困擾。

2003年夏天，他在杭州對央視《新聞夜話》欄目的主持人說，將來他的墓誌銘將會這樣寫：「這裡躺著一個人，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他寫過十幾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沒有一字及於《明報》，他當然不會忘記他心血鑄造的《明報》事業，但那已隱入歷史的深處。芸芸眾生看見的只是他的武俠小說，借著電視連續劇的推波助瀾，繼續風生水起。十五年後，他在香港安然離世，以九十五歲之年告別世界，香江水、西子湖、海寧潮……他生平熟悉的地方總是有水，人生也如水一樣流過，終有歸入大海的一天。他肉身的離去只是自然規律，他的作品（包括未曾結集的大量社評）和他一生的故事還將繼續為世人所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