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網按： 徐澤榮博士是深具中西文化素養的社會學者。2000年入冤獄11年，獄中筆耕不綴，苦研馬學，心得盈筪。自稱「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州監獄遭遇了滑鐵盧！」作者改稱馬克思主義為馬學，而馬學之核心乃是勞動價值學說，本書即力證其說之非。以此見證馬學入中100年。系列共20章，本刊將予連載。】

【馬學勞動價值學說邏輯證非之十一：物心】

同理，在剝削起源問題上的政治仲介決定論，也不能被武斷地歸結為唯心主義。

從勞動價值說很容易走上經濟仲介決定論：既然剝削起源於「私產商品的交換」，那麼就必須改換原有的經濟制度，路徑是變私人所有為國家所有，變市場經濟為計劃經濟。此種錯誤改換的惡果之一，便是國民淪為國僕，自為淪為人為。

從效用價值說很容易走上政治仲介決定論：既然剝削起源於「威權掠奪性分配」，那麼就必須改換原有的政治制度，路徑是變私權稱霸為要素共和，變擁兵自立為選舉民主。此種正確改換的善果之一，便是市民兼作公民，自在走向自為。作者認為，政治像是社會的頭腦，經濟像是社會的腸胃，而不是顛倒過來。顯而易見，人類社會的發展，包括政治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歸根結柢，都是源於認知的發展，即人類大腦辨事悟理能力的發展，及其成果的積累。在那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全盤發展的函數公式之中，科學辨事悟理是唯一的自變項，政治發展、經濟發展乃為一級因變項，物質產出、精神產出乃為二級因變項，以此類推。儘管政治像是頭腦，經濟像是腸胃，認知的排位卻為更高：像是生命！一個社會如果不能自產原始科學辨事悟理，那麼就得他借，中國對外開放的首要意義便在於此，且迄今仍不得不在於此。

馬派哲學將物質生產定義為物質，發現囊括不足之後，又將物質生產定義為存在，然後將物質決定精神和存在決定意識相提並論，最後，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根由在於物質決定精神，存在決定意識。這樣一來，作為上層建築的核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就成了精神或者意識，向政治尋求剝削的起源，豈非墮入唯心主義的泥淖？馬派哲學不幸如此作繭自縛。

其實，物質生產是一種人類活動，而人類活動多半源於意識，小半源於本能。隨著科學辨事悟理能力的發展及其成果的積累，在人類活動之中，源於意識的比例愈發增大，源於本能的比例愈發縮小，乃至漸趨於無限小。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物質生產首先是意識的產物。物質生產利用物質生產物質，但於其中，意識是主動的，物質是被動的，走向效用化的質，受已被人格化了的理的擺佈。此外，人們不禁會問：⑴如果說，物質生產乃可因其能夠產出物質而被視為物質的話，那麼，豈不是制磚操作便可因其能夠產出磚而被視為磚，種稻操作便可因其能夠產出米而被視為米？⑵物質生產的定義是什麼？物質本身的定義是什麼？兩者有多少同質性？如果物質生產就是物質，那麼精神生產豈不就是精神？禽獸謀生出於本能，人類謀生出於意識；本能操縱或可稱為生物屬性，意識操縱不可稱為生物屬性，人類不同於禽獸之類低級動物，便在於宋代先哲周敦頤所言「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而得其秀最靈」。由此可見，無論從實證科學來看，還是從形式邏輯來看，都無法承認物質生產就是物質本身。

蘇聯和中國的馬派哲學教材，都曾實事求是地承認：物心孰唯之爭，迄今為止並無獲致最終性質的實證答案，不過根據已有事實，人民大可相信唯物為是，唯心為非。但在實證科學看來，「相信」不能代替實證；實證科學堅決反對「信仰了再理解」，也不認可「理解了才信仰」。意識和規律之間的某種同質性，看來還會繼續困擾唯物唯心之辯，直至地老天荒。可見癥結還在於唯物史觀的前提——唯物主義——之中。

是的，對於這麼一個可能永無答案的論題，當代思想家們還能產生多少探索熱情？不妨直白地告訴讀者，過去，即使是極多的課後閱讀頁數，極長的教授推薦書單，極久的名牌西校訓練，也從來沒令作者遇上，哪怕是一種專事討論物心之爭新近進展的當代西方學術著作，不要說書，連文、連章、連節、連段都沒遇上；系獄十年有一之中，作者亦曾十分留意報章雜誌之上的新書介紹，但卻從來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物心之爭新近進展的報導。作者在此明告天下，源於近代西歐的物心孰唯之爭的現狀乃是「在蘇中兩國，僅是原有成果被人反復編成教材；在全球範圍，乃是研究前沿其實並無尺寸之進」，各位國內讀者切勿以為它還是個熱門課題！在獄之時，一位原深圳市副市長這樣問過本人，得到這樣回答。本人相信心中存此問題之人成千上萬，均可從此得到解答，「洞中方數日，世上已千年」！

馬氏將自己仍有懸疑的唯物主義套入人類社會，稱經濟為物為母為先，稱政治為心為子為後，此種唯物史觀，在實證科學看來，根本不能成立。實證科學當然比虛悟哲學更能知道物質該是什麼。

最後，作者必須曉以讀者一項內部構造曲折精細的真理。前面說過，認知或稱辨事悟理決定一切，政治仲介決定經濟。在這裡，政治就是國家，就是政府，就是威權，就是法律。那麼，政治可否與經濟構成一對自動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就像主觀與客觀、形式與內容、數量與品質等等那樣呢？答曰：非也。馬氏及其虔誠傳人在這裡犯了「把範疇放進本來不包括它們的邏輯類型中去」 的錯誤，一個不易被人察覺的錯誤。

人們應當不難看出，國家決定的不僅是經濟，經濟只是社會的一小部分而已，國家決定的是包括經濟在內的社會。因此，根據定義，只有國家與社會才有可能構成一對自動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國家是施控方，是陽，社會是被控方，是陰。以上道理，乃與「羊倌與羊群」可構成一對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羊倌與（羊群）吃草不構成一對自動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的道理相同。

作者認為，就像在經濟中，供應方與需求方乃是一對自動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一樣，在政治中，施控方與被控方才是一對自動遂現對立統一規律的範疇。施控方與被控方賴以實現那前定和諧預設的良性互動樣式對立統一規律的「儀統機制」（舊稱「辯證機制」），乃為「施控方最終可控于被控方」——用英文說就是The controlling is ultimately controllable by the controlled。這一「三C機制」，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方會現身的雙向自動控制機制，且為其他有機、無機系統所罕見。這種雙向自動控制機制就是俗稱的「民主」，注意：是票選政府制的「民主」，非民主集中制的「民主」。中國古代先哲雖然已有主張「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但卻沒人進一步認識到和提出過上述「三C機制」、票選政府。在近代民主首發于盎格魯—美利堅文明之前，國家與社會兩者，根本無法形成一對前定和諧預設的良性互動樣式的對立統一範疇。無論是施控方的從諫如流、愛民如子，還是被控方的擊鼓鳴冤、揭竿而起，都不可能實現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消弭兩者之間的水火不容，以致形成和平或者安定只不過是兩次戰爭或者折騰之間的喘息而已的常態。西方的先知先覺，早將專制國家視為「必要的罪惡」；中國的先知先覺，亦將專制國家視為「天下之大害」。德國先哲萊布尼茨說過：「上帝創世紀時已做好安排，使一切超于完善，達到知諧。」 以此種前定和諧早已普遍預設了良性互動對立統一的假定看問題，作者不能不對北宋時期的陰陽學家李覯（1009—1059，亦為詩人）的極富智慧的命題「權者，反常者也」 倍感嘆服。「施控陽極」與「被控陰極」之間，若能確立三C機制，即民主機制，權者便可由「反常者」，即既禍國家又殃社會者，變為「正常者」，即既保國家又衛社會者，國家與社會便可從雙輸走向雙贏。九泉之下的李覯先哲，您對這一徐氏衍論可感滿意？

最能說明政治和經濟不屬陰陽學和儀統法所承認的，那種合范的成對範疇的實例之一，乃是十年文化革命之中，曾為毛氏所極力鼓吹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輸到貼地」般的失敗，後被鄧氏和國人棄如蔽履。實際上，毛氏從1953年朝鮮戰爭接近尾聲，大量蘇聯經援軍援已經基本到手，交戰雙方行將簽和議之時，就已迫不及待地開始推行「抓革命，促生產」，即「以生產關係的變革促進生產能力的發展，以上層建築的變革促進經濟基礎的發展」了。結果卻是：中國經濟占世界的比重從1955年百分之四點七，降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一時期的百分之二點五。 1955年對於中國來說，乃屬外戰甫停之初：朝鮮1953年停戰，越南1954年停戰。正是從這一「一化三改」（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初見成效之年，原本已是流光溢彩的戰後物質供應，遽然出現大幅萎縮，憑票供應美其名曰計畫供應粉墨登場。

如果說政治就是價值的威權性分配的話，那麼，那種先行物競天演後行裒多益寡的價值的威權性分配，便可稱為「社會民主」，它是公民屬私有制＋共和式民主制的必然產物。根據這個道理，作者善意奉勸各國無產階級看透想開：馬氏共產主義原無客觀規律響應，社會民主就是唯一可行共產主義。

必須順便指出，在沒有「發現」勞動價值從而剩餘價值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建立在黑格爾儀統法否定之否定定律以及基督教平等觀「眾生皆子民」之上的。前者使他倆相信人類從無剝削社會發展到了有剝削社會之後，必然還會發展到新的無剝削社會；後者使他倆相信，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社會的異化形式。前信是後信的鋪墊。但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和社會科學的結論並不符合馬恩二人這一二位一體預言。此悖說明：作為哲學，儀統法和唯物論一樣，並不具備實證科學所須具備的預測能力；馬恩否定之否定共產主義發生學，乃與馬氏剩餘價值共產主義發生學一樣，全然不是實證科學。

出獄以後，方才看到，其一，路易斯於其《經濟增長理論》 中提出了與作者的「辨事悟理決定一切」相似的論斷：技術知識、社會知識共同決定經濟增長；知識的積累與知識應用相互促進。

其二，康芒斯於其《制度經濟學》， 諾思於其《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中，不約而同地提出了與作者的「政治仲介決定經濟」相似的「法制先於經濟、技術」的論斷：（1）制度無非就是「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協調利益和資源稀少決定集體行動必須控制個人行動而非倒轉過來，若以社會比人，制度就是他的頭腦——聯想孫文所說「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2）制度之物化形式秩序，乃是既衝突又依存的交易各方之間建立起來的協調關係。調節一切社會衝突的公證仲裁人就是國家，首先是法院。（3）在各種經濟的、法律的、倫理的利益協調方式當中，法制利益協調方式才是底定全域的，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歸功於法制。法院保證了資本主義法制的勝利，破壞了沒有正義法制的封建社會的政經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資本主義三大階段（商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均由法制推動。共產主義、納粹主義無法望其項背。（4）產業革命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原因，經濟增長的關鍵在於制度因素，特別是確立財產所有權的制度。如果沒有制度因素的保證和對個人經營的刺激，私人的產業及其收入就沒有保障，近代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起來。（5）因為國家是產權結構的決定者，所以國家對於最終體現產權結構效率的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來說是自變項，後者僅是因變項。 

中國某一大學曾有一份《政治經濟學原著研讀課程教學大綱》這樣說道：「但諾思沒有看到制度對經濟的影響只是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前提下，才起到一定反作用的，不可能起到根本作用。生產力的狀況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此處為人師者真是「如住鮑魚之肆，久居不聞其臭」啊。

第十一章的核心概念，可以濃縮成為六字：悟理決定市易。