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聞名的武俠小說家，也是成功的資深報人。但因1988年香港「查良鏞政改方案」風波而遭非議。本文以深入的論述方式引致業內關注。】

通常一位公認的成功人仕，是不太重視接著會出現的一次成功或失敗的，尤其在一個穩定的社會，一次衝擊很難動搖一個人已擁有優勢。查良鏞在他那渣甸山別墅俯視山下的民主浪潮時，相信很明白這個道理，他不會認錯，也不會退卻。

查良鏞於今日香港，無論在文化界、商界以及政界都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人稱「大俠」。一年前創刊的「資本雜誌」，將他列入「香港億萬富豪榜」排名二十七，他是這個百人名單中唯一的作家（報人則有胡仙、東方及成報的老闆）他名下的財富，估計達港幣八億，包括明報的股權、小說的版權及大量物業。

在查良鏞的一生中，如果說有過一次危機，那是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時。1988年2月北京「讀書」月刊介紹金庸時，不諱言查良鏞當時是支持港英「鎮暴」的，因而被左派罵為「豺狼鏞」、「大有必欲去之而後快之勢」。最近，他也透露暴動時有人圖謀火燒與槍擊他，他受香港警方保護直至文革後。

隨著文革結束，查氏六十年代以來的政治立場，不僅受到台北的欣賞，也為中共所諒解。七十年代，他成了台北的貴賓，八十年代又成了北京的貴賓，1985年更步入決定香港未來的立法殿堂。不料，在此躊躇滿志之時，他的第一個政治作品：關於九七後的香港政制方案，卻同三十年前他的武俠處女作《書劍恩仇錄》的命運完全相反，剛一出籠就引起香港的抗議潮，大學生公然去明報門前燒明報，民主派舉行示威遊行和接力賽式的絕食，基本法被象徵性的焚燒。也許，「查氏風波」也會像1986年香港反核運動一樣，不用多久就會沉入歷史，但此刻的大俠內心該是心潮難平，如果有某種危機感，亦不足為奇。無論如何，查良鏞已經在香港歷史最重要的半個世紀中佔一席位。

現在，我們的視線不妨從主流方案的繁文褥節中轉移出來，把查大俠當作一個典型，細說從頭，也許另有一番景色。

新聞自由是香港人最珍惜的價值觀。這是2003年50萬人七一大遊行的報導（明報）。
這次反23條立法示威導致董建華連任中途下台。
金庸主持的明報，在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新聞自由的一面旗幟。但是他後來在大陸發表的言論令人失望。

家庭與《大公報》時期

查良鏞是他的學名，小名宜生。他的生辰名冊記錄是1924年2月6日，今年六十四歲。另一備考的出生年代是，查氏1981年見鄧小平時，鄧問他是否與趙紫陽同為六十一歲？查默認未有異議，故應為1920年生，今年六十八歲。查氏籍貫是浙江海寧，同香港船王包玉剛的故鄉寧波，中間隔著一個杭州市。熟讀金庸小說者當記得「書劍」的主角陳家洛，就是出生於海寧的名門望族。

查良鏞的家世，最近有新的披露，過去的資料說，他家是海寧縣袁花鎮新偉村的大地主，祖家赫山房，母親查徐氏是詩人徐志摩的堂姑母，查良鏞由後母顧秀英養大，查有兄弟良鏗、良鉞，妹良鏽，父親則未與聞。直到今年五月北京「團結報」，才報導查父查樞卿死於鎮反而於1985年獲平反的消息。

該報並透露了查父平反後，查良鏞致浙江副省長的一封「感激異常」的信，並表示該案「牽涉甚多社會歷史原因，大時代中變亂情況複雜」，謝謝再三。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看到的查良鏞及家族的一次表態。按道理，如果殺錯了人，殊無理由作此卑恭的謝詞，何況一位善寫仗義行俠故事的作家，除非真是案情「複雜」。值得留意意的是，查氏1985年6月20日獲提名為基本法草委，查父之平反在同年七月廿二日，難免予人以統戰的聯想。

查良鏞1948年隨《大公報》來港，當時二十四歲。日軍侵佔江浙，他隨家人去重慶，讀完中學入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1945年抗戰勝利後，在杭州《東南日報》當記者，後入上海東吳大學進修國際法，1946年，進入上海大公報做電訊翻譯。

很了解查氏的羅孚曾回憶說，查氏1950年曾辭去香港大公報的工作北上京城，毛遂自荐於外交部，被拒後返港重入大公報「幾乎不得其門而入」。家庭出身「不好」豈能做外交官的道理，查氏當時顯然不懂，羅孚幽默地寫道：「當年如果不是失而是得，還會有後來的金庸、今天有查良鏞嗎？」身陷囹圄的前新晚報總編輯羅孚寫出這段逸聞，想必是感觸良深吧！如果查氏不跳出左派圈子，留在香港成為另一個羅孚，上京做官最多也不過是另一個李後、魯平罷了，誰又可以逆料呢？

查良鏞到底棋高一著，這是他比那些時至今日尚無「突破」的港共老左派的高明之處。他先後在大公、新晚又大公，編國際新聞和副刊至1956年，然後又在左派長城影業公司待了兩年，至1959年脫身創辦《明報》，前後在左派營壘泡了近十年。

二十四歲到三十四歲這是人生無悔的青年十年，查良鏞在1981年一次訪問中談到對左派機構作風的不滿，他討厭時時開會，自我檢討，一個劇本要大家討論通過……但是，他到底熬了十年，磨煉了性情，也磨利了一枝銳筆。

婚姻與家庭

查良鏞的婚戀家庭生活，可考者不多，據悉他前後有過三任夫人。結髮妻子，人稱「杜四娘」，乃江浙書香人家之女，她隨查良鏞來港後，不慣南粵生活，於五十年代初返回大陸。因此，查氏在五十年代熬了幾年單身寡佬之苦。其中一個插曲是查氏在「長城」時曾追求過有傾城之美的明星夏夢，夏戲稱查氏為「姚家阿姨」，於是查氏又多了一個筆名「姚嘉依」。查氏編導的「絕代佳人」，即由夏夢主演。那時，查氏寫影評，用「林歡」筆名。

二任夫人朱玫，人稱創業夫人，是明報初創時的記者兼編輯。大約在1966年明報從灣仔遷入北角現址之後，夫婦感情開始疏遠，後來，移民英美。與查氏辦了離婚。朱為查氏育有一子二女，均隨其母在外國求學，查氏常前往探望，1981年查氏北遊大陸，亦曾攜其一子一女隨行。

第三任夫人即現在這位不時露面的林樂怡女士。他們相識到結婚十餘年。據說這位夫人也是金庸小說的愛好者。

同太平山下的大小富豪相比，查良鏞的家庭生活看不到更多的戲劇性、他有選擇，卻沒有那些風流文人的情絲纏身。他被描寫成可以成天關在家裡看書，極為內向的人，不喜應酬、不善詞令、下圍棋是他最大興趣，無人對奕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年輕的查氏據說還學過芭蕾舞，在大公報的晚會上表演過獨舞。

創辦明報，金庸之名傳四方

1959年，查良鏞創辦明報時，已經是一位盛名遠播的武俠小說家，據說當時已有三萬名金庸迷，這是他辦報的動因之一。另一原因據他說是對左派的失望。「無謂打工受氣」。

查氏寫作的筆名除金庸外尚有林歡、姚馥藍(Your Friend)等，明報出版後便只有一個「金庸」，七十年代在倪匡的鼓吹下，台灣搞過一陣金庸熱、金學研究會。

小說暢銷不說，寫個電影劇本也可賺三千元（他在大公報的薪水才四百元），但是辦報卻談何容易？初時只是四開如大陸「參考消息」式的小報，主要賣的是金庸武俠小說連載，幾千份銷路自然捱得十分艱苦，嘗試過一段色情路線，也不成功。最初的十萬元股本由查氏和沈寶新以八二比例湊集，工作人員除查氏夫婦與沈寶新外還有一個潘粵生。股本蝕得七七八八時，一度員工薪水只能付出八成。

不到一年，情況開始好轉，但明報建立一張穩定的知識份子大報地位，銷路取得大幅上升的原因，是成功地抓住了三個事件的報導與評論，即1962年大陸因大躍進災難造成的逃港潮、1964年對中共發展核武器的辯論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這三大事件上，查良鏞旗幟鮮明，擺開與左派公開決裂的姿態，不怕「反共」「賣國」的大帽子，贏得了許多讀者的同情與喝采。如果對此解釋為一種商業手法是很不公平的，這三大新聞的成功，顯示查氏當年過人的道德勇氣與思維能力。尤其是對中共（陳毅語）「寧要原子、不要褲子」的痛擊，是不少香港左派和民族主義者至今沒有過關的問題。

明報的成功，當然不是金庸一人的功勞，一班老臣子都克盡其責，如潘粵生、雷坡、陳非、韓中旋、王世瑜、司馬長風、丁望、林行止等人，現在這些人或留任、或另立門戶、或過世，都是獨當一面的大將之才。

但是，近幾年，明報已失去昔日的風光，銷量也從最高三十萬份一路回跌，金庸為挽回局勢進行內部整頓。年輕人和老職員的關係不協調，從不炒魷魚的低薪政策亦引來不滿，三年不加薪，逼人不得不辭職。另一方面，又實行高薪政策。月薪數萬、年薪百萬地挖角、拉人，讓「學院派」當家，造成內部派系滋生。

和中共的關係

這次主流方案事件，公眾對查良鏞最嚴重的指責就是他和中共的關係。坦白地說，他是否投共？誰也沒有證據。但是，辦報方向的搖擺已使不少讀者變得很敏感。最近大陸朋友說，他們看到「參考消息」那樣快地轉載明報指控方勵之的文章，都認為是明報和中共的一種合作。據傳明報內部對中共的批評曾規定若干界限，有一次漫畫家尊子詢問能不能點名批評鄧小平，金庸回答得很妙：「你不是已經畫了嗎？」很多人說，一張在大陸若有上萬份銷量的報紙，它敢得罪中共嗎？

我們不能假定查氏的財富慾望已經滿足，但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卻是更重要的事實。1981年7月，查氏應邀訪問大陸，接受當局國賓式的「最好待遇」，仔細讀讀他返港後發表的談話，會感到查氏對鄧小平政權有一種絕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認同與回歸感，他坦稱對鄧「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欽佩鄧小平的風骨」，這是真心話。

最近查氏公開說他「曾與中共鬥爭二十年」，應對此話加以注釋：所指中共，實為中共極左派。明報六十年代起對中共周恩來為代表的一派的支持，從未改變過，查氏把鄧當作周的傳人而禮拜是合乎他的邏輯的，這應是明報即查氏傾中政策的深層原因（筆者在周恩來逝世十週年時，曾與明報就評周的問題有過論爭）。

明報在七十年代後期要改變導致巨大成功的反共形象，金庸有無一番內心掙扎？一個傳說是有關於他轉向佛門的解釋，一說與他的家庭遭逢有關，一說是他處在中共關係的痛苦抉擇之中無法超脫。他見了鄧小平歸來說：「近年來我信佛教，對一生所犯的各種錯誤內心慚愧，更加盼望努力對別人好些。」錯誤何所指？這是值得推敲的。

查良鏞常被人推崇為學貫中西，但實際上他是非常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一個有專業外語能力的報人卻潛心於古代題材的武俠小說創作近二十年，他對周鄧的崇拜，同士大夫傳統的忠君情懷沒有二致（忠君也是周恩來的政治特色），他對明報的治理並無多少西方企業精神可言，現在他終於走上了一個更高的理想層面：參與治港。

我們終於透過查氏的家庭和事業，看到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種常見的弱點，在憂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斷和危機感，並有所承擔，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恃，包括對待權力的誘惑。

直到最近，他還發誓九七時一定不做行政長官和議員，過去決定從政時也表示停寫社論，尊重新聞自由，不佔同行便宜。但是，為了推銷他的主流方案，維護他的英明形象，又不惜執筆鼓吹，而且，和左派文匯報緊密配合發表一篇又一篇擁查文章。廖瑤珠（知情的草委之一）更指陳他在廣州和中方合謀製造主流方案，三十年前他厭惡的政治方式，竟又重現在他今天的政治活動之中。而面對記者協會要求他辭職的聲明時，甚至不顧一向保持的紳士風度，對兩名記者進行個人攻擊，並指記協「搗亂」，一再表白自己的大公無私，為國為民。也許，查良鏞再也不是一名報人和作家了。

人說查良鏞之發達一世夠運，政治上他又何嘗不是夠運？在九七的夕陽晚照中，渣甸山的查氏花園別墅比北角的明報大廈更具象徵價值。1967年危機中，有港府警方保護他，他並未逃離香港；在今天的危機中，他的保護者也許更強有力。

查良鏞已近黃昏之年，但是美麗的夕陽令他欲罷不能，他說香港不能少了他這個為香港長期服務的人。他無心另作選擇。但我們很熟悉，這種救世主般的使命感是北京式的，而不是香港式的。

（注：本文原署名牧夫，是本刊主編金鐘早期常用的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