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暹羅鑾披汶上台執政，1939年6月把國名改稱泰國，意為「自由之地」。1938年，暹羅與日本簽訂《日暹新條約》。為了幫助日本實現「大東亞文化圈」的戰略目標，親日的泰國政府展開了禁絕華文學校的活動，進行排華。次年8月，鑾披汶政府封閉曼谷八家華文報，並大規模查封華校。到1940年6月，全泰293所華校蕩然無存。

在廣州的日子（二）

 

散 步

在廣州華僑補校的日子，我們晚飯後總要出來散步。通往黃埔、魚珠的公路一時充滿穿著各式各樣服裝的僑生。向西走經過華南工學院和崗頂的行政學院到郵局，最後到達一排木屋的店鋪，那裏有印尼歸僑開的小食店，賣炒河粉和一些印尼小吃。那時剛把人民幣提高一萬倍（1955年3月1日起），新的一元等於舊幣一萬元，100元的郵票也改成1分。港幣100元固定換人民幣42.70元，一直多年維持不變，直至「文革」才每況愈下，越換越少，記得最少時每100港元只能換20元人民幣。民間人們買東西，仍習慣把一分錢叫作百錢。

向東走較遠可到華南農學院，那裏有許多梅樹，冬天滿樹白花，十分好看；春天則結滿了梅子。

華南農學院的前身最早是1909年成立的「廣東全省農事試驗場附屬農業講習所」，1917年更名為「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1924年併入「國立廣東大學」，更名為「國立廣東大學農科學院」，1931年更名為「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1952年底中共進行「院系調整」，把「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私立的「嶺南大學農學院」、「廣西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病蟲害系（部份）合併組建為「華南農學院」，1984年9月再改名為「華南農業大學」。

 

農學院原有一塊奠基刻石，上刻「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國立中山大學農學院奠基於此。董事胡漢民蕭佛成鄧澤如林雲陔陳濟棠許崇清林翼中區芳浦鄒魯立石，校長鄒魯書石」。字寫得十分漂亮，是當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所寫。「文革」時，「奠基於此」四字及其後董事胡漢民等人的名字被紅衛兵用水泥塗抹，中共篡改消滅歷史的惡作劇此一時期達到了頂峰。好多年後，校內多棟舊建築依然能見到被塗上文革標語的痕跡。

1952年的院系調整，主要是要把中華民國時期仿效英、美式構建的高校體系改造成蘇聯式的高校體系，令中國的教育模式全盤蘇化；大力發展獨立建制的工科院校，而綜合性院校則明顯減少，元氣大傷；理工分家與專業設置合併；私立和教會大學被撤銷，有名的金陵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私立南通大學等從此走入歷史。通過「院系調整」，中共實現了對大學教育的全面控制，高等知識份子的厄運於茲開始！

有時到郵局買紀念郵票。 郵局有一老婦在賣寄包裹用的小木箱，她是郵局職工的家屬。向她買木箱，她會用綠色的火漆條幫你為木箱封口，在燒熔的火漆上蓋上你的印章。如不買木箱或不買她的木箱，郵局職工便會諸多挑剔，非要你買所謂「合規格」的木箱不可。

我很喜歡散步，與三兩知己，一路走一路談心，最寫意不過。

爸爸秘密回國

 

1956年夏天，我爸爸秘密回國。因為那時中國的新政權仍沒有和柬埔寨建交，金邊仍有台灣國民黨的領事館，所以還不能公開回中國。不過西哈努克已醞釀和中共建交，又聽說周恩來很快便會訪問柬國，所以爸爸便大膽地回國。

其時爸過去在上海的老同學邱及已在北京中僑委當亞洲司司長，他因腸病腸被切了一節，所以爸也給他帶了一些藥物。邱及是揭陽人，1926年就加入中共，後來到泰國及法屬印度支那搞共產活動。媽曾經對我說：邱叔叔是一位才子，不但會畫畫，還拉得一手好二胡，又懂世界語，是國際世界語協會會員、語言學家。後來在寮國，邱及叔被法國殖民政府逮捕入獄，卻因法國人監獄長也是世界語協會會員，惺惺相惜，把他給放了。

因為爸是柬埔寨華僑教育界回國觀光的第一人，很受重視。到北京後，邱及叔安排他到東北參觀。那個時候，東北是中國的重工業基地，得到國家的優先發展。離開北京前，僑務局人員陪爸到新華書店買了許多書籍和掛圖，裝滿了一大皮箱。爸要付款時，他們卻搶著付了。爸當然很受感動！我們當時並不瞭解，他們通過爸帶書和掛圖出去，對華僑起了很好的宣傳作用。事實是，爸回到金邊後，把各種掛圖裱好，其他學校都搶著來借用，包括最高學府端華學校。

回金邊前，爸順便到了一趟汕頭，探望老母親和過去在海外的一些同事朋友，如南越堤岸南僑中學校長王貫一、教導主任郭湘萍，教師杜澄洲等。爸在汕頭大廈請他們吃飯。他們十分羨慕和感嘆爸這樣受到國家的隆重款待。對比之下，他們過早回國定居，便沒有這種「恩寵」了！

那個時候，人們怎麼能理解共產黨的政策和用人策略。共產黨對待人，入到彀中和仍在彀外是完全不一樣的。你在彀外，為了爭取你，會對你百般籠絡禮遇；一旦入了彀，便只有乖乖聽話，不可「亂說亂動」，否則會棍棒皮鞭監獄勞改勞教場隨時侍候。沒多久，王貫一便在汕頭金山中學校長的職位上被打成「右派」；杜澄洲認識到政治的險惡，趕緊申請提前退休，被批評為「革命熱情衰退」；只有郭湘萍因「檢舉揭發」有功被提升為文教局副局長，兒子也被送到蘇聯留學。

在北京，邱及叔告訴爸爸，說柬埔寨就快與北京建交，周總理和賀龍等年底要去柬埔寨訪問，囑他回去先做工作。有關部門給他介紹了陳揚，當時是我們家鄉普寧縣的縣長，說先派陳揚率經濟代表團去金邊，為周恩來的訪問作準備。爸回金邊後傳達了這個信息。不知誰告訴他，說如果在飛機油中放點白糖，飛機就會爆炸。他很緊張，親自去見空軍司令吳伯符（海南裔）反映這個情況。吳伯符笑笑說，先生放心，屆時我自己開飛機，並親自給飛機加油，絕對沒有問題。

陳揚到金邊後，爸爸給他們介紹了一個十分可靠的司機陳奇文，來自菩薩市（Pursat），一直做到赤柬奪取政權後。聽說奇文兄後來也死於赤柬的災難！

1956年11月22日，周恩來和賀龍等訪問柬埔寨，我爸和伯父都獲接見，照了相握了手。1927年8 月1日中共南昌起事失敗，退走潮汕，我伯父曾代表汕頭商會歡迎過共軍，認識了賀龍，因此三十年後得以參與盛會。

爸爸與周恩來握手，顯得十分謙恭

伯父站在周恩來和賀龍之間，面目已經模糊

只是好景不長，當中共1957年從南越西貢把大批地下黨員召到柬埔寨之後，曾經被利用的非黨員左傾知識份子便被棄如敝屣。當金邊華僑教育界的親台人士被趕盡殺絕之後，他們便向曾經的同路人開刀。爸和其他人創辦的私校被誣衊為「學店」，「剝削」教師。從這時起，爸已再沒有利用價值，被排除出他們所謂的「進步」圈子。「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這是中國歷代帝王所用的策略，毛始皇把之發揮到極致。

這也符合中共奪取政權後毛始皇實行的第二個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那些曾為中共出生入死，長期埋伏，等待時機的地下黨員，等來的卻是降級、控制、淘汰，無數次的審查甚至被迫害致死，何況海外那些癡心華僑。爸幸而在海外，如果在國內，以他那耿直的性格，不死也會被剝掉一層皮。邱及叔在「文革」時不就受到殘酷迫害麼！

第一次回汕頭

1957年新年，我第一次回汕頭。在汽車上我碰到一個潮安人，他是幾年前被移民去黑龍江密山農場的農民，此次是請假回鄉。潮汕地區人口稠密，而東北寒冷地帶地廣人稀，便來潮汕移民去那裏耕種。

那移民告訴我，當初移民時對他們宣傳說那邊如何如何好，保證天天吃白米飯，但事實上吃的是雜糧，哪有那麼多大米？生活很不習慣，很多人都後悔，但卻不能走。他說，冬天冷到零下30—40 ℃，他們不願出工，因實在太冷，領導也沒有辦法。他說這次獲准回潮汕，他要賴著不回東北去。

車行了一天才到海豐縣鮜門鎮，要停下來過夜。那時候的廣汕線汽車，廣州到汕頭要走兩天，全是老爺車，有的還是燒火炭的，在車的後面背著一個大圓筒燒炭鍋爐，每小時只能走30公里左右。一下車，便有許多人搶著來幫你提行李。我一時很緊張，不知他們是什麼人，便緊緊揣著我的行李不放。原來這些人是鮜門一些旅舍的夥計，他們是來搶客，爭著幫你提行李，好到他們簡陋的旅舍過夜。我自己提著行李，找到一家看起來比較像樣的「華僑旅社」，離車站還不近呢！所謂客房，實際上只是用木板釘成的陋室，只放著一張不像樣的睡床。我和那移民到飯店吃飯，點了一碟油炸鰻魚，好大條。那時吃的東西很便宜，因為店還是私營的，有競爭。

第二天到了汕頭，見到未曾見過面的親人，很高興！我的堂姊（伯父的長女）特別熱情，能說會道，使我大為感動！祖母雖然眼睛瞎了看不見，也十分高興！我是一個比較內斂的人，不會一見面就「燒腳燙手」，表現得份外熱情。人貴在真誠，而我的真誠是藏在心的深處。

第二天，祖母向我要兩角錢。我問她要兩角錢做什麼？她說要買香燭拜神，慶賀我的歸來。我想祖母眼瞎出不了門，給她錢也沒用；主要是我不相信這一套，便說不用拜，沒有給她錢。我真笨！沒有想到這會傷老人家的心，以為我吝嗇。祖母沒說什麼，但事實上她是不高興的！

第一次回汕，堂姊帶我拜會一些親戚。我不認得地方，隨著她到處走。我去拜訪了郭湘萍先生，他用手輕拍我的肩膀，叫我「爭取入黨」。這是當年「積極要求進步的人」的慣用語。

我第二次回汕是在「全面公私合營」之後，在鮜門下車時車站已經靜悄悄，再沒有一個人來接車搶行李了。吃大鍋飯的弊端這時已露端倪。國營企業（或公私合營企業）的工作人員為什麼服務態度一定比不上私營企業，因為大家都吃一樣的飯，何必太過賣力。「為人民服務」說起來好聽，其實只是一句空話。「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便表現在這裏。

連遠東以及在華僑小學聯歡

初三乙班有一個同學連遠東，是西貢僑生，彈得一手好吉他。他能把吉他平放，帶上金屬指撥，彈出樂韻悠揚的曲調來。同學們都很欣賞他的琴技，在宿舍裏往往要求他彈上一曲。

我曾經喜歡手風琴，也接觸過曼陀林（mandolin）和班卓琴（banjolin）等樂器，甚至還初學過鋼琴，但結局是一樣樂器也沒有學成。因為我一向注重功課，沒有時間專心學琴。我每見人彈琴，手法如飛，總由衷感到羨慕，真可惜自己沒能學到。

雅平的媽媽朱惠清回廣州後，被安排在華僑小學教書。華僑小學位於當時新建的華僑新村，那時算是廣州郊區，好像覺得很遠似的，現在已經和市區連成一片，不覺得遠了。1956年全廣州市僑生曾在華僑小學舉行大聯歡，大家在草地上拉大圓圈跳集體舞，這是當年的時尚。

到廣州後，隨即與吳靜修老師通信。她1948年從金邊回家鄉揭陽漁湖探望老母親，家鄉「解放」她很高興，便留下來在漁湖小學教書，不但熱情很高，還潛心研究教育學和心理學，是揭陽縣的模範教師。她告訴我她女兒王楚瓊已「入了團」，鼓勵我努力爭取。「反右」後她不再給我回信，我猜疑她也成了「右派」，真不幸而猜中。一個愛國華僑，惑於共產黨的宣傳，毀掉了自己的一生。吳老師死於殘酷的「文革」！

高中文學課本

1957秋季新學年，高中的文學課本是張畢來主編的新課材，根據中國文學發展史，從《詩經》開始一路講下來。全書分六冊，前四冊是古典文學，第五冊是近代文學，第六冊是外國文學。如果高中三年讀完六冊文學課本，就有一定的文學底子了。

因為一開始就教古文，便出現一個師資問題，沒有多少人能教。補校找來找去，找了一位教歷史、昔年曾留學日本的老教師來應急。他姓羅，客家人，應有60歲以上。一開始他就承認是拉牛上樹，因文學不是他的本行。事實上，羅老師也只能照本宣科，談不上什麼水準。

高一讀世界史，教歷史的女老師據說「肅反」時被「整肅」過，因而不苟言笑，講課十分小心，毫無表情。不過她的課講得十分好，準備得十分嫻熟。

文學的第一課《關雎》，一下子就把我給迷住了。「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麼美麗的詩句！後來到了「唐詩宋詞」，我更愛得不行。不過老師只能照字面講，連平仄也沒有涉獵過，更不用說教我們寫詩填詞了。可能他自己也不會。

班上有一位越南僑生黎灼生，在西貢時當過雜技演員，會表演汽車過腹。他讀過一些古文，但不會講「國語」。讀杜甫的《兵車行》時，羅老師叫他背誦，他說只能用白話（就是廣州話）背。老師說「可以」，他便「車轔轔，馬蕭蕭」地背了起來。

可惜這套課本最後並沒有教完，代之以學校自編的補充教材，學習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工人說話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等。

反「右派」

這一年毛澤東叫人們「大鳴大放」，保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於是許多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便向執政的共產黨提起意見來。這期間，人民日報、文匯報、光明日報都大量登載鳴放文章。我們這個時候雖然對政治不感興趣，卻也頗注意一些鳴放的內容。

「黨天下」論：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提出，說整個國家的一切職位「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就是「黨天下」。

  

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何況「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

「殺共產黨人」：人民大學講師葛佩奇認為中國革命不一定非共產黨領導不可。他說：「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共產黨員不應以為「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沒有共產黨，中國人也不會賣國」。

這種反對把共產黨當作「救世主」的提法，並非一定沒有道理。事實上，許多當權的共產黨員已經逐步腐化變質，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危害。後來「反右」時葛佩奇的發言被斷章取義，說他要「殺共產黨人」，成了他最大的罪狀。

鳴放發言時，糧食部長章伯鈞提出成立「政治設計院」，林業部長羅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員會」，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後來他們兩人被搆陷為「章羅聯盟」，說他們要與共產黨分庭抗禮，是為全國的最大「右派」。

1936年5月，沈鈞儒、鄒韜奮等追隨中共，在上海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並與中共談判，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救國會的七個領導人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章乃器、王造時、史良和沙千里被國民黨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吊脆的是，1957年，章乃器和王造時都成了大「右派」。

   

左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

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和清華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是學生「右派」中的表表者。林希翎參加過所謂的「抗美援朝」，曾是一個「志願軍」。她的罪狀最大，說她「上竄下跳」，到處「煽風點火」。林希翎的「右派帽子」最終沒有被「摘掉」，直至她2009年9月22日在法國去世。2005年6月林希翎曾來香港出席一個會議，我去聽了她的講話，什麼內容已忘記了，卻為她拍了一張照片。

  

右：老年林希翎（2005.06.25攝）

「反右」最主要是打擊敢於大膽提意見的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最主要是民主同盟。民主黨派辦的報紙光明日報和文匯報受到了沉重打擊。文匯報總編浦熙修也是個大「右派」。

文藝界的大「右派」有：丁玲、馮雪峰、白樺、劉賓雁、王蒙、劉紹棠、鄧友梅、秦兆陽……

電影界的大「右派」有：吳祖光、石揮、陶金、陳歌辛（作曲家）……

教育界有：錢偉長（清華大學副校長）、費孝通……費孝通寫了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說知識份子的處境像早春天氣一樣，乍暖還寒。文章被認為是「大毒草」。

「餓死邊緣論」：廣東最出名的「右派」是老同盟會會員羅翼群。他說廣東的農民處在餓死邊綠，所以是散播「餓死邊緣論」。為了批判他，特意安排他從廣州回家鄉梅縣地區實地考察，預先佈置農民包圍他，說農民對他的「餓死邊緣論」十分氣忿；說若沒有公安保護，羅翼群會被農民打。這是共產黨慣耍的老套套。可悲的是再過幾年，農民便真的成批餓死！

羅翼群

絕大部份「右派」是中國人中的精英。他（她）們當年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全力支持共產黨奪得政權，怎料到頭來反被共產黨一棍子打死，從此不得翻身，方才體會到專政獨裁者的心狠手辣。像儲安平，他早在1947年就已經明白，「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他還在同一篇文章《中國的政局》（《觀察》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中說：「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是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奇怪的是儲安平當年對共產黨的法西斯本質已經認識得這麼透徹，卻還留下來等待共產黨對自己的清算，真令人不明白他究竟是怎麼想的？「文革」一開始儲安平就被抄家被批鬥，自殺一次未遂，1966年9月失蹤，從此沒有人再見到他！

周璇之死

周璇在香港時因受過一些刺激，精神有點失常。拍《清宮秘史》她演珍妃，唱了一曲「月下的祈禱」。1950年周璇從香港回上海養病，據說「肅反」時被認為有「問題」，便神經了！

1957年「鳴放」時，聽說名作曲家陳歌辛為周璇鳴冤。陳雖被劃為「右派」，但周璇的問題不能不引起「上頭」的重視。一個出身於貧苦的藝員，說是在舊社會受過迫害，但在所謂「新社會」，又如何呢？　　

周璇終於被送入醫院治療。1957年中，我們在補校看過一個短記錄片，說是周璇「經過黨的悉心治療」，病情已經大為好轉，相信不久就可以重新與觀眾見面。記錄片有一個鏡頭，周璇站在鋼琴邊練歌吊嗓子。我們都很高興！可是不久，就在這一年秋天，傳來了周璇去世的消息。一代「金嗓子」，終於悲慘地離開這個她曾經留戀的世界，遺下「一個兒子」周民，由趙丹、黃宗英夫婦撫養。

周民

周璇去世，黃宗英在《上影畫報》上有一小塊紀念文章，題目是《璇子，安息吧！》，全文如下：

「親愛的璇子姐姐，你嘗盡了舊社會給予一個女演員的痛苦，你還沒來得及在新社會裏和我們一起愉快地從事藝術創造，你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璇，我只想再和你談一件事，我怕你放心不下你的民兒，他未出世就被父親所棄，才入學又遭母喪，在你患病的這幾年中，你不能清醒地知道他的生活。他才十幾個月，你就已病得失去了撫育他的能力，當時我們劇影協會婦委會就把他送到劇影託兒所，後來他又在上影和市府機關幼兒園裏，在阿姨們辛勤照顧下，度過了幸福的學前期。今年暑假他考進了小學，像你不久前看見過的那樣，他長得健康、活潑、求知慾強、愛畫圖、喜歡唱歌，當然也很頑皮。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已經六年了，我和趙丹都把他當成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今後人們會因他失去了母親，而對他倍加愛護。在這美好的社會主義時代，就連孤兒也會成為最幸福的人，他將被我們的社會培養教育為一個好孩子，成長為一個對祖國有用的人。璇子，安息吧！」　

現在看了這篇文章，你會作嘔嗎？　　　　　　　　 　　　　　　

在這裏，黃宗英只提一個周民，沒有一個字提及後來被她稱為「那個人」的周偉，所以當時我以為周璇只留下一個兒子，被黃宗英和趙丹領養了。我1984到香港後才知道周璇還有另一個兒子，因為不被中共承認，所以「被失蹤」了！

周偉

周璇具體受過什麼衝擊，我們至今仍未能十分清楚，因為當年知道具體情況的人大部份已經去世，碩果僅存的人也不願說出，有的人還在厚著臉皮為中共塗脂抹粉，大談什麼「舊社會」「新社會」，實在是人性的大悲哀！當年陳歌辛（別稱「歌仙」）因為替周璇說了幾句公道話，便被打成「右派」，1961年初餓死於安徽白茅嶺勞改場。周璇雖因此「被關心被治療」，可惜已經病入膏肓，雖短暫迴光返照，也是一瞬即逝。　　　　　
　　　　
那時還傳說王丹鳳是「間諜」，說她的發報機藏在鋼琴裏，講得十分神秘。後來王丹鳳主演的《女理髮師》和《護士日記》上映，就等於證明王丹鳳沒事。我最喜歡王丹鳳楚楚可憐的樣子，看過她的電影有：《無語問養天》（和嚴俊）、《瓊樓恨》、《新紅樓夢》、《錦繡天堂》（和胡蝶）、《家》（飾鳴鳳）、《王氏四俠》等。

「雙百方針」、郭沫若「百花詩」和《秋翁遇仙記》

1956年4月底，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擴大會議上，陳伯達提出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毛澤東隨即在會議總結時說：「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學術上『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應作為我們的方針，這是兩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見。」

王丹鳳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中南海鄭重其事地向各界人士宣佈「雙百方針」的提法，說中共「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判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
意見的自由。」1957年4月10日，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雙百方針」的提出，令當時的文藝界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歡欣鼓舞，以為中國民主的春天已經到來。當時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並不是要把陸定一所說的那些「自由」恩賜給人民，而只是把「雙百方針」當作「引蛇出洞」的誘餌，誘使中國五十萬知識份子說出真話，然後再把他們一網成擒，打成「右派」。

毛澤東把他精心設計的「引蛇出洞」陰謀硬說是「陽謀」，充份表現出他強詞奪理的流氓嘴臉。早在1942年初，毛澤東在延安就創造了「陽謀」一詞。他曾對蕭軍說：「共產黨並沒有陰謀，只有陽謀。」（《蕭軍全集》，華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8卷，第537頁）

一慣緊跟毛澤東腳步的才子郭沫若為歌頌「大躍進」拋出了一百零一首「詠花詩」，陸續登在《人民日報》第8版上。當年的《人民日報》共8版，第8版文藝版是我每天必看的。他以每一種花為題作詩，有的引經據典，賣弄博學，但更多是把政治口號硬拼湊在一起，有的連語言流暢都做不到，令人「慘不忍讀」。如：

《向日葵》：我們的植物油　你可不要藐視　促進工業化　才好趕上約翰牛。」
《美人蕉》：我們總是嘔心喋血地從事生產　誰學得這種精神　就能又紅又專。
《雞冠花》：『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乘風破浪！』　誰還沒聽見嗎？　聾得太不像樣！」

當年曾經以《女神》蜚聲中國的郭沫若，最終只剩下對毛澤東的吹捧以博取毛始皇的歡心，讓自己保住高位，最後遭到人們的不齒。他後來與詩人臧克家競相註解毛澤東詩詞，憑空想像，任意拔高，互相矛盾；臧後期更出詩集歌頌勞改場的變種五七幹校，肉麻至極！他們是知識份子中的最大投機者。

剛好這個時候有一部叫《秋翁遇仙記》的電影，1956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吳永剛執導。這是一部故事片，根據《今古奇觀》中的一篇《灌園叟晚逢仙女》改編。而根據宋人編的《事物紀原》記載：武則天稱帝後，某一冬日在御花園上苑飲酒賞雪，看到雪中盛開的只有紅梅。她藉著醉意，突發奇想，要看到百花在雪中爭奇鬥豔，便寫下：「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放，莫待曉風吹」。寫完著宮女焚燒，通知花神，命令百花於第二天一齊開放。懾於武則天的淫威，第二天眾花紛紛開放，只有牡丹傲然不屈，不肯開花。武則天大怒，下令焚燒全長安城的牡丹，之後又把牡丹貶到偏僻的洛陽邙山。誰知牡丹一入新土，來年春天，滿山翠綠，花朵齊放，從此洛陽牡丹也就名聞天下。

《秋翁遇仙記》被批判為「大毒草」，吳永剛被定為大「右派」，揭發他借古喻今，拍《秋翁遇仙記》是藉武則天壓制牡丹花的故事攻擊《百花齊放》，說《秋翁遇仙記》是通過仙女和秋翁的相互幫助，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人情、人性，等等。

姚文元批判巴金

也就在這時，姚文元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連篇累牘批判巴金，批判巴金的作品宣揚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和個人奮鬥道路。

當時我不知道姚文元是何方神聖，但我以前看過不少巴金的書，如《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愛情三部曲》的《霧》、《雨》、《電》，《火》、《寒夜》、《憩園》、《還魂草》、《滅亡》、《新生》等。我對於這樣否定在青年中有極大影響的老作家，感到十分不解。

慢慢地我就懂得，在中共統治下的這塊專制獨裁的土地上，以極左面目鬥爭批判別人是快速向上攀登的捷徑。古人說「一將功成萬骨枯」，而現在是，只有踩著別人的屍骨，才能一步步爬上去。

少先隊輔導員

就在1957年這所謂「大躍進」的風口上，中共說形勢變了，把「人民民主專政」改為「無產階級專政」，「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也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共青團），我也被被選為補校共青團高中支部委員。當然，免不了有一大批御用文人和理論家寫大塊文章為形勢改變作註腳。事實上，從「專政」和青年團的改名已可看出當年毛澤東思想冒進的端倪。但那時大家的頭腦都發熱，恨不得一天就進入所謂「共產主義」，所以都很高興！

這一年補校建立了「少年先鋒隊」（少先隊）組織，我作為共青團代表為他（她）們舉行繫紅領巾儀式。先修班有一個姓熊的印尼僑生，年紀約30多歲，被派作少先隊的輔導員。但他卻對一個14歲的泰國女僑生動了壞念頭，先是入以遊詞，說「你長得很美，不知將來誰是你孩子的父親」，終發展到趁帶隊遠足之機，在一個小山頭用雙手攬住女孩子。這女孩也不是好惹的，一回校便告了輔導員一狀，於是我們便對熊輔導員進行了批評幫助。

後來生活經驗告訴我，黨、團員利用職權玩弄女生的事是層出不窮的，而以「文革」時期為烈。鳴呼！革命云乎哉！多少罪惡以你的名而行？！

蘇聯小說

整個五十年代是中蘇友好的「蜜月期」，有許多蘇聯小說翻譯出版，中國掀起了一股蘇聯熱，青年學生都爭相閱讀蘇聯小說，我也看了不少。最出名的莫過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寫他從小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生經歷。當年十分流行的小說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所說的話是：「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這些話被反覆套用，幾乎所有的青年學生都認同這些「革命套話」，願意像保爾一樣，為這「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出自己的一生。

  

書的插圖十分出色，我特別喜歡冬妮婭站在樹後觀看保爾釣魚的那張。冬妮婭喜歡上保爾，這是一種兩小無猜的真愛。但書從無產階級觀點出發，認為冬妮婭是資產階級小姐，最終只能與無產階級決裂，青梅竹馬的愛戀注定沒有結果！

王蒙說：「蘇聯文學的影響比蘇聯這個國家的影響更長遠。前者畢竟是藝術，是理想，藝術與理想更多地取決於人們的主觀感受，更多地是滿足人們的精神的需求。」

王蒙把蘇聯文學與同期的中國革命文學歌頌文學相比較，認為蘇聯文學有六大優點。一、蘇聯文學承認人道主義，承認人性、人情，乃至強調人的重要、人的價值。二、蘇聯文學承認愛情的美麗，乃至一定程度上承認性的地位。三、蘇聯文學喜歡表現人的內心。四、蘇聯文學喜歡大自然和風景描寫以及靜態的細節描寫。五、蘇聯文學有一種強大的抒情性。六、五十年代的蘇聯文學界似乎已有一定的自由度。也就是說，在當時中國閱讀視野狹窄的情況下，蘇聯文學提供了革命戰爭歷史題材難以提供的東西。因此，蘇聯文學熱起來是一種必然。我很同意王蒙的分析，我們當年都可以感受到蘇聯小說中的血與肉。

但是我們要在好多年後才知道，出版的成書與作者的原稿其實有許多不同。原作是經過編輯的多次修改和加上許多虛構，才塑造出保爾•柯察金這樣一個英雄人物來的。據說從一些解密的資料可以看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其實對「革命」有諸多疑惑和不滿，而我們後來也都能體會到，「我們所建設的與我們所為之奮鬥的可完全是不同的呢！」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諷刺！

《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是一位母親（柳•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編撰的有關自己兒女的「英雄故事」，1950年首次在蘇聯出版。該書描述了卓婭和弟弟舒拉如何成長為蘇聯衛國戰爭的英雄，當年在中國十分流行，發行了幾百萬冊，對中國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響。

故事寫1941年德國法西斯入侵蘇聯時卓婭正在家鄉讀中學九年級。她辭別母親，自願加入遊擊隊，和同志們一起深入敵佔區埋地雷、燒敵營，最後被捕犧牲（被絞死）。弟弟舒拉為了替姐姐報仇，進入坦克學校參加培訓，然後駕著坦克奔赴前線，最後也犧牲在自己的崗位上。

隨著時間的飛逝和蘇聯的解體，一切歷史被重新審視，人們有了許多驚人的發現。1999年9月，俄羅斯一本週刊登載了一篇署名Aleksandr Zhovtis的文章，說當時卓婭所處的村莊並沒有德國軍隊，是卓婭燒了當地農民的房子，引起了當地人不滿，才被當地人向德軍告密而被捕被殺。這和劉胡蘭的「故事」何其相似乃爾！

我們早已知道，「英雄」是可以製造的。江青的「三突出」已說明了一切！

看過的蘇聯小說當然還有很多，如《古麗雅的道路》、《青年近衛軍》、《拖拉機站站長和總農藝師》，高爾基的《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他們為祖國而戰》……恐怕絕大部份都已經忘得一乾二淨。隨著蘇聯的進入歷史，這些書大概也只會有個別研究生去找來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