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闆金庸》，「老闆」是《明報》的老闆，金庸是查良鏞。查良鏞是本名，金庸是筆名。這個人以筆而得大名，因此筆名的影響力更在本名之上。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頂峰的大師，是既有成功也有失敗的報人，是「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學人。

金庸自己恐怕也沒有想到，他會以寫武俠小說得享大名，得成大器。宋朝的人說，有井水處，就有人唱柳永的詞，用這樣的話來表示柳詞流傳之廣。我們今天大可以說，有說中國話的地方，就有人看金庸的小說。這就比柳詞的流傳要廣得多了，有世界性了。「天涯何處無芳草」？今天的天涯海角，何處無中國人？何處沒有中國人的聲音？何處沒有金庸的武俠小說在流傳？有些地方甚至有翻譯成外國文字的金庸的武俠小說，外國人也在看金庸，也要看金庸。說金庸的讀者數以億計，當不為過。

這樣的情況恐怕是他當初執筆寫武俠小說時所想像不到的。他為世界開闢了一個武俠的時代，也為武俠小說開闢了一個世界。

武俠小說的流傳初時是依靠報紙的連載，於是他就想到要依靠武俠小說來辦報，為報紙打開銷路，他這就創辦了《明報》，以他自己新的武俠小說作號召，用每天的連載來吸引讀者，武俠，加上別的種種手法，《明報》終於在激烈的競爭中站得住，站得穩，從一份小報，發展成為一份受到讀者歡迎的大報。

金庸本來就是辦報出身的。從在杭州《東南日報》充當英文電訊翻譯開始，到上海《大公報》繼續從事英文電訊翻譯，最後轉到了香港《大公報》，從英文電訊翻譯轉到國際新聞版編輯。一九五○年《大公報》的晚報《新晚報》創刊，他擔當了副刊的編輯工作，在一場轟動港、澳的吳（公儀）、陳（克夫）擂台比武後，梁羽生以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展現了武俠小說的新面目，這以後，金庸就以《書劍恩仇錄》續開新天，從此舒展了他幾十年的談經論劍的武俠小說生涯。他的武俠小說和《明報》不可分，武俠日益發揚，《明報》日日上漲。

金庸既是《大公報》出身的，自然記得新記《大公報》吳新昌、張季鸞、胡政之三傑的辦報方針，以「文人辦報」，作「書生論政」，是「不黨、不私、不盲、不賣」。《明報》創辦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末，六十年代之初，正是整個大陸上反右、大躍進、逃亡潮、文化大革命一浪接著一浪湧來之時。西方輿論，流行反共，《明報》託庇於港英殖民統治之下，適應潮流，所論之「政」，自是反共之論，於當年抗日戰爭前夕《大公報》提倡抗日救國之論未必得當政者歡心得形勢有所不同。《大公報》當年以敢言得讀者叫好，《明報》後來的反共言論，自然也因為說出了讀者心中要說的話而受到欣賞，但卻沒有當政可能橫加干涉的威脅，享受到的是較為寬鬆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就缺少了「文人辦報」、「書生論政」的甘苦。

但《明報》卻因適應時勢，迎合潮流，大力反共而得到成功，成為在港、台、海外有影響力的一份報紙。

文革以後，香港漸入回歸日期，金庸以「基本法」草委、籌委身份，擔當了重任，卻以偏於保守，漸為群眾不滿，於是而發生了群眾到《明報》門前示威，焚燒《明報》報紙的事。這應該算是他辦《明報》的一次失敗吧。

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金庸電視中揮淚陳詞，甚得好評。「六四」是解放軍以坦克、槍枝血腥鎮壓學生，其後金庸就任了浙江大學的文學院長，突發高論，說他認為新聞工作者應學解放軍，隨時聽軍令號召，為國家效命。這和他在「六四」時揮淚的情況正好相反，「六四」時譴責解放軍的他，這時卻要人們去學解放軍隨時聽令，保衛國家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敗筆，是他的辦報精神失神，辦報思想的失敗吧？

作為作家，他的武俠小說雖可能有小疵，但大處還是十分優秀，無愧於頂峰之作。這是他絕對的成功。

然而作為報人，辦《明報》而支撐得住是他的成功，但引得群眾火焚《明報》，以至大放厥辭要新聞工作者學解放軍，就實在叫人不敢恭維了。他的辦報工作和思想，應該說是有成有敗的。

金庸辦《明報》，有成有敗。金庸不辦《明報》，沒有成只有敗。一九九一年，他在幾經選擇以後，把《明報》賣給了于品海。他認為于品海是可造之材，將在他手上接過《明報》，辦得更好。還有一個說法，說于品海長得像他在美國英年自殺的大兒子，最適宜做他的傳人。他甚至因此把《明報》以較低的代價出售給于品海，認為他一定能把報紙辦得更好，發揚光大。可是，《明報》就在這高估、低價的情況下，轉到于品海手上。誰知于品海志大才疏，先是辦了和《明報》形式不同的一份報紙，出版了幾個月就停刊。後來又投資辦電視，也失敗了，賣給了台灣的辜振甫家。最後是連《明報》也留不住，終於把它賣給了南洋富商張曉卿。

這是金庸在辦《明報》上最後的失敗。也可以說是他在不辦《明報》上的失敗。

金庸另有叫人敬佩之處，是他，不僅僅以做頂峰的作家、有成有敗的報人為滿足，他還以垂暮之年，學而不倦地要做一位有真才實學而不是徒有虛名的學人。

他著作等身，寫了十幾部武俠小說，享有世界聲譽，但他並不滿足，雖然得了劍橋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卻還要去劍橋讀真正的博士學位，成為一個名實相符的歷史學家。他的小說已經不少歷史學識，但他卻要在歷史學方面作深入的研究，不僅僅享一個虛名。

他已經受任浙江大學文學院長，可能正是有人認為他在學問上還不夠資格做院長，帶博士生，終於辭職不幹，寧願到劍橋去做一名學生。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學不倦，這實在使人敬佩。其實他大可不必如此。學無止境，「路漫漫其修遠兮」，可以上下而求索，也可以不上下不求索，學問自有後來人，何妨放下，自在，這真是何等自在﹗

（二○○五年七月七日）

附記（羅孚）︰

石貝的《我的老闆金庸》，告訴了我們許多關於查良鏞和《明報》的事以及他的家事。我和他雖說是老朋友，但對於老友所知還是不多。這裏想補充一點，是關於金庸的婚姻的。許多寫金庸的書對這事都沒有提到過，都被遺漏去了。一般寫金庸的書都說他結過兩次婚，一次是朱玫，一次是阿MAY。

其實是三次。朱玫之前，他還和一位名叫杜冶芬的姑娘結了婚。這位姑娘是杭州美女。

金庸從上海來香港時，兩人是一道來的。她曾在長城電影公司擔任過場記。後來不知怎麼，兩人分了手。她一個人回杭州去了。那時候，金庸住在摩里臣山道，附近不遠就是杜老誌道和杜老誌舞廳，因此有人就開玩笑地替這位杜姑娘起了一個外號，叫她「杜老誌」。這和舞廳杜老誌完全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